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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党项贵族奢华生活，也反映出西夏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西夏金银器在继承唐代传统工艺的同时，又受到宋、辽、金及回鹘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金银器制品。
西夏金银器的生产，主要出现在西夏建国以后。随着党项人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党项贵族们对各种奢侈品的欲望也日趋强烈起来，特别是金银器。由于西夏地处西北内陆，境内多山和荒漠，地理环境恶劣，这里的金属矿藏相对较为缺乏，需要从境外，特别是中原地区输入。西夏虽与辽结为盟好，但辽国在经济上对西夏进行限制，禁止对夏的金属输出，史料记载：1033年(辽重熙二年，夏显道二年)12月，辽兴宗下诏“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1063年(辽道宗清宁九年，夏毅宗拱化元年)“禁民鬻铜于夏”。因此，西夏便通过与宋之间进行贡使、榷场和边民贸易来得到贵重金属。《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1044年，宋、夏“庆历议和”以后，西夏又通过每年的“净赐”与“回赐”，从北宋政府得到了大量的金银器物。由于西夏“来献不绝”，才得到宋赐的金银、茶叶和丝绸等物。《宋会要辑编》第169册《刑法二》记载，西夏和西邻的回鹘“多市金银入蕃，使宋京城金银价贵”。对此，北宋采取了一些禁绝的措施，如“大中祥符元年，帝(宋真宗)以京城金银价贵，以问三司使西谓，谓言多为西‘贼’、回鹘所市入蕃，诏约束之”。实际上这类措施收效甚微，大量的金、银及铜仍然流出塞外，这种非法的贸易行为，实质上体现了西夏对北宋的经济依赖。
北宋不仅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金、银原料，而且其先进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与技术也传入西夏。因此，西夏贵族开始加紧自己的开采、冶炼，发展本国的金属铸造业。另外，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也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还有“人马皆衣金”。这里的“衣金”就是衣“金锦”，即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这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反映出西夏工匠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金银器铸造工艺和技术，包括制模、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银等多种工艺技术。
西夏统治者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在中央的十六司机构中，设有文思院，专门管理金、银、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主管有关王室在日常生活和礼仪制度上所需用的各种工艺制品，是官府手工作坊之一，也可以说是皇家工艺制作局。
西夏对金玉之类贵重器物的使用极为严格。《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只有获得批准的特别情况例外。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垄断、占有和喜好，西夏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十分发达。西夏陵出土的金带饰，以锤揲技术凸饰唐代流行的串枝葡萄纹图案，其装饰不但果实特别饱满，而且叶子也很生动，叶果相衬给人以厚实的感受；花瓣形镂空金饰为附属饰件，形体虽小，但制作精美，小巧玲珑；镶绿松石银饰，作菱形状，花蕊上镶嵌一颗绿松石，做工精细，镶嵌工艺高超。
总的看来，因为西夏统治者十分仰慕中原文化，深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故其金银器的发展趋势是本民族成分越来越少，而中原成分越来越多，这种演变与西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过程相一致。
迄今为止，西夏金银器出土的主要地点有四处：内蒙古的高油房古城、宁夏的西夏陵、灵武县石坝村、甘肃武威市东大街署东巷。现将各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金银器予以介绍，供藏友鉴赏。
1 1987年10月，在甘肃武威市东大街署东巷挖出了一批窖夏之物，有金碗、金链和金撮等，共5件(图1、2、3)，现藏甘肃武威博物馆。
金碗(图1)
高4.7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3.2厘米，重140克。
共有2件，均为侈口、直壁、平底，薄胎。碗心在三道弦纹中锻压两枝左右交错的牡丹花卉，碗口内沿锻压连续的缠枝图案。
金撮(图2)
通长41.5厘米。
细长，呈螺旋三角形，头部为勺状，肩宽，渐收至尾部。经专家确认为撮，撮是我国古代的量器的一种(10撮等于1勺)，因其为纯金所制，在全国各地历代出土文物中极为少见。
穿松石金链(图3)
长11.5厘米。
