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和企业绩效的关联性探究论文

摘　要：目前关于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争论。主要原因一是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具体情境，二是考察的信息技术过于笼统。针对这两点不足，文章以粤港两地的制造型企业为样本，以对其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RFID技术为研究对象，通过拓展和深化现有分析框架，综合研究了RFID技术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一方面，RFID技术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RFID技术通过与之相互补的组织变革行为(主要是物流外包、流程重组与组织结构调整)来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信息技术；组织变革；绩效

信息技术作为当今最为先进和最具发展前途的一种生产技术，它在企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能力正在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开展信息化建设必将会带来经营绩效上的大幅提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信息技术的投资方面存在着所谓的“生产率悖论”(Solow，1987)。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信息技术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不同的信息技术和设备其功能也会有所差异，这体现到企业中就是对经营绩效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而技术的改变势必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必须要同与之相匹配的组织变革之间形成一个互补系统才能有效提升生产绩效(MilgromandRoberts，1990)。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IT投资回报的规律并不相同(LeeetaL，2005)；而基于中国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无法为我国目前企业的信息化进程提供参考和指导。为此，本文将以在粤港制造企业中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RFID技术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研究信息技术、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说明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揭示中国情境下“生产率悖论”问题的本质。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的直接关系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增强核心竞争力、成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Afuah，200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贡献，而且许多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研究也得出了信息技术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的证据(Leeeta1，2005)。例如，Hitt和Brynjolfsson(1996)研究了IT资本与资产报酬率等组织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IT资本与ROA呈正相关关系，但IT资本与ROE无关；Weir(1992)的研究结果显示，事务性IT投资与绩效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国内，林丹明等(2007)结合行业因素研究了我国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同时，行业特征对信息技术投资的效果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孙晓琳等(2010)则对我国IT类上市公司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进行了考察，得出了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结论；并特别指出，不同类型信息技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

具体到RFID技术，它在制造企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在整个供应链产品的流转过程中提供全面精确的信息和资料而优化管理方式以达到提升绩效的目的。据Kearney(2003)的研究，使用RFID的零售商将会减少投资成本5％、节约库存成本7.5％和增加销售额0.07％。对于制造商，实施RFID技术可以实现高效的生产计划，减少库存；此外制造商通过主动跟踪产品信息，对有瑕疵的产品或缺陷产品进行有效召回，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同时也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不仅如此，运用RFID，制造商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退货率。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设：H1：RFI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的间接关系

虽然信息技术能够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但是正如Milgrom和Roberts(1990)指出的那样，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首先是改变了组织的信息基础、改变了信息获取和流动的方式、打破了组织内外的各种利益平衡关系，从而引起了组织要素、组织行为的变化，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也即是说，信息技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引起相应的组织变革开展与之互补的伴随来间接实现的。Powell和Dent-Micallef(1997)首先对该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利用美国零售行业的数据考察了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技术本身对经营绩效的推动作用不大，但是一旦与相应的人力资源和商业资源构成稳定的互补系统之后就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导致经营绩效大幅提升。随后，Hitt和Brynjolfsson(1997)以及Bresnahaneta1_(2002)分别使用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数据发现了企业信息化资本、伴随性组织创新、伴随性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存在互补关系。在国内，汪淼军、张维迎等(2006)也利用浙江企业的数据证明了企业信息化与组织变革具有互补性，并发现企业信息化和组织行为之间的互补性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然而，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组织变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到底哪些具体的行为会发生呢?关于这一点至今并没有定论，学者们认为要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情况。但总的来说，与企业信息化相伴随的组织变革行为主要反映在战略决策、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三个方面(Volkoffeta1，2007)。具体到RFID技术应用于制造企业的情况，其变革行为主要反映为物流外包、流程重组和组织结构调整。

