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音乐!

4月11日，音乐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又聚在了―一起，这―次，他们要讨论的是“音著协”46条事件。

刘欢在会上说，如果这次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得以通过，对整个音乐产业将是一次“灭顶之灾”。其实，“唱片已死”的说法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音乐产业陷入困境不假，是坐以待毙，还是在互联网时代杀出一条血路，涅重生?涅之后，你仍要继续行路。

大佬的集会

在北京艾维克酒店并不宽敞的多媒体厅中，聚集了谷建芬、宋柯、刘欢、小柯、张亚东等众多音乐人，在他们后面几排就座的，是数十家唱片公司的代表。与往常出席娱乐活动不同，这一次，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凝重如铁，透不出一丝笑容。曾写出过《烛光里的妈妈》这样经典音乐作品的谷建芬已经78岁了，她字斟旬酌，似乎在从思绪中寻找到最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她复杂的心情。“对于版权这件事，我心已死，早看透了，在我有生之年这个问题要解决，太难了。”现场气氛一时凝固，连记者按动的快门声似乎都成了一种打扰。

这是唱工委与音协联合召开的媒体通气会。这个通气会只有一个目的，避免音乐产业因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通过，而遭遇如刘欢所言的“灭顶之灾”。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而音乐人对这次草案的质疑主要针对第46、48、60、70这四条条款。其中第46条规定如下：“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品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刘欢认为这条条款彻底地剥夺了音乐人最后一丝尊严，在通气会上，他质问道：“三个月后，只要我给了版权管理组织钱，我把你的歌放到公共厕所里播，你管不着。我们音乐人活着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尊严?!”而小柯则认为这条条款还可能导致精品音乐的消失、“李鬼”泛滥：“一个歌手推出一首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还没火，其他公司就已经开始做了。我能想象到更严重的情况是，你不仅可以翻唱汪峰的歌，你甚至可以叫汪峰。你也可以弄一厚瓶底眼镜，弄一差不多的胡子，那你就是汪峰。这不是没有可能，这太有可能了。”

第46、48条已经让音乐人怒不可遏。但当宋柯看到第70条的时候，他更炸了。如果法案通过，“使用者依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合同或法律规定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的，对权利人就同一权利和同一使用方式提讼，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并按照相应的集体管理使用费标准支付报酬”，宋柯认为这已经违背了宪法：“在刑法中对于侵权行为的处理是：停止使用、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第70条直接将后面三条抹去，只留下‘停止使用’。”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心里也从早先的愤怒转而觉得可笑。在4月20日人民大学组织的一次版权沙龙中，宋柯说79条草案的起草者完全是在黑集体管理组织，说完这话，台下集体管理组织的代表甚至都笑了。

他所指的集体管理组织就是音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音集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这两个组织只是社团组织，并非行政单位，并不具备行政管理权力。而且在宋柯看来，音著协根本没有做到财务透明、分配原则透明、角色机制透明。它们一方面垄断版权人，一方面垄断使用者。在法律上给予这样一个本该是公益性的组织如此大的倾斜。他认为这是国家著作权保护的巨大倒退。

不过，在小柯看来，至少面对又一次的挑战，此回音乐圈终于做到了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出事了，有一个人挑头，人们跟着一窝蜂就上，然后喝完酒就散了。”而这一次，小柯强调“大家的团结义无反顾”、“一切的行动都没有停止”，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让步，现在已经到了音乐行业生死攸关的时刻。

这一次，音乐人的努力没有白费。4月24日，音著协发表声明，建议删除备受质疑的几条草案。

但在部分人眼中，唱片业其实早就死了。自从互联网兴起，传统唱片业便迅速滑入深渊。小柯对此深有体会：“20世纪80年代一张唱片能拿到几百万张的销量，到了90年代缩减到三四十万，而现在，许多一线歌手的唱片也就卖个五千张。”音乐制作公司曾经只要一张唱片赚钱，就敢投资十张新唱片，现在即便是一线歌手，赔本的可能性也很大。不过，更令人心寒的恐怕还是音乐人才的流失：高晓松、张亚东做了电影导演，小柯开了剧场，宋柯卖起了烤鸭。谈到这个话题时，宋柯颇有些痛心疾首：“现在人们对音乐的热情已经被摧毁了，从音乐人、歌手、编曲、制作人、录音师到策划、企划、市场、销售，这种人才流失是全链条的人才流失。靠版权收不到钱，写流行歌得不到回报，人们只能转向其他领域。”

