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用人之道

胡政之从1912年参加《大共和日报》到1949年辞世,在新闻界拼搏奋斗了近40年,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他既是一名杰出的记者、编辑、出色的报刊政论家,又是一个善于报业经营管理的蜚声于世的报业企业家。新记公司《大公报》成立后,胡政之担任报社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充分发挥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经营管理之根本在于用人,所以本文着重探讨胡政之用人之道。

胡政之在《作报与看报》中写道:“报纸因为是商品的关系,所以竞争性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竞争,不过如果同一有资本而怎样去运用,却又要看人才如何而定。”(1)《大公报》的“经营用人之权全操于胡政之之手”(2),因此他非常看重人才,其识才、选才、养才、用才的方法独树一帜,卓有成效。方汉奇教授指出:“列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介绍’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累计达36人。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列为条目加以介绍的大公报编辑、记者达12人,占全部人物条目108条的19。”(3)《大公报》被人誉为“新闻界的黄埔军校”,由此观之,胡公的用人之道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创建精兵简政的“双轨制”

新记《大公报》人事制度上的特点是实行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秉承董事会决策办事。各馆秉承总经理的意旨办事。经理有人事权、财权、经营权,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总编辑与总经理共商编辑业务,总经理也审阅稿件、撰写社评。袁光中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中说道:“胡政之虽然严肃,但亦乐于助人。这也是使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的领导艺术。大公报所以能在抗战前后分设各馆,都是依靠这批骨干力量发展起来的。他们苦乐与共,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4)

由于组织机构简单,层次分明而不庞杂,所以工作效率高,各部门互相通气,有问题随时商量解决,无文牍主义、层层报批之陋习。自总经理、经理直至各课、工厂,有职有权,充分发挥独立处理问题的主动精神,完成本部门的各项任务。总经理、经理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遇到问题,立时解决。总经理胡政之,白天在经理部,晚上在编辑部,夜间常到工厂察看排版印刷各工序运转情况,一旦出现问题自然会得到及时的解决。1941年张季鸾逝世后,大公报在重庆成立董事会,设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渝、港、桂三馆实行“集体领导”,由胡政之任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大公报的组织机构一直保持着简化精干的特色,其办事效率也较高;胡政之自始至终处于领导机构的核心地位,保证了他对这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庞大企业实行统一管理。

胡政之认为报馆事业兴旺发达,需要编辑、经理两部必须通力合作,相辅相成。他经常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会无法维持。具体做法就是在编辑部选用骨干担任经理,经理秉承总经理的旨意办事,行使人事权、财务权和经营权。新记《大公报》独具特色的“双轨制”,也是胡政之管理思想的一大亮点。胡政之匠心独运地把编辑部和经理部人员打通使用,尤其注重从编辑记者中选拔经营人员。《大公报》的传统做法是:主管经营工作和行政业务的人员,必须先到编辑部训练,先学习当记者、编辑,因此,经理、副经理都是选用编辑部的骨干担任。这样的制度使得小到一顿夜宵,大到同人的福利、宿舍、待遇等就不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袁光中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一文中回忆说:“大公报的经理、副经理都是选用编辑部骨干担任,这样可以沟通编经两部,互相照顾,避免隔阂,起到应有作用。使编辑部随时了解业务情况、经济情况,并把编辑部的意图在经营中得到贯彻。”(5)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经理部人员熟悉业务,能够围绕着编辑部开展业务经营,密切配合,不会形成“两张皮”。

报馆凡事有规章制度可循

新记公司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大公报同人公约》、《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大公报社职员薪给规则》、《大公报社人事管理暂行办法》、《大公报社职员福利金支给暂行规则》、《大公报社工友请假规则》等。胡政之亲手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六项考核标准、三项奖惩办法。其中六项考核标准包括:“一、恪守规章,服从指导;二、珍惜公物,节省公费;三、勤奋好学,工作进步;四、勤劳敏捷,忠实服务;五、整洁精神,和睦有礼;六、其他有特殊辛劳者。”(6)这些规章制度一直都在认真执行,成为报馆事业不断发展的保证。三项奖惩办法是:“如操守不良,擅离职守,办事疏忽、言行失检,泄漏秘密,礼貌不周,及其他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或使受有损害者,酌予警告,记过,罚薪,降级,或其他之处分;职员有假借本社名义在外招摇或其他一切妨害社誉之行为者,一经查出,立予辞退。”(7)到1928年8月,报馆开始盈余;同年年底,报纸发行量达1.2万份,广告收入每月达3200元,报馆经济状况不断得到改善。

1941年10月7日,大公报社开始实行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制定的《职员薪给规则》,分别为月薪、特别费、年终酬劳金、生活补贴、年资薪等5类,每类又分各种等级。1944年9月,大公报社常务董事会通过了《大公报社旅费支给规则》15条。1946年元旦,胡政之在上海宣布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7月13日,颁布了《大公报总管理处规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公报凡事有章可循。

不拘一格的用人模式

曾经担任《大公报》要闻版编辑的郭根说过:“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胡政之运用手中的行政用人大权为《大公报》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不竭动力。胡政之用人“不拘一格”,用人方法不拘泥定式。

其一,用人唯贤,不唯亲。他用人唯贤,不唯亲,这是他办《大公报》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他管人事,但从不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引荐到报馆里来。“大公报的人员除自行培训者外,有选聘的,有从投稿者中录用的。即使通过人事关系介绍进馆的,也要长期考验其工作能力后才放置适当位置。”(8)

