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移情东南亚

港台企业纷纷逃离珠三角，韩资企业在山东半岛密集撤退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外企开始移情东南亚，去寻觅新的淘金梦。

外企“东南飞”

近几年来，不经意间，作为外企在中国主要栖息地的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已成为外企撤离的“重灾区”。据广东省外经贸厅的官方报告，2007年广东实际迁走的外商投资企业为244家，涉及销售额12.14亿元人民币。另据东莞市工商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2007年迁出东莞并向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地变更手续的企业达到500余家。

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截至2008年1月底，就已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而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出现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撤出中国。

前所未有的外资撤离潮招致国际媒体放大性关注。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指出，由于利润回报差强人意，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将在几年后撤离中国 市场。

外企撤离中国后，大多向东南亚国家迁徙。日本机械电子部件厂家纷纷在越南建立生产基地，比如2006年初，日本丽声钟表工业投资3亿日元在河内的工业园区建设精密模具和树脂部件成型工厂。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与中国相比，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

不仅日本公司如此，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为了保证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为了分散汇率变动的风险，纷纷走进东南亚国家，培育成继中国之后的新的亚洲生产 基地。

统计显示，中国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0.69美元，东南亚一些新兴纺织品出口国的成本约为0.4美元，显然中国纺织业劳动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在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服装厂工人最低工资仅为45美元/月，土地、水、电等能源价格也非常优惠。据香港出口商会调查，在越南等国开设一家1000人左右的服装厂，投资仅需要6百万左右港元，而同样规模的工厂设在中国，则需投入几倍的资金。

而印度也是外企迁徙的主要目标国之一。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英语是它的官方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因为没有语言障碍，印度的员工更容易与外籍管理人员沟通，因而执行力也更强些。

红利时代不再

在过去20年中，外企蜂涌而入，抢滩中国，大多是冲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来。以一个电子熟练工为例，雇佣一个中国员工月薪只需200美元，而在欧美，则至少需要1000美元，是中国员工的5倍，甚至更高。

在过去10年中，外企和中国共享中国“人口红利”。外企雇佣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中国本身也因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多数年份GDP增长在10%左右，为世界之最。

不过，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渐趋减缓，出现了用工荒，加薪潮不期而至。在金融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去，尤其是2009年夏末以来，珠三角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问题正是加薪压力报复性反弹的结果。

而富士康“坠楼事件”导致的接连两次加薪公告，也在不经意间成为引发整个珠三角加薪压力井喷的始作俑者。初步核算，一旦富士康宣布的2000元“底薪”措施成为现实，那么，同等劳动强度的珠三角一线作业员月收入理论上应该超过3500元，这一工资标准距离2009年深圳全市职工约3890元的月平均工资仅有一步之遥。

进入6月，中国各地企业掀起加薪风，无独有偶，省市政府近来也纷纷从7月起上调最低工资。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关注中国最新一轮的加薪潮，并引述分析家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劳工价格攀升背后的原因不简单，北京期望劳工阶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刺激内需，并借此迫使出口型的企业转型为创新及高价值产业。

中国“人口红利”的时代已基本结束。在此情势下，效益不太好的外企失去了竞争力，为了生存，只得卷铺盖走人，另找生路。用在东莞一位外企老总的话说，“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

产业升级机遇

外企向外搬迁，短期内会加大中国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降低GDP，地方政府经济数据的成绩单在一时间也可能“不太好看”。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外企搬迁的现象并不奇怪。跨国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千方百计降低企业成本，会动态地在全球各地布局其生产、销售、服务和研发各个环节。

在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中国之前，全球制造业中心已经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制造业中心开始从欧美向日本转移。第二次是七八十年代，全球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地区转移。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制造业中心从亚洲四小龙地区向中国迅速转移，主要集聚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和山东沿海地区。

既然制造业搬迁是一种自然迁徙，只要把握得当，因势利导，就会化弊为利。在制造业搬迁过程中，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迎来经济新的发展高潮。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本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日渐式微之时，通过政府引导，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搬迁至中国的山东半岛，这种搬迁并没有导致韩国经济的衰退，相反，由于引导合理，韩国的制造业实现了质的飞跃，比如三星集团异军突起，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制高点，令人瞠目结舌。

一块硬币有正反两面，从“硬币”的另一面看，外企向东南亚迁徙也不纯粹是坏事。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急匆匆地向东南亚迁移的外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低端化的企业。这些外企撤离中国，不会动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反而给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和资源。

曾在广州东莞进行调研的中信证券分析师诸建芳指出，目前撤离的外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合同外资多在300万美元左右及以下，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这些行业处于产业链的终端，对上端的依赖不是很强，主要依赖的是订单，国外客商只要取得稳定的供货就行，不在乎订单是在越南或柬埔寨生产，还是在中国生产的。

与此同时，在广东，电子行业企业基本没有发生外迁现象，因为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在这里，具有良好的配套供货系统，劳动力素质也比较高，这是越南、柬埔寨所不具备，也很难复制的，因此，即使人工成本高些，企业也不易迁走。

在江苏南京进行调研的中信证券分析师陈济军表示，江苏当地政府并不担心外企撤离的动向，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当地的产业升级。

“这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离恰恰腾出了空间，为当地承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提供了契机。”陈济军说，当地本来就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劳动力相对紧缺，成本升高，这些外企撤离还缓解了这些压力。

在一项问卷调研中，也有不少沿海企业认为自己能够消化日前上升的成本压力，其员工工资本来就比当地最低工资高出许多，招人反而比过去容易。

而一些观念前卫的地方政府官员则利用“腾笼换鸟”的机遇，依托最新修改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指导目录》，进行新一轮的招商引资活动。如果说前一轮招商引资是“饥不择食”，招来许多低端外企甚至高污染的外企用来“凑数”显政绩的话，那么新一轮招商引资则是质的飞跃，招来的是“金枝玉叶”，不再是“枯枝败叶”。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