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将军列传》艺术论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杰出的人物传记之一，梁启超曾把它列在《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中。李广历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作为汉代抗击匈奴的一代名将，他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浴血奋战70余次，建立了不少奇功，他令匈奴闻之丧胆，受到士卒拥护爱戴，人们交口称赞，可谓名震中外，功播遐迩，但是却终生没有得到封侯之赏，最后还被迫自杀，其下场极为悲惨。司马迁是满怀着对李广的无限赞赏和同情的心情来写这篇传记的。明代茅坤《史记钞》说：“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清代牛运震《史记评注·李将军列传》也说：“传目不曰李广，而曰李将军，以广为汉名将，匈奴号之曰飞将军，所谓不愧将军之名者也。只一标题，有无限景仰爱重。”这些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这里我们结合这篇列传的思想内容，重点谈谈其杰出的艺术成就。

其一，以“射”为骨，善写“独至”。清代文论家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曾说：“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之全体著矣。小疵小癖反见大意，所谓颊上三毫、眉间一点是也。今必合众美以誉人，而独至者反为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太史公善识此意，故文极古今之妙。”魏际瑞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点，有时常常会集中反映在某一点上，比如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语言，某一种外貌特征，就像脸上的三根毛、眉间的一颗黑痣，这些看起来似乎不显眼的东西，有时却能够将“其人之全体”，即主要精神特质给反映出来。在人物传记描写中，如果能抓住其人的这个“一端”加以认真描写，必然能把这个人物塑造成功；反之，如果“合众美以誉人”，即把这个人的优点或嘉言懿行一一罗列出来，没有重点，不见轻重，那么这个人的“独至”不仅不能反映出来，而且还会使这个人的“独至”“为浮美所掩”，也就看不出这个人的特点了。这个看法是非常精辟的。

魏际瑞还指出，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实践中，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的是司马迁，所以他的传记作品“极古今之妙”。确实，在《史记》中，司马迁写出历史人物的“独至”的地方是很多的，《李将军列传》抓住李广善于骑射的特点进行描写，就是最好的证明。牛运震《史记评注·李将军列传》评论说：“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是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云云，又‘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云云，正写广善射之神骨。末附李陵善射、教射，正与篇首‘世世受射’句收应，此以广射法为线索贯穿者也。”通过这样反反复复地强调和不厌其烦的描写，李广善射的特点就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古代的名将很多，但不一定都善于骑射；古代会射箭的人可能不少，但是很少有人像李广那样喜欢射箭，不仅他的功业是靠射出来的，而且他平时的所有生活习惯和嗜好，都与射箭有关系，射箭似乎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李广与众不同的“独至”之所在，司马迁紧紧抓住这个特点作了精细描写，李广和古代以及后代名将的明显区别，就非常清楚明白了。

李广的另一个“独至”是数奇不遇，命运坎坷，但又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绝不屈服。明人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九曾指出：“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李广与匈奴作战70余次，出生入死，杀敌无数，但他在多次大战之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反而还常常受到责罚，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封侯之赏。司马迁根据李广始终不遇时的特点，组织了一系列的材料。传记一开头，就以汉文帝的话奠定了李广不遇时的基调，接着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尽管斩将取旗，“显功名昌邑下”，可是因为接受了梁孝王的将军印，所以汉景帝心中不乐，也就不再给李广以赏赐。雁门之战，李广因寡不敌众而被俘，侥幸靠精湛的射技虎口余生，又被认为“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以法“当斩”，结果只好花钱消灾，“赎为庶人”。右北平一战，李广以四千骑兵挡住了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猛烈围攻，尽管他们父子做了艰苦卓绝的奋战，可是仍然差点全军覆没，回来自然也是“无赏”。最后一次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卫青为了让自己的恩人公孙敖立功，有意指使李广走路远的东道，结果耽误了与大部队会合的时间，使匈奴单于从容逃跑，而卫青又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了李广身上，李广因不堪忍受刀笔吏的侮辱而自杀。

