深藏的“结构”

“回到弗洛伊德!”

这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大师雅克・拉康(1901-1981)提出的口号，正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他创建了法兰西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派，从而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推向了后现代阶段。拉康的影响远不仅限于心理学学科，更渗透到了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日益增大，以至于有人将其评价为“笛卡尔之后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见、视野最广的欧洲思想家”。

拉康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早慧而好学，在中学里教师们甚至害怕去给他上课。18岁那年他考上了巴黎医学院，25岁专攻精神病学，31岁完成了博士论文《妄想狂精神病及其与性格的关系》，这篇文章对达利等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1936年，他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提交了著名的《镜像阶段》的论文，该文提出了关于主体心理发展最初阶段的理论，确立了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地位。此后，他一面作为巴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每天接待大量病人，一面继续他的教学和学术探索。1953年拉康与其他人组成了法兰西精神分析学会，由于他的见解的异端性，这一协会长期得不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承认。同年9月，他在罗马大学发表了《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的长篇报告(即著名的“罗马报告”)，标志着“拉康学派”的诞生。在这篇宣言中，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尖锐地批评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种种流行观点，系统地提出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观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拉康筹办了个人形式的研讨班，由他本人主讲，这一形式持续了30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后半生，他创办了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成为传播其思想的中心，同时他的思想继续发展并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这种理论的创造力一直保持到他逝世的时刻。纵观拉康的一生，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实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法兰西化，并且在精神分析学史上第一个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哲学根基。

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法国思想界，弥散着一种“令人激动而又带有些许狂放”的时代氛围，一群人文知识分子住在巴黎相隔不远的几个街区，他们中有萨特、加缪、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德里达、西蒙・波伏娃、梅洛一庞蒂、乔伊斯等人，拉康与他们交往频繁。这是一个思想驰骋的年代，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人文学术的面貌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所塑造的。拉康在这一时期也非常高产，写出了一大批经典之作。1955年，他在自己的研讨班上分析了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小说《窃信案》，这是对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典型。尽管拉康的作品一向以晦涩著称，但这一篇分析文字却饶有趣味，于活泼生动之中见犀利深刻。

小说《窃信案》是一个构思精巧的侦探故事。王后收到一封密信，国王突然回来，王后在匆忙之间只好把信堂而皇之地倒扣在桌子上，希望这样反而不致引起疑心。恰好这时大臣前来，他发现了这封信并察觉了王后的慌张，于是他用外表相像的另一封信换走了那封密信，由于国王在场，王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封信被窃。之后，王后命令警长找回这封信，警长仔细搜查了大臣的住宅，结果一无所获，因此只有求助于业余侦探杜宾。杜宾经过推理，认定大臣一定会将信藏在明处，因此只身造访大臣住宅，果然密信经过伪装随便插在壁炉架上挂着的袋子里。他在次日再次造访，巧妙引开大臣的注意力并拿走密信，又在原处放了一封相似的信。

拉康指出，这个故事揭示了一种“结构的重演”。这里出现了两个类似的场景，每一场景中部有三个主体进行着观看，为了方便说明，我们画出示意图(见下图)。

图所示，主体Ⅰ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主体Ⅱ看到了主体Ⅰ没有看见的东西，并且看到了这个人被隐藏的秘密所欺骗；而主体Ⅲ看到了前两者所想要隐藏的东西，并成功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拉康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以上三者在结构中的角色，他将前两者比作“鸵鸟”：“第二个参加者自以为有隐身术，因为第一个将头埋在了沙中，然而第二个参加者却让第三个参加者安安定定地在背后拔它的羽毛。”这很像中国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拉康将小说中“被窃的信”视为一个“纯粹的能指”，也就是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因为“信”这个单词无论在英语还是法语中还有“字母”、“文字”的含义，因此小说中的“信”隐喻了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信”作为动态的“能指”在其“所指”的意义链上不断地滑动，并且在两个场景自动地重复着相同的运动轨迹，在其重复的过程中主体是无意识的。在整个故事中，信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无论它是情书或是密谋信、告密信还是求救信，而重要的是它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拉康指出，“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如果它‘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因为要从信的阴影下通过，他们却成了它的映像；因为要拥有信，信的意义却拥有了他们。”从以上黑格尔式的思辨之中，我们看到拉康思想的深刻之处：表面上看起来主体支配着语言(“信”)，但实际上主体被语言所支配，语言符号的“能指连环”决定了主体的命运和行动，而“能指”所具有的结构实际上来自于主体的无意识。从这里可以看出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作了结构主义的发挥：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领域对主体的支配是盲目的冲动；而在拉康这里，支配者是具有某种深层结构的“能指连环”。

故事中的“信”的所有权与隐藏过程一直在逃避自身并不断地成为读者所关注的焦点。故事开始时，陷入沉思的故事讲叙者与杜宾及其寂静的书房构成了一个空间，突然警长的来访告知王后信件被窃一事，打乱了室内沉闷空气，作为能指符号的“被窃的信”的所有权与藏匿性开始出现。这里拉康对语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所有权”的英文为“ownership”，其词根“own”在古英文和古德文中含义接近拥有与欠缺，因此拥有即欠缺、匮缺。小说中的“信”仿佛是王后的所有物，但它却一直逃避所有权，被变形或倒置。写信人是谁?我们只从侧面知道“S公爵”；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国王是否会发现信件?这意味着剥夺王后的所有权――名誉、地位乃至于生命，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疑问。拉康着眼于信的漂落、转移过程及能指作用，他从这里开始引申：信犹如作品，其原意并不为人所知，更无所谓固定的所指，它只能是流动不居的能指。作品在读者中流传，仅此便构成了其存在的意义。拉康始终认为这个表面类似重申所有权的过程则暗示了其所有权是开放的：可以被肢解、被窃取、被破坏、被置于深渊之中，总之可以被一再“播撒”(借用德里达的术语)。

在对故事情节的分析中，拉康多次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拉康将失窃的信看作是王后“焦虑”的表现，对信的追寻又变成了对“他物”的渴求。而当杜宾走进大臣的办公室时，“被窃的信像一个女人的身体布满整个空间”，因此杜宾的寻找也带有某种“性”的暗示。以上内涵很难说是爱伦・坡的原意，但拉康在这里做这样分析的目的并非要追寻作者创作的本意，甚至也并不是像一般的精神分析派的文学批评家那样通过文本探寻作者的创作潜意识，他对《窃信案》的分析毋宁是为了阐发自己关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拉康对《窃信案》这一文本的解读成了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的经典之论，其自问世以来，在西方思想界、文艺理论界引发了强烈而持久的反响，德里达、巴巴拉・约翰逊、霍兰德、戴维斯等人都曾对拉康的阅读策略提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拉康关于语言中“能指”的流动性及其与“所指”的不确定关系、关于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的论述，包含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由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时期具有开拓意义的思想家。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是否可以沿着拉康的思路对文本中深藏的“结构”进行挖掘和阐释呢?读者不妨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