1.RFID技术与物流外包。按照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制造企业是否进行物流外包，取决于其在物流自营和物流外包两种方式下物流运作成本的比较：哪种方式下产生的成本最低，就选择这种方式。自营情况下的物流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内部组织成本，外包情况下的物流运作成本主要由协调成本构成。而RFI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则更有助于节约外部协调成本。基于RFID技术所形成的物联网(ElectronicProductCodeNetwork，EPC)是一种比传统的物流管理智能化程度要高得多的能够实现物品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的全球性的智能物品管理网络，它具备降低协调成本的三个特点：(1)实时性。企业可以通过物联网提供在线实时的服务给客户，因此在信息获得或提供上，实时性能够降低企业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前的信息搜寻准确性高，从而降低交易前信息搜寻的成本与判别、议价的成本；同时，在缔约过程中，实时性也可避免信息错误造成成本的浪费；而在交易后实时且精确的信息提供可使监督成本降低。(2)互动性。因为物联网具有实时互动的特性，所以能增加现有客户或潜在顾客的参与性，这将有利于气氛的创造以及沟通的效果，促使交易前、中、后的气氛更加和谐，故可降低交易前的搜寻成本、议价谈判成本与交易中的缔约成本。(3)个性化。物联网上交易的主动性是由顾客所决定的，可以减少缔约进行中不必要的成本。而信息属性的充分表现与受重视更可节省信息披露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使交易执行时不良适应成本与监督成本降低。由此可见，当制造企业应用RFID技术后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将会采取物流外包的战略决策，从而达到提升绩效的最终目的。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理论假设：H2：RFI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与其物流外包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3：企业物流外包程度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RFID技术与业务流程重组。RFID技术在制造企业中应用的另一个作用体现在对原有业务流程的改进上。以RFID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业务流程重组的“推动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学者对信息技术对业务流程重组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Hammer和Champy(1993)认为信息技术是业务流程重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出“信息技术是业务流程重组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息技术，要谈业务流程重组，无异于痴人说梦话”；Wu(2002)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应用信息技术分析业务流程重组战略，在此基础上为业务流程重组选择战略路径是业务流程重组取得成功的保证”的结论。RFID技术对业务流程重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流程设计前、设计中以及设计后三个方面(Attaran，2004)：在流程设计前，RFID技术能够使企业有效地利用更新、更好的技术来制定战略规划，从而在流程设计之前就能够达到改善业务流程的目的。在流程设计的过程中，RFID技术能够收集和分析有关绩效和流程结构的信息，这是识别和选择流程再设计的重要一环；由于系统中的数据库能够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共享，因此RFID技术不仅能提高流程实施的合作与协调，还允许组织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跟踪客户的满意度和分析其抱怨程度。在流程改造之后，RFID技术能够促进用户和企业进行及时的沟通，克服地理和组织上的障碍；而且，RFID技术将大量有用的信息带人流程，决策者就可以将这些信息与决策支持系统或者专家系统结合起来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据此，我们又可以提出以下两个理论假设：H4：RFI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与其业务流程重组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5：企业业务流程重组程度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RFID技术与组织结构。企业的组织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机械式结构和有机式结构。所谓机械式的组织结构，按照达夫特教授的理解，就是(1)任务专业化，(2)严密的层级链、规则多，(3)纵向沟通和报告系统，(4)很少有团队、任务小组和整合人员，(5)集权决策的这样一种组织结构。而所谓有机式结构，就是(1)任务共享、授权，(2)松散的层级链、规则少，(3)横向、面对面的沟通，(4)许多的团队和任务小组，(5)分权决策的这样一种组织结构(Daft，2001)。而RFID技术在制造企业中的广泛应用往往会导致其原有的组织结构形式朝有机式结构方向调整。首先，RFID技术的应用使得层级链条扁平化。企业之所以采用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就是因为受到了管理幅度的限制；应用以RFID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之后，上级交给下级的工作和任务趋于标准化和程式化，下级对工作的完成情况也能通过网络系统快速、及时、准确地反馈给上级，增强了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力度，拓宽了上级的管理幅度，使得原来需要两个层级才能完成的管理任务现在只需一个就可完成，减少了企业的层级(PickeringandKing，1995)。其次，RFID技术的应用使得决策权力分散化。企业在引进和实施RFID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技术素质高、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员工积极的参与，组织如果采取适当的分权，让员工在执行任务时有较大的自由权限，不仅可以使员工及时掌握回馈的信息，而且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促使员工积极推行RFID技术、促进RFID技术与组织的融合。反之，如果组织的权力集中的程度较高，容易在企业中造成RFID技术实施绩效目标的实现多归功于高层管理者，这使员工执行技术的态度趋于保守、积极性降低，对于不具有决定权的事情容易推诿，导致RFID技术组织管理绩效水平的降低。最后，RFID技术的应用使得内部关系网络化。企业采用了RFID技术后，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协调就十分重要；各部门的任务都会与其他部门相互影响，需要通过相互调整、协作以完成工作，减轻由于部门分割造成的接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很多瓶颈问题；这样，及时有效的沟通就是关键，而关系网络化则可以起到良好作用(王瑞旭，1995)。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最后两个理论假设：H6：RFI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与其有机式组织结构形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7：有机式组织结构形式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文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样本数据。整个研究涉及到五个潜变量，分别是RFID技术应用、物流外包、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企业绩效，其测量条目均来自于现有文献：RFID技术应用参考了Cuneo(2004)、Bacheldor(2005)以及Whitakereta1，(2007)的研究，从RFID技术数量与投资、RFID技术应用强制要求和RFID标准三个方面进行测量；物流外包参考了Sink和Langley(1997)、Joong-KunCho(2001)以及陈云萍(2007)的研究，从物流职能与业务量外包比例、战略联盟程度、物流管理职能与控制权外包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业务流程参考了梅绍祖和Teng(2004)以及王婷(2007)的研究，从业务流程重组深度、幅度和广度三方面进行测量；组织结构参考了Miller(1986)、Massimo和Marco(1999)以及Fenelon(2002)的研究，从分权化、正式化、复杂化这三方面进行测量；组织绩效则采用主观测量的方法，参考了Lynch(1998)、Ellingereta1，(2000)以及王辉(2006)的研究，通过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感知的企业在同行业的相对绩效来反映。由于问卷条目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对条目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和校对。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我们对50家企业做了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条目的语义和措词进行了修正，以期增进答卷者对各个条目的理解，以获得较好的测量效度。正式问卷共含有35个条目，其中RFID技术应用7个，物流外包5个，业务流程8个，组织结构8个，企业绩效7个。问卷条目测量均为李克特5点刻度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二)样本描述