李广的遭遇是如此的不幸，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压力，也没有消极气馁，他在一次次失败与挫折面前，又一次次顽强地站了起来，重新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之中。元狩四年（前119年）他参加最后一次抗击匈奴的战争时，已是从军打仗47个年头的老将了，连汉武帝也觉得他“老”而可休息了，可是李广的斗志仍然老而弥坚，丝毫不减。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作为前将军参加了这次大战，他也因此丧失了性命。司马迁通过具体的描写，写出了李广自强不息、刚毅有为的精神，同时也极大地增添了作品的悲剧色彩。清代牛运震说：“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后叙广击吴楚，还，赏不行，此一数奇也；马邑诱单于，汉军皆无功，此又一数奇也；为虏生得当斩，赎为庶人，又一数奇也；出定襄而广军无功，又一数奇也；出右北平而广军功自如，无赏，又一数奇也；出东道而失道，后大将军，遂引刀自刭，乃以数奇终焉。至‘初，广之从弟李蔡’云云，以客形为主，及广与望气语，实叙不得封侯之故，皆着意抒发数奇本末。‘以为李广老，数奇’云云，则明点数奇眼目。传末叙当户早死，李陵生降，曰‘李氏陵迟衰微矣’，又曰‘李氏名败’云云，总为数奇不遇余文。低回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

牛运震的分析，不仅把这篇传记围绕数奇不遇时这个主题来描写的特点揭示得非常清楚明白，而且还把司马迁在这个描写中所寄寓的悲愤感情作了很好的说明，这是一段很精辟的论述。的确，像李广这样一个发奋图强、忠心为国的名将，命运却如此多舛，人们在感叹之余，不免会生出许多不平和同情。司马迁把李广的奋斗和不遇写足了，李广和古代其他名将的不同特点也就区别开来了。

其二，对比衬托，突出重点。用对比衬托的方法写人，是司马迁描写历史人物手法中最常见，也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采用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比衬托方法，写出了飞将军李广的鲜明形象。

一是与匈奴射雕者对比，突出李广的高超射技。李广是射箭高手中的高手，如果让他与一般的射手去比较，并不能显示出他的惊人之技。匈奴是游牧民族，老老少少从小就骑马射箭，个个都有一身本领，其中的射雕高手，更是匈奴民族中的精英。如果将李广与匈奴中的射雕能手相比较，那么好戏就来了。司马迁是非常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在描写李广时，从李广丰富的抗击匈奴战斗历程中，精心选择了一则李广与匈奴射雕者一比高下的故事。有一次，中贵人所带领的数十名骑兵碰到了三名徒步而行的匈奴射雕者，中贵人以为对方人少可欺，遂包围了上去，想不到三名匈奴射雕者根本不把中贵人一行放在眼里，稍一还手，就把中贵人所带去的骑兵几乎一举消灭，其射技之高低，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李广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场的，他首先从射技上判断出，对方一定是匈奴中的射雕者，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接着他亲自上阵，去“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对方“果匈奴射雕者也”。匈奴射雕者视中贵人等如草芥，交手时轻而易举，但是一碰到李广，就全没了先前那种神气威风，简直可以说不堪一击。

李广不仅在举手之间就杀了其中的两个，还有意活捉一个，目的自然是想问一问到底是否匈奴的射雕者，以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中贵人以数十人对付匈奴三人，中贵人还受了伤；李广面对三名匈奴射雕者，却显得轻松自如，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中贵人与李广、李广与匈奴射雕者之间，层层对比，结果自然使李广作为神射手的形象高高地耸立了起来。司马迁的这种艺术概括，不仅典型，而且以小见大，让人领略到李广的射箭风采。李广一生都在抗击匈奴，箭不离手，弓不离身，射技自然越练越精，出神入化，百发百中，区区三个匈奴射雕者，自然不用费太大的劲。由一斑而窥全豹，司马迁在这里所用的正是这种手法。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李将军列传》说：“百骑驰三人，不见广勇；唯不用百骑而自射之，正极写广勇也。”这又指出，不仅李广的射技和勇敢与匈奴的三位射雕者是一种对比，而且和他手下的百余名骑兵也是一种对比，这是很对的。

