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等

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来源：《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摘要】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也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来源：《开放时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重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摘要】 具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偏乡孙村，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并形成该行业各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类、多元以及可能颠覆“中心”的“边缘”。■

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发展与社会政策――以青年发展为视角

来源：《人文杂志》 2013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扈海鹂 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

【内容摘要】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但消费文化一经形成就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以消费文化为符号的消费社会不断把工人阶级拉进消费大军，促成了社会政策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赋予消费文化新的内容。消费文化、中产阶级与青年亚文化日益联结在一起。随着中国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青年人走向中产阶层中的现象值得关注。本文拟探讨消费文化、中产阶级、青年与社会政策之间的文化逻辑与关联。■

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为本？―― 一种人与社会“互本”的理论图景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年1月上

作者简介：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内容摘要】 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人的社会化是没有止境的。单个的社会人是社会的基因，社会的主体。人是社会之本。社会必须以人为本，政府时时、处处都应当为本着想，为本服务，对本负责。社会要进步，不可避免地要求一部分人少得益，甚至做出牺牲。人以社会为本，归根结蒂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以人为本和人以社会为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要提高人与社会的文明度，这也是今人区别于人类的祖先蒙昧人与野蛮人的标志。■

存量民主：唤醒“沉睡的”制度构造

来源：《人民论坛》 2014年2月上

作者简介：陈家刚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内容摘要】 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实践，缺乏实践运作的制度是“沉睡的”制度、“沉淀的”制度。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建构了最为完善的公民权利保护规定；明确了最为清晰的政府权力边界；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立法、行政、司法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宪法精神并未得到深入贯彻，公民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护，政府权力并未得到有效约束，等等。存量民主改革就是要在实践中落实法律文本，激活制度文本。■

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

来源：《开放时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正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

【内容摘要】 本文从制度的“容量”视角分析了中国运行的逼仄势态。从理想状态来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作者简介：邹学银 江苏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卢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实务督导

【内容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也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建设的保障条件。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制度化建设时代的论断，制度建设引领专业发展且注重长远规划已成为显著的发展特点。未来一段时期配套性专项社会工作政策将逐步出台和完善，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看，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纳空间和存量余地，可以应对较大规模的洪流；但从现实运作来看，制度已经“爆棚”，其化解问题的能力已不可持续。难案（长期未决案）的淤积使洪流形成一条“地上悬河”，处于高位、高危的运行区间。而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又强化了基层的“筑坝”定势，使怠于疏浚，“河床”不断抬高。当前应充分利用制度调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级拦截和过滤设置，形成以削减存量为核心的“吞吐”机制，以减轻制度的承载压力。应松动治理的属地责任，强化分类与专业化治理，特别是全国统筹的力度。这是正常运转及改革的前提。■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以2012年重大为例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摘要】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方式，使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使这种参与具有独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政府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的必由之路。■

制度化建设与社会工作发展 ――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政策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作者简介：邹学银 江苏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卢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实务督导

【内容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也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建设的保障条件。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制度化建设时代的论断，制度建设引领专业发展且注重长远规划已成为显著的发展特点。未来一段时期配套性专项社会工作政策将逐步出台和完善，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治理共同体：部门分立体制下联合治理的组织形式

来源：《浙江学刊》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兆曙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 复合性治域与部门分立体制的结构性错位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也发出了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时代邀请。本文立足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经验，以贯穿于其中的国家行为为主线，展现治理共同体的启动与互嵌机制以及制度化特征。国家基础权力与决断权力之间的落差，促使国家借助媒体对复合性治域的“问题化”过程建构公共议题和公共责任，从而启动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大幕；并通过“嵌入”与“吸纳”两条路径搭建共同体的组织框架。治理共同体依靠“国家的资源性带动”撬动了分散的、“沉睡的”治理主体；同时，国家采用“以当下换未来”的策略实现帕累托效应的动态改进，最终使治理共同体成为一种围绕公共责任展开的中轴结构。■

“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

来源：《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作者简介：于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 中国人口老龄化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轨迹而呈现出鲜明特征，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又对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助推作用。人口再生产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惯性，超低生育率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出现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前景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人口红利期”向“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转变是人口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老龄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隐性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仍是养老保障体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巨额的医疗费用和照护成本又将对公共医保体制造成巨大压力；其次，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一方面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并推高劳动力成本；第三，老龄化将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同时也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次机遇；第四，老龄化进程蕴含着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蓬勃兴起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共安全问题研究――以上海市S镇为例

来源：《城市发展研究》 2013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刘晓亮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内容摘要】 公共安全问题困扰着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发展。以上海市S镇为例，具体分析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公共安全问题、成因及应对。指出计划控制与市场自由的扭曲构成城市化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政府的直接行政化推动以及社会管理服务失调导致具体矛盾显现。应对的策略包括：转变政府角色，尊重市场和社会运行规律；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与民分利；加强政府内部协调，向城市化地区进行政策倾斜；转变公共安全供给模式，培育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