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团的政经角色

谁挑动了“争端”

2004年7月7目，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67年纪念日，日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派出调查船逼近中国“春晓”油汽田，进行为期3个月的所谓“勘探调查”。此前4个月，日本曾扣押了登上的7位中国勇士，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一个月后的8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为确保蕴藏着矿物资源的大陆架的权益而尽早划定大陆架”的基本方针。与此前进行大陆架调查相同，日本政府再一次启动了“官民一体”的机制。资料显示。日本“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是试图开采东海油气田最积极的企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一直在向政府要求授予试开采矿业权。

正是在2004年，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会社收购了“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并进一步整合芙蓉旗下的矿区，取名“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公司”，成为日本政府间接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日本石油公团持有49.94％的股份。此后，公司更名为“尖阁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尖阁列岛”正是日本人对的称呼。

资料显示，芙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是富士财团(又称芙蓉财团)的丸红株式会社(综合商社)下属企业。丸红株式会社这家日本综合商社并不为中国人熟悉，人们更多关注日本政府在和东海争端的态度与动作，常常忽略了背后日本财团的意志和能量。

事实上，日本的大政方针更多是由财界主导、政界参与制定的。特别是日本的综合商社在社会经济与国际政治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可参见自益民最新著作《瞄准日本财团》)。

背后的日本“财界人”

日本财界领袖级人物永野重雄曾对“财界人”下过一个定义：“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人去搞。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财界人。”正如永野所言，财界成为了事实上主导日本社会经济的“商人幕府”。如1955年鸠山政权的，源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石坂等财界主流的极力反对。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是如何在政治上发挥能量的?除了在本土外，还在中国台湾地区得到充分体现。如，中国台湾长荣财团的创始人张荣发早年曾为日本船商效力，因而与日本商界联系密切。1978年中国台湾“交通部”批准长荣海运公司开拓欧洲航线，其资本额75％来自日本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长荣海运则一再强调，该公司与丸红之间只是普通客户关系，还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国公共关系公司出面驳斥“不实谣言”。事有凑巧的是，《国际集装箱运输》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文章，透露出美国信孚银行贷款给丸红，后由丸红转贷给长荣的内幕，岛内舆论顿时哗然。长荣航空公司购飞机，丸红也出马进行联贷，参与的日本银行这百余家，台湾本岛一些银行想给长荣提供贷款，却根本针插不进。

上世纪80年代，台湾长荣财团投入7000万台币成立“国家政策研究中心”，高薪网罗一些专家、教授，专门研究“”问题。中心成立后，所需经费全由长荣集团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给李登辉参考。因此，与日本财团关系紧密的长荣财团“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李登辉搞“”的“智囊团”。

富士财团的马前卒：丸红与日立

丸红是富士财团的综合商社，表面是一家巨无霸级的国际贸易公司，而背后都是财团的金融企业大量持股，实质上扮演着一个投资银行的角色。2006年5月19日，新华网刊发了一篇“日本丸红公司与中国的故事”的文章介绍说，丸红2006年对华贸易为80亿美元，已在中国设立了144家合资与独资企业。

鉴于中国对外资源的依赖逐步加深，2010年5月，丸红宣布。将加大在海外资源领域的投资力度。根据丸红商社下属的资源能源部门新增的投资计划，到2012年以前，将投入资金3000～3600亿日元，用于强化其在包括铁矿石、普通煤炭、镍、铜以及稀有金属等领域的控制。丸红还计划投入专门资金，加强贸易类人才的培养，以确保获得最大收益。

富士财团是日本的六大财团之一，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安田财阀而发展起来的。富士财团叉称芙蓉集团，因为日本人称富士山为“芙蓉之峰”。

与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相比，富士财团较为松散，但是丸红作为财团的综合商社，发挥着产业组织者的作用，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富士财团由29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丸红(商社)、富士银行、日立、佳能、日产汽车、日本钢管、札幌啤酒、日本精工、久保田等。

日立公司是富士财团的重要核心企业之一，其重点产业在装备制造领域，包括高铁、核电等，实际上是一家披着民用外衣的日本军工企业。同时，日立集团大力发展数字媒体产品、电子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等基础技术产品事业领域。

根据2006年制定的“中国事业新战略”，　日立当年在中国市场实现70亿美元的销售额，预计2010年度在中国市场的总销售额达到120亿美元。为此，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冢田实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称：　“我要不遗余力地寻求－立在华130余家企业协作效应的最大化。”

多年来，日立在中国投资的130余家企业所开展的业务，涵盖了电力及工业设备系统、楼宇系统、城市交通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医疗系统、电子消费产品、建设及资源开发系统、汽车系统与汽车系统材料、信息电子及面向数字家电零部件与材料等领域。

日立已将“社会创新(基础设施)事业”与为此提供支持的“基础技术产品事业”确立为目立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重点业务领域。一旦这个领域被日立掌握，也就相当于中国城市的生活命脉几乎也就被掌控在日本人手中。

谁在触碰中国金融安全的基石?

