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他性到社会理性

摘 要：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繁杂，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本文提出利他行为的方向性问题，分析了基因决定论的局限，综合研究了基因选择、个体选择以及群体选择对人类个体利他行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利他性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理论。在解决利他行为方向性问题的基础上，发现人类利他行为实质上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从而提出了社会理性概念，扩展了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关键词：利他；基因选择；个体选择；群体选择；社会理性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003-08

利他主义是作为利己主义的对立理论提出来的，由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是基于人的自利性的，所以，利他主义在经济学中更显得尤为特别。经济学中的利己与利他关系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不心怀“自利的打算”。 提出经济人的“利己”是积累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个“利己心”出发，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地、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样是斯密，在他的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认为“同情心”使得利他行为存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这就引发了“斯密问题”。围绕“斯密问题”，很多经济学者对利他主义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涵盖了社会学、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经济学等。

一、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简述

到目前为止，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他性概念和现象的研究，即对利他性概念的辨析和经济学上的利他现象研究，包括利他行为是否存在，利他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等；第二阶段是利他性内在选择机制的研究，即研究利他性与利己性的关系以及选择利他主义的机制，主要是研究利他行为的动机等。综合来看，第一阶段的研究是比较成功的，但第二阶段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争议，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

（一）利他性概念的辨析

“利他”一词由社会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首先提出，他利用“利他” 一词来说明一个人对他人的无私行为，之后默顿将利他行为界定为“牺牲施助者的利益而有利于他人的行为”［1］。生物学家把利他主义界定为“对他人有利而自损的行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是指个体牺牲自身的适合度而提高其他个体适合度的行为。

对于经济学中利己与利他概念的分析，西蒙和贝克尔各自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西蒙认为，在进行经济学解释时，利他主义是“如果为了另一个人的财富或权力而牺牲了自己的财富或权力，那么行为就是利他主义的，如果寻求最大化财富或权力，则行为就是自私的”［2］。而贝克尔则认为，利他主义完全可以和经济学中的理一致起来。利用这种理性的语言，可以把利他主义行为说成是“一个人因其他人的效用增进而感到高兴，或者是从对他人所做的财物或劳务无偿支出中获得满足”［3］。在这两个定义中，西蒙实质上指的是行为动机；而贝克尔则指的是行为结果，个体行为结果对他人有利，而实际上在动机上还是个体的理性（自利性）。对利他性概念的辨析，需要把利他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结果区分开来，在研究利他性是否存在或研究利他现象时，重要的是行为的结果，而在研究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时，则应主要着眼于利他行为的动机。Bar-Tal认为，以利他动机为基础的利他主义行为有以下特点：(1) 必须对他人有利。(2)必须是自愿的。(3)行为必须是有意识且有明确目的。（4）所获得利益必须是行为本身。（5）不期望有任何精神和物质的奖赏［4］。强调了动机上利他性，也包括了利他的行为结果。

我们认为，利他首先是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的两端，一是行为的出发点，即支配这种行为背后的意识；二是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行为的结果不一定与行为的出发点相一致。所以在讨论利他性时，首先必须明确是在讨论利他动机，还是利他行为本身，二者有很大不同。因此，区分两种类型的利他性很重要，一种是主观利他，另一种是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即主观上自己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目的是给他人带来利益，这种行为是否对自己有利是无所谓的。客观利他，即客观上给他人带来利益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的动机是怎样的。后面谈到的互惠利他是客观利他，而亲缘利他、纯粹利他和强互惠利他则属于主观利他。客观利他可以用经济学上的理性（个体的自利性）来解释，而主观利他的内在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议最多的地方。

（二）利他主义的类型

从广度上分，利他行为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以及强互惠利他。

（1）亲缘利他。

亲缘利他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指有血缘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做出的某种牺牲，不含直接的功利目的，又被称为“硬核的利他”。人类和动物界有亲缘关系个体间的利他行为屡见不鲜，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