中国的音乐行业何去何从?答案也许还飘在空中。

回到舞台

4月20日，北京降下一场小雨，有些人为了避雨，索性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小柯剧场一楼的餐吧中坐了下来。在吃东西的过程中，有人被墙上的海报吸引。海报上一只手举着一株向阳花，在向阳花上方，有一行小字：因为爱情。

这是当天将要在小柯剧场开演的形式剧的名称。在剧场对面的咖啡厅里，小柯一边和我们谈话，一边跟制作人进行最后的沟通：原本计划送给观众的荔枝买不到。他们计划改变策略，给每个入场的观众一束玫瑰花。离正式开演还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工作必须尽快进行。

其实，对于这次形式剧的演出，小柯心里也没底。直到开演当天，一觉醒来。他才想起还有票房这一档子事儿。小柯脑海里立刻浮现郭德纲的经历：在德云社创立初期时，一开帘里面就坐着一个观众。小柯认为自己现在的情形和这特别像：新的剧场、新的尝试、新的戏。他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才显得更加合理。

这并不是小柯没有自信，而是这条路对他来说太具有探索性：“一个写音乐的来写剧本，还自己当导演，人们都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这个戏本身的形式感也是一种探索，所以它失败是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不过对他来说，这出剧只是自己未来关于戏剧、关于小柯剧场的探索开始的原点。即便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事实显然能够让小柯放下心来，即便开票时间偏晚，到首场演出时，他们只卖了不到一周的票，但票房成绩还算不错，观众已经将剧场塞得满满当当。小柯认为未来《因为爱情》的票房还会抛物线式上升，因为他对自己这次首次涉足戏剧所创作出的内容，抱有充分的信心。

小柯并没有将这出剧称之为音乐剧。因为音乐在其中所占的成分并不高。事实上，之所以转向戏剧创作，除了对戏剧的喜爱以外，也是因为在过去做音乐过程中，互联网侵权把他搞怕了。2004年开始，小柯就在尝试寻找一种新的音乐商业模式。最后发现唯一的生存渠道是通过手机彩铃。但这个渠道却并不是音乐真正的传输渠道。

“除此以外，不论你怎么绕圈，都绕不过

两个字：版权。”小柯说道。

但和许多音乐人不同的是，小柯并不认为应该向网络用户收费，而是应当将歌曲带来的附加价值纳入到版权之中。一个网站通过分享音乐换来大量流量，赚取大量广告费，这些价值也应该分享给音乐界。小柯曾经做过一个网络平台，这个平台在播放歌曲时同时播放广告，它不像别的网站用流量来衡量价值，而是准确地用一首歌来衡量广告搭载，让运营商和音乐制作商一目了然地分配利润，但是这还是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它改变了用户听音乐的习惯，用户听歌只用耳朵不用眼睛。而广告投放商也宁愿采用模糊分配法，只要我的广告框被弹出来，甭管人们有没有看到，他们都乐意付钱。”

小柯还尝试过做正版音乐网站，但因为在这种网站上听歌，用户必须要经历一段繁琐的操作过程，因此很快就被遗忘。在试过所有招都无法解决问题之后，他觉得还是现场演出相对靠谱，实打实的表演，总不会有人侵权了吧?

