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悲剧 相似的人性

摘要：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和曹禺的《雷雨》是两部撼动人心的家庭悲剧,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就各剧中的三组主人公（周朴园和卡伯特、周萍和伊本、繁漪和爱比）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形象的异同性来挖掘两部剧作相似家庭悲剧的深层成因。

关键词：人物形象 异同性 悲剧 成因

作为影响深远的家庭剧，奥尼尔在1924年发表的《榆树下的欲望》和发表于1936年的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主题形态、人物描写、表现技巧，还是两位作家对于其不同社会背景的深刻剖析，都成功体现出了中西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总的来看，奥尼尔剧作中，悲剧的根源是人物自身的物质欲，因此可以通过人物本身的救赎来得以解决。而在曹禺剧中，悲剧的根源则更多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它不是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调解的，因此，这样的矛盾必然是导致整个人的系统的崩溃。两部剧中的三组主人公，以不同的人物形象或大或小的推动了矛盾和冲突的爆发。

1、周朴园和卡伯特：封建伦理与清教思想下的父亲形象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卡伯特一家是典型的清教徒农民家庭。老卡伯特像所有清教徒一样笃信上帝，“他们对信仰的要求苛刻而偏激，生活方式简朴而又毫无生趣。面对呈现在眼前的那充满原始森林、未开垦的土地和一片蛮荒的北美大陆，他们依据圣经教义，重建一个国家，重建一个失去的天堂，要将这片蛮荒之地建成一个新的伊甸园”。[1]

老卡伯特坚强务实，勤劳节俭，他20岁时来到新英格兰,凭着他自诩的“比伊本十倍的强壮,五十倍的勤劳”,靠着把自己两任妻子和对儿子的当奴隶使唤,他硬是在“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石头”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会产生掠夺欲的农场。对于老卡伯特来讲, “老婆不是我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我的。我的东西该留给我的后代,留给他们,这些东西才仍旧属于我―即使我在六尺之下还是属于我的。”老卡伯特恪守着清教原则，自己生存的意义就只是在于对于物质的占有，以此来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

除了财产，他没什么可在乎的。对于妻子的死去，他没有愧疚；对于西蒙和彼得的出走，他没有挽留；对于爱比杀死了不是自己所亲生的儿子，他说“很高兴你杀了他”；一直到最后伊本和爱比的共同被捕，他都没有丝毫的怜悯。他是一个物质化财欲化了的清教徒，在石头底下挖出了一座农场之后，他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冷酷，由此而生出了畸形的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物欲摧毁了他的人性，极端的清教式的财欲成了这个家庭悲剧的首要因素。

而在《雷》剧中，周朴园同样也是一个极端自私残忍、冷酷无情的父亲。正如在第二幕中，鲁大海代表工会来找周朴园谈判受骗后，说的那样：“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在叫江堤出险，……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2]周朴园也具有同卡伯特一样的对物质金钱的贪婪追求。除此之外，与清教徒的卡伯特相比，他还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典型的中国式的封建家庭伦理原则。

除了对财欲的追求，周朴园还希望自己有一个圆满的封建家庭秩序，这体现在他要妻子和儿子的绝对服从上。“他这个人永远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妻子的唯一作用,便是“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而两个儿子的家庭职责也是服从。即使侍萍几十年后再回到周家，她对周朴园也仍旧是惧怕，对他的命令也仍然在服从着。面对具有强烈的抗争精神的繁漪，周朴园则用强迫她喝药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权力的掌控，来达到稳固他“一家之主”的目的。正是他封建家长式的强权，压抑了他及他的家人的人性，最终酿成苦果。

2、周萍和伊本：“俄狄浦斯情结”爆发下的儿子形象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是精神分析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用语。该词出自于古希腊神话中底比斯英雄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他在无意中杀死了生父,娶生母为妻。弗洛依德以这出悲剧为例,提出了“俄底浦斯情结”,用它来代表男孩在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弑父恋母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每个男孩幼年心理都会生成的欲念。在其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一书中，他解释道:俄狄浦斯情结是指“子女对异性生身亲长的性卷入的欲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同性生身亲长的敌对感,始见于3―5岁。”[3]由于俄狄浦斯情结在童年时遭到压抑。那么在成年以后就会通过寻找伴侣释放出来，其实伴侣就是自己所恋之母的替代品。男人通过寻找妻子来寻找到另外一个母亲。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也常常被误与、罪恶等联系在一起，让人心生恐惧。

在戏剧《雷》和《榆》中,伊本与周萍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这种潜在的欲望被完全爆发了出来。究其爆发的原因，其中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在《雷》剧中，周萍的父亲周朴园是一个冷酷专制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他在几十年前为了娶到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在大年三十大雪之夜，不仅赶走了周萍的亲生母亲侍萍，而且连她刚刚生完的孩子都被他遗弃。可见，周萍在这样一个自私残忍的父亲的下，以一个私生子的身份，在牢狱航的周公馆过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他的童年是压抑的无爱的，他在什么都不缺的周公馆，唯一缺少的就是爱，就是他打从出生起就没有享受过的母亲的爱。但是，母爱对幼儿极为重要,因为“母爱是无条件的”,“母爱是极乐,是安宁,它无需去争取,也无需被恩赐。”[4]周萍就是在这样一个孤独寂寞的环境中渐渐成长――厌恶自己的父亲，渴望母亲的爱――这样的情绪和环境对他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繁漪的出现，却恰恰能够满足周萍这种心理上对爱需求。于是，畸形的恋情就此展开了。