（2）互惠利他。

互惠利他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类似于某种期权式的投资，又被称为“软核的利他”。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使得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要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

（3）纯粹利他。

纯粹利他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在主观上不追求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采取的利他行为。虽然可以在亲缘利他之外观察到“非亲缘”利他行为，并且似乎也没有互惠的外在表现，但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利他是否存在还存在争议，原因在于无法找到人的纯粹利他动机。我们认为这是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误解，后面将会论证这种行为动机的存在性。

（4）强互惠利他。

强互惠理论［5-6］是近期提出的对利他行为进行解释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比其他物种更高度的合作关系，在于许多人都具有一种行为倾向，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体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得到补偿。

（三）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

既然人类社会中存在这些利他行为，那么这些利他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呢？人类的这些利他行为的动机是什么？这正是利他主义经济学第二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

加里•贝克尔把人类的利他行为仍然归结为人类个体的“理性”，人类选择利他主义是因为人类除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享受之外，还追求一定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行为是为了生产“个人的社会价值”而采取的行为，并非利他主义偏好的行为。这种理性就是个体的利己性，利他性最终还是利己，所以这种解释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虽然一些学者还在为其辩护，但这种观点还是由于其解释力有限难以让人折服，这就促使人们更深入分析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

梅纳德•史密斯于1964年提出亲缘利他概念，W.D.汉密尔顿提出亲缘选择理论，成功地从个体角度解释了生物界普遍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该理论认为近亲之间利他行为的存在和进化是由于有机体只是基因的载体，基因控制着个体的行为以使自己的基因得到复制、保存并大量繁殖。对互惠利他，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最早采用囚徒困境博弈提出了描述互惠利他行为的自然选择模型；爱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与汉密尔顿运用博弈方法，发展了合作进化理论，互惠利他行为可以在自利假设条件下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7］。对纯粹利他行为，叶航运用博弈论给出了模型化的解释，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选择压力特别大的环境中，个体间的合作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不合作即意味着死亡使得纯粹利他的存在成为可能［8］。这仍然是基于自利假设，并且其模型也存在问题［9］。对于强互惠利他行为，DeQuervain et al.认为，强互惠者可以从这种惩罚行为中获得预期的满足，他们采用了实验方法，证实了这一假说［10］。

二、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经济学对利他行为内在机制的解释比较繁杂，但也说明了这些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每种理论只能对某种利他现象进行一定的解释，而无法对利他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解释，并且，关于利他行为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还得不到解释（如利他行为的方向性问题），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的误区。

（一）利他行为的方向性问题

在所有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中，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利他主义的方向性（或者称指向性）问题，并且所有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利他主义的方向性。

如果观察个体的利他行为，会发现个体的利他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向，即个体的利他对象不是任意的，而是指向某些特定的群体，这就是个体利他行为的方向性。个体的利他行为是有选择性的。如对于某个人A来说，B、C都是他人，A有可能只对B有利他行为，而对C却没有，为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在利他主义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公平偏好模型、对等意图模型等，都没有考虑利他性的方向性问题。如在公平偏好模型中，Ui＝ui(ci)＋δuj(cj) , 0

还需要注意的是，个体的利他行为是指向特定群体，而不是特定个体，目前利他性研究在忽略利他行为的方向性情况下，往往把利他对象指向了个体，而不是群体。也就是说，本来是个体对特定群体的点对面问题，变成了个体对个体的点对点的研究。

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忽略利他行为的方向性，其原因在于对人类利他行为的本质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要么把利他行为归结为个体的自利性，要么把利他行为与个体的自利性对立起来，未能真正把握利他与自利的关系。很多模型局限于二人博弈，那么利他行为的方向性就得不到体现，从而掩盖了利他行为的方向性。利他行为的方向性问题包含了更深的意义，后面将要重点讨论。