在企业选择方面，只有那些实施了RFID技术应用于相关活动的企业才能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和反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RFID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制造、物流以及批发和零售贸易等行业，这几个行业差不多占据了RFID技术应用市场的80％(Perez2003；Angeles2005)。其中以制造行业应用RFID技术最多，所以本研究集中调查制造企业。在地区选择方面，本研究主要是以香港和内地的制造企业为研究范围，而内地的制造企业比较多分布在珠三角一带。至于回答者选择方面，南于本研究测量问卷的内容涉及到RFID技术应用、组织和企业绩效等重要信息，内容相对复杂，这要求回答者能够正确理解问题。因此，调查的回答者以企业的中、高层领导以及信息系统与营运管理相关人员为主，力求准确反映企业的情况。问卷主要是通过研讨会实地派发及电子邮件发放的，发放渠道主要包括香港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及香港和内地的有关商会和行业协会。本研究一共发放了700份问卷，回收了293份，问卷回收率为41.9％。剔除数据不完整和填写对象不符合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计282份，有效回收率为40.3％。样本企业中所在地位于内地的企业计有217家约占76.95％，所在地位于香港的企业则有65家所占比率约23.05％。就资本形态而言，以民营企业150家(53.19％)最多，其次为外资企业63家(22.34％)，再其次为国有企业46家(16.31％)，其他企业则有23家(8.1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LISREL8.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以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测量效度，数据分析结果如表1。所有因子结构的综合信度都超过了临界值0.70，相关的拟合指标如GFI(Goodness0ffitindex)、CFI(Comparativemindex)和NFI(Normedfitindex)也都超过了规定的临界值0.90。因此，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说明我们的测量模型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测量效度，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二)效度检验

本文对各结构变量的判别效度和收敛效度进行检验。判别效度检验旨在比较各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值(AverageVariancesExtracted，AVE)和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平方值，如果各个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值接近或大于0.50，并且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平方值，则认为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收敛效度检验则是观察测量模型中各个因子载荷的T值是否显著。表2反映了各结构变量的判别效度检验情况，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每个量表均通过判别效度检验。另外，每个变量测量条目的荷载值均大于0.50，且T值显著，说明各变量都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三)综合结构模型分析　在前文对RFID技术应用、物流外包等因素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探讨这些因素对企业绩效的综合影响。利用LISREL分析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到该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及拟合度指标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拟合度指标方面，模型的X2／df<3，RMSEA<0.08，NFI、NNFI、CFI、IFI的值都在0.90以上，GFI、AGFI的值都在0.80或以上，因此该模型与数据具有“算是不错的拟合度”(黄芳铭，2005)。由此可知，本文所提出的七个理论假设均得到了证实。

四、结论

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研究问题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在这其中，关于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所谓的“生产率悖论”一直引发争议并持续吸引着学者的研究热情。新近的研究开始结合具体的组织变量进行研究，认为信息技术资源通过与相应的伴随性组织行为形成一个互补的系统而间接影响组织绩效。本文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考察的信息技术过于笼统不具体、忽视了企业的具体情境这两点不足，以粤港两地的制造型企业为样本，具体到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RFID这种信息技术为研究对象，通过拓展和深化现有分析框架，综合研究了RFID技术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一方面，RFID技术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RFID技术通过与之相互补的组织变革行为(主要是物流外包、流程重组与组织结构调整)来间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这一结论与目前西方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一致。由此可见，随着信息化建设在我国企业中的深入开展，信息技术在企业中不仅仅只发挥“先进的生产力”的作用，已开始对“生产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各级企业来说，在应用信息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开展与之相互补的组织变革行为，只有当两者成为相互匹配的系统时，才能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企业管理人员不能想当然地期望信息技术投资能立竿见影地生效，而是应该重视营造信息技术最大化发挥作用的软环境，由此带来绩效改善。

虽然本文的分析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仍然存在需要修正和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文的研究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信息技术在企业中应用后效果的全面发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一时间往往是三到五年。因此，后续研究需要考虑信息技术应用的时滞，以便更清晰地勾勒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价值实现过程。其次，我们的研究样本仅来自于一个行业，并且考察的信息技术也仅仅针对RFID技术，而全国各地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情况则可能因地域、文化及信息技术类型等原因存在差异。因此，后续研究需要考虑面向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开展调研，以期全面准确地反映现实，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黄芳铭，2005结构方程模式理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林丹明，梁强，曾楚宏2007我国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J]_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2).

孙晓琳，邢一亭，王刊良，2010，信息技术投资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IT类上市公司的证据[J]科学学研究(3)

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2006，信息技术、组织变革与生产绩效[J].经济研究(01)

王瑞旭，1995，柔性技术与企业组织结构优化[J].科学管理研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