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7 12:33:12
电影导演眼中的陕西民风
对导演王全安来说，《白鹿原》是一部“有缘”的作品，因他是陕西人，对八百里秦川的风土人情熟稔在心；但这又是一部“难搞”的电影，不仅在于实的小说原著内涵丰富，还在于中国电影的大环境，对历史题材的诠释有着更多的难度。电影《白鹿原》筹备九年，拍摄三年，终于拍出来了，王全安有话说。
和血性是一回事
文史参考：《白鹿原》电影筹拍初期，传闻中的导演换了好几个，最后你接下这部片子的考虑是什么？
王全安：刚开始张艺谋和陈凯歌都传说要导这个片子，过了一段时间，2004年我来接手，忙活了一年多完成立项，遇到资金的问题又撤下来了。中间有段时间这个电影项目卖给北京的一家公司运作了两年，各种炒作，我也不太清楚，那两年没有参与。等我拍完《团圆》，《白鹿原》的电影版权又回到西影厂这边，我也觉得这个时候拍是挺合适的，所以就回来了。
文史参考：实的小说《白鹿原》是地域色彩很鲜明的作品，改编的难度也很大。在你看来，这部小说表现了陕西人的哪些精神特质？
王全安：因为我是陕西人，以一个陕西人来看陕西人的话，反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小说描写陕西人，特别是陕西农民的状态，观察确实是精准的，写得很扎实、可靠。我拿到书以后到开拍之前，先到白鹿原转了一个多月，观察当地人的生活。陕西人性格里本来就有血性，外表上言语比较少，好像挺木讷、一根筋，有时候又很暴烈，这都是原生态的东西。
文史参考：在这部作品里也是富有生命力的形态。
王全安：我觉得在表现农民生存抗争历程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无论对于小说还是电影都是这样。和血性其实是一回事，是人类繁衍至今的力量，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这种力量。
文史参考：所以你挑选演员的标准也是要“有力量”？
王全安：演员就是看是否符合角色的内在气质，一个好导演要用一个演员的话，一定是把这个演员一生最重要的东西都用干净了，让他彻底变成要演的那个角色。
文史参考：其实关于乡土历史的作品很多，改编《白鹿原》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王全安：这就是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的问题，的确，描述西北农村的影像已经有不少了，而且有些很优秀，为什么要再拍一个？《白鹿原》的新意在哪里？我的感觉是，不管历史也罢，生活也罢，可以不断有新的解释，我们首先复制历史场景，让观众进去感受。小说的内容很庞大，几十万字，上百年的历史，一百多个人物，不可能全拍进电影，那么最难的就是取舍。
文史参考：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王全安：我是看故事本身是否适合用影像来表达，有些风水之类意境性的东西，电影里就比较难说。我倒不太考虑观众的喜好，这是无法预计的情况。
乡绅阶层的矛盾与坚守
文史参考：《白鹿原》描述了复杂的家族关系，关于中国乡村的政治秩序，你有怎样的观察？
王全安：像白嘉轩这样的乡绅阶层，过去几千年在中国都是传递仁义道德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传统文化的理念来巩固基层秩序，相当于基层文化干部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当然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我是想尽可能原样呈现，而不是试图表达自己的看法。
文史参考：乡村社会历经动荡，特别是“”之后，乡绅阶层基本不存在了。
王全安：“”当然是破坏基层秩序的一个高潮，那么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白鹿原》从头解释的问题。几千年改朝换代，这些文化都没有换，但最近一百年来，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这一百年，事实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工业文明打败了，我们开始检讨自身，动摇原先一直信奉的那些东西。以白嘉轩为代表的这一派人选择坚守，从愤怒到迷茫，一直没有找到方向。现代国家体制是可以经过革命，一夜之间建成，但是民众的心理结构和伦理道德，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支柱。所以注定了，中国人要在精神上受苦。你看现在物欲横流，欲望控制着我们不停折腾，像一个钟摆，摆来摆去，好像也快到头了，我觉得人能承受的欲望是有个极限的。
文史参考：这个反复的过程中，还遭遇了外敌入侵，鬼子来了。
王全安：是的，日本鬼子来了，民族之间的斗争跟工业文明也有关系，东洋的发达就是受到西方人的影响和冲击。山不转水转，现在西方人也遇到很多精神问题，经济的发展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白鹿原》还应该继续写下去。
文史参考：抗战这段历史你是怎么处理的？
