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龄化卫生资源安排难题

时间:2022-03-16 11:41:28

论老龄化卫生资源安排难题

作者:崔小波

老龄化是指60岁和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10%以上(或指65岁和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地区或国家.龄化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经济与科技不断步,社会生活稳定,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降的必然结果。根据联合国预测;不论发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增长速都将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将超过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以,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都将先后完成龄化。人们称21世纪是老年人的世纪。世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有46个,并且正在向高龄化方向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建国以后,随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导致了70年代以前高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激增。7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均寿命延长,使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1982年开始表现出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特征。我国人口学家预测: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2.7亿,老年人口为1.3亿,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为25.5%,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中国老龄化来势猛、起伏大、速度快,是世界人口老化史上罕见的。目前中国有老年人9000万,其中只有2100万享受退休金和免费医疗,然而10年内退休职工将翻一番,达到4000万人,年退休费近千亿元。203。年,退休职工将达到一亿人,年退休费达到3000亿元以上。

在退休职工上升的同时,在职职工比例却在下降,据经济日报公布的数字:目前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比为7:1,到2。。0年下降为4.1:1,2030年下降为1.8:1。老龄化社会与现今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还不光在经济上,在人口间题上,平均寿命的延长,独生子女家庭的普遍实现,独生子女成婚后,必然使未来的老人家庭“空巢阶段”(指无子女在家)延长到20年左右(以70岁为预期寿命),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势必向社会养老发展。而社会又无经济能力全部给予承担。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社会养老更难实现。与人口结构老化相联系的是医疗服务和卫生资源分配间题,老年人口增加,疾病体质必然增加,衰老无逆转可能。但是,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服务可以提高治疗水平,降低人口死亡率,继续延长老年人的寿命;但同时又产生两个新问题,一是病残老人增多,二是新器械、新设备价钱昂贵,必然使医疗费用急剧增加。有限的资源和普遍的延寿的要求将使医学处于两难境地。社会老龄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卫生服务和卫生投资方向以及伦理观念问题。

据老龄人口已占12.46%的上海市调查,1987年全市医疗费用为1982年的3.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9%。费用上涨过快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价格调整以及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等。其中最需要重视的是,老年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1986年市区人均医疗费为52.13元,其中老年人的医疗费为一般人的2.09倍多为30岁以下人群的4倍。而且,医疗费用随着享受医疗免费待遇的提高而提高,享受全免费的公费、劳保医疗的人群存在着因过度利用而造成浪费的现象。卫生资源的分配是国家确定卫生工作发展方向和重点防护人群的基本工作。在世界性的人口老化中,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是各国政府将无力从经济上维持老年人已有的各项福利开支,其中最主要的是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保健费等。法国有人研究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所花费的医疗费,9/10用在最后那三四年上。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逐渐加重,我们应该尽早按照未来老龄化社会的需要来考虑目前正在实行的医疗服务方式和卫生资源分配方案。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分析。第一,现行的卫生资源分配的思想实际上是重治轻防,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高精尖设备和对个人的检查治疗上,医院努力用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提高创收水平,另一方面,医院在群体防治上资金缺乏,以致出现了上海、新疆甲肝大流行,造成数千群众的疾病体制和数亿元财产损失。

这里有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也有医生个人所得不公正的问题。第二,我们的医疗卫生服务缺乏对人的劳动价值评判,使多数具有普遍意义有劳动能力的群体享受卫生经费较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实际放到了大城市、大医院,基层缺乏高级医师,劳动人群的常见病、多发病受到忽视,导致许多病根种植在成年群体阶段;相反对少数公费医疗的疑难病、高危病人,医院则鼓励用高费用表示对病人的高人道,尽最大努力拖延病人生命,而不管这种治疗的效果是否节约卫生经费或真正有利于病人和社会的需要。至今还有一些医院存活有植物人,这是以对多数人卫生保健经费的剥夺为代价的。而对自费医疗的人,社会没有医疗保险,医院也无与其公费同等对待的可能性,其原因是我们医院改革中实现的承包制与社区居民健康状况不挂钩,其结果仍然是医生赚医生的钱,病人得病人的病。资源分配相差如此悬殊,显然与人人享有健康保健的公正原则相悖。第三,这种从出生(独生子女)包到死亡的资源分配方法,实际起到了鼓励群众吃药,而不是鞭策其锻炼自身素质的作用。第四,目前医疗体制和卫生资源分配方案只能使医疗费用始终保持膨胀的势态,更经受不起老龄化社会的冲击,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也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难以接受的。现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无力承担职工的医疗费开支,还有的企业对飞速膨胀的医疗费采取种种金额限制措施,这些做法将对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医疗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社会的卫生资源分配体制。我个人认为,适应老龄社会的卫生资源分配的体制应基于以下几个基本思想来建立。