而在《榆》剧中，伊本“俄底浦斯情结”得以实现，也是因为他对父亲强烈的憎恨和对母亲深沉的爱。居中的老卡伯特吝啬贪财，一生唯一看重的东西就是土地，就是自己的农场，他没有感情，不懂亲情，更不懂爱情。他不仅自己拼命干活，还像驱使奴隶一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逼死了自己的两任妻子，包括伊本的母亲。在伊本的一生中，唯一给予了他慈爱的母亲被父亲活活累死，他对父亲的恨就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他憎恶父亲，毫不避讳的希望老卡伯特早死。另一方，他内心深处，也在寻找着能温暖他心田的爱。而正是爱比的出现，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望。因此，他与爱比的结合，正是他潜意识中“俄底浦斯情结”的驱使。

同样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父亲，造成了同样的“俄底浦斯情结”的爆发。但是，两位男主人公却因为各自社会环境和性格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在《榆》剧中，伊本认识到自己对爱比强烈的爱之后，勇敢和她共同承担起了杀子的责任，共同面对命运的惩罚，使得整个剧情得以升华。而《雷》剧中，周萍被鲁大海说成是“没有血性、半死的东西”，他迫于伦理的压力，父亲的权威和对未来的困惑而退缩，放弃了对繁漪的爱。以至于繁漪把自己对周萍强烈的爱变成了不择手段去报复的恨，铸成了全剧的悲惨结局。

3、爱比和繁漪：爱情推动下的反叛女性形象

爱比和繁漪是两剧中形象最为鲜活的女主人公。他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爱碧,三十五岁,丰满,充满活力。她圆圆的脸蛋很美,但这美却被一种粗俗的破坏了。她的嘴角有力、执拗,眼睛里有着一股坚决的、毫不退却的神气。身上有一种和伊本身上一样的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蘩漪呢,“一看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虽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也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5]

在剧中，她们都大胆的追求爱情，并把它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她们都有着惊世骇俗的反叛精神，最后都是为了爱情而毁灭了自己。她们陷入“”的爱情的原因都是因为她们有一个太过于冷酷无情的丈夫和她们本身对于自由的人性的渴望。在她们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她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在《雷》剧中，繁漪被周朴园禁锢在周家的高墙深院之内，像是生活一个不透气的“铁屋子”。她的地位如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是一个“玩偶”，一个“摆设品”，一个“服从的榜样”。但是，她不甘心屈服于周朴园为她所设的“铁屋子”，在那样压抑、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她开始了自己的反抗，开始了自己追求爱情之路。她的勇敢在于她获得了自己所期望的爱情，爱情使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和伦理思想，大胆追求自由和幸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任何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女性所无法相比的。她是《雷雨》中，性格最独特，最复杂，最有人性的光辉的人物，但是，她却在失去自己爱情稻草之后，把强烈的爱变成了最可怕的恨，点燃了《雷雨》悲剧的导火线。做为一个旧式的中国女性，她对于旧秩序的反抗，不像爱比那样的果断和强烈。繁漪虽然有这种反抗旧传统、旧家庭的意识，但她不够勇敢，不够果断，没有与束缚她的旧婚姻彻底绝裂的勇气，她敢于向旧社会索取的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爱情支撑。这也是她反抗的上限，她再也没有力量向前再反抗一步了，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虐待使得她最后只能转向自己内心的崩溃。这都是由她所处的封建的社会环境以及她自身的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榆》剧中的爱比身世凄惨，自幼丧母，过着悲惨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家庭温暖，丈夫不爱自己，自己还要到别人家去做帮佣。最后，自己的孩子死了，丈夫也得病而死。她为了占有老卡伯特的农场而与之结婚，并且为了能够为这个欲望扫除障碍，她引诱了老卡伯特的小儿子伊本，并与之发生关系。她却在此时爱上了伊本，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伊本与她产生了误会，她为了证明自己对伊本的爱情，亲手杀死了她与伊本的孩子。并在全剧最后，爱情冲破了物欲、宗教、道德、伦理的种种障碍，征服了一切，她与伊本共同承担了罪恶，让她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

奥尼尔以自然主义的笔调，描写了爱比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与繁漪的反抗相比，爱比的反叛更加果断，更加理所应当。爱比有着更加独立的人格和更加不妥协的精神，她敢爱敢恨，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这在当时的以金钱为主宰的美国社会是很少为人们所接受的。奥尼尔写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正是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荒乱时期，和道德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小，社会沦落为处处都是以金钱作为衡量的畸形状态。由此可见，爱比为了爱情而放弃物质的行为，正是她对于当时社会的蔑视和反抗。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

两位作家都是通过对人性的深层把握和准确描写，为读者展示了动荡社会中的两幅相似的家庭悲剧的画卷。对于奥尼尔，他更多的把矛头指向人被物质和金钱异化的问题上，他感知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不和谐的、令人失望的、不可信的音律”，从而努力寻求人类欲求及挫败感的根本。[6]而却曹禺把“把外国悲剧中人物命运的偶然性、巧合性同中国民族戏剧故事的传奇性熔为一炉”。[7]以更加具有批判精神的姿态，展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人的人性及道德归属。用曹禺自己的话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与世态。……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8]

参考文献：

[1] [6]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天津：南天大学出版，2003.

[2] 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弗洛伊德著,赖其万译.梦的解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4] [美]弗洛姆著.冯川等翻译:《弗洛姆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年。

[5][7][8] 田本相.曹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