数据存储被称为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2010年，日本日立集团旗下的目立数据系统公司(HDS)在中国数据存储领域有了大动作，主要是通过一家名为“北京长远智扬科技公司”(简称“长远智扬”)的私有企业，接近中国大型银行等金融企业。为此，7月1日，日立向“长远智扬”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石锋授予了中国区首批“白金合作伙伴”的资格。

资料显示，长远智扬注册资金100万元，目前客户群主要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主要产品为日立数据存储、IBM、HP、Sun服务器和管理软件。总部设在北京，在福州、厦门、香港、上海、南昌、长沙、济南、郑州等地设有办事处。注册资金不过百万元，事业规模却如此之大，令人称奇。

长远智扬的法人代表石锋，兼为北京融商电子货币工程集团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资料显示，北京融商电子货币工程集团创办于1993年，是国内首家从事电子货币工程的专业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银行系统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团全方位致力于金融电子化、系统集成和办

公自动化等系统的建设，并且在计算机网络、银行专用机具的研制和推广。

在IT业内，大家都知道“全面三防的日立Simple Touch军工移动硬盘”。所谓移动硬盘就是小型数据储存器。日立这款硬盘的外形类似一辆奔跑中的装甲车的造型。在性能上，日立Hitachi Simple Touch除具备常用功能外，由于这是一款采用军工技术研制的军工级产品，它还拥有能够经受住一吨重的重压和防水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日立公司与美国的IBM公司关系密切。2001年7月9日，IBM公司、日立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日立数据系统宣布达成战略技术协议，扩展存储服务器之间的互操作协议。2002年6月，IBM以205亿美元将其硬盘生产部门出售给目立公司。交易完成后，日立公司与IBM共同建立一个硬盘合资公司，名为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日立拥有合资公司70％的股份。

事实上，无论是日本的日立还是美国的IBM，都属于军工型企业，他们的产业部门与军工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军工型企业日立为何在中国与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个体户式的小公司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据存储这样一个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领域，却由“长远智扬”这样与日本军工型企业密切合作的小型私企来构筑，不禁让人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息优心忡忡。

丸红在中国千过的勾当

更有疑问的是，为什么日立公司在中国有众多办事处及上百家合资企业，却不通过自己的公司，偏要启用一家中国个体企业“长远智扬”向中国的金融巨头们推销自己的数据存储设备呢?对此我们不能妄下断言，但就《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作者白益民先生曾在日本综合商社工作12年的工作经验来看，这种行为不可不防。

丸红就曾给我们上过很好的一课。在《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上，曾披露过这样一个案子：

1985年我国对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时，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几家公司参与竟标。当时，丸红公司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为了能顺利中标，丸红公司找到了项目的招标业主――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方复明。

按照规定，方复明只负责审查此项工程的采购指标、技术条款等，其他方面则鞭长莫及。但是方复明找到了在竟标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另一个是该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

方复明把刘连城和吴守仁推荐给了丸红公司，此后丸红公司在竟标路上一路绿灯。最终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事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吴二人平分。两人分次接收了贿款，昊守仁以“姚午鸿”的名义签收。

方复明后移居美国并取得美国国籍，但在中国大陆活动频繁，引起我国侦查人员注意。侦查人员发现，方复明多次在一些国家大型招投标项目过程中出入主管领导住所，行迹十分可疑。1999年方复明再次回到中国。侦查人员悄悄潜入他的房间，打开他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晾：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

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s。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

从这些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通过巨额贿赂我国家工作人员，为外国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从中收取顾问费。侦查人员没有贸然行动，迅速离开了宾馆。2000年2月28日，方复明再次回国后被扣押。

后来，侦查员从方复明处查获的签字收据，大部分署名与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姓名不符。在调取笔迹进行比对后，发现“姚午鸿”的签字与吴守仁的字迹相同。提审吴守仁后，15年前日本丸红商社中标北仑港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刘连城也就此归案。

2001年10月，美籍华人方复明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据《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报道，该案涉及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原水利部副部长、7个厅局级、数个处级干部。

前车之鉴，足以为戒。对于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之种种，国人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