用拉细的金线制作而成，两端缠绕金丝圈呈弹簧状，中间有两个金环相套，弹簧与环之间串接有不同颜色的绿松石，色彩鲜艳美观。特别是弹簧状部分的金线粗细均匀，拧旋规整严密，工艺十分精细。
2 自1972年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对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陵展开全面调查，发掘了一座帝陵和三座陪葬墓，出土了一些金银装饰品(图4、5、6)，现藏宁夏博物馆。
西夏荔枝纹金牌饰(图4)
长5厘米，宽2.1厘米，厚0.4厘米，重11.7克。
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
该饰件通体呈长方形，用纯金捶碟而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凸出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为圆点纹。背面左右两端各有一横穿，是固定在其他物品上的装饰件，其精美的图案，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
花瓣形镂空金饰(图5)
底边长2.8厘米，斜边长2厘米，厚0.1厘米。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
中间镂空。周边呈花瓣状，顶角为桃尖状，器身共有三个钉孔，孔内各有一枚帽状金钉。
嵌松石银饰(图6)
长4厘米，宽2.8厘米，重2.7克。
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
椭圆形。表面鎏金，中间花蕊处原镶嵌有绿松石，出土时已脱落，周围为连珠及卷草纹，边饰莲花瓣纹，其中少了一瓣。该器物为西夏人帽子上的一个装饰物件。
3 1976年，在宁夏灵武县石坝村出土了一批西夏银器，共十五件，有发饰、盒、碗等(图7、8、9、10)，现藏宁夏博物馆。
曲角银钗(图7)
曲长14～18厘米，重32.3～35.5克。
共8件，通体为形制相同的两股钗，分大、中、小三型。上部较细，下部为锥体。
舍利盒(图8)
长5.3～6厘米，直径4.2～4.8厘米，厚1.8厘米，重27.2～32.7克。
共2件，均为小圆鼓形，底、盖用活轴相连，可以启合。其中一件上下两面中心皆为素面，周围铸压同心圆凹凸弦纹，内盘有十枚舍利子。另一件基本与上一件形制相同，只是在底、盖两面均阴铸一个梵文字(译为“阿”)。这两件舍利 盒是佛教徒随身携带的宝物。
银钵(图9)
高4厘米，口径10.3厘米，重137.9克。共2件，均为直敞口，浅腹，内外壁均素面，小平底。
银洗(图10)
高5.4～5.5厘米，口径10.6～11.3厘米，重114～117.9克。
共有5件，均为侈口，唇部外张，唇沿微内卷，直壁，薄胎，小平底。其中一件碗底有墨书西夏文字，汉译为“三两”。器物上用墨书和刀刻的西夏文字标明器物的重量，为研究西夏历史及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实测器物重量，得知西夏的两单位值约38～39.1克，而当时宋王朝的两单位值约39～40克，由此可知西夏的权衡制度，与宋王朝的权衡制度是相似的。西夏的典章制度“悉仿中国”、“多与宋同”(引自《西夏书事》卷十一)，由其权衡制度方面也得到了证明。
4 1959年4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高油房古城，农民在城东北角发现一处金器窖藏，出土各类金银器约27千克。其中有花式金托盘、金佛等(图11、12、13、14、15、16)，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桃花镶宝石金冠饰(图11)
长3.2～7.1厘米，宽2.6～6.1厘米，重91克。
共五件，均变形，其中三件的宝石缺失，一件中部宝石缺失，一件四处有宝石。为桃形，个别的略呈椭圆形，并有立体和片状之分。立体桃形饰件有大、中、小三个。最大饰件长7.1厘米，从背面看，由外向内为三级或四级阶梯式，每阶的角部刻一周连珠纹；正面每阶上有一圈小花朵，里面镶嵌珠宝，正中嵌一颗宝石(多已脱落)，宝石周围则是瓣。片状桃形饰件体形较小，长3厘米。边缘镶嵌一周珠宝，中孔为椭圆或扁长方形孔，孔的周围又做出花瓣。中孔与边缘之间再镶嵌珠宝或呈花纹，并有连缀小孔，上端均有一朵宝石花。
长条形镶宝金饰件(图12)
长约20厘米，重23克。
该金饰件残为五段，变形。弧形断片上有钱纹、圆点纹、草叶纹、十字形方格纹等纹饰，饰片上还镶嵌有宝石。
金指剔(图14)
长8厘米，重13克。
柄呈镂空双鱼柱形。头向柄端，两鳃相对，张口合鳍，尾部束带。鱼头雕刻有仰莲、连珠和瓜棱纹饰，末端为心形花瓣圆孔。鱼尾有连珠、仰莲、瓜棱纹饰，下接斜刃指剔。通体造型活泼生动，富有想象力，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风格。
高透雕人物形金耳坠饰(图13)
高4.2厘米，重31克。
嵌物均缺失，器物略有变形。镂空雕刻人物、花朵，花朵置于上下两端，上端三朵，下端五朵，花蕊中空，原有嵌物，已脱落。中间为三尊人物，正中坐像，拱手持一物，左右两侧立左男右女，耳坠背后有弯钩，便于悬佩。
花边形金盏托(图15)
高5.2厘米，盘直径12.8厘米，重220克。
由托盘、托盏和圈足三部分组成，通体锤揲成莲瓣形，宛如一朵盘开的莲花。托盘为平底莲瓣形，上承莲瓣形盏托；盏托内中空无底，盘下为喇叭形莲瓣圈足。盏托外沿及盘的边沿和盘底均錾刻缠枝花草纹，造型优美，纹饰华丽，是西夏时期的精品。
金佛(图16)
残高7.6厘米。
结跏趺坐，佛头缺失，身着宽袍袈裟，腰系罗带垂至座下，外披通肩大衣，袈裟边缘皆有精细的花纹。胸部挺拔，双手置于膝上，形态自然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