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文化发展探索

作者：邓雪峰 单位：安阳工学院图书馆

进入北朝后，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长时间的统一与安定，加上统治者重视图书的搜求工作，国家藏书数量日益增加，为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私人藏书家和藏书数量也较汉代有所增加。据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著名的藏书家计有102人，分别为魏晋22人，北朝34人和南朝46人，不但藏书数千卷的人很多，而且出现了拥有万卷图书甚至达两三万卷的藏书家。如南朝的任昉，“藏书万余卷，且多异本”、沈约、张赞、马枢、萧统等人则藏书都在两三万卷以上。而梁元帝萧绎更是所到之处，留心典籍，购求抄录，汲汲不已。其所著《金楼子•聚书篇》自述云:“……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此外，随着佛教的传入与普遍，佛教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也是这一时期藏书事业的一大特色。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藏书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的生产技术的改善及其使用的普及，不仅促进了公私藏书事业的兴盛与发展，而且使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表现为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可以藏书。此其一。比如晋代著名学者和最大的藏书家张华，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华“少孤贫，自牧羊，”却“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晋书•皇甫谧传》载其:“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以著书为务。”梁代王僧孺同样出身贫寒，既长好学，曾为人佣书以养母，且“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还有南齐的沈驎士，“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年过80，仍“怀书而耕，白手无倦。”从社会观念上看，爱藏书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许多藏书人家把藏书作为财富而“子孙宝之”，爱藏书胜于爱财富和荣誉。此其二。如南朝人王昙首和南齐人褚渊，先世都有藏书，兄弟分家时，都放弃其他财产，惟取图书而已。又如晋代杜预平江南时，得书后派车送回其家，并嘱其子:“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应詹、辛术、唐谨、李顺等人，攻伐破城，金宝满目，都不为心动，惟收图籍，架箧而藏。还有《颜氏家训•治家》篇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破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从这则家训中可以看出，爱护典籍，业已被看做是社会公德的行为准则之一。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产生许多爱书勤学的典故，像“囊萤”“映雪”以及“书橱”“书窟”“书癖”等亦源出于此时。再从藏书思想上来考察，这一时期的藏书家多数比较开明，私家庋藏在用来增长学识，修身养道的同时，还能做到与人借阅，供人借抄。此其三。如借阅方面，晋代藏书家范平，据《晋书•儒林传》载其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南齐人崔蔚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对邻里年少来借阅者，“蔚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北齐人刘昼披览于宋世良家，而南齐人张率尽读陆少元家书，“不暇寝食”。借抄方面，梁人袁俊笃志好学，辛勤抄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等，互相借抄之风甚盛。还有李业兴、辛术、司马子瑞等均借书与北齐政府，参校得失。这些均对文献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起了明显的作用，仰仗于藏书家的无私借读。此外，藏书家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善读者，与人共读的良好风尚也值得称道。如沈约曾赠书于王筠，孔奂也曾得到刘显的赠书，而蔡大宝又得徐勉家藏书等。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统治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认识逐渐深入，藏书的利用与流通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民族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故而有不少政权曾组织过学术力量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编修，突出表现在修纂史书以及编辑大型类书两个方面。官修史书可考者择要述录于下:(一)三国、两晋三国魏秘书监王沉等受诏撰《魏书》;西晋佐著作郎束皙受诏撰《晋书》;西晋秘书监华峤撰《后汉书》;东晋著作郎王隐等受诏撰《晋书》;东晋著作郎徐广奉敕撰《晋纪》。(二)南朝宋著作郎何承天等受诏撰《宋书》;宋裴松之受诏撰《三国志注》;齐王圭之奉敕撰《齐职仪》;梁吴均奉敕撰《齐春秋》《通史》;梁著作郎沈约奉敕撰《宋书》《齐纪》;陈著作郎顾野王受诏撰《通史要略》《国史纪传》。(三)十六国、北朝前凉索绥受诏撰《凉国春秋》;后赵佐明楷等受诏撰《上党国记》《大单于志》;前燕著作郎崔逞撰《燕记》;后燕董统受诏撰《后燕书》;夏著作郎赵逸受诏撰夏史;北魏魏收奉敕撰魏史;西魏佐著作郎薛置撰西魏史等。类书是各类文献的资料汇编。它是把以往所有文献打散之后，把有关资料或按字分韵、或按内容及其性质分类，加以类编，成为一种便于记忆、便于省览、便于检索的文献汇编，而不是简单地将各类文献汇集在一起，其某些方面类似于百科全书。类书的编辑过程，特别是编辑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决非一人之力可以担当，需要众人通力合作，采撷官藏所收各类图籍，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排方可成功。官修类书文献可考者，择要叙录于下:1．曹魏《皇览》《皇览》为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诏命所编，其内容“包括群言，区分义别。”其卷帙字数“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参加编辑者，王象、缪袭为领修人，其余有刘劭、韦诞、桓范等人。2．梁朝《寿光书苑》《寿光书苑》是梁开国初年梁武帝诏修的一部类书，其内容由汇编四部书资料而成。“寿光”二字，是以其书在寿光殿编成而得名。《寿光书苑》共二百卷，领修人为梁尚书左丞刘杳。3．梁朝《华林遍略》《华林遍略》是梁武帝再诏诸学士，以编辑其类书与其弟萧秀命刘俊所编《类苑》一争高下的学术成果。当时，梁武帝找了6位著名学者，领修人为徐勉，其余为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华林遍略》成书后影响很大，数年后，扬州贾人已将它作为奇货北运贩卖，以其“数帙质钱樗浦”，可见其价值。后来的一些类书，其源皆本自《华林遍略》，如北齐编《修文殿预览》、隋编《长洲玉镜》等。4．北齐《修文殿预览》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类书。全书360卷，注:“采摭群书，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参编者有三十余人，他们利用了官藏的所有书籍，据《北齐书•文苑传序》载:“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除了利用官藏修撰史书和编辑大型类书外，还诞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像《中经》《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天监四年四部书目》《七录》《晋元帝四部书目》《综理众经目录》《出三藏记集》等。这些书目对中国图书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私人著述较盛，藏书家往往一边藏书一边著述，藏用结合，对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颇有成效。以史学为例，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像陈寿的《三国志》、孔衍的《汉魏春秋》、王隐的《蜀记》、环济的《吴记》、孙盛的《魏氏春秋》等魏史私作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其他藏书家颇有影响的撰著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葛洪的《抱朴子》、王僧儒的《十八州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此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产生于这一时期，端赖于这一时期公私藏书活动的活跃。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藏书事业活跃与文化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官府重视图书的搜求和典藏，代表者有魏武帝曹操父子、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箫衍、宋武帝刘裕以及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二是社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进步，特别是纸张的生产和普及，使图书的数量和品种急剧增加。三是民族融合，宗教盛行，南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得以交汇渗透，出现大融合的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