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时间:2022-01-23 03:12:43

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作者:许刘英 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社会学的思想,中国自古有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就蕴涵有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周易》就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它是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在中国从无到有渐渐兴起的。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剧变使得教育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从社会背景的出现到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与教育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出现了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上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些变化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生成起着理论上的奠基作用,时间大致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般认为,1907年,苏扎罗(A.H.Suzzallo)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教育社会学讲座,教育社会学开始其制度化的历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成形时期。本文以下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即是其理论奠基和学科成形时期的相关作品。据笔者所查,这类著作共有15本,论文多达百余篇。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对近代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程度和接触范围获得清晰的认识,笔者将对这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评价,力求无所遗漏。(表略)15本教育社会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类著作多是教育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杜威、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杜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社会学”概念,但其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说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并集中体现在《学校与社会》(1900)、《明日之学校》(1915)、《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均先后被翻译至中国。1921年,刘衡如翻译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的中心思想是:学校是社会的机构,“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成员去安排”,因而学校是整个社会进化的重要部分。该书在日本早期教育社会学家新堀通也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中,被列为教育社会学四本先驱性著作之一。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一文,对此书的译介极为推崇,指出:“杜威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家,学校与社会又是杜威博士狠(很)重要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不尽一点介绍的责任”。两年后,刘衡如完整地翻译出该书,将其收录为“教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译者在“序言”中明确交代了翻译此书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此平心静气一探究今日社会情状者,殆皆不能否认”,“虽其所摭拨者多为美国教育之实况……然核其精义,固无往而不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由此可见,近代学者主要是本着“实用取向”来译介西方教育社会学,这种取向对日后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3年,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该书部分章节曾于1917年即被译出,并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但系统翻译至我国是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鉴于此时国人对杜威的学说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故译者对于翻译此书目的没有作太多的说明,仅在“序言”中强调译著和原著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后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现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翻译至中国。与《学校与社会》相比,《民本主义与教育》进一步肯定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学校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而实际拥有的唯一方法,要人们注意防止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脱节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孤立化、书本化;同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全面。译者邹恩润这样解释自己翻译此书的动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惟关于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多散见于汉文译述的零篇演稿。本书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该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时人认为:“要了解杜威的学说,只须读《民本主义与教育》。”有人也指出它是杜威“在教育哲学方面之主要著述也”。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也是一位对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他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对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教育论》可谓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呈现。1929年任鸿隽翻译斯氏所著《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C.W.Eliot,今译为“艾略特”)所写的序言。在译者看来,“其(指《教育论》)议论之精辟而踔厉,足取旧制度之壁垒,摧陷而廓清之”,并对翻译该书非常自信,指出:“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独标新义,一部分则为人生常识,故其效用不囿于学校,其价值亦不限于一时,盖在来人类家庭社会一切教育不可缺之书也”;“斯氏之书,在西方若有过时之感者,在吾国则正为对症之方。”原稿于1922年即被译出,但迟至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以“汉译世界名著”形式出版发行。在西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被公认为教育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将教育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加以研究,对教育社会学的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教育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认为教育的制度、目的和内容等都受社会制约,并具有社会功能,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是将个人社会化,同时社会内化于个人。[2](页1-19)涂尔干的著作有《宗教生活的低等形式》(Lesformeselementariesdelaviereligiense,现译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教育与社会学》(EducationetSociologie)(1922)、《道德教育论》(1925)等多本。在近代中国学者看来,《道德教育论》是上述几本书中的结晶,[10]1930年崔载阳将其翻译至中国。译者指出该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他(指《道德教育论》———笔者注)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去阐明,社会命令我们时,面孔严峻可怕,我们不得不服从之,又当我们感觉社会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尤其为我们生命之最好的一部时,温煦可爱,我们不能不乐意为之牺牲”;第二,“本书以教育学者的眼光研究如何能达到上边两种目的,换言之,研究如何能使儿童习于服从纪律,习于委身社会,而这两点是道德教育之最重要与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该书难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通群所译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在教育社会学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学或环境教育学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此派学者重视社区、邻居、家族、班级及同侪(即同辈———笔者注)团体等较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对教育或青少年的人格形成的影响等。