（二）选择机制上的基因决定论倾向

对利他行为微观机制的研究是目前对利他性研究的重要领域，杨春学将其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生物遗传和文化继承，二是社会行为的互动［11］。社会行为的互动源自贝克尔的研究，这种研究最终是把利他性还原为利己性，用利己性来解释利他行为，这就又回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生物继承和文化继承方面研究的基础是进化生物学或社会生物学，这是目前利他性研究的重要领域。利他主义经济学借鉴生物学的进化理论，对人类个体的利他行为的选择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生物学上，早在进化论创立时期，达尔文就注意到了动物的利他性，但如何解决自利的自然选择和利他的社会行为的矛盾问题，直到20世纪才成为研究热点。1962年，英国动物学家维因-爱德华兹（Wynne-Edwards）提出群体选择学说，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群体选择学说很容易解释动物的利他行为，但群体选择学说受到许多进化生物学家的质疑，抨击群体选择学说最有力的是美国生物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s），他在1966年出版的《适应性与自然选择》一书中指出，基因才是自然选择的真正目标，自然选择是通过基因之间的竞争而实现的。这个“基因选择”学说后来被英国动物学家道金斯称为“自私的基因”得以普及。

生物学家利用基因的行为特征解释利他行为。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W.D.Hamilton）提出“亲属选择”的概念，即一个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帮助亲属的繁殖而影响自然选择的结果。亲属选择概念被成功地应用于破解社会性昆虫的利他行为之谜。在用自然选择学说解释动物行为时，梅纳德•史密斯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ESS），是另一个与群体选择理论针锋相对的重要概念，并开创了演化博弈论，提出自然选择是博弈的决策者。1975年，威尔逊（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将自然选择理论应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为了解释人类精神的起源，威尔逊在《 基因、精神与文化》中又提出了他的“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综合观点。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道金斯并没有吸收威尔逊的综合观点，而是把基因选择理论推向极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这一基本遗传单位”（道金斯，1998）。然而，道金斯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这句话把自然选择和自我利益等同起来，“自然”是从宏观来看的，是自然选择宏观机制，而基因是微观的，基因选择是微观机制，本来是要发现二者之间的“桥梁”，却首先等同起来，把宏观的自然看作了微观的自我利益（自利），那么后面的论述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在一个武断的推理下，基因被贴上了自利的标签。另外，又把基因选择与个体选择当成了没有区别的同一选择机制。道金斯认为，生物个体只是基因的载体，是“自私的基因”用来实现自己目的和扩展自己的工具，基因的自私性通常会导致个体行为的自私性。他认为，人类对“自然选择”的认识有两种方式：从基因的角度或个体的角度。假如我们正确地理解的话，它们是等价的，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同认识角度”（道金斯，1998）。完全把个体选择等同于基因选择，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解释为基因。然而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来说是片面的，从逻辑上来讲是武断的，直接导致了利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走向歧途。在利他行为的选择机制上，群体选择理论被质疑甚至被抛弃，个体选择则等同于基因选择，这样，利他行为就仅限于基因选择这惟一的选择机制，利他主义经济学最终陷入了基因决定论。

三、利他行为选择机制的综合解释

如何在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利他性呢？对于个体的人，其利他行为到底是基于基因选择的结果，还是基于群体选择抑或个体选择的结果呢？这就是选择利他主义的机制问题。首先需要明晰三种选择机制的特征，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某种行为的动机归于某一类，或者是哪几类的综合。

（一）基因选择行为

根据摩尔根的学生、著名遗传学家缪勒（Hermann Muller）的观点，基因行为主要有两个特征，即自催化（自我复制）和异催化（控制其他生化反应）。自催化就是在自我复制过程中使自己的基因物质一代一代传下去，而异催化则是通过控制其他生化反应来搭建遗传物质的载体，包括个体的成长。可以说，对于基因来说，自催化是第一位的，异催化是第二位的，异催化是服务于自催化的。