二是与名将程不识对比，突出李广治军的简易。李广和程不识都是当时的名将，都是先做边郡太守，后为宫廷卫尉，正直廉洁，人品也都很好。但是两人在治军方法上，却大相径庭。李广率军出征时，“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与李广的简易随便相反，程不识对军队的要求十分严格，几乎到了苛求的地步：“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尽管两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能打胜仗，都没有遇到危害，但是就匈奴来说，更“畏李广之略”；就士卒的反映来说，“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这种描写比较中可见，司马迁比较欣赏李广的治军风格。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说：“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乐从广而苦程不识。司马温公则曰：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论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将兵，有将将；为将者有攻有守，有将众，有将寡。不识之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守兵之将也。广之简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将也。束伍严整，斥堠详密，将众之道也；刁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谨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将众而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尔。将兵者不一术，将将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论也。太史公右广而左不识，为汉之出塞击匈奴言也；温公之论，其犹坐堂皇、持文墨，以遥制阃外之见与！”

战争是复杂的，战场上的情况更是千变万化，死守兵法不知通变自然不行，一味散漫而不讲兵法恐怕也不足取，李广在随便中也不废章法，并没有大意到连最基本的警惕性都丧失了的程度，他在近处不击刁斗，在远处还是派了哨兵的。王夫之认为李广和程不识各有长短，不可轻易轩轾，说的是有道理的。从总体上说，司马迁对程不识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的这种比较，目的不在于要论两人的短长，而是要比出两人在治军方面的不同点。这样一宽一严，对比鲜明，各自的形象也就突出了。

三是与李蔡的对比，突出李广的怀才不遇。李蔡是李广的堂兄弟，他们在汉文帝时同为郎官，李广才气无双，力战有功，曾“显功名昌邑下”，连匈奴也“畏李广之略”，不敢犯边，一时天下闻名；而李蔡的才气远逊李广，其“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可是李广却迭遭不幸，一次又一次的“赏不行”“当斩”“赎为庶人”，被弄得狼狈不堪。而此时此刻，功名声望都不如李广的李蔡，却在仕途上步步高升，比较顺利，先在汉景帝时就官至二千石，到了汉武帝时，竟然“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接着又“代公孙弘为丞相”，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位。两相对照，真是太鲜明太强烈了，李广所受到的待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司马迁在这里虽然没有明言痛斥汉武帝的赏罚不公，是非欠明，但是在字里行间，已经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聪明的读者，于此都是心领神会的。

文章的对比并没有到此完成，司马迁还写了他们兄弟的共同下场。李广自杀的第二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 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李广的“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与李蔡的“不对狱”，结局一样，结束生命的方式相同，这除了说明李家兄弟都有一股骨鲠之气之外，似乎还有一点另外的深意在其中。李广遭遇不幸，落得个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好像还在情理之中；可李蔡是个受到朝廷重用的丞相，居然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司马迁的这些描写，一方面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另一方面也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司马迁似乎在告诉李广，安慰李广，你也不必为封不了侯而耿耿于怀，死不瞑目，李蔡不是被封了侯了么？他不是同样没有逃脱悲惨的下场吗？在喜怒无常的汉武帝的统治之下，封侯也好，不封侯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司马迁的这些叙述，是充满了沉重感和沉痛感的。怀才不遇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李广则是其中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难怪司马迁会对他倾洒这么多的同情之泪了。

四是与卫青、霍去病的对比，突出李广的遭遇不幸和仁爱士卒。李广和卫青、霍去病两传之间隔了一篇《匈奴列传》，这是司马迁的有意安排，目的是描写征伐匈奴的专题人物，同时也有隔传对比之意。这一点，宋代黄震在《黄氏日钞》卷四七中早就已经有所意识，他说：“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两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震的分析是对的，司马迁在写这三位抗击匈奴的名将时，从出身、治军、出征、下场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对比描写，我们今天要深刻理解《李将军列传》的内容和司马迁写传的用心，的确应该将这两篇传记结合起来看。

