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私臆

[摘要]中国境内六字真言题字很多见，其中以梵、汉、藏、八思巴4种文字居多，一般都是单体存在，采用多种文字合璧者独见于河西地区，迄今所知者仅有4例，其中3例可见于敦煌莫高窟，一例见于甘肃永昌御山圣容寺，而且都与统治河西及西域东部的豳王出伯家族有关。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很可能与统治河西的出伯家族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有关，意在通过使用多体文字六字真言这种简单方式，表达出其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以团结当地诸族；以藏传佛教及其所尊崇的六字真言为纽带，更容易凝聚当地不同民族对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元中央王朝的向心力，齐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中亚伊斯兰教旗帜下的蒙古诸王反叛势力的侵扰，以期达到戍疆固边之目的。

[关键词]藏传佛教；六字真言；蒙古；敦煌；河西

[中图分类号]B946.6+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089—05

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中最受尊崇的一句咒语，密宗认为这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亦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咒。藏文写作om ma ni pad me hfim，系梵文ommani padme hfim的借用，汉文音译作喳、嘛、呢、叭、咪、畔。究其名义，唵（Om）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只有身、口、意与佛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为梵文mani之音译，原意为“摩尼宝珠”、“如意宝”等，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珠，则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相当于梵文padme，原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畔，即梵文hum，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度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藏传佛教把这6个字看做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循环往复持诵思维，念念不忘，如此即可积累功德，终得解脱。

六字真言在藏族中流行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年）。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IOL Tib J 420一1、IOL Tib J 421—1、IOL Tib J 720及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这些写卷的存在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自那时起，六字真言便因被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甚至佛法的象征而受到特别的推崇，其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

六字真言题字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既有梵文，也有汉文、藏文，还有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等，种类繁多。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都是单体而刻的，仅有少数用2种文字合璧镌刻，如杭州飞来峰即发现有梵汉合璧的六字真言题刻。但用三种以上多体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却极为罕见，仅于河西地区有发现，分别使用4种、5种甚至6种文字合璧题写。其中，最负盛名的为今存于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保存基本完好，略有残泐，所幸《西域水道记》《西陲石刻录》等有录文，缺失与模糊不清文字可据以弥补。残石高75厘米，宽57厘米，由晋宁路绛州（今陕西新绛县）白台寺僧守朗立，奢蓝令栴刻。碣石上方横书正楷“莫高窟”3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图1，见封三）。在六字真言之有诸多题字，左为速来蛮西宁王、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妃子屈术的题名，右题：“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另有长老米米、耳立嵬、刘耳立嵬、吴义赛等12人题名。莲座下则是沙州路（今甘肃敦煌市）河渠司提领威罗沙、哈只、大使逆流吉、大使兴都、百户宜吉、翟忍布、善友脱果、答失蛮、李世荣、陈世昌、翟文通、哈喇阳、公哥力加等72人题名。在之外，右题“卜鲁合真、陈氏妙因龛”，左题“奢蓝令栴刻”。共得95人题名，其中多为蒙古人，如西宁王速来蛮父子及妃子屈术、大使兴都、卜鲁合真等是；也有汉人，如吴义赛、李世荣、陈世昌、翟文通等；也有西夏人，如耳立嵬、刘耳立嵬等；更有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如哈只、答失蛮等；也可能还有藏族人（公哥力加）和回鹘人（哈喇阳）等。总之，该碑之立当有多民族人士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速来蛮及其三子均出生于中亚伊斯兰化的王朝——察合台汗国，故其名号颇受伊斯兰教影响。如西宁王速来蛮，即阿拉伯语Sulaimfn之音译，今译苏莱曼，《古兰经》故事人物，的使者之一，达伍德之子，为穆斯林常用名。再如王子速丹沙为SultfnSh（ah）之音译。Sultfin为阿拉伯语，古译“速丹”或“速檀”，今译“苏丹”，原意为“力量”或“权柄”，用以称呼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后来继承速来蛮王位的王子牙罕沙（又作养阿沙）为Yaghan Shdh之音译。Yaghan为突厥语，意为“象”；“沙”，（Shfh）则为波斯语。说明速丹沙、养阿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速来蛮家族由察合台汗国徙居河西后，情况大变，从其家族成员的命名上即可看得出来，不复出现伊斯兰化命名，代之以佛化人名，如牙罕沙之子取名答剌麻八剌（Darmabala），借自梵文Dharmapdla，意为“护法”。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勒立及此后对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皇庆寺的修建表明，因受当地流行的佛教文化氛围的影响，速来蛮家族已摒弃了原来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速来蛮家族曾皈依伊斯兰教）转而支持佛教，成为敦煌佛事活动的重要施主。在西宁王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事业，尤其是石窟营建进入高潮。

用同样6种文字题刻的六字真言还见于甘肃永昌县北25里御山圣容寺对面山崖。刻石分为二方，左边一方4行，自上而下依次为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右边一方2行，上为梵文，下为藏文。刻石虽模糊不清，但内容依稀可辨，早已为学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