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声音的内部开始(访谈)

霍俊明：近几年我一直在提文学写作中的“地方性知识”，而这在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显得愈益重要。说说你所在的小城与你的生活和写作的某种挣脱不开的关系吧！

唐小米：早晨上班，要穿过小城最喧嚣的一条街道。街道紧邻长途车站，炸油条的，摊煎饼的，开出租的，在站旁兜售各种零食和打火机的，急急追赶汽车的……他们拥挤在城区最北边的这个角落，散发着浓烈的汗味儿。而这座车站，也犹如一颗大汗珠儿，整日挂在小城的额头，擦也擦不掉。其实我极其厌倦了这条街道，下水口旁永远堆放着垃圾，临街的店铺脏水随处乱泼，每年冬天，路面上都结着厚厚的冰。有一年，我衣着光鲜地在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很多次我发誓一定要搬家，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漂亮的小区，和大城市里的一样，每年春天，花儿开得都疯了。理想中的生活不过如此。我想，这，就是距离。我写诗就是因为爱上了距离。现实可触，而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有那么多未知在远处模糊着、美着。

霍俊明：小米你好！我一直以来关注女性写作中的家族谱系形象，你的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尤为值得注意。谈谈你的家族里的女性对你的性格和写作的影响吧！

唐小米：我奶奶，闺名王躲。对，是躲藏的躲，不是花朵的朵。1923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大中国正在面临腥风血雨，而冀中平原的某个小村庄也遭受着军阀混战的动荡，我奶奶的娘就把我奶奶生在了高粱地里。这样描写完全没有抄袭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意思，我说的也不是历史，是我家的家族史。我奶奶说：她娘躲在高粱地里好不容易把她生下来，她爹刚松了口气，喝了口水，那边他娘又叫唤上了。她爹一看，怎么还有一个黑头发的小脑袋一冒一冒的？这次没等怎么费劲，她娘又生出一个女娃娃。这个比我奶奶晚出生几分钟的人就是我的姨奶奶――王藏。我始终认为我的世俗遗传了我奶奶的基因。据说我奶奶选择嫁给我爷爷只因为两句话。当年她在另一块高粱地里问这个男人：你家攒了几块大洋？我爷爷闷头说：两块。我奶奶又问：那你家过年能吃上白面不？我爷爷说：能。一点儿悬念没有，我奶奶就嫁给了他。怀着痛悔的心态看看挂在北墙上的照片，那个叫王躲的老太太佝偻着腰，穿着一水儿洗得发白的麻灰色棉布褂子，手里攥着两张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废报纸。就算有些呆傻了，她依然能迅速分辨出人民币的面值，依然舍不得穿新衣服，舍不得吃白面。所幸她的老伴儿始终跟在她身后，笑眯眯地看着她。

霍俊明：王躲，一个多么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意义的名字！说到女性和女性诗歌不能不注意到情感以及关于爱情想象的不可或缺性。你对此怎么看？

唐小米：其实每个人的情感历程都有相似之处。一个人走在路上，转弯处会遇到迎面走过的人；下雨时会遇到手中打伞的人；或者如三毛所写，还有梦中的那个，已然看不清面目，却固执地站在开满桃花的树下等着你圆少年梦的那个人。但谁，会成为你的藏品？相信这个问题爱情中的人都会想。想多了，千回百转，愁肠郁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不过是徒增烦恼。忘了是谁说过，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爱情。过程相似方式却大为不同，毕竟爱情并非不堪到只有抛弃和分离，也不会像1+1=2那样清楚和理性，它更像一块儿刚出炉的奶油蛋糕，热腾腾散发着人类生理和心理都渴望的香气。听到多少痴男怨女都在说：既然做不成藏品，宁愿做你的宠物，也不愿与你错过。所以如管它是藏品还是宠物，既然做了飞蛾，扑一回火又有何妨？谈到爱情，说似游戏，有人摇头；说不似游戏，依旧有人摇头，看样子，人人都是糊涂的吧。

霍俊明：是的，无论是三毛还是张爱玲，她们在写作中如此清醒，然而在现实生活和爱情面前她们却可以称得上十足的悲剧者。诗歌是否让你重新了解和发现了生活？或者说写作也是一种生活，起码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正如你诗集的名字《距离》，诗歌和生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距离？这段距离需要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涉渡而过？

