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笔写寿娑罗树并赞

《乾隆御笔写寿娑罗树并赞》是清朝乾隆皇帝于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为祝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寿辰亲笔所作。是六世班禅进京献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清中央政府和宗教领袖间亲密关系的实物见证，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

这幅墨画，纵204厘米、横90厘米。上方分别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赞，每段书后分别相应字体的印文“乾隆”御印，共四组八枚。画幅上娑罗树四周及枝杈间，另有乾隆帝“古稀天子之宝”朱方、“与和气游”白方、“意静妙堪会”朱方、“涉笔偶值几间”白长方印共四枚。

书赞的内容为：梵域娑罗，震旦交让，生同大椿，其寿无量。毗舍浮佛，七佛之三，树下得道，心境示参。毗舍浮佛偈曰：前境若无心亦无。亦曰初祖，修道树下，直指心传，即六波若。圣僧西来，宣扬黄教，恰值寿辰，慧日普照。写此灵根，用延遐算，七叶纷敷，千龄曼衍。泥日法会，荼毗应身，非一非二，化被无垠。

乾隆庚子仲冬上浣御笔写寿班禅圣僧并赞。

娑罗树又称圣树;乔木，叶如手掌，为掌状复叶，每年五六月间开花，花为宝塔状圆锥花序。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涅于娑罗树下。佛陀晚年疾病缠身，仍到处讲经说法,当来到拘尸那伽城外的娑罗树林，佛陀疲乏不堪，决定在这里入灭。佛陀在两株娑罗树中间，完成最后的说法便寂然入定，安祥而逝。因此娑罗树被看成是佛门宝树。乾隆皇帝御笔书画此树，是为了赞扬班禅世代相袭，绵延不绝，弘扬佛法，至诚积善的伟大功德。

六世班禅法名巴丹益西，为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卡人。生于藏历第十二饶迥之土马年(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八月初二日，七世达赖喇嘛将寻访与认定六世班禅的经过与结果，咨文通知了当时的驻藏大臣纪山，请他向清高宗上奏，请求批准。不久即得到清高宗批准的“圣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乾隆帝对德高望重的六世班禅进行册封，授予金册金印。金印重208两，上刻有满、汉、藏三种文字，印文如同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的金印一样，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接领金册金印后，向东方叩谢，又遣专人进京上表谢恩。

雍正七年发生了首席噶伦康济鼐被杀事件，乾隆十五年又发生了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杀事件，清高宗吸取历史的教训，认为对事情“必当众建而分其势”，其中包含了扶植宗教势力，以牵制贵族势力的意图，使其实权不能专一，驻藏大臣便于监督和控制。因此，乾隆皇帝除了极力抬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外，也极力抬高班禅的地位，使贵族中不可能再产生第二个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而达赖喇嘛曾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此次邀请班禅进京，不仅是使班禅集团更加“倾心内向”，也使班禅在的政治地位更加抬高。班禅如来京，必然要经过青海和内蒙，那里是蒙藏牧民游牧之地，班禅经过时，必然在蒙藏牧民（包括上层王公）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清朝中央政权巩固青海与内蒙的统治，也是大有好处(见《班禅额尔德尼传》)的。早已知晓班禅大师有朝觐之意的乾隆皇帝向第六世班禅发出了邀请，一心致力于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第六世班禅欣然接受乾隆皇帝的邀请，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率300名僧众走上了艰难的朝觐之路。他们从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楚玛、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横穿广漠的戈壁沙滩，历时一年，行程万里，于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班禅大师沿途以其格鲁派领袖的身份，向成千上万来自蒙、藏地区上至王公下至黎民的广大信教群众广布教乘，宣扬乾隆之圣德，将广大信教群众凝聚在乾隆皇帝身边，他对维护国家安定所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班禅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受到王公大臣、各地活佛、喇嘛的隆重欢迎，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六世班禅敬献哈达，跪请圣安，乾隆帝忙扶起赐座赐茶，用藏语问候班禅一路旅途辛劳，气氛十分融洽。

六世班禅进京，是自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后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京师和两地都极为重视，乾隆帝事前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为使六世班禅到内地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下旨在热河(承德)仿扎什伦布式样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了香山昭庙。他还责令沿途督抚大员作好迎请准备，指示内务府等机关细心备办各种赏资礼品和应用的佛像、宗教器物。同时还诏请西部蒙古各部首领、回疆诸部首领和西南土司等，同来承德避暑山庄会聚，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巩固和提升中央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中的地位和威信。

六世班禅于须弥福寿庙觐见乾隆帝，献上金铸佛像、黄金、骏马、藏香、氆氇等贵重礼品，皇帝也赐给了珍贵回赏。皇帝为班禅及各族首领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宴会，“赏赉冠服、金银、绸缎有差”，并演戏5天，以突显庆典之宏大热烈场面。八月下旬祝寿活动结束，六世班禅在皇六子陪同下，离开承德来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各阶层信众闻讯纷纷前来拜遏布施。在京期间，班禅除再次受到乾隆帝的接见赏宴外，还游览京师名胜，先后到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嵩祝寺献供礼佛，多次入雍和宫为僧众摩顶传法授戒。频繁的佛事活动，过度劳累，十月二十六日，班禅感到身体发烧不适，不思饮食，病情日趋沉重，经医治无效，于十一月初二，在黄寺圆寂。

乾隆帝早已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精心准备举行祝寿筵宴及赐赠贺礼。但噩耗突降，一切都成为泡影。虽然如此，皇帝还是于六世班禅逝世后两天，即十一月初四颁发谕旨曰：六世班禅“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之物件，特派大臣赍往，交付商卓特巴、岁本等，仍行赏于喇嘛。”将原来预备的礼物如各种玉制及金制佛像、唐卡、画像、犀角碗碟、裘皮、药物、香料、钟表、瓷器和自己早已亲手绘制的《乾隆御笔写寿娑罗树并赞》等交由皇六子及宫中大臣携往供祭，六世班禅的哥哥接受了皇帝的礼物。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二月，六世班禅灵体在钦差大臣与班掸随从护送下，从京师起程，沿途受到各族群众的礼拜。八月下旬，安抵扎什伦布寺，被供奉于该寺建造的银塔之内。四年之后，乾隆帝特命在黄寺西侧建“清净化城塔”，同时建围墙、佛殿、僧房等建筑，形成完整的寺庙塔院一座。乾隆帝为该塔亲撰碑文，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塔与碑文至今保存完好，伫立在黄寺内，成为统一国家各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象征。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曾进京觐见的班禅，生前受到了乾隆帝超越常格的隆重接待和无上尊崇，这幅皇帝御笔所画为他祝寿的《乾隆御笔写寿娑罗树并赞》，现在保存在博物馆内，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史料价值为清代宫廷史研究提供了详尽而生动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