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符号经济”的中国首倡者

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到纸币、电子货币，从货币家族到票据家族，从股票债券到期货期权，再到常人无法搞懂的各类金融衍生品，整个经济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符号化。那些原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济符号，现在反过来对实体经济发号施令。

2008年，这种“异化”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渐次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未能“独善其身”。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与形势下，“符号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符号经济”的中国首倡者张晓晶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一也因此而更多地被人关注。

金融危机的独特研究视角

早在15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张晓晶就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81年提出的“符号经济”概念，率先在中国进行“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当时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都很热，而实际经济状况却并不好。这令我很困惑。”正是这个困惑，促成张晓晶写就第一篇关于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研究的论文《试论股市变动与实体经济的偏离》。这篇论文作为唯一一篇在校生论文，在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征文中顺利入选1994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也正因为这个契机，张晓晶拟就《试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其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期间，得益于樊纲老师的指导以及余永定教授的建议，张晓晶将原来的硕士论文扩展成博士论文《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视角》。当时参加答辩的董辅、晏智杰、李扬、宋国青诸教授都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据说，这个选题影响了其后很多学弟学妹。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找到张晓晶，希望将他的博士论文放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中出版。张晓晶却说：“不急，我还要好好改改。”后来，藉着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深造的机会，他又对论文作了修订，直到2002年才得以面世。这本书的问世，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更有着前瞻性的借鉴意义。

张晓晶没有采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在描述、分析金融现象时所使用的“虚拟经济”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虚拟经济”是非生产性的，这类仅与货币符号相关的活动只是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们分享劳动成果，只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是消极的、是要被批判的，要尽可能减少以至消除的。而在彼得・德鲁克那里，符号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前者指的是货币和信用，后者指的是货物、工作和劳务。张晓晶借鉴彼得・德鲁克的“符号经济”概念，并指出，“符号经济”是具有“生产性”的。

不过，这种具有“生产性”的符号经济也有很大的“破坏性”。在张晓晶看来，符号经济运动往往会偏离实体经济，并有可能因此而干扰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下降甚至经济危机。张晓晶研究符号经济的核心目的，就在于破解“符号之谜”，如何通过改善制度、调整政策，使得符号经济既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又使它相对“驯服”，减少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

对于多年前提出的符号经济理论能够揭示出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张晓晶有些自得。“尤其是关于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及其后果的分析，与当前次贷危机的种种症状非常契合”。

张晓晶认为，现在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什么新的经济学革命，而是重回古典，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符号经济进行重新定位，不要过度迷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而要对于形形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更高层次上的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提出应有的质疑。

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人预言“符号性财富将取代真正的财富”，张晓晶却说：“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就像风筝与线的关系，风筝飞得再高，也需要有线与地面发生联系――符号经济不过是耀眼的浪花，尽管可能不是转瞬即逝；实体经济才是掀起浪花的海底的潜流，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增长才更为根本。”

20年，每个脚印都踩实

自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至今，张晓晶已在经济学探索与研究这条道路上跋涉20年有余。当初，喜欢人文的他，在哥哥的影响与建议下，不期然地叩响经济学的大门，却发现其实里面挺有意思，“大学本科时，《资本论》至少精读了三五遍，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与黑洞，吸引你陷进去。”

正是在这份浓厚兴趣的指引下，自小聪慧的张晓晶得以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陶文达先生攻读硕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张晓晶改学西方经济学。他同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樊纲教授的博士。据说，当年张晓晶去中国社科院报考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问他，能考第一吗，若没把握就别报了。要知道，当时樊纲老师第一次招生，近20人报考，而那一年樊纲老师规定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个!

结果，张晓晶两边都考了第一。这下，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问题。一边，是自己的母校，高鸿业先生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他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在中国一版再版，好评如潮；另一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老师，报考之前，张晓晶就阅读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樊纲教授的论著，深深为之折服。

这时候，思想开明的高鸿业老师对他说，你在人大待了7年，该换换环境啦。这样，张晓晶最终选择了樊纲教授，却一直对高鸿业老师心存感激。“后来，我在北图几次遇见高老师。他生活简朴学风严谨，给过我很多指点与帮助，对我的研究与人生影响很大。”

