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影响的历史探析

时间:2022-02-20 03:27:53

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影响的历史探析

[摘 要]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不仅宏观地论述了传播媒介对于帝国发展的影响,而且对媒介之于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商业贸易、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学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展开具体的分析,为我们了解“媒介决定论”观点开拓了崭新的视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详实材料。本文针对伊尼斯关于“媒介与文学”关系的阐释,做出总结和思考,试图理清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作品风格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发展;作品风格;艺术形式;伊尼斯;帝国与传播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鲜明地阐释了“媒体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的传播媒介及其发展变化会对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产生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p34)。《帝国与传播》是他的“媒介决定论”观点的最好诠释。在这本书中,他将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勾勒了传播在几个帝国之中的意义,以阐明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总的来说,传播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如质地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的莎草纸和纸张,另一类是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如性质耐久、容易传承的羊皮纸、粘土和石头。倚重空间的媒介使信息易于地域传播,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时间的媒介使信息易于长久保存,适合年久王朝的继承和延续。相应地,伊尼斯将帝国分为两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2](pVI)。因此,空间偏向的媒介导向政治帝国的建设,时间偏向的媒介利于宗教帝国的创立,这是传播媒介对帝国发展的潜在的、总体的影响。具体来看,传播媒介在微观层面上对帝国的民主政治、商业贸易、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和文学发展等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文学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伊尼斯看来,埃及充足的莎草纸供应阻碍了文字的演化进而抑制文学的潇洒自由,“埃及永远没有迈出逻辑的一步,抛弃笨拙的表音方法,也没有创造一个字母表”[3](p17),“文学失去了清新的风格,让位于矫揉造作、虚夸浮华,往往置内容于不顾”[4](p99);希腊的口头传统蕴含着一种创造力,使文学作品的结构适合这种口语传播媒介的需要,“吟游诗人创造了一种6音步诗行的史诗。这种韵律严密而且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5](p58-59);传播媒介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作品风格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1. 媒介与作品风格:以埃及文学为例

埃及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石头是非常笨重的媒介,在上面镌刻的文字或直或圆,成规矩的方形;相反,莎草纸是极其轻便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的文字可以是快速书写的草书;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使得人们适应这种简单易行的书写方式,心态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得轻松活跃,“由于摆脱了石头这种沉重的媒介”,“所有的环境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6](p37-38)。表面看来,文学逐渐从宗教神坛走向世俗,“古王朝走向新王朝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了宗教文学”[7](p13)。

然而,传播媒介对埃及文学作品的深层的影响,却是通过其作用于文字的发展演变体现出来的,随着莎草纸这一书写媒介应运而生的“世俗文学”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世俗化”。石头是最初的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与之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刻于其上的图画似的象形文字,同时代表语词和语音,形式复杂、数量众多;长久使用石头作为书写媒介的民族会逐渐意识到书写的难度而促进文字向固定声音符号的转变。但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一方面,由石头这一原始的媒介塑造了图画似的象形文字的最初形态;另一方面,很快便拥有了新的媒介――莎草纸,莎草纸书写轻便,又供应充足,这使得其文字的发展演变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迫在眉睫,于是,它延续了相对复杂的象形文字传统,将图像和声像混合,使用纯图像、纯艺术的文字,而没有前进到固定声音符号的阶段。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古老的纯图像、纯艺术文字,促使自诩为艺术家的抄书人们过分地专注于文学的艺术性,不自觉地玩起了文字游戏,他们攻心于藻饰浮夸,纯粹为文学而文学;第二,繁复的文字使得普通民众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公元前13到公元前1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僧侣阶层,通过复杂的文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垄断。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增强为僧侣阶层的知识垄断提供了方便,僧侣阶层的知识垄断又促进了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增强;两种后果相互作用,使得文学作品脱离世俗民众,书面文字与日常口语严重分离,行文风格流于虚夸浮华,矫揉造作;“文学的新鲜感,有赖于写作艺术与实际言语的和谐统一”[8](p485),埃及文学终于随着传播媒介由石头向莎草纸的顺利转变对文字逻辑演变产生的阻碍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2 .媒介与艺术形式:以希腊文学为例

