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基础设施质量、制度环境、商品流通效率、电子商务成熟度这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基础上，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出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各个指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流量的影响，并对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出口影响；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5-0008-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02

“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要素资源禀赋存在较大的差异，彼此之间经济优势互补与区域经贸发展的潜力巨大。在区域贸易发展进程中，对传统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使用已经大为下降，使得沿线各国开始寻求贸易便利化措施。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并就如何快速提升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针对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国外研究学者Wilson（2003）和Mann & Otsuki（2005）采用港埠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服务部门基础设施4个指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程度[1-2]。分析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可以显著地提高一国的贸易水平，其中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贸易增长贡献率为41%。Dennis & Shepherd（2011）的研究表明货物出口成本、市场准入成本以及国际运输成本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通过简化海关程序可以很显著的促进产品出口的多样性[3]。APEC（1999）利用CGE模型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可以为我国带来超过10%的出口增长[4]。国内学者曾铮、周茜（2008）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口岸效率、征税环境、规章环境、电子商务、商务人员流动五大指标在内的贸易便利化综合体系[5]。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一国的经济越发达，特别是贸易越发达，其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就越高。同时贸易相对方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吸引致我国对其出口显著增加的最重要因素。谢娟娟、岳静（2011）通过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对中国―东盟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得出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流量的回归系数值远远大于关税的回归系数值的结论。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出口[6]。孔庆峰、董虹蔚（2015）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结果显示，较低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抑制了中拉贸易的发展，同时中拉贸易量对海关环境与港口效率的敏感程度较高；国内规制环境与金融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其出口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7-8]。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贸易潜力研究中发现，沿线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差异较大，北欧的平均贸易便利化程度最高，东亚、西亚、东南亚、东欧处于不便利的水平，并且测算出了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国家间贸易影响程度不同，区域一体化组织对区域内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胡晓红（2015）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18国贸易便利化制度差异性的分析认为差异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组织存在非一致性，承担的贸易便利化责任也就非一致；原因之二在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有效资金投入水平[9]。

本文结合贸易便利化的定义与特征，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特点，在世界经济论坛所提出的相关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四大指标，包括基础设施质量（AP）、制度环境（ARR）、商品流通效率（AC）、电子商务成熟度（AE）4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10个二级指标（见表1）。所有指标的取值范围均为1-7。分值越高，表明该国在该指标下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相反，分值越低，表明该国在该指标下贸易便利化水平越低。

（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数值处理

在我们所研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中，基础设施质量（AP）与商品流通效率（AC）这两个指标主要涉及到一国边境贸易便利化的程度，而制度环境（ARR）与电子商务成熟度（AE）这两个指标主要涉及到一国境内贸易便利化的程度。该指标体系一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鉴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数量众多，而其中某些国家的二级指标数据不可得，本文采取了62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来进行分析。在得到10个二级指标的数值之后，通过对二级指标平均值的计算方法得到各个贸易便利化的一级指标，最后通过对各个国家一级指标平均值的计算方法得到一国最终贸易便利化指数TFI（见表2）。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其中TFI得分最高的是新加坡，其分值高达6.08125，表明该国的贸易便利化制度比较完善；紧随其后的是芬兰，其分值为5.85。相比之下，TFI得分最低的是缅甸，其分值仅有2.7125，远远不及新加坡与荷兰得分，说明该国的贸易便利化制度还未健全。同时本文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尤其是贸易水平越高，该国的便利化水平也就相应的越高。贸易伙伴国总体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确实可以正向的增加我国对其外贸的出口流量。

2.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一级指标的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国边境贸易便利化措施基础设施质量AP与商品流通效率AC两个一级指标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程度非常显著。也就是说，贸易相对国的边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我国对其贸易的出口流量就越大；而境内贸易便利化措施制度环境ARR与电子商务成熟度AE这两个一级指标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程度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未能充分全面地考虑到这两个一级指标所包含的二级指标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二）政策建议

我国自2013年提出构建“一带一路”战略，2016年是夯实“一带一路”战略的一年。在资源有限的前提条件下，如何有效的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提高我国对沿线伙伴国的贸易出口是目前的一个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给出合理现实的解释。

1. 宏观角度的思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比较优势参差不齐，各经济体对利益的诉求各异，相应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也不尽相同。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必须着眼于宏观角度的思考：

首先，要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与区域协调机制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由于沿线国家所加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存在差异性，导致沿线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制度的取向存在差异。要与沿线国家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12]。在推动构建政府间交流机制的同时，还要协调好各个国家新旧机制。在尊重各个国家原有便利化机制的前提条件下，由政府层面上推动创新型的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

其次，要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强化国家间贸易便利化谈判。区域性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国家间的磋商谈判，在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方面不断加深便利化制度的广度与深度，协定内国家的便利化制度更加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当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新举措，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要着眼于区域内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建设，真正实现互联互通。

2.微观角度的思考

我们在着眼于宏观角度思考的同时，从构建“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角度出发，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思考：

首先，与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应当积极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陆海空基础设施建设，更要考虑到信息设施建设，通关程序设施建设。充分利用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提供的平台和契机，为“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建设保驾护航。

其次，积极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的商品流通建设，积极主动参与贸易伙伴国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高贸易无纸化处理水平，缩短不必要的海关程序，提高海关行政人员的效率。中国海关总署2015年1月宣布，在全国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全面推行关检合作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政策，该项政策的实施可以减少外贸企业30%的重复申报项目，并且可以节省25～30%的申报时间。另外，借鉴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加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在海关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的深度协调合作，落实商品流通建设。

参考文献：

[1]John S.Wilson，Catherine L.Mann，Tsunehiro Otsuki.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J].The Wor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367-389.

[2]John S.Wilson，Catherine L.Mann，Tsunehiro Otsuki.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J].The World Economy，2005（28）：841-871.

[3]Allen Dennis， Ben Shepherd.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J].The World Economy，2011（1）：101-122.

[4]APEC，Assessing APEC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1999 Update[R].Economic Committee，Singapore，1999：11.

[5]曾铮，周茜.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2008（10）：4-9.

[6]谢娟娟，岳静.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8）：81-85.

[7]孔庆峰，董虹蔚.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15（4）：12-19.

[8]孔庆峰，董虹蔚.“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158-168.

[9]胡晓红.论贸易便利化制度差异性及我国的对策――以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为视角[J].南京大学学报，2015（6）：42-49.

[10]李光勤，郭秋丽，徐爱民、顾锋娟.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1]岳静.贸易便利化对我国与东盟成员国贸易的影响[D].天津：南开大学，2010.

[12]张茉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水平[J].宏观经济管理，2015（2）：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