李广出身寒微，完全是靠善射和英勇征战而升为将军的；卫青、霍去病则都是外戚，靠裙带关系而青云直上。李广仁爱士卒，出征打仗时，碰到缺食少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对士卒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可是霍去病却不是这样，“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蹋鞠”。一个体恤士卒，一个简直不把士卒当人看待，不用再多费口舌，其高下优劣已经非常清楚了。李广出征时，所率领的兵马往往很少，装备也非常差，出征的路线也不好，战斗常常打得十分艰苦，回来以后不是无功就是功罪相当，有些时候还罪大于功，只好以钱赎罪，或被免为庶人，最后不仅封不了侯，还落得个自刎身亡的悲惨下场。而卫青、霍去病则要比李广幸运得多，他们每次出征都人强马壮，武器精良，后勤供给充分，失败不会受到什么处分，胜利则可升官封侯。卫青27岁为车骑将军，30岁封侯，33岁就升为大将军；霍去病23岁为骠姚校尉，23就封了侯，25岁升为骠骑将军。同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遭遇是如此的凄惨，而卫青和霍去病却始终福星高照，一帆风顺，这就不能不使人生出种种感叹，对当权者的任人唯亲，对统治者的赏罚不公，激起无限的不满和愤恨；同时也对连遭打击迫害的李广一掬同情之泪，为之大鸣不平。好在李广生前深受士卒爱戴，死后也得到了全天下人的致哀，桃李虽不言，芬芳香自远；而卫青则“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历史最后还是非常公正的。千百年来，后人一直深深地敬爱和怀念着李广这位才气无双的飞将军，这又是卫青和霍去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其三，文浅情深，韵味悠长。司马迁是以无限同情和无限赞赏的笔墨来写李将军这篇传记的，但是在具体叙述时，他既没有像《伯夷列传》那样夹叙夹议，一吐为快，也没有像《魏公子列传》那样一口一个公子，将自己的欣赏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而是采用平实叙来、寓情于事的方法，将自己对李将军的爱和对统治者的恨隐含在字里行间，令人有娓娓不尽、情深意长之感。比如文章开头就说，李广初和匈奴交战，就露出非凡的锋芒，而司马迁偏偏在这匈奴扰汉，国家用人之秋，让汉文帝来可惜李广的“不遇时”，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司马迁记录这几句话，一方面是借汉文帝之口赞扬李广的人才难得，点明像李广这样的战将，是可能或者说应该封万户侯的；另一方面又借汉文帝的口为李广以后的不幸定下基调，埋下伏笔。

李广命运的悲剧，司马迁在传记一开始就暗示给读者了。但是这样说还没有把司马迁的深意都揭示出来。因为据《张释之冯唐列传》载，汉文帝还说过：“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这不是明明在感叹英雄难觅，抗击匈奴缺乏像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吗？既然匈奴是国家大患，抗敌又急需人才，那么为什么又说眼前的李广“不遇时”呢？还是冯唐说得干脆：“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也有人认为，汉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休息无为的政策，对匈奴也以和亲为主，并不想大动干戈，所以李广生不逢时，失去了建功封侯的机会。就算此说成立，那么到了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将领都在抗击匈奴中立功封了侯，为什么数建奇功，“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李广仍然还是“不遇时”呢？更何况汉文帝时并没有天下太平，对匈奴也并非一仗未打。明代凌约言曾指出：“汉文帝惜广不逢时，自以其时海内糏安，不事兵革，广之才无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云中，帝遣将军令勉、张武、周亚夫等以备胡，中称其选用材勇而独不及广，知而不用，何取于知耶？”（《史记平林》引）更使司马迁伤心的是，汉文帝还是他心目中的“仁君”，仁君尚且如此，若遇昏君，又当如何呢？汉武帝是盛世之君，司马迁并不否定这点，但是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任人唯亲，难道不是李广不遇时的重要原因吗？司马迁在文章开头的这段叙述，表面看平平淡淡，不动声色，实际上笔挟风雷，饱含深意，我们在阅读时，切不可轻易溜眼放过。

如果说司马迁对汉朝统治者用人制度的不公是通过委婉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他对李广的倾心和赞美，也是以平实的方法显示出来的。比如李广“引刀自刭”以后，司马迁写下了这样几句文字：“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这是在叙事，也似在议论，又好像在抒情，因为在这貌似平淡的叙事里，从士兵和百姓的哭声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李广在军中、在民间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分明认识到了李广的无辜和冤枉，分明看到了司马迁对李广的称赞和同情。这是平常的叙事语，却表现出了不平常的感情，不平常的功过评价。李广在士卒的心中、在百姓的心中，同时也在司马迁的心中，其在后代读者心中的形象，反而因此显得更高大、更完美，也更动人了。司马迁用冷峻的态度、平实的语言，却创造出了丰富的形象和深厚的意蕴，实在让人叹为观止，激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