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弘扬雷锋精神

时间:2022-03-16 05:45:48

雷锋是一个具体人物,但雷锋事迹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精神。雷锋是社会主义时期优秀人物的典型代表,由此提升出来的雷锋精神并不仅仅是雷锋的个人品质,在雷锋精神中,集蕴着可贵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成分,有社会主义理念和时代的反映,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当然也存有人类美德的印记。当今时代弘扬雷锋精神,重建中国社会道德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上下多方位共同努力。

一、道德影响力营造:一种“社会认同原理”

要让人们认同雷锋精神,崇敬道德楷模,让雷锋等道德榜样的形象和精神在全社会产生积极广泛的影响,这个社会首先得有赞扬、崇尚道德榜样的舆论风气环境。如果这个社会的舆论环境让人们感到“做好人难”,做了善事往往还受到各种质疑和讥讽的“围观”,一般普通人如何再会积极踊跃学雷锋做好事?所以道德的舆论环境在弘扬雷锋精神社会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我们想要切实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就必须在整个社会舆论的扬荣贬耻氛围上下工夫。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树立“道德楷模”,宣传“身边的好人”,都是在营造社会舆论环境。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人们通常会根据他人行动的特征取向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办,这也即人们常说的“从众效应”或“行为模仿”。不管意识到没有,社会中总会有相当多的从众行为,人们往往会参考周围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应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常常接受着他人行为的暗示和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让社会更多些关爱和礼让氛围,让更多的好人好事“影响”更多人的行为选择。

大力宣传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穿越”时代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吧,让它扎根在我们这个时代。雷锋精神体现的不是一个人的精神,在雷锋精神中,集蕴着可贵的中国精神。让公众媒体和公共机构更多地宣传社会道德楷模吧,赞扬身边的好人,让好人感动中国,感动我们。感动本身就是道德培育的一种有效方式。感动不是说教而是默默地打动你,人在被打动的同时,主体性也就被诉诸出来了。现在道德教育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对象当作主体,如此化育效果必然不佳。社会去发现感动、传递感动,在心灵和情感之间进行社会传播,将非常有助于在社会中营造起道德、阳光、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因此,“感动”正是道德良知和社会风气的储备,“被高尚感动的人,将与高尚同行”。虽不能期望人人都成为道德楷模,但社会必须歌颂高尚,引导人们向善而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心向善,认同并影响,社会道德才能蔚然成风。

二、舆论引导:公众媒体应多只“慧眼”

在信息化时代,媒体因其公共话语权和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舆论营造中、在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中,其功能和责任都首当其冲。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的说法,“公共媒体的意义和能量,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信息时代“人们已经被媒体控制”。如何理性规导社会舆论之场,如何减少恶性事件渲染引起的负面影响对公众心灵的“二次损害”,都是媒体应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目前社会舆论一方面是高扬主旋律文化,雷锋精神也一直在主旋律中飘扬,但不利于道德健康生长的消极舆论氛围也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社会弘扬道德和雷锋精神的同时,质疑雷锋精神、嘲笑或排斥道德的声音不绝于耳。“小悦悦事件”中陈阿婆的行为表现了广大百姓身上的道德良知本能,也受到一些人声称“想出名”的质疑。事实上对许多慈善、良知行为以及雷锋精神的无意或恶意的质疑,已成为我们社会舆论中的一种明显的声音。经过一些媒体的聚焦放大,客观上对社会舆论起了一种不利于雷锋精神以及道德普及的负面作用。许多人不是不愿学雷锋做好事,但做了好事反被嘲笑或质疑的后果,让他们对选择行为心存疑虑。此外,种种质疑还会影响公众对道德良知的更多“不信”。

专家曾断言:“恶性事件过多渲染易加剧公众恶劣感受”,也有网民曾留言建议,“加强网络舆论监督,不要让那些为了提高关注度而丧失道德标准的文章在社会上任意漫延”。在这个意义上,负有独特道德舆论责任的公众媒体应该比常人更多一只“慧眼”,能“看透”纷乱社会现象后的本质,能把握局部、角落和全局、主流的区别,理性掌握舆论宣传的效果分寸,在积极的、阳光的社会舆论营造中发挥广大作为。从目前看,各媒体在社会扬荣贬耻的力度、权重还要有所加大,诸媒体尤其是新型媒体,必须改变“收视率”、“点击率”为主导的市场化取向,须知社会价值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不同,如何定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分寸,都应从长计议,而公共媒体在雷锋精神的弘扬和社会践行中,在社会价值文化建设中,任重而道远。

三、立法立则:加强扬善抑恶的“刚性”规导

弘扬雷锋精神,建立一个人心向善的道德的社会,不仅要靠教育、宣传和文化影响,还要靠法律和制度的刚性规导。扬善同时也必须抑恶,仅靠道德本身的力量,还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道德缺失和良知淡化问题的发生。相对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的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是建立在法规、制度及社会管理基础上的。反思起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是把社会道德寄于“人性本善”的期望上。西方传统文化较多强调“人性恶”,注重诉诸法规强制管制的力量。比如对于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许多国家都有具体法律用于相关规制。《法国刑法典》有“怠于给予救助罪”,美国有《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加拿大有《见义勇为法》。其他如新加坡、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法律中,都有关于救助危难的责任规定。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还有《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是给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防止见义勇为者因被救者出现意外而担责,使人做好事无后顾之忧。

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道德取向时,当学习雷锋做好事变成一件有可能被讥讽、质疑的事时,当救人风险成本太高时,“道德冷漠”和不道德现象就会普遍出现。社会法制管理一定要有利于社会中的扬善抑恶,之前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彭宇案”,法律判定后经过一些媒体的渲染,让当事人做好事寒心之余,也“教育”更多人对于扶老人等救助行为的“后怕”。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社会讨论中,问题之一就是对于“立法”的制度呼唤。如果一个社会让救助者或学习雷锋的奉献者吃亏,导致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同时做缺德事得不到社会的抑恶责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久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就一定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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