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动用现象分析

摘要:名词动用现象许多语法著作中研究的不是太详细,本文主要以张文国的左传名词动用为依据来综述当今研究的现状,并稍微进行了一下比较分析。首先,名词是否用作动词前提要确定词有无定类,如果没有定类也就无所谓名动之间的活用与不活用了。再次,还研究了名词活用如动词与兼类的区别问题。最后总结了一下名词用如动词的一般标准,以便于使学术界的混乱局面得到一些系统的整理,使教学活动更易进行。

关键词:名词动用;词有定类;区别;标准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9-0095-01

一、 词有无定类

名词用如动词前提是词类划分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马氏文通》中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义何如耳。”“字无定类”正是顾及词语运用中的活用、兼类问题,马建忠这里说字无定义是无定类的原因,但是,字是否真的是说没有固定的意义呢,其实马建忠考虑的角度应该不是直接把字确定为无定类,这里他思维的角度应该是字在句子中的语法意义,字除了词汇意义,即概念义,还有语法意义,即在句子中的意义,充当什么句法成分,他主张通过上下文来确定类别,上下文中的类别是从做什么句子成分,比如:主语还是宾语,西方语言里是名词作主语宾语,动词做谓语,反过来,作主语宾语的也是名词,西方语言是语法意义和词类是一一对应的,而汉语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马建忠的观点为我们考虑词有没有定类,拓展了思路。但他好像也没有明确说出词有没有定类。

我认为如果汉字真的“字无定义,故无定类。”那么研究语法似乎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么非汉语母语的人习得汉语要通过什么方式呢,分出词类似乎更能让他们接受,但是因为汉语不是形态语言分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使用时不能 完全按照外语中的规则,名词不仅可以做主语、宾语,还可以做定语,有时甚至可以做谓语。这样似乎分出类别是不合理的,但是,每一种规则都有例外的,名词大部分是可以做主语和宾语的,这对于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比较易于接受和理解。有许多的例外,以名词为例,做定语和谓语的一般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尤其做谓语时更有限制条件。这里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提出活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马建忠举《庄子・德充符篇》“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说:“‘止’字四用……是一‘止’字而兼三类”。意思是说“止水”的“止”是形容词用法,“惟止”、“众止”两“止”字是名词用法;“能止”“止”是动词的使动用法。所以他说是“一个‘止’字兼三类。”陈承泽《国文法草创》认为马建忠所举的止的三类都是‘止’的活用。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有活用就否定词有定类,大部分的词是不可以活用的,可见不是“词无定类”。

二、 词类活用与兼类的区别

词的活用,是指某些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可以被使用语言的人灵活地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了原有的语法特点和意义,从而获得了他类词的语法特点,临时充当别的词类,这类现象叫做词类活用。如《公羊传・宣公六年》的例子“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大门”的门是名词;“门焉”的“门”是守门,活用为动词。词的兼类是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经常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类的语法特点,在词义上有一定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它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如《汉书・韩信传》“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食”杨柏峻、何乐土认为是兼类。

可见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是存在分歧的,有的归入“兼类”;有的归入词类活用。衣在同一例子中有的将其分为兼类,有的认为是活用,如果从意义角度来看,从词汇意义,解衣的“衣”与衣我的“衣”从历时角度来看是有联系的,似乎是一个词,而这种联系是不同于一词多义的,并且,“衣”作为动词是不常用的。他不同于兼类的正是这一点。词类活用是词的临时性换类功能,词的兼类是词的经常性兼类作用,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张能甫、张文国在《古汉语语法学》通过考察名词的意义特征来鉴定是兼类还是活用。他们把名词的意义特征分为概念义,把概念义又分为特征义和类属义。他们认为是否活用主要是特征义不同。特征义主要从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来说的,静态的主要包括形貌、性质等,动态的主要有表示行为动作的。以说文解字中的例子为例:

1.来源于形貌特征的,如:

(1)鸟,长尾禽,总名也。(鸟部)

“长尾”是特征义,是说明鸟的形貌的;“禽”是类属义,是说明这种鸟的类属的。这句采用的是“特征义+类属义”的结构方式。

2.来源于性状特征的,如:

(1) 桂,江南木。(木部)

“江南”表地点是表示性状特征的特征义。木”是它的类属义。

3.来源于行为动作特征的,如:

雨,水从云下也。(雨部)

“水”是“从云下”的施事,表示动作行为,对于雨的描述是动态的。

一般特征义来自动态特征的名词才能经常用做动词,如君、臣、雨、手、目等。

三、名词用如动词的标准

古代汉语名词可以用如动词的现象相当普遍。

名词是否用如动词,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虑呢,许多语言专著中认为是应该考虑上下文的意思,这里考虑的应该是语法意义,也就是从他在句子中作什么成分,和什么词或短语结合,这里和马建忠的观点颇为相似。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郭锡良著.语文出版社)是这样概括的:

1. 两个名词连用,名词和名词是不能直接一起用的,如果这样用就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活用为了动词。例如:

(1) 遂王天下。(《韩非子・五C》)

(2)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史记・陈涉起义》)

2. “所”加名词,所后面一般是动词,这儿可能名词就活用为动词。如:是以令吏人完客之所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3. “能”、“可”、“足”、“欲”等能愿动词后加名词,因为能愿动词一般修饰动词,所以这儿名词应该活用为动词。如:

(1)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论语・公冶长》)

(2)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史记・甘茂列传》)

4.副词后面加上名词,一般也活用为动。如:

秦师遂东。(《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5.名词后加“之”,“我”等代词,名词活用为动词。如: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6.名词后面用介词结构作补语,名词一般不带补语,带补语的一般是动词。名词在这种情况应活用作动词。如:

齐侯师于首止。(《左传・桓公二十八年》)。

7.“而”连接两个名词,组成的并列结构,名词一般活用作动词。如:

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盐铁论・相刺》)

这些标准也只是一些基于,词有定类和词的不同语法作用来说的,是一些常见的现象,主要是从语法作用入手的。

四、小结

综述名词动用现象,可见不仅古汉中有,而且现代汉语中也有。马建忠的关于词有无定类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名词用作动词的原因之一与上下文直接相关,在上下文中分析,还要考虑他的词汇意义是否有联系。张文国张能甫的关于活用的探源别具意义,但也只是从字的最初源头来说的,似乎还是有局限性。对于词类活用的标准,继承了马建忠的从语法意义考虑,又像从它的常见情况来看,似乎还是不尽完美。

名词的研究似乎没有动词更加的全面、完善,名词的研究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基于其重要的地位,应该拓宽视野发现名词活用的真正的标准。

参考文献:

[1]关立新.左传名词动用现象分析[J].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杨伯峻、何乐士著.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上)[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3]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陈承泽.国文法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张文国、张能甫著.古汉语语法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