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苏维埃政权兴起的历史背景

［摘　要］　清末以来，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革命等系列社会政治改造，均遭失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工农国家形态的制度、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觉醒以及苏维埃俄国的震撼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取向。

［关键词］　苏维埃　转型社会　历史背景

清末以来，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革命等系列社会政治改造，均遭失败。严重的民族危机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日趋激进，目光下移，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同时，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中国农村的破败，广大工农群众在经过和大革命的洗礼之后，政治要求凸显。“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大体而言，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和农民。”［1］以工农民主为内容，以革命为手段的苏维埃政权正是在社会转型时代的中国成为必要，走向可能。

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的加速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皇权至高无上，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但它与现代民主有着本质不同，其核心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肯定民心的作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尝试。然而这种政权的社会基础依然将广大的民众排斥在外。1912年元旦，新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其实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政府，政权极不稳固。

1913年4月8日成立的第一届国会的《参、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完全排斥了女子，也排斥了广大贫苦农民及城镇平民。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解散国会，连这个反映民意的形式都给取消了。

从1916年6月至1928年，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先后控制，其中1916年6月至1924年10月基本维持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体制，民主共和形式虽在，共和精神却已荡然无存。

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其后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1927年3月20日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广州国民政府的继续和发展。它依靠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合作，密切政府与民众关系，增设劳工、农政、实业、卫生、教育五个部，体现出扩大国民政府群众基础的趋势。但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操作之中，工农阶级并非国民政府的主体，其利益仍然无法体现和保障。1927年4月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不能反映工农群众利益，完全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近代中国政坛相继兴起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风貌，具有社会进步性。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和工人并没有看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因此，工农政府的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二、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觉醒

从清末到民初的二十几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而恰在这个关头，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化的视野之外，中国农村陷入空前的破败之中。民国初年的资料表明，当时江西农民一年的总收入是36.5元，基本的支出（包括田租、最低生活费、耕作成本费三项）共48.04元，年终结算为负11.54元。［2］P45251遇上天灾人祸，农民更是无以为生。20世纪初中国农民在物质上普遍贫困，在文化上也同样贫困。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与仕途接轨的乡村私塾走向没落，新式学堂在城市纷纷设立，农村中像点样的读书人基本上都选择离开农村。读书人离乡的潮涌，造成了乡村的文化沙漠，无疑使经济破败的农村雪上加霜。

农村经济文化的极度贫困，造成流民充斥、土匪遍地的社会景观。由于农村中优秀人物逐渐被城市吸走，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如会道门的头子骨干、帮会头目、流氓地痞纷纷走上前台。在军阀割据纷争的状态下，农村普遍武化。农村破产的加剧，失业人口的增加，当兵吃粮成为走投无路的农民首选的职业之一。军阀混战的结果势必导致大量枪械散落在农村的各个角落，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几乎没有哪个乡村没有几支枪。在此背景下，各省还出现了广大农民利用军阀统治导致武化因素来反抗军阀的现象。1923年，河南军阀刘镇华部有八九个营驻扎在卢氏县，由于他们横征暴敛，抓人拉夫，无恶不作，竟然出现了三次数万农民武装红枪会、保卫团等联合围城的事件。［3］P25-36这种反体制力量的乡村崛起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认识是深刻的。自1921年4月7日上海的《共产党月刊》登载《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起，我党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就一直没有中断。不仅如此，沈玄庐、彭湃、等人分别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领导了以限租、减租、铲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为主要形式的农民运动，造成了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且在统一战线中，掌握了对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在我党的组织发动下，农民纷纷加入农会。至北伐前，全国农会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98万，而至1927年6月份，这个数字更是猛增至915万。［4］P66农会代之过去的乡绅地主政权而成为农民社会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兴的乡村政权组织。

农民在反抗封建特权的斗争中，不再局限于经济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还在政治上打击地主豪绅的绅权族权。为切实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纷纷渴求自己的武装。1924年底，在广东广宁减租运动中，“有些农民害怕自己没有武装，要被地主摧残”。减租运动开展以后，农民又怕地主进攻，整天都在准备抵御的方法，时常来问政府“有没有军队来帮助？有没有枪运来？”［5］P85这一时期农民对武装的要求，虽然还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自我保护意识，但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不再是被动的，而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教育和引导，具有主动性。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

当然，民众革命意识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客观地讲，大革命时期农民的觉醒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不难理解大革命失败后所出现的革命低潮。这种低潮显然还与我党早期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不足息息相关。我党当时还没有抓准乡村动员问题中最核心的土地问题。大革命后我党才提出了具体的土地政策，才认识到农民力量的重要性。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认为，农民在我党改造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工人阶级更大些。因为农民的运动都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而“都市工人运动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的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乡村农民则一起来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6］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这势必又能更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三、苏维埃俄国的震撼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取向

近代以来，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建制逐步动摇，知识分子为克服传统解体下的道德信仰层面的意识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了严重危机，尤其是几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把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得一干二净。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消息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摧毁了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与失望。陈独秀这位曾倾心于法兰西文明的启蒙领袖，代表《新青年》知识精英集团宣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与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7］P244梁启超也在1927年特别强调声明：“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诊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伦’，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8］P1130

当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文明日益丧失热情时，一个新近崛起的北方邻邦——苏维埃俄国，则以其迥异于西方的崭新形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由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其非西方式“公平”社会的魅力，重新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大同”社会的热情。胡适对苏俄有很高评价：“十年以来，工党领袖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之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候，但它的成绩已经很可观了”，“俄国最大的是在短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倾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样子，才算真革命”。［9］虽然胡适本人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但他对于苏俄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1922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以51票居第二。［10］P184说明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学说，符合了其时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农村社会破败的现状与普遍的武化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下层取向”，为一场新的农民革命和农村大变革作了铺垫。

参考文献：

［1］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J］.开放时代，1999，（1）.

［2］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M］.美国：成文出版社，1936.

［3］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农民运动丛刊（第8期）［J］.1926，（9）.

［7］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欧游道中寄书［M］.载《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处影印，见《民国丛书》一编·95·上海分店.

［10］转引自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