不同于埃及由石头向莎草纸转变的传播媒介,希腊的信息传播以口头传统为主。口头传统即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到文字的出现”[9](p29-30)。灵活易变的口语传播方式,不仅使文学作品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由文字带来的刻意雕琢,而且加快了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自我更新速度,为在口语传播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的文学作品注入了清新、鲜活的气息。

口语传统对希腊文学的形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的体式和体制。口语的传播方式使得作品在日常交流中成形、又在口耳相传中流传,它们或是劳动休憩的片刻娱乐、或是生活感受的随心表达。作为声音符号的口语传播范围小、不便于保存记忆;为了适应这种传播方式,作品往往在体式上成为朗朗上口的韵诗,易于传诵,在体制上成为短小精悍的诗节,便于记忆。希腊吟游诗人的6音步诗行史诗“韵律严密而且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能够灵活地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10](p58-59),“出于口头传统的需要,史诗并非鸿篇巨制……它容许经常的调整和改进……用全新的内容去描绘显著的变化”[11](p60)。另外,口语传统对希腊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加快了其形式的自我更新。口头语言灵活多变,在人们的日常交流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对社会新需要的回应也更加灵敏,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作品会随之不断地做出形式上的调整和改变,并与日常口头传播的服务对象的需要相适应。“公元前8世纪和7世纪,从王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反映在哀歌和抑扬格的创造性风格中。阿尔基洛科斯的抑扬格作品适应公共舆论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史诗诗体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的衰落”[12](p60)。

在中国,传播媒介同样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产生深刻的的影响,这在先秦文学《诗经》中有突出的体现。《诗经》中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叫做“重章叠句”,所谓“重章叠句”,是指诗歌章与章之间句式基本相同,意思相近,每章换几个字,略微变化,而所换的字,也与原字意思相同或相近。比如《王风?采葛》中,“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全诗三句,句式基本一致,内容相似,只是换了“葛”、“萧”、“艾”和“月”、“秋”、“岁”六个字。再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句式一致,略换几字。“重章叠句”形式的大量运用,使得诗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韵律和谐,节奏舒卷徐缓,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易于流传,容易记忆。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运用“重章叠句”艺术形式的诗篇,多见于“十五国风”和“小雅”中的平民创作部分,此种现象不是和传播媒介全无联系。众所周知,《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土风歌谣,民间乐调”,是民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颂” 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是贵族创作。“雅”则介于二者之间,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风”和“颂”比较典型,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庙堂。《诗经》时代已经出现了文字,但是书写材料匮乏,主要是龟甲兽骨和青铜器,而且学在官府。平民既不能掌握文字,又难以获得书写材料。民间流行的诗歌,靠的是口耳相传、群体歌诵,诗歌要想流传和保存,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方便记忆,“重章叠句”的艺术形式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相反,流行于庙堂、贵族创作的作品,很少出现“重章叠句”的现象,且篇幅较长,古奥难懂,是因为贵族掌握教育和文字,有充足的写作材料,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也多是歌功颂德,赞美祖先,用于宴饮祭祀,不用考虑记忆和流传的问题。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意义重大。

总之,在伊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我们可以汲取到他关于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的精辟见解大致如此:媒介不仅可以通过破坏文字的逻辑演变间接地对文学风格的塑造施力,而且能够直接地对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诚然,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文学自身发展更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需求等多方面影响,但是,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却也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做的便是多方面寻求影响文学发展的要素,力图准确、全面把握文学的发展走向。另外,这里论述的“媒介与文学”关系主要体现在传播媒介对文学作品的风格、形式等表层的影响,而随着传播媒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增强,媒介势必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等,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产生不容小觑的深层的影响,比如网络与网络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逐渐崭露头角的重要课题。虽然深层影响研究涉及许多不易把握的相关变量,但是,随着学界的不断努力,这一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和成熟。

参考文献:

[1][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何道宽.译者序言.见:[加]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5][7][10][11][12] [加]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T.Eric Peet.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Egypt,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M].London,1931.

[6]Lynn Thorndike.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M].New York,1927.

[8]A.C.Kroeber.Configurations of Cultural Growth[M].Berkeley,1946.

[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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