3年博士期间，许多人都着急发表文章、参加会议，但樊纲老师却教导他，要读原著、抓基础，要和伟人对话而不是和俗人对话。当年朱绍文老师教导樊纲的治学箴言，樊纲教授又拿来教给张晓晶，如今，张晓晶也这样教他的学生，“这就是学术的薪火相传”。

回顾多年来的学习、研究生活，张晓晶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的博士生导师樊纲教授。樊老师治学严谨，注重基础和方法论。博士入学之初，他就告诉我们要打好基础，要有广阔的理论知识背景。分析问题时，他强调拿到问题后，先要看这个问题能放到理论框架中的哪一格里，然后才有的放矢。讨论问题时，他则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如果你还游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他会马上把你拉回来。他的

治学育人风格有如雕塑大师罗丹：大刀阔斧，注重整体构架，较少拘泥于细节上的打磨。”

尤为人称道的是，在樊纲的主持下，当年社科院开办了福特基金班，邀请诸多“海归”、名师用英文授课、英文考试，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整整一学年，为学生们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张晓晶进入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当得知他顺利申请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访学项目时，时任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也是张晓晶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祝贺他说：“我乐观其成。”

2000年，张晓晶学成归国，31岁即被评为副教授。同年，他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本理论研究室工作。2005年，他晋升为研究员，并调任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那一年，他才36岁。

宏观经济学研究室被誉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8个研究室中的“品牌室”，刘国光、董辅、光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主持过该室工作。樊纲教授曾以赞赏的口吻介绍张晓晶：“这是我的学生，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宏观室可是很厉害啊，我都没做过宏观室主任呢!”

目前，该室不少人都有在耶鲁、哈佛等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培训访学的经历。2006至2007年，张晓晶就曾受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及马丁・费尔德斯坦之邀，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访问研究，收获颇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便算得上其中副产品之一。

从1988年至今，20余年来，张晓晶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坚实而又清晰。作为经济学界崛起的新锐，他先后出版《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等著作，在国内外权威报刊上多篇，并荣获多个奖项，包括两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中国图书奖。

经济学家并非“生活在别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同于普通高校，它在科研教学的同时，还担当着政府“经济智囊”的重任。张晓晶所在的宏观室主要关注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稳定研究。对于宏观室的这一重新定位，体现出张晓晶对学术前沿与政策前沿问题的敏锐把握。

近几年来，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张晓晶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经济所良好的学术氛围下，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等交办的重要课题及应急报告；此外，他还独立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开放经济新阶段的宏观稳定研究》，并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是哲学社会科学类最高级别的国家项目。该类重大项目面向全国招标申报，“旨在通过遴，选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意义重大的课题，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反映承担单位的学术实力与地位，更反映其在国家重大理论工程和文化工程中的影响力。作为最年轻的首席专家，张晓晶的入选委实令人艳羡、景仰。

张晓晶认为，经济学家并非“生活在别处”，而就生活在尘世里，生活在你我之间。近几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主流媒体专访；并为海外媒体所关注，多次接受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金融时报、日本朝日新闻等知名国际传媒的访问。

尽管科研、工作繁忙，张晓晶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满足媒体的邀约与访谈，也算是尽到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责任。不过，对于媒体经常问及的宏观形势与经济预测，他毫不隐讳地说：有些预测“语不惊人死不休”，纯粹是为吸引眼球；而有些预测不过是利益驱使，“屁股决定脑袋”。尽管宏观预测是一门艺术，但尊重事实和数据，本于学理与良心仍是最根本的。他赞同樊纲教授的观点：“学者就是要把真话讲出来，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经济学家应该讲良心，说真话。”

目前最牵动他心的，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就业问题。“农民工与大学生就业将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怎样应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张晓晶的答复是，面对危机，企业、个人应与政府一道来“共克时艰”。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弹性就业、准就业机制、国企承诺不裁员等等。不过，单有政府一方行动是不够的，企业与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成本，这里的核心是允许协商薪酬，容忍困难时期工资的下降，即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尽快走出危机。

多年来从事经济学研究，张晓晶自然能体会到经济学(家)的尴尬：有时，经济学因太人世而备受指责，有时，又因太出世而受到批判。他喜欢画家吴冠中先生将作品比作风筝的说法，风筝能离地升空但不能断线，而“风筝不断线”也正是张晓晶的经济学立场，也正因此，他的“经济学”之“风筝”才能越飞越高、越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