所以小柯用做音乐赚来的钱建了现在这个剧场，它分为上下两层，在小柯的计划里，第二层的专业剧场主要用于戏剧方面的尝试，而一层也有一个舞台，配备专业的灯光和音响。是一间纯为音乐演出准备的live house、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人们对现场演出的热情方兴未艾。

看上去，小柯已经放弃了互联网音乐的探索。对于未来究竟如何，小柯显得有些沉重：“我现在不敢说未来音乐产业会是什么样子，1999年我们就说看它还能差到哪儿去，这已经到根儿了。到了2000年。竟然还差!然后这―说就又说了12年。”他叹了口气，“现在真没底了，这次又遇到草案的这个事儿，我是感觉有点儿绝望。”

可触摸的音乐

当曹方因为用嗓过度而突发声带炎症，导致巡演杭州站、上海站不得不延期举行时，她所属厂牌NOVA娱乐的CEO相征感觉压力很大。

相征说。此次巡演并不能赚钱，在巡演开始前他们做了一下预估，大概能做到成本回收。但如果遇到像延期这种突发事件，他们还不得不从公司另一条线的收入中填一部分过来。

所谓的另一条线是NOVA所接的公关品牌活动，目前这条线的发展状况良好，也是公司主要的营利来源。在音乐方面，为了顺应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习惯。NOVA其实也做7--些备受好评的尝试，比如发行曹方专辑《浅彩虹》的App版本。

相征并没有想过这个App能够给NOVA带来多少收入，因为在中国，正版APP的消费能力也很弱。所以这更多是对音乐App消费市场的培育。“它最初的创意来自于我们小时候听CD，都有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歌词本的习惯。曹方音乐的画面感很强，很适合用有趣的视觉呈现方式来表达。因此我们找了个傣族的插画师绘制插画，并在App的制作上强调与用户的互动性。”NOVA在创作这款App上花了很多心思，它和实体唱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从目前得来的反馈上看，曹方的很多歌迷说这是他们买的第一个收费App。

宋柯也觉得APP是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一条方向，至少有苹果这一道关会消除盗版的问题。实际上，版权依旧是宋柯这一代音乐从业者最关心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叱咤的20世纪90年代末正是传统唱片盗版盛行的时代。发行朴树的《我去2000年》时，他曾在封套上打孔的方式，提高盗版商的制作成本。没想到后者根本不予理会。结果这张唱片出现无数种版本，有的是在封套上印了一些孔，有的是直接在图上把这些孔抹去了。看上去这种方式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毕竟盗版商无法做出一张与正版唱片完全相同的CD，然而，对于消费者，这似乎都没什么区别。

而当数字时代到来后，宋柯也是头几个开始做彩铃的。实际上，彩铃是这几年唯一让音乐制作公司赚钱的一种模式，因为它有一个封闭的商业小环境、收费便利，还拥有巨大的客户群、良好的版权认定。当时李宇春、刀郎的一首歌能通过彩铃业务卖到上千万。但很快，随着互联网将免费概念深入人心，这一条路也走不通了。

“在网上，就算你想开拓一个新的付费商业模式，你也不敢开拓。”宋柯认为mp3的泛滥让任何一家网站都不敢像中国移动那样。研究一个封闭渠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mp3只是一种落后的、暂时性的、过渡性产品。面对互联网，音乐产业并非只能束手无策。

就在辞去太麦CEO，开了属于自己的烤鸭店以后，很多人认为宋柯已经开始渐渐淡出音乐界。但在接受采访时，他却透露了未来的一个工作重心。这是他已经研究了一年多的项目，他称这个项目可以绕开现在互联网音乐的所有弊病，归根结底，新时代的音乐还必须要有新玩法。

不过对于这出“隐藏大招”，宋柯不愿意透露太多。但他确定这个产品一定适合这个行业，而且能充分发挥出互联网的独特性。他说：“必定会有一种新的产品会取代mp3，这种产品应该让消费者乐于花钱，因为它的制作方式符合互联网的特性。比起唱片来说，它更加全面，更加有冲击力，更加符合消费者的期望。”宋柯进一步说道，“它肯定不是10首mp3的堆砌，而是一个极其高端、富有想象力的产品。能够吸引生长在互联网中的一代，让他们一见倾心，真的愿意花十块钱来购买。”

宋柯第一个提出“唱片已死”，却在众多音乐人真的对音乐产业彻底失去信心的时候，又为未来的音乐产业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图景。他觉得未来的音乐产业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恢复过去传统娱乐供应商“影视歌”三足鼎立的姿态。当然，它一定是在互联网，因为音乐确实最适合互联网。至于这个巨大的市场形成究竟需要多少年。宋柯自己也不确定。只不过他还保持乐观：黑暗永远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