基因最重要的行为是自我复制，让自身的基因遗传下去，这种自我复制说明基因最本质的行为是遗传物质的保留和传承，而个体作为基因的载体为基因的这个目的服务。正是这种复制体现了基因自利的一面，但应该注意到，这是相对基因本身来说的，是基因层面的讨论，而不是相对于个体，在个体层面，这种行为则体现了一种利他性，个体甘心为遗传物质的保留而活动，生物学上存在众多这样的现象，如雄螳螂在后被雌螳螂吃掉，这正是“亲缘利他”。我们在谈论利己和利他时，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是指个体（不是基因，基因并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是在个体层面上讨论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这种转换被我们很多学者忽略了，可以说，基因的自利性不能直接推导出个体的自利性，相反却包含了个体的利他性。并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个体并不只是基因的载体，个体也还有自己的意识。

基因真的如道金斯所说的是“自私”的吗？基因在自催化过程中，由于还存在异催化，基因也并不只是表现为自利的一面，还存在利他的一面（基因层面）。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遵循了一种共生进化的原则［12］。共生进化的提出并不是基于群体选择理论，早在1个世纪前就有人提出，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重新提及，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共生进化理论认为，细胞进化乃是原核生物在共生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原核细胞成了真核细胞的细胞器，最终自身不再（甚至不可能再）作为独立的生命体存在了。支持该理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真核细胞中的线粒体和质体那样的细胞器自己拥有退化的遗传系统，这类细胞具有自己的DNA，具有根据DNA指令复制和建造蛋白质所需的分子学机制，它们的遗传密码与细胞核中的遗传密码甚至不同［12］。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在探索中，但可以看出基因的行为并不就是完全自利的。道金斯宣称，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 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完全是忽略了共生进化现象，也无法解释整个生态的形成。但遗憾的是，道金斯片面的观点却被很多研究利他性的学者奉为圣经。

综合来看，基因行为在基因层面主要体现为自利，但也存在共生现象，基因行为在个体层面体现为个体之间纵向的传递，是亲缘利他的体现，其目的是基因的长期遗存。

（二）个体选择行为

个体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基因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基因选择行为又必须依赖于个体，这是个体选择行为和基因选择行为的关系。从复杂性理论来看，很多个小单位组成的系统往往会出现“涌现”现象。举例来说，人脑由很多个神经元构成，但每个神经元连最初步的智能也不具备，但这数十亿个神经元交互作用形成了人类智能，要是将单个神经元孤立出来进行研究，那根本找不到任何智能的痕迹。从基因到个体，也存在“涌现”现象，个体行为并不是多个基因行为的加和，个体本身也存在自己的选择行为，个体行为的目的并不一定与基因的目的相一致。那么，什么是个体选择行为，个体选择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

个体选择行为是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动机，正是斯密所发现的经济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自利，即个体利益的扩大。个体的这种选择行为是基于基因的异催化，异催化控制其他生化反应，这个过程就是个体的生长发育过程。在基因层面，异催化是搭建遗传物质的载体过程，是为基因的自我复制服务的；而在个体层面，在个体有了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个体会把自我的生存放在第一位，而把基因遗传放在第二位，这就出现了基因和个体之间目标的不一致性，所以产生了基因选择行为和个体选择行为的不一致。基因选择行为通过长期进化反映到了个体的本能行为上，而个体，特别是人，常常可以克服本能行为。举例来说，雄螳螂在后被雌螳螂吃掉，这是基因选择行为，而一些雄性动物吃掉幼仔的行为，就只能用个体选择行为来解释。道金斯所讲的“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中的自我，在《自私的基因》中是含混的，但在经济学上只能是个体。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行为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分析个体行为的自利性或利他性是为了研究个体行为背后的存在机制。事实上，共生进化现象也体现了基因选择与个体选择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合作，从而达到共生，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进化。个体选择与基因选择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

