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危机

在过去的200年间，化石能源的快速消费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然而，来自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煤炭探明储量1145亿吨，储采比为30年；中国石油探明储量25亿吨，储采比为11.9年；中国天然气探明储量3.5万亿立方米，储采比为25.7年。

通俗地讲，在不考虑能源进口和未来勘探发现的情况下，按照当前的开采和消费水平，中国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大化石能源将分别在30年、11.9年和25.7年后消耗殆尽。

在化石能源走向枯竭的大背景下，2005年，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迅猛发展。

然而，尽管大量政策利好催生了无与伦比的装机增量，但电网企业始终缺乏接纳更多可再生能源的外在动力，引发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电力和财政资源浪费，也使得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规模化发展举步维艰。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背后，同样潜藏着走向“枯竭”的巨大危机。

能源转型先锋的烦恼

曾经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英国，正在为其能否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而担忧。

11月10日，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安伯尔・鲁德在英国议院委员会上承认：“如果我们没有合适的、具有鼓励性的政策，英国将可能无法实现‘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15%’的目标。”她认为，以目前的情况估测，到2020年，英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仅能达到11.5%。

实际上，从2010年至今，英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达到420亿英镑。英国首相卡梅伦曾承诺，要创造“有史以来最清洁的政府”。

根据全球风能委员会的数据，英国是世界第六大风能生产者。2014年，英国政府向陆地风能发电厂提供了高达8亿英镑的财政补贴，而这些发电厂的发电量约占整个国家电力的5%。

但2015年以来，英国政府了一系列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不利政策，包括“自2016年4月1日起取消陆上风电补贴”以及逐步取消对小型太阳能项目的补贴等，引发了业内的强烈不满。世界能源理事会也于日前下调了对英国的评级。英国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英国并不是第一个向可再生能源补贴开刀的国家。

2014年4月，德国内阁通过可再生能源法改革草案，其修改的核心内容，就是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告诉《经济》记者，早在2000年，能源转型先锋德国就了可再生能源法。15年来，这部法典极大地推动了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据了解，201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560亿千瓦时，已经占到全国发电量的27.3%。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德国能源进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能源供给安全，也缓解了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导致的气候变化。但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制度带来的巨额电价附加费，也令德国市民难承其重。

“德国目前的平均交易电价只有3.8欧分/千瓦时，比中国目前的煤电上网电价还要低。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附加在每一度电上的费用却高达6.2欧分。”陶光远说。

更要命的是，大规模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后，德国配电网出现了电压升高和设备过载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影响到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德国不得不一边大幅削减补贴，一边设法消纳过剩的电量。

“有人说，在光伏发电领域，德国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德国的‘今天’大概就是中国的‘明天’。”陶光远说，希望我国能够汲取德国的教训，少走些弯路。

“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全球最大”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取法德国，特别是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上网标杆电价制度并收取电价附加费弥合财政支出的补贴方式，几乎与德国如出一辙。

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按照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规定：针对不同地区的地面电站，分别执行每千瓦时1元、0.95元和0.9元的上网标杆电价；而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用后的剩余电量，则按脱硫煤电上网价收购，同时实行每度电0.42元的国家补贴标准，部分地区另有地方补贴。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则告诉《经济》记者，尽管各地上网电价都不尽相同，但传统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一般在每千瓦时0.3-0.4元之间，而电网收购光伏发电所需额外支付的费用，将由国家财政予以补助。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2006年，国家发改委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等费用，通过向全国电力用户统一征收电价附加的方式解决。2012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正式成为政府性基金的一项，对除自治区以外的各省（区、市）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后的销售电量征收，并专项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补贴。

财政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决算数为491.38亿元，完成预算的104.5%；支出决算数为508.17亿元，完成预算的96.1%；在总支出中，中央本级支出的401.07亿元，补助风力发电275亿元，补助生物质能发电74.07亿元，补助太阳能发电52亿元。

在长期巨额发电补贴的哺育之下，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出现了飞跃性地进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2014年全球绿色增长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表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超过全部发电装机的3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全部发电量的20%。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能源转型任务艰巨

当然，刘琦所指的可再生能源不仅包括当时装机容量分别为8300万千瓦和2200万千瓦的风电和光伏，更重要的是其时装机容量高达2.9亿千瓦的水电。

但如果刨除水电，“2014年，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这些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尚不足4%，一次能源占比不足2%。”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说，想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占15%”这一目标，目前看仍然十分困难。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由于目前水电投产增速降低，核电建设规模有限，要想实现“十三五”时期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目标，只能依靠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也正因如此，国家能源局今年9月了《调增部分地区2015年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此前全年1780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的基础上，再次增加530万千瓦，并表示，各项目原则上应在2015年内开工建设，2016年6月30日前建成并网发电。

但在孟宪淦看来，此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已经为风能、太阳能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忧。“‘十二五’期间过分强调装机规模而忽略发电量，以至于造成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

记者了解到，2014年，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9637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7%；风电上网电量1534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78%；在“弃风”限电情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全国风电平均“弃风率”仍有8%。

而光伏方面，尽管累计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显著低于风电，但“弃光”现象却十分突出。根据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数据，今年1-6月，全国累计光伏发电量仅190亿千瓦时，占当期发电总量的比例尚不足1%，“弃光”电量却达到了18亿千瓦时，比率之高令人瞠目。

与此同时，资源丰富、前景广阔的生物质能也遇到了开发难题。“据统计，我国可以利用的生物质能源资源量相当于4.6亿吨标准煤。但我们现在只利用了其中的5%，也就是2200万吨。剩下大量生物质原料材料，比如每年被烧掉的1.5亿吨秸秆，反而成为大气和水源污染的罪魁祸首。”全国政协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日前召开的“优化新能源布局促进清洁能源健康发展”主题座谈会上如是说。

李毅中在点评当前可再生能源产业布局时说，我们要肯定太阳能、风能、核能、水力发电的重要性，但生物质能是唯一可以直接生产气体、液体、固体等燃料，唯一能够代替成品油、天然气的可再生能源，也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十二五’针对生物质能的规划，提到了很多指标。不客气地讲，很多没有完成，现在看也是完不成了，那‘十三五’又该怎么办？我们国家有丰富多样的生物原料，哪些用来发电，哪些做燃料，哪些制油，哪些制气，哪些做肥料，要有合理分配。更重要的是，要有政策支持。”

实际上，发展生物质能源，难题之一就是原料的来源。以秸秆为例，在收集和运输的过程中，秸秆体积大，热值小、难收集，因此很多农民不愿意收集秸秆。“一车装不了多少，农民也挣不了多少钱，还不如烧掉了。所以，生物质能的发展，还依赖国家在制度层面给予支持。”李毅中说。

电改：可再生能源发展新出路

就在2015年“两会”后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9号文”，其中明确提出：要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电价机制，激发企业内在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陶光远看来，市场化电价机制的建立，无疑将有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到了2020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一个时段，风光电就足以满足电力用户的需求了。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舍弃化石能源发电，否则电力系统稳定性难以保证。”取消固定上网电价，鼓励工业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过剩的电量，将有助于对波动电量的消纳，进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深入发展。

孟宪淦则认为，智能电网和储能建设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弃风’和‘弃光’现象出现了，我们不要过多指责电网，因为电网要求输出的电力必须稳定、可靠、安全，而太阳能、风能恰恰不稳定、不可靠。所以，电网和可再生能源两方面都要做出改进。”从电网方面看，要建设智能电网，从可再生能源自身讲，要做好储能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