王全安：你知道小说的叙述语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会儿，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再来看待历史问题，很多观念都跟过去不同了。包括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各自的作为，已经可以纳入常识的范畴了。具体到《白鹿原》这部作品，我其实想探讨的问题是，白鹿原这个地方的人跟外界的关系。日本人闯进来，就强迫当地人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也重新认识自己。白鹿两家的纠葛，其实延伸的是党派之间的斗争，现在我们对于一个家族里边兄弟之间谁对谁错的问题，好像比较容易谅解了。无论白嘉轩的坚守，还是鹿子霖的求生存，都是面对外来冲击的不同反应。前面说到，固有的价值观瓦解之后，人的欲望就释放出来，一旦被欲望驾驭了，人就很痛苦。
文史参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吧？
王全安：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我们毕竟是从农耕文明发展而来，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是最长久的，回到土地，就是回到常识。我觉得很多问题从常识说起就比较容易讲明白，现在缺乏的就是对常识的了解。我跟实交流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经有个叫做精神家园的东西，人们的精神生活虽然并不美满，但还是充满很多来自生活的智慧，现在这些都消亡了。
表达比审查更困难
文史参考：《白鹿原》除了是一部充满精神内涵的作品，还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谈谈你对电影审查的看法吧？
王全安：现在中国的电影审查对于创作者来说依然是很大问题，但是你知道，做导演这个事情，在世界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相似的问题，就是你的个性与制度之间的冲突。我现在跟美国人商量把《白鹿原》拿到美国发行的事情，美国人就提要求，能不能按照他们的方式重新剪辑？我觉得这个比我们的审查还要狠，但是你会愿意接受，因为商业的规则在美国更加成熟，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纯粹职业的问题来思考。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职业问题。我认为大多数的表达，都还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最大的困难在于职业本身，也就是你如何去表达，而不是审查。
文史参考：这次你在长春电影节担任评委会主席，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有什么判断？
王全安：去之前我挺失望的，整个国产电影的环境不太好，我本身也不是个乐观的人。但是去了以后，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绝望，看到很多中国电影人还在努力，而且有收获，信心会慢慢建立起来。
文史参考：八月份国产电影有个“保护月”的说法，到九月份上映的《白鹿原》就面临一堆好莱坞大片的包围。
王全安：没有办法，调控对市场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是临时的，我认为给中国电影的条件稍微宽松一点就行了，包括电影立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保护。至于保护之下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那就得看这个孩子的命了。好莱坞电影不光冲击中国，它是冲击整个世界。我们现在拍电影的制作成本越来越接近好莱坞，但是品质还差老远，包括在作品里对人性的开掘，在道德层面的思考，都还是太急功近利了。
文史参考：第五代导演是以现实主义题材起家，现在纷纷转型，做了很多商业大片。作为第六代导演的核心人物，你怎么看他们的作品？
王全安：中国过去是个单一化的社会，第五代不管受到的教育还是经历的时代，都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和审美。在我看来，第五代导演确实做了他们在那个阶段所能拍的最好的电影，比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我认为一个导演一生能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他就足够赢得我的最大尊敬。不管他们现在干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一只母鸡永远下金蛋，这太苛刻了。而且在他们拍电影之前，是漫漫长夜，那么困难和焦虑的时代。我们后来人对电影有任何新的思考，一定是跟前面人做的工作有关系。进入商业大片的领域，我无意评价电影质量，商业电影没有什么质量不质量，就是有票房就成功，没票房就失败。
文史参考：回到白鹿原这个地方，是你熟悉的生长环境吗？
王全安：我在陕西土生土长，对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白鹿原在八百里秦川以里，周围一圈山围着，中间是个盆地，风调雨顺很富庶。古时候人们骑马，觉得八百里这个范围很好跑开，纵横捭阖，能够控制，所以几个朝代都选择这块土地作为统治中心。白鹿原上的农民主要是种麦子，很邪门，冰雹和暴雨都不往这个地方下，可能风水很好。所以我相信，白鹿原上的居民多少年来，肯定都是很自豪的，骨子里有一种“特区”般的劲儿，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