道金斯完全把个体选择等同于基因选择，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解释为基因。然而，Hubbard和Wald在《基因神话揭谜》中对这种“遗传泛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评，认为“遗传学上的解释有局限性。基因参与我们所有的功能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人。它们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然而许多个人的和社会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细胞中的DNA像本食谱书。要做一盘繁杂的菜肴，需要一本食谱书，但食谱书做不出菜，也决定不了做哪种菜肴或菜肴是否好吃。这才说明了基因选择和个体选择在人类行为中各自的作用。借用烹饪的例子，基因选择是食谱，个体选择则是照食谱做菜，厨师并不一定会一丝不苟全部照搬食谱，另外，做菜的熟练程度不同、做菜的环境不同，做出的菜的味道也会不一样，这是个体选择对基因选择的影响。

综合来看，个体选择行为是个体层面的行为动机，个体选择行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个体的自利。个体选择行为的目的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三）群体选择行为

爱德华兹于1962年提出群体选择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这种理论后来受到很多生物学家的抨击，基因选择理论由于在“亲属选择”上解释的成功，受到很多进化生物学家的追捧，而群体选择理论则显得势单力孤。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应该承认，群体选择理论在解释生物利他行为时确实是失败的［8］。几乎否定了利他行为的群体选择性。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随着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兴起，群体选择理论并非一无是处，特别是在经济学上，由于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个体的人，必须看到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利他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与群体选择是有关系的。

否定利他行为是群体选择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群体利他不是“进化稳定策略（ESS）”。的确，群体利他不但在生物群体中不是ESS，就是在人群中，也不是ESS，所以，群体利他并不能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行为或自发行为。但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每个人几十年的教育恰恰是弥补利他性不是ESS这个缺陷的强有力的工具，也就是说，群体利他是人类的一种后天行为，一些利他性需要每个人在文化熏陶和多年的教育中获得。威尔逊在《 基因、精神与文化》中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theory of gene-culture coevolution），即生物学（由遗传确定的大脑和感官的结构）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13］。西蒙认为，未成年人特别需要成年人的养育，在养育和帮助的过程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社会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技能”（skills），即提供所有生命活动中，尤其是与环境打交道时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二是“正当行为”（proper behaviors），即在学习者的言行中传播、显示并引起他人的支持性响应的目的、价值和态度。西蒙把善于社会学习、善于接受社会提供的教育称为驯顺性（docility）［14］。 所以，格兰特•斯蒂恩在其《DNA和命运――人类行为的天性和教养》中指出，遗传无法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最新的信息表明，几乎一半人类特征继承于父母，这意味着我们人类行为的一半是由环境作用于机体的结果（斯蒂恩，2001）。天性（nature）和教养（nurture）共同影响着人类个体的行为，如果说天性是基因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教育则决定了群体选择的结果。举例来说，“重男轻女”和“男女平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人类的不同时期影响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显然不是基因选择或个体选择的结果，只能是群体选择的结果。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多少志士奔走呼号，各种妇女组织不遗余力，这都是群体选择的体现。同样，“与坏人作斗争”，这是强互惠利他行为，很明显是在一种文化机制下熏陶给人们的。生物学家迈尔在断言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动物的群体选择时，还偏偏认为群体选择理论适合于人类，其根据正是文化的进入［15］。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利他行为的出现，并不一定是进化稳定策略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中会出现群体选择而一般生物世界却难以找到呢？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答案，笔者认为老子在二千多年前的观点很精辟，“智慧出，有大伪”，正是因为个体的人有很强的个体意识，这种个体意识一方面体现为智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个体的贪欲，所以，人类的个体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基因选择（如人类大规模屠杀同类，就是违背基因选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处于少数的思想家（不具备生物学上的频率优势）提出了如何折衷个体选择和基因选择的方法，并通过自己和响应者不断宣传（如孔子周游列国），逐渐被众多人所接受，才形成了群体选择。

