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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驻外国公使，这在今人看来是平常的一件事，但在当年，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认为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人们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奇耻大辱，派谁出去呢？成为清政府的一大难题。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以懂洋务著称的郭嵩焘（字筠仙）担此重任。
郭嵩焘一向倾心西学，认真研读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的西方自然科学图书，且后来一直参与洋务，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1875年初，辞官在家、闲居8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出后，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正在长沙准备乡试的湖南考生，在致仕回乡的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的怂恿下，烧毁了郭嵩焘的住宅，还扬言要开除他的省籍。
是时，上从朝廷清流派，下到文人士子，多以尊王室攘夷狄自鸣得意，郭嵩焘求随员十余人，竟无应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凑齐。就是这样，清廷为了制平衡，还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在强大的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1877年1月下旬，郭嵩焘到达伦敦后，立即将这几十天日记《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建议。
总理衙门将此书刊行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朝野顽固守旧者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痛斥郭嵩焘对外国“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认为应将他撤职调回。
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清廷并未将郭嵩焘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支持，赞扬其“一拓眼界也”。其实，李鸿章对郭嵩焘的出洋一直是持鼓励、支持态度的，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嵩焘甚抱不平。
使英期间，副使刘锡鸿常常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1877年4月，由于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清政府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但这并没有使刘锡鸿有所收敛，反而攻击得更加猛烈。
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锡鸿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
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被刘锡鸿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锡鸿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大不应该，是“汉奸”行为。
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备感愤怒，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1878年2月底，清政府又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5月6日，刘锡鸿就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
由于清政府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决定将郭嵩焘免职调回。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
1879年5月末，请假归乡的郭嵩焘回到长沙。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长沙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
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