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对荀子正名思想的解构

摘 要：荀子的正名思想认为人有等级之分。这种等级之分看似只是社会地位层面的，但其实还隐含着精神层面的，也就是说底层人民不仅在社会地位上，而且在精神和思想上低于上层社会的人。刘震云否定了荀子的这一思想，其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告诉世人：精神不再是知识者和精英者的专利，它也为底层人民所有，底层人民不仅在社会地位上而且在精神上和上层社会的人是平等的。本文将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展现的人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入手，简要论述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如何解构了荀子的正名思想。

关键词：荀子 正名 《一句顶一万句》

荀子正名思想既接续了孔子的正名传统，也借鉴了名家、墨家的理论，其正名思想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中。在《正名》中他讨论了名的分类、名的作用、制名的原则等，并对“三惑”等不正之名进行了批判。荀子的正名思想博大精深，对当代和后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其正名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人的批判和解构。本文将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展现的底层人民与上层社会的人在精神层面的平等为切入点，简要论述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如何解构了荀子的正名思想。

荀子认为“名”的主要作用是“明贵贱，别同异”，前者主要从政治伦理道德区别，后者主要从普通事物和现象区别。荀子在《正名》篇中一开始就提到四种名：刑名、爵名、文名和散名。其中有三项是指政治、伦理道德的，可见正名思想政治意义的重要性。荀子的“正名”主要指向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而“明贵贱”更是说明荀子认为人有等级即尊卑贵贱之分，他试图通过“正名”区分尊卑贵贱，以此调整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形成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来维护社会安定。

荀子的正名思想和他的“明分使群”社会治理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讲的“分”，有孔子的“名分”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职”之意，就是职业分工，但“分”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职业分工，而是要通过确立职业分工进而达到确立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目的。荀子认为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安其本分、守其本职，不可越级做和想不属于自己阶级的事情，否则就会使社会在混乱的秩序中走向崩溃。荀子《正名》说：“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也就是说，正名可以使人民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由此可见，正名思想是一种统治人民的积极手段。显然，不论是要恪守本职的人民，还是要思想统一、遵守秩序的人民，主要指的应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

荀子《正名》篇中要求底层人民要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这直接禁锢了或者说剥夺了属于底层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也致使几千年来的中国人认为底层人民从事体力劳动之余就是吃饭、睡觉、闲聊，精神、思想层面的东西似乎是知识者和精英者的专利，这种看法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和血液，根深蒂固于我们的内心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刘震云用《一句顶一万句》彻底击碎了我们民族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直以来被我们忽视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的内心，《一句顶一万句》描写了各色小人物内心的孤独，展现了底层人民不为人所知的内心。

《一句顶一万句》所涉人物众多，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这些原本不该有关联的小人物，因为内心深藏孤独的主人公的不断被逐和不断出走而被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底层百姓与我们脑海中预先为他们设定的形象大相径庭，我们单纯地以为他们没有思想可言，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生计而奔波。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大都不安于本职，赶马车的老马爱吹笙，酿醋的老罗爱喊丧，破竹子的老鲁爱在脑子里走戏。这些小人物之所以不安于本职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内心无比孤独却不知为何孤独，因孤独而苦闷却又找不到知心朋友排遣，只能借一种喜好来排解内心的孤独。因为精神的孤独，所以他们的社群组织、家庭和谐，和生计无关，却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有关。因为说得上话，吴香香甘愿放弃安定的生活，抛弃自己5岁的女儿，跟着老高浪迹天涯；因为说不上话，章楚红毅然决然地抛弃优渥的生活，和丈夫老李离婚，独自一人闯荡北京；为了能找到说得上话的人，主人公杨百顺、牛爱国不得不一次次地出走，渐渐远离自己的故土。

如若以荀子正名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来关照《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他们无疑会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一类人，因为他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思想也并不统一（否则也就不会有孤独产生了），而且他们更是没有做到安于本职，这样的人民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摈弃了荀子正名思想中人的三六九等之分，废除了社会各阶层严格的社会角色、社会分工之分，更是否定了人民需要认识一致、思想统一这一主张。小说中，底层百姓和上层社会人员是相同的、平等的，尤其是在精神孤独或者说精神方面。不管是这底层人民是赶车的，还是买豆腐的，抑或是杀猪的。小说中底层人民的认识不一致，思想不统一，所以对相同的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又或者有些事件在触动一部分人的同时并不能触动另一部分人，于是也就有了人与人之间“说得着”与“说不着”之分。当人与人之间“说不着”时，精神的孤独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文坛从不缺乏反映孤独的文学作品，但孤独作为一种精神或一种品行，已经成为了有知者和精英者的专有。刘震云借《一句顶一万句》告诉人们孤独并不是知识者和精英者的专利，它属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1]因为有知者知道其为什么孤独，并选择了这种孤独，而普通人并不体味、也不欣赏这种孤独，只是被裹胁于孤独之中，[2]求摆脱而不得。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着重描写了中国底层百姓内心的孤独，借此告诉我们：精神的孤独必定广泛地存在于千千万万的蝼蚁式的浮生百姓内心。因为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非常重视儒家传统和现实，再加上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以及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但又无法通过其他管道（上帝）正常宣泄，因而人民总是活在孤独之中。相反，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尽管人与人之间来往不多，但因为存在人神对话的可能性，故而人在精神上可以获得个体自认的独立，从而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因此西方人因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一如小说中的意大利牧师老詹，尽管他一生都没能发展一个真正的，在中国也没有谁能够和他说贴心话，但是由于上帝存于老詹内心，所以老詹并不像中国的芸芸众生那般孤独，这也是他可以在异乡孤老终身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思想文化和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等级制的思想，但其实这种思想一直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代人的头脑中，即使我们认识到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社会地位应该平等，但是我们不仅在内心上没有真正认同，而且在行动上也没有真正地贯彻执行。社会地位的平等尚且如此，精神层面的平等就更不用说了，直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意识到人在精神层面应该是平等的，就更不用谈在内心和行动上认同和执行与否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不仅解构了荀子正名思想中所包含的等级制思想，以及其中对底层人民精神和思想的忽视、禁锢、排斥，更是向世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即人不仅在社会地位方面平等，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是平等的，精神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属产品，它同样属于底层人民。就此而言，《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说是为底层人民做了一次有力的正名。

当然，由于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社会较为动荡，其试图通过正名思想建立严格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来稳定统治阶级的统治，促进社会和谐，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当今的时代，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首先要实现的就是人人平等，这平等既包括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平等。而真正实现精神平等，必须要格外重视底层百姓的心理和精神，保证底层百姓的精神平等权。

此外，就关注底层人民思想和精神这方面而言，刘震云不仅成功解构了荀子正名思想，触动了历代中国人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人有差等的观念，而且更是为中国文坛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雷达.《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EB/OL].http：//

.cn/leida2007.2009-6-5.

[2] 李存.找寻那触动心神的一颤――浅析刘震云新作《一句

顶一万句》的知己意识[J].名作欣赏，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