综合来看，群体选择行为是包含个体的群体层面的行为动机，体现在个体身上，是个体利益在个体之间的横向传递（与基因选择的纵向传递不同），其行为目的是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对三种选择行为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仅基于基因选择行为（有时还是误用）研究利他性是有局限的。实际上，人类个体的行为是受三种机制的影响，即基因选择、个体选择以及群体选择，这三种选择机制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动机。个体选择行为决定了个体的自利性，也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由于这种理性仅反映了个体的自利性，我们称这种理性为“自利理性”。而基因选择和群体选择，则可能是人类产生利他性的行为动机。基因选择行为在个体层面主要体现为“亲缘利他”，这是个体纵向上的利他；而群体选择，根据维因-爱德华兹的观点，是从群体的整体利益出发，个体体现了一种为了整体利益的利他性，这是一种横向的利他，可以很好地解释纯粹利他行为和强互惠利他行为。这样，三种选择机制的结合，使得个体无法仅仅体现其中一种意愿，而必须是自身、纵向和横向三者利益的结合，是在三者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如图1所示）。三种选择机制的作用，可以很好地解释利他行为的各种情况。这就说明人类存在利他动机，个体的人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是利己和利他的综合体。

四、从利他性研究到社会理性的研究

自斯密开始，基于个体的“自利”表现提出了“自利理性”（即经济学中的“理性”）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从而形成了目前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现在，论证了在个体行为动机中存在利他性，那么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利他理性”，作为经济学假设的一个补充，“利他性”是否可以扩展到经济学上的理性假设呢？我们认为还是不够的，在三种选择机制到利他行为的过程中，还需要用体现个体的一种思维倾向（理性）来转化，而这种理性不应该成为“利他理性”，因为利他性本身还存在局限。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利他性的方向性问题。某甲作为一个个体，为什么会利乙，而不去利丙呢？也就是说，个体的利他意识背后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倾向呢？

回过头来仔细分析基因选择行为和群体选择行为，会发现个体的利他行为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基于基因选择行为所形成的亲缘利他，是利自己的亲代，是纵向的利他；而基于群体选择行为所形成的纯粹利他和强互惠利他，则是在自身所在的群体中的施利，是横向的利他。这说明个体的利他并不是简单地从自身向自身以外的某一点扩展，而是以自身为圆心，向自身以外的一定区域扩展。“修身”是利己的体现，但“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利他，并且是以自身为圆心，像水波一样慢慢向外扩展。所以，利他（亲缘利他、纯粹利他和强互惠利他）可以看作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倾向：扩展的利己倾向，从个体的利益出发，扩展到从家庭出发，再扩展到从族群利益出发，进一步扩展到从社会利益出发。这样，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放弃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的点到点的分析方式，而改为从自身到一个群体（包含自身）的点到面的分析方式，不但问题迎刃而解，并且可以走出一片新天地。

利他，其实就是扩大了的自利。利己、利他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亲缘利他，从个体之间看是利他，从家庭来看则是利己（需要说明的是，利他毕竟是利他，不是自利，虽然是扩展了的利己，却是从自身扩展到他人，与自利有本质的区别）。把利他作为扩大了的利己，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讲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基于这样一种点到面的分析，可以解决利他性的方向性问题。利他，首先是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个体，然后一步一步根据与自己关系远近向外扩展。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样一种扩展行为，也就是利他行为的方向性。

既然利他从本质上看是“扩大了的自利”，是从“小我”利益出发到从“大我”利益出发，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一面，是反映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相对于以“小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利理性），我们称这种以“大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为“社会理性”，而不是“利他理性”，因为利他性其实只是人的一种社会意识。这样，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个体的理性，对个体来说，既关心自身的利益，又关心与自己相关的群体的利益，所以，个体既具有自利理性，又具有社会理性。个体的自利理性是基于个体选择行为形成的，而个体的社会理性则是基于基因选择和群体选择行为形成的，个体的理性具有二元特性（如图2所示）。

