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纪检机关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做了大量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建立健全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锻炼了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在中央和县级以上设立纪律检查机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委，明确了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1980年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将中央纪委以下的各级纪委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规定：中央纪委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检查员，在中央纪委直接领导和驻在部门党组指导下进行工作。198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成立。到1988年春，全国县以上的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大都组建起来。1993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式合署办公。1993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下发《关于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的意见》，明确了“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行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所在部门党组、行政领导的双重领导，纪检监察业务以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为主”。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修改的都维持了这种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逐步恢复建立并不断健全。同时，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在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中心任务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素质，培养、锻炼出了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这就为今后进一步搞好纪检监察工作，力争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更大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查办了大量腐败案件，特别是集中力量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了腐败发展的势头，纯洁了党的队伍

30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恪尽职守，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党内违纪违法案件总量有所下降，群众满意度有所提高。据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从严治党方针，严肃查办案件,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党的十六大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查处的大案要案增多。先后查处了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小华；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等20多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特别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因严重违纪被查处，影响更大。是继之后因腐败问题而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极大的打击和震慑了腐败分子，遏止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党组织的纯洁。

三、深入持久开展专项治理工作，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党中央、国务院对纠风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与行业不正之风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持续斗争、反复较量和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30年。特别是1990年，国务院成立纠风办以后，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纠风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纠建并举、标本兼治”的工作方针。纠风工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它取得的成绩大家都能直接体会到。如治理了公共服务行业、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侵害群众和企业利益问题。又如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工作。据统计，通过治理，每年减轻的农民不合理负担达上百亿元。再如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目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已全面实行了“一费制”收费办法，收费行为逐步规范；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政策，择校乱收费问题有所遏制；高校招生中实施的“阳光工程”，使招生工作更加公开、公平、公正。2005年起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惠及了3000多万名贫困家庭的学生。再如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仅2005年全国取缔和关闭非法药品集贸市场116个；通过政府调控，累计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达340亿元；在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遏制了药品采购中的暗箱操作；狠抓医德医风建设，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问题有所减少。

四、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和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反腐倡廉的深入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表现出的新特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深刻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方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论断，承前启后，形成了新时期反腐倡廉的理论，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框架：一是提出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思想；二是提出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三是提出坚持“两手抓”、“长期抓”的方针；四是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五是提出反腐倡廉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六是提出反腐倡廉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根据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创造性地研究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怎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科学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意义；二是深刻揭示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社会历史根源；三是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略；四是全面论述了从严治党方针的科学内涵。其重要创新在于：一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性质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是反腐倡廉工作认识论上的创新；二是从侧重治标到标本兼治再到着力治本，是反腐倡廉工作方法上的创新；三是把教育法制监督改革融为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是反腐倡廉工作手段上的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科学总结反腐实践经验，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新体系，实现了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开创了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我们党在反腐倡廉理论方面的新突破在于：一是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依靠制度反腐的思路更加清晰；三是依靠制度反腐的有效性更加受到重视；四是加快建立防治腐败长效机制的反腐体系更加完善。

五、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立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新体系，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要走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反腐倡廉制度法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的要求。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2005年1月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7年9月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08年1月15日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以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努力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全面推进，取得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