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对外贸易形势及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思考

国际经贸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

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对国际经贸格局、全球治理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和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际经贸形势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特点新趋势。

(一)世界经济缓慢回升。可能经历较长时间中低速增长过程

过去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各国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经济复苏的影响正在扩大。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一是全球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二是各国高额赤字和债务暗含新的危机。三是新的经济泡沫风险不断积累。全球通胀预期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早攀升震荡。对正处在恢复阶段的世界经济来说，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的上升期，转入深度调整期。2009年12月，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如果目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世界经济将在2010年缓慢复苏，实现2.4％的低速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但治理和规范全球化倾向上升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理论层面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要求重拾政府干预的呼声增高。一些保守思潮借机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要求加强政府干预，对本国企业或产品进行保护，限制外国资本和商品流入。

总体判断，以科技进步和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全球化使各国得到的好处总体大于损失。从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看，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仍然存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各国通过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全球已经形成了不断深化、相互依赖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将在完善全球治理中得到加强。

(三)各国增长模式加快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孕育深刻转型

当前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亚洲生产、美国消费”模式的“再平衡”；二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两者相互影响、密切相关。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的形成，既是国际分工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体现。从二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的波动轨迹看，每次危机大体经过3-8年的后危机震荡，其储蓄率可以恢复到正常值，国内消费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从近期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率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不会恢复增长，但长远上看，发展中国家国内需求增长无法完全填补美国消费缺口。美国靠消费拉动、亚洲国家资源流向制造部门的增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普遍提出实行“再工业化”，其主要方向是发展新能源和“低碳产业”，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纷纷制定“低碳经济”计划，并投以巨资。这些战略和政策调整，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继信息技术之后，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产业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并促进相应产品和服务出口。

但应看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会终止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在低端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已几乎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在加快发展新能源、环保、高科技产业过程中，客观上会加快传统产业对外转移。

(四)新兴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发展格局更加明朗

这场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虽然也重创了发展中国家，但总体而言后者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可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将逐步增加，这无疑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但应认识到，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根本改变，美欧主导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依然影响着国际重大问题的走向。今年年初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统筹利用G20、G8等机制，在经济、金融、贸易等规则制定上维护既得利益。他们既想通过把发展中大国纳入现行体系为其分忧解难，又不希望自身主导作用和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各国将经历一个激烈复杂的博弈过程。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外贸易经过30多年发展，已经积累了巨大优势，同时面临的调整转型压力日益突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近期内，国内外环境变化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外需回复进程的不确定性

当前，在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复苏迹象，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在经历了连续13个月的出口负增长后，去年12月起我国出口已连续4个月正增长，近两个月回升幅度较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危机已真正过去，外需已彻底恢复。因为当前出口回升既有国际市场需求回稳、进口商补充库存等因素，也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有关，今年以来出口规模与2008年同期基本相当。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不足，债务风险犹存，各国复苏进程很不均衡，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新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这些都导致外需回复进程存在很大变数，出口高增长的持续性有待观察。从全球格局看。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但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情况下，全球生产能力反而有所增加。全球供需结构深刻变化，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很难再有前几年的宽松环境。

(二)生产成本的上升趋势

从资源能源看，―方面，我国将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这是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铜、棉花等初级产品价格已大幅上涨。预计在相当长时期内，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趋势，这将对出口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从劳动力看，虽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随着国民收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劳动力价格上升既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今年以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难、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快等问题开始重新显现。外贸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压力增大，担心“好不容易回来的出口订单很可能又因为成本上升而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外部压力

随着出口“由负转正”，国内外对我进出口走势判断分歧加大，企业政策调整预期不断增强。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今年以来引发广泛关注，美国频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国内各界也有许多争议。汇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也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其间掺杂相当多的政治、社会因素。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美欧急于摆脱危机的经济需要和对我进行战略打压的政治图谋。当前我国内部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减弱的。虽然国家多次重申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企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不利于接单特别是接长单。今年以来，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原材料价格高企，人民币汇率再大幅升值，将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出口企业将无法承受。

(四)国外贸易保护形势的严峻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更是“重灾区”。2009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达历史峰值。针对我钢材、轮胎、化工品等优势产品和行业，摩擦国别扩散，救济措施叠加，挑战我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2010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年，各国保护国内市场、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我经济在全球率先回升和占国际贸易份额的增加，各国针对我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持续升温，各种隐形或变相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将更加严峻，这对我们如何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但辩证地看，世界经济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调整、大洗牌，都是新的大国崛起的历史契机。只要我们增强在危机中捕捉机遇的能力，挖掘我们的潜在优势，不失时机地扩大开放，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就一定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一)我国内需市场广阔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我们讲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内需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首先，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增加，将为扩大进口创造机遇。其次，城镇化带动的投资需求，将为投资品进口提供空间，将形成对先进技术、装备和基础材料的巨大需求。第三，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品进口，还会提高国内工业装备水平，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竞争力。

(二)国际分工格局变动为改善贸易结构创造了外部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全球进入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可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在新能源、数字经济领域，我们和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有条件在竞争中齐头并进。只要我们抢抓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苦练内功，完全可以在战胜金融危机挑战同时，提升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使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国际上对我借重增加为改善对外贸易环境提供了重要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影响力不降反升，我们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工作，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全面阐述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主张和举措，积极参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推进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了我国对外经贸利益。当前，国际上看重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对加强与我国经贸合作意愿增强。这为我们争取道义制高点、加快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我国软实力影响、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打开了新的机遇窗口。国际经济环境的有利变化，对我国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关于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问题的思考

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外贸易更是如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为进一步发挥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必须把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既是短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内外经济双重冲击的迫切需要，也是长期推动外贸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加快转变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多注重数量扩张，竞争力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为适应国际经贸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要求，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吸纳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鼓励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贸易，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变革的外在要求。

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贸易大国行列，出口位居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但我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能力，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重要商品进出口话语权等方面与贸易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进程的重要举措。

(二)加快转变的总体要求

坚持推进“六个协调”的总体原则。坚持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促进贸易平衡；坚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提升规模效益；坚持外贸与外资、外经协调发展，增强互动作用；坚持外贸和内贸协调发展，实现有效互补；坚持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坚持东部和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发展。

实现“四个转变”的发展目标。今后一段时期，对外贸易发展要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更加注重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化；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从国际分工的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提高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能力，更加注重从价格接受者向价格制定者转变；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能力，更加注重从接受既定规则向更多地主动参与制定规则转变。

(三)加快转变的主要任务

进一步优化主体结构，做强大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商务平台建设。逐步打造若干个国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部级会展平台，培育若干个技术力量强、信誉好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若干个有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

进一步优化商品结构，稳定传统优势产品贸易，推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加快出口基地建设，建设优势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以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为主的基地企业。鼓励低碳排放、节能环保产品贸易，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培育周边市场。在开拓新兴市场方面，加强对企业的支持与服务，建立和完善各种经贸合作机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走出去”带动贸易，加大对边境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扩大边境地区对外开放。

此外，形成政策支撑和体制机制保障。完善财税政策，加强金融服务，稳定进口政策，完善配套政策。改革管理体制，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健全工作机制。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既处在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加快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全球眼光、国情意识、战略思维、改革创新精神以及大国责任感，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继续发挥外贸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