胡济生在《忆我的父亲胡政之》中写道:他(胡政之)说:“我只有从社会取来的《大公报》事业,将来也要还给社会。我的子女近亲都不学、不干我这一行,你们(指报馆同人)谁有本事谁来接班。”(9)胡政之一直以来都是以一颗“大公”之心行使着手中的“用人行政大权”。

《大公报》老报人李纯青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中回忆说:“抗战时《大公报》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这是一个企业成败的主要关键之一,只要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胡政之总会千方百计把他留住,也曾把干部送去读书。胡懂得爱财必须爱才。”(10)

其二,新鲜血液,来源渠道多种多样。胡政之曾经说过:“我不用已经成名的大文人,这种人耍一阵子便走了。”大公报挑选用人都录取那些可以栽培的材料,有潜力可挖的年轻人,这种人有闯劲儿,有进取心,对工作充满热情,往往有不俗的表现,可以为报馆做出较大贡献。

《大公报》有招考练习生的传统。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都招考过人员入馆。后来在报馆担任领导工作和在工作中卓有成就的如孔昭恺、李侠文、曾敏之、罗承勋、曹世瑛、查良镛等人,都是经过考试招录进馆的。

梁厚甫进入《大公报》的经过是“短平快”。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梁从上海迁居香港。当时任香港中央社主任的卢祺新是梁在岭南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他介绍梁去见《大公报》的胡政之。胡让梁把当天的英文《南华早报》的社论翻成中文,胡看过后,即刻接收梁做《大公报》的翻译。

胡政之特别注意从投稿人和通讯员中,或从别家报刊作者中发掘人才,一旦发现有合适的,就写信约谈,千方百计延揽入馆。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是因为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给平津各报写稿,被胡政之发现后引进报馆的;徐盈、子冈、杜文思也是从投稿者中发现的人才。

其三,采访与编辑内外互调。录用进馆的人员,先从事采访工作,根据其表现,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就安排做一般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岗位上磨练一段时间后,再外放各地做特派记者或者特派员,业绩出众的则调回编辑部担任要闻编辑,并参加社评写作。经过以上四个环节的训练和磨砺,其采访、写作、编辑的能力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掘和展示。如此循环往复,在《大公报》当记者,就会拥有更加犀利的新闻敏感,掌握全面的采访技巧;做过记者再当编辑,因为感同身受的经历,更能体会采访工作的甘苦,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稿件的处理都有裨益。“编辑部的负责人都是这样经过采访或翻译、编报、撰评等锻炼提升上来的。”(11)

其四,爱才、护才、养才、暖才、容才,惜才如金。胡政之身为新记《大公报》的总经理,掌控全社人事行政大权。他是一位公正、清醒、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其爱才、护才的做法得到同人、同行的认可和赞叹。《大公报》对有用的人才十分爱护,如派杨刚、章丹枫赴美国,派萧乾赴英国,派吴砚农赴日本即是。胡有一双识才的慧眼,对有前途的人员不遗余力地培养、塑造,以使他们早日成为新闻界的名记者,成为新记《大公报》的招牌。

管理者必须懂得培养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胡政之对于“养才”匠心独具。1939年8月,萧乾在香港,接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前去任教的聘书,因待遇不丰,还要自备旅费,萧乾犹豫不定,事为胡政之得悉,答应报馆供给旅费,怂恿他去。当时,希特勒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胡看准形势,便先下一着棋在那里。萧乾领到旅费当晚被贼人偷走,遭此意外,十分懊丧,胡政之如数又给了一份,安慰他说:“好事总是多磨得,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今后你勤写点通讯就有了。”不久,欧战果然爆发,萧乾在伦敦为大公报设立办事处,并去前线采访,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采 写了很多精彩的战地通讯。(12)

胡政之对于报馆同仁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点滴细节都照顾周全,温暖着大家的心灵。天津时期报馆鼓励职工搞体育锻炼,曾给同人发足球鞋,业余时间锻炼踢足球;冬季会组织滑冰比赛等。上海馆时期,报馆十分关心同人的娱乐活动,专门聘有京剧昆曲教师传授技艺,张季鸾、李子宽和李清芳等人都登台演过戏。报社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权,此项活动一共进行过4次,获得劳绩股权者共有27人。1946年制定年资薪制度,依其在《大公报》工作年限长短核定年资薪等级,服务年限越长,应得到年资薪越高。按照报馆惯例,凡遇职员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及子女婚嫁,报社都送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工资的赠金,其中一个月讲明代报馆同人赠送,免得彼此酬酢造成负担。《大公报》的福利工作做得到位,人性化,温情浓,效果显著。这不仅解决了员工生活上的困难,而且充实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对提高同人的思想、业务方面的修养,对加强报馆内部凝聚力,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五,不养冗员,不提供铁饭碗。在用人方面,胡政之绝对是人尽其才,赏罚分明。凡是他认为有用之才,待遇都是十分优厚的。如发现谁个不称职,便断然解聘。(13)

胡政之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这对他的人生和办报活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一生追求, “法治”与“民主”。(14)胡政之对《大公报》社整个事业发展的掌握,总是通过规章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进行管理。而在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财务制度、内部分配制度和人员考核、任用制度,意在调动员工积极性,为《大公报》的事业发展做贡献。(15)

注释:

(1)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

(2)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页。

(3)(15)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14页。

(4)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4页。

(5)(8)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3页。

(6)同上,第314、315页。

(7)罗国干:《新记〈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三》,《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0月。

(9)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72页。

(10)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437页。

(11)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60页。

(12)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02页。

(13)同上,第312页。

(14)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4页。

(乔云霞,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赵娜,邯郸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