一、中国直到21世纪中期也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日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仍将居于世界后列;为摆脱贫穷和落后,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刁‘能逐步解决全社会范围的“老有所养”和缓和人口老化的消极影响问题。所以,对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不可不给,也不可多给。否则,今日作为承担社会赡养重担的成年人进入老龄阶段时,社会如因福利开支过高而给予裁减时,往往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动乱。

二、对老龄化社会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卫生经费的增长既要考虑到国情国力的发展,又要努力跟上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还要有专门经费作为老年医学保健和研究的经费。所以对老龄化社会的国民经济分配和卫生经费的增长率要有前瞻性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在卫生经费的分配中,应把“少化钱、多办事”和实现“对简单病的简单处理”放到优先位置考虑。中国人创造的a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三级医疗卫生网,外国人创造的全科医生、社区医疗、医疗保险制度都是在节约卫生经费上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这些建立在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的所谓“大卫生观”的医疗体制应该成为现代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

四、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的基本任务是把个体生命的发展法则纳入社会总人口结构图所控制的范围,并努力使社会人口结构图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在这里我不同意宋健同志关于人口控制的四个因素中,只有生育率是可控因素的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人口控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后,不仅要继续抓紧人口生育率的控制,还应力争控制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延缓人口结构图向长方形或倒金字塔形发展。故医学界参与社会人口的控制工作,不仅在计划生育方面,在预防人口老龄化发展上也完全有能力大有作为。比如,开展老年病研究,增强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努力使其生理年龄保持可以继续为社会服务的状态,延长其潜在的劳动能力的时间,相反,对生命质量进入临界点的危重病人则减缓其痛苦,或给予安乐死之配合。这既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也是从卫生经济角度考虑的结果。

五、加强对中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研究,根据老年人的平均生理水平,制定出与其实际年龄相适应的健康年龄值,该年龄值可以成为医务界进行医疗—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准尺度,也可作为医院高科技、高费用的医疗禁忌表,对达到禁忌标准以上的危重病人,医生可以停止救护。

六、卫生经费的分配必须考虑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例如真正以预防为主,贯彻预防与医疗相结合的原则,在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前提下,使国家投入的卫生经费尽量作到按不同年龄组的人平均分配。这样作的结果才能使劳动就业的人口首先得到了照顾,其次,才可能满足老龄人口的一般的卫生需求。可以想象在未来卫生经费发生紧张的老龄化阶段,个人的延长生命的要求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也要对它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的高级人才给予特殊照顾,但是这样做,不仅不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更证明人力资本理论的正确。

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全民的健康保险制,代替目前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用增加第三付费者的办法,节约卫生资源,加强病人的权利和他对医疗过程的监督。促使人们加强保健意识,让大家感到身体是自己的,这样还能使群众将部分存款投入到老年保健中去。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卫生经费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医学、生命伦理学、卫生管理学、卫生经济学和医学法学等多学科。许多问题如对生命质量的判断实际上将产生“准死亡”的概念等,这样的概念能否通行并被社会所接受,取决于社会和医学界对老龄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但是我相信,所有今天人们正在争论的关于“人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自决权”、以及老年生命的最后界限等等这些法理性的问题,在老龄化社会里都将让位给现实生活的选择。社会不是按照原则存在,“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社会老龄化是人类五万年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人类只有经过这次历史性的“蜕皮”之后才能真正成熟起来,找到控制人类自身发展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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