相对于以前理性的定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个体中自利理性的含义，并不包含个体的社会理性，所以，需要对经济学上个体的理性重新定义，以涵盖两种理性。综合个体的两种理性含义，个体的理性可以定义为追求自身以及与自己相关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 论

由于道金斯的基因决定论的影响，在人类利他行为选择机制的研究上，基因选择行为完全等同于个体选择行为，看不到个体选择与基因选择的差别，同时否定群体选择机制，把利他行为完全归结为人的基因选择，这样，利他性研究虽然理论众多，却无法形成对众多利他行为进行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其实，基因和个体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基因层面不同于个体层面，基因层面的自利反映到个体层面却是纵向的利他，利他其实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样才能突破基因决定论的局限。另外，在基因层面，受“自私的基因”观点的影响，认为基因只有“自私”，被这种观点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固步自封，而事实上，细胞的共生进化现象说明了基因同样存在利他的合作机制。

结合基因选择、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在三种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人类事实上是利己和利他的综合，利他行为相当广泛，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上。在解决利他的方向性问题之后，发现个体的利他实质上是“扩展的自利”，这种扩展以自己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从而使利他性研究转向了社会理性的研究，这也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即从点到点的分析转向为从点到面的研究。从利他性到社会理性，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转换，其实已经建立起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综合方法，各种利他行为都可以统一到社会理性的概念中来，而不再是各种利他行为的单独解释，这样，事实上是对“斯密问题”做出的一个比较深入的解答。

需要说明的是，“扩展的自利”不是自利，也不是“开明的自利”。如果把扩展的自利还是当作自利，那是对自利概念的泛化，利他性的研究也就毫无意义。事实上，“开明的自利”中，对自利的定义还是“追求自身利益”，而“扩展的自利”中含义不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与自己相关的利益。除互惠利他外，亲缘利他和纯粹利他与利己在个体层面上是相矛盾的，某件事上利己和利他的取舍决不是面包和牛奶之间那样的取舍，而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这就决定了无法把利他还原为利己。把利他看作是扩展的自利，扩展的实质是在利他，是对他人的关心，包括对亲代的关心，对周围人的关心，对社会的关心，这正是人类伟大的品质，这种品质使得我们人类不再是一般性动物，而是万物之灵。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林聚任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1.

［2］ 赫伯特•西蒙. 西蒙选集 ［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4，79.

［3］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２.

［4］ 彭茹静.利他主义行为的理论发展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3，（7）.

［5］ Gintis,H.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0,（206）:169-179.

［6］ Bowles.S.H.Gintis.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J］.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2004,（65）:17-28.

［7］ Axelrod Robert ,William D Hamilton.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Science,1981,（211）:1390-1396.

［8］ 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 经济学家, 2005，（3）.

［9］ 齐良书.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 经济评论，2006，（3）.

［10］ DeQuervain.D.J-F et al.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mshment［J］.Science,2004,（305）:1254-1258.

［11］ 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 ［J］.经济研究，2001，（4）:82-90.

［12］ Ian Stewart.Lifes Other Secret：The New Mathematics of the Living World［Z］.Brockman Inc.，1998.

［13］ 拉姆斯登，等.普罗米修斯之火［M］ .李昆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

［14］ Simon,H A.A Mechanism for Social Selection and Successful Altruism［J］.Science,1990，（250）：1665-1681.

［15］ 迈尔.生物学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16］ 黄少安，韦倩.利他经济学研究述评［J］. 经济学动态，2008，（4）.

［17］ 刘广发. 现代生命科学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8.

［18］ 阮成江，何祯祥，周长芳.植物分子生态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3.

［19］ 田晓强.不泯的科学统一追求――评E.O.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思想［J］.湖北社会科学，2004，(12).

［20］ 马姗伊，王辉. 经济学中的利己与利他［J］ .税务与经济，2007，（5）.

［21］ 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 ［J］.经济研究，2005，（11）.

［22］ 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M］.涂长晟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