唐小米：是的，诗歌让我将我在生活中养成的特殊癖性得以发挥。生活中好像到处游离着肥皂泡一样的东西，瞬间盛开，瞬间破灭。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用一只空瓶装满肥皂水，再从苇席中抽出一节空苇杆，蘸了肥皂水轻轻地吹，一朵朵大大小小的肥皂泡儿就从苇杆的另一端飞向天空。我时常在身上沾满了肥皂泡到处走。这些带着七彩光的泡泡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仙女，而它们，是我最华丽的魔法。肥皂泡带来的美好体验助长了我长大后服从于幻想的陋习――明知道它只是肥皂泡，却依然被吸引。追逐。沉醉。并承担它爆炸后在空气中留下的微小洞口。这与我的日常经验多么相似。生活，让我一次次目睹自己在同一时刻成为营造者和毁灭者的过程。如果每天都是一样的，一天和一生会有什么差别？很多次我站在窗口，看着相同的风景，会这样问自己。但昨夜，窗外因雾有了不同。我亲眼看到它漫卷而来，越来越浓。不是纱巾，不是轻音乐，而是牛奶。仿佛无尽的牛奶自天空倾倒，带着丝绸般的质感迅速弥合了天，与地。没有旅人和站台，车灯和路灯像是萤火虫尾巴上一点模糊的光晕。紧挨着我的大树开出白棉花的花朵。我隔着玻璃，看到被牛奶淹没的房子。伸出手，我的手就被淹没了。我还想拿出我的身体，平躺着，从窗子这个小小的洞口递出去。让我遍身流淌着牛奶，像一个将要融化的人。

霍俊明：再说说写作在你的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和文字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唐小米：母亲曾经幻想我将来成为一名作家，那是她心目中最崇高的职业。因此，小时候不会作文的我常常被母亲责打，无奈之际，父母把我交给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教写作文。当我作文中的词句全部以合辙押韵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母亲终于意识到了她的失败。更令我惭愧的是，母亲这种失败一直延续到我上师范学校，当时有一门功课叫语言基础，我没有一次是及格分数。老师暴跳如雷，说：我就不信了，还有这样的中国人？于是他从造句儿开始教我。翻着白眼儿造句时，我想我这辈子再无聊也不会爱上写作，那些字，以及它们生发出的无数种含义，简直就像一枚枚图钉，把我牢牢钉死在墙上。但生活是个被青草掩盖的大陷阱，它在你的春天来临时等着你陷落。就像我，最终落入文字的陷阱，并为它带来的烦恼狂喜。当然，文字的好处就是这样，在你懒于交谈，连目光都懒得望向别处的时候，它们是你的一种生存状态。或者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蝌蚪，在浮游的水草中穿针引线；再或者是一粒粒安眠药片，支持你和内心深处的某个人等距离慢性自杀。但千万不要挣扎，这些小石块儿比你更知道方向，它们打算把你埋在永远无法预知的地方。这时候你如同把自己放进一条隧道里，你在隧道里穿行，它们，那些浮游的星星碎片一样的文字从你的身边飞过去了，带着长长短短的尾巴。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文字的游离，类似于在草原的风雪中，马群脱离了牧人，苍茫间射出无数个方向。这样的场景有一次在我的梦中出现，那时我是一块被分割的木偶，急于找到刻在木片上的文字把自己完整地拼接起来。我带着满身残片在一条隧道里跑来跑去，宛如一块儿找不到龟板的甲骨。我为此疲惫了一晚上，醒来后，极其痛恨文字。不，也许在未来的世界，文字长在一棵树上，需要哪个字，就随手摘下来，像摘下一片树叶，把它放在最适合生长的地方。或者，文字会成为组成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彼此能看见，想什么，什么文字就像心脏一样跳动。我相信不只是幻想，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每天安排文字的时候就发生了。把爱和情放在一起，组成爱情。把欲和望放在一起，组成欲望。把生和死放在一起，组成一生。很多人都在生活中组词，拼拼凑凑，过着缝缝补补的人间幸福生活。不能准确地把一件东西放在属于它的位置上，结果就只能有一个。我仿佛看到一件精美的瓷器摔碎了，碎片四溅。仿佛文字，从白纸的内部游离了出去。

