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读后

《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读后

流行音乐已成为当今论文联盟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音乐现象。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音乐美学关注的是它的审美价值，音乐史学关注的是它的历史发展和流变，对于它的流行（传播）的研究则是音乐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曾遂今先生所著《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7）即是用音乐社会学的方法对流行音乐（包括广义和狭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也可以将该作视为曾先生1997年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2004年“增删修改”版为《音乐社会学》）的“姊妹篇”、“系列篇”。如果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社会学专著”（于润洋语）的《音乐社会学概论》对于我国的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那末《中国大众音乐》（以下简称《大众》）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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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论文联盟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除上述“四性”，另其全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贯穿（如唯物史观、马克思商品学说），研究上多学科又多种方法（如系统论、统计学）的综合，分析论证中动、静态的结合（如音乐传播透明度衰减图示，上述当代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三相”划分互动、音乐流行模式“三环”制约理论），对最新理论动态和社会音乐信息的广泛把握，学术性、教材性与可读性的兼具，史料的丰富翔实及图（包括插图、图示和图表）文并茂等方面，也属于该著较显著的特点。若要找点不足，那就是关于“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体系大观”中民间、宗教、军旅、儿童、革命、当代城市民间等六类音乐的分类逻辑上似不甚严谨，另文中个别处是否论述应再求精炼、举例应更求典型。 转贴于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