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浅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 论文联盟

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001)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contemporaryculmral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学派继承了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逊开创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pcs)和伦敦哈奇逊公司(hutchinson)来传播或开展研究。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辞职的10年间，中心的全职教员始终只有霍尔和霍加特两个人。1980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生多达40人，但正式教员始终只有3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生继任后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朗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大到本科教学的领域。

一般来说，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亚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语言研究三大块(按照霍加特的起初计划，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批评和社会学，其中文学批评最为重要)。亚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战后英国国内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历史研究试图瓦解大一统的大不列颠历史观，强调英国内部各个部分历史的差异；语言研究力图吸收和发扬欧洲大陆20世纪语言学自索绪尔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并对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后期的伯明翰学派，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也异彩纷呈。主要包括：阶级和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研究、媒体和观众研究、电影研究、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与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利话语以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化问题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相继出版了《仪式抵抗》《文化，媒体，语言》《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彻割与混和x躲在亮处》等—系列的学术成果。

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广泛的学术渊源。学派成员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多方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重视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文化调查)和文本分析。他们崇尚小组探究和集体合作，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亚文化、文学和社会、英语、历史、语言和意识形态、媒介、妇女、工作等学习小组，建立了高效的导师制、研究小组、报告会等模式，在教学、训练和研究上不乏创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学术传统：

第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传统。整体而言，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强调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政治批判性，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些都可以在其研究对象、方法论、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方面得以体现。以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为例，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7个项目，分别是：维尔(orville)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它们分别属于地理、媒体、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跨度之大不能不让人惊讶。

第二，伯明翰学派文学艺术批评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尽管驳杂不一，但是并不排斥文学艺术文本。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霍尔的《通俗艺术》、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都细致分析了许多文学文本、流行文学和摇滚艺术。和当时的精英文学批评相比，他们的研究更重视非主流社会团体的共同经验，强调并构建一种健康淳朴的、严肃自然的、有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文化。

第三，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在大众文化和媒体理论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基本持“批判到底”的态度，视之为一种以商品拜物教伪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特征的伪文化，并以统治阶级整合大众为最终目的。本雅明、洛文塔尔等学者对大众文化则持有复杂的矛盾态度，时而为传统艺术的灵韵在机械复制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消失惋惜，时而也为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唱起赞歌。相比较而言，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却重视受众的解码立场的灵活性。他们研究大众文化有一个双重支点，即大众文化总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是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进行协商、斗争的领域，是实施霸权和反抗霸权的场所。很显然，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工作重点。伯明翰学派研究了欧美特别是英国自19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青少年亚文化现象，如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在亚文化的起因、亚文化风格的形成、风格与媒体、道德恐慌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风格的收编、风格的功能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形成了在当时乃至今日的极富影响力的亚文化理论体系。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看作一种“巨型文本”和“拟语言”，主要是对风格的抵抗功能和被收编的命运进行解读。

第五，伯明翰学派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不同，伯明翰学派不是把媒介看成仅仅是国家用以维护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威廉斯等人的影响下，根据霍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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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解码”(encodinganddecoding)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对电视媒介和电视观众的消费进行了研究，霍尔的学生戴维·莫利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更是掀起了对这一模式的实证研究或证伪研究的持久论文联盟不息的浪潮。

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主要是在英国国内扩展，许多学校都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专业学位。自20世纪肋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至今，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甚至被认为已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在美国，文化研究曾一度被认为是极为边缘和古怪偏见的研究方法，现如今，它却以其高度的实践性和参与性的知识活动，以其灵活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与学术生活的主流。不仅大学里的相关院系开设了文化研究专业，并聘请导师来培养研究生和专业研究人员，而且在出版界，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很活跃的领域，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刊物纷纷面世。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了许多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文化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同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反思。特别是1996年以来，国外对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霍尔的研究日益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霍尔论文集(stuarthall：criticaldialoguesinculturalstudies，1996)和霍尔研究专集(withoutguarantees：inhonourofsmarthall，2000)都得以出版，这使得国内学者对霍尔的思想轨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文化研究的成果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最多，学术水平也最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才被一些敏锐的中国学者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中去，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

很显然，相比较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我国的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误区，不仅缺乏一定的原创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且还鲜有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种实践性、参与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中每每呈现出“随意性”和“情绪化”的倾向，西方那种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背景、以深入的田野调查或经验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尤为缺乏。除了少数重点大学的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比较熟悉之外，国内许多高校尚不熟悉文化研究的渊源、方法和特征。此外，大学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在国内也比欧美国家里的大学滞后了许多，这就大大制约了文化研究在我国的推广、普及和拓展。为此，国内有不少文化研究的学者呼吁把文化研究引入高校的日常教学中，大学里开设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毫无疑问，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发源地和理论资源。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大多停留在零散的翻译和简单的介绍层面，尚缺乏对该学派的整体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因此，不难想象，通过挖掘、梳理、归纳、整理近半个世纪以来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洞察并评价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现状，系统地研究伯明翰学派卓然的文化研究成果，剖析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功过得失，厘清并改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从而达到借鉴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手段以推动我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目的，为国内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路数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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