霍俊明：好像我读过你很多的散文和随笔，但是几乎看不到你关于诗歌写作的专门的文章。此次要求你谈你和诗歌的关系甚至观感，是不是有些难为你了？

唐小米：说实话，向来惧怕创作谈之类的写作，也惧怕说观点之类的话题，如果让我向“组织”汇报思想我倒是轻松的。为此，身边的朋友如是说：此人懒！惯说梦话！不善思考！且，情商超大于智商！其实面对写作，我要坦白的也只有三句话而已。第一，我是新人；第二，我是笨人；第三，我是好人。关于我是新人之说，很惭愧。我明白，如今这话是成了星的人们嘴里的谦逊之辞，从那些闪光的嘴里说出来时，不亚于溢美。我说，却是用来搪塞。凡听到有人谈论诗歌，凡有人问起我的诗歌写作时，我就说：我是新人。这话是我的借口，我的遮羞布。新人嘛，写得烂些，总是会被原谅的。最重要的是，新人是被期待的，我渴望我的诗歌被期待，我渴望人们期待我像期待新人出场那样，甜蜜而不安地拍打邻座的大腿和肩膀。因为我总是怀着这样的热情去看待我喜欢的诗歌。那样的诗歌，哪怕它是粗糙的，破碎的，稚拙的，但它充满了新鲜味道，一下子打动了你，让人能够在不完美中感到可塑的潜力，在空隙中看到成长的希望。没错，一首诗歌，因为它是可见的，是质地纯粹的，因此也是最可期待的。正因为这样，我愿意永远做个新人。但可悲的是，我已写作多年，但我的诗歌却还是在模仿老人走路。也只是模仿而已。我模仿了老人迟缓的步伐，却没能够悟到迟缓之中的智慧和其中隐藏的奔跑之速。因此，当我说我是新人时，内心从不原谅自己。

霍俊明：阅读你的诗歌很踏实。这一定程度上与你的生长环境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与你的性格直接关联。你的诗歌无论是那些安静抑或冲突之作都能够让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写作。换言之，你的写作是有体温的。这与那些自我沉溺、消费现实或者修辞癖和知识狂的写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唐小米：我是笨人。这是真的。凑巧，居住的小镇名曰“城”。曾用小笨这个名字投稿若干，遭退稿若干。做人笨，始终都是件糟糕的事情。而诗歌简直就是在通灵，我喜欢的好诗，都是神来之语，写出它的人，只是听到了神的交谈罢了。墨西哥诗人帕斯曾说：“为了说话你要学会安静。”我相信，好的诗人，都是安静的聆听者，聆听语言自身的言说，听从语言对你的引导和召唤（陈超语）。而语言来源于什么？如同上帝对上帝的解释：“上帝就是每个人自己”。我认为，我们要听从的语言应该来源于一个人的内心――内心已经说出的，内心正在说出的和内心急于说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个人的内心肯定不仅仅属于一具身体，它存在于更广阔的自然万物之中。一位诗人，应该首先拥有万物之心，才能拥有万物的语言。才能站在万物的角度，替万物说话。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向着我能看到的某一点努力尝试――好的诗歌不是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我整日幻想着我能像一株叫做“诗歌”的植物那样，长出一嘟噜儿一嘟噜儿的小诗歌。不敢保证这种观点不是一个人的牛角尖，因为至今我仍未长出点儿什么来，就连头发也越来越少。但作为资质平庸的笨人，我也只能像别人鼓励我那样鼓励自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是个好人之说，私下认为这是最值得一提的，我确实好，好到甚至没有了个性。有时“好”也是件可怕的事，年龄越大就越知道，要为此牺牲很多东西。最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我有什么事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做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写诗。诗歌是吝啬的，写出来，纯粹是为了讨好自己。因此看到有人在为诗歌争吵内心就很为他们着急，说到底，不论什么流派，争来吵去有什么意义？什么样才是诗人，什么样才是诗歌？一万个人，也许会产生一百万种概念。为什么要赋予诗歌“姿态”呢？我是理解不了的，只能远远地躲开。因此有人问我流派，我说我没有，我喜欢怎么好看就怎么写，怎么好玩儿就怎么写，怎么舒服就怎么写，怎么更贴近内心就怎么写。诗人王小妮曾经说过：“有些人一直认为只有某种假模假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我理解，根本没有那种东西！诗，是现实的意外。它所用的语言也必然只能是意外而全无套路可循。不然，诗怎么能进入人的内心？”我深以为然。写诗的时候常常感觉有无数个我在世间晃荡，到底哪一个才是天使？我扒着眼睛寻找，很想目睹真颜。但是，真的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在写，还能写，已经享受到天使的幸福了。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很喜欢一句祈祷词，作为新人甲，笨人乙和好人丙，我愿意面对我的诗歌再一次祈求：“亲爱的天父，请见证我们从善的心，让我们的缺点因为一心改正而变成优点，让我们的优点更加完美！阿门！”

霍俊明：但愿宗教能够拯救那些需要清洗的人们！此刻，窗外的秋虫正在不停地鸣叫。故乡近在迟尺，我却一次次只能在梦中与她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