此外,该派也重视调查、统计等经验型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布泽曼(A.H.H.Buseman)、法国的查尼夫斯基(R.Zaniefski)等人。1938年,雷通群翻译出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据译者介绍,他之所以选择该书翻译,是因为其“(引用)德国的文献颇多,书中又把各种文献提要钩玄,作系统明了的叙述,以便于我国人的比较探究,就不能不认为很有翻译的价值”。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师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第二类:原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但其内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初小社会化的学程》、《教育病理学》、《教育与现代文明》等。1923年,郑国梁翻译美国学者德尔满(E.L.Ter-man)《初小社会化的学程》,与其他教育社会学著作不同的是,此书是德尔满专为近代中国新学制小学教材而撰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详述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一)指出不同的教材底智慧,能适应中国各种职业生活底需要,(二)特别应用紧要的过程胜于产物底原则,在我们教育底工作里,(三)关于小学校教员底预备,建议一种方法,是中国今日最大的急需,(四)为已经从事教育的,建议一种新方法和新教材”。[1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W.A.Mecall)曾为其作序,并称赞道:“德尔满教授对于中国教育底无上贡献,就是他将这新教育哲学演变为实际的教程,教育家若不理会这书是引领中国儿童到一个丰富的学校生活和离校后底生活设计,他便不能验出德教授《社会化的学程》的好处。”[14]《新文化书目》对此书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社会化的学程》是书系美国德尔满教授特为我国新学制小学而著,内容对于小学教程订有组织之计划精密周详无微不至”。该书后被列为“燕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李任仁编译日本学者富士川游的《教育病理学》,该书对于低能的儿童,从病理学及教育学鉴别其程度深浅,查出其处置的方法。在译者看来,中国对于低能的儿童的特别设备几乎没有,而且办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精神能力的鉴别也不曾注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注意。该书由广西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列为“现代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1939年,孙承光译出美国学者克伯屈(William.H.Kilpatrick)的《教育与现代文明》(又名为《适应变迁的文明之教育》)。顾名思义,该书主要是阐述时代的变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求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全书体例上分为三编,第一编变迁的现代文明之性质,第二编对于教育之要求,第三编变革后之教育。此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第三类:多是严格意义上的且已为学界公认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从译著的来源来看,分别译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但以美国最早、最多。1925年我国有两本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一本是刘建阳译述美国学者伯兹(G..H.Betts)的《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译者解释其翻译此书最主要的理由是:“国人知有杜威,不知有伯兹,所以现在特别详细介绍一下”;另一本是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导言》的后半部,定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史密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制度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教育社会学导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冠以“教育社会学”之名的教科书,同时这也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型期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之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化。上述两本译著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期刊连载,之后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连载于《教育杂志》1922年14卷第8期和第10期,1925年作为“教育丛著”第46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应用教育社会学》曾连载于《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5至7期和1924年第13卷第8至10期,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2年,刘世尧、環家珍翻译日本教育社会学家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之思潮》的上篇,命名为《教育社会学》。这是日本教育社会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始。田制佐重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尤以介绍美国教育社会学理论见长,他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均系中央大学教师,在多年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国内参考书籍的缺乏,因而“早有介绍国外名著之初心”,他们认为田制佐重《教育社会学之思潮》,其“内容的充实美满,求之教育社会学书籍中,实在难以多得”,遂从事翻译。1933年余家菊译出美国学者芬尼(R.I.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这是一部依据社会学的事实和原理来阐发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著作、凡教育哲学的意义、社会文明的渊源、精神生活的性质、社会平行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时代精神之迷惘、编制课程之社会原理、道德教育之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科的价值等,无不有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糅合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对开拓国人的视野裨益甚多。译者认为此书与杜威重视独立判断之说颇有出入,足以弥补杜氏思想之缺点,同时也是为纠正我国教育界过于重视技术的问题,不肯留心社会方面的知识,故借翻译此书而“徐图修正进步”。该书由中华书局以“教育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1936年,鲁继曾翻译美国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该书早于1924年6月就在美国纽约出版,次年,杨贤江曾在《教育杂志》“名著”一栏向国人推介此书。时隔11之久,该书才被完整译至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影响力和体例宏大,篇幅较长不无关系。该书堪称近代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力作。全书体例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共20章。上卷为“课程之社会的基础”,中卷为“社会的动力和过程”,下卷为“科学的专技之例证”。译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著者首重“学校教育之统制,更旁及其他教育动力之改造”;尤其对于“学校课程编制的原理及专技,具有明确的见解与系统的研究”,故阅读此书“获益当非浅鲜”。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许孟瀛根据巴纳斯(H.E.Barners)等主编的《当代社会学说》(ContemporarySocialTheory)中的第二十二章,即德国学者鲁塞克(T.S.Roucek)所撰“社会学与教育”。该章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总结。原著作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派,即哲学派、应用派和功能派。第一派所着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第二派所着重的是社会学理对教育的应用;第三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分析。各派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均有特殊的见解,而且都是必要的。对于功能派所发现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哲学派可以有所解释,应用派仍可加以利用。

二、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自1921年的第一本至1947年的最后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15本。从译著来源渠道看,多数出自美国。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7本译著中,除1本译自英国,其余均译自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独尊”,30年代后8本译著中,呈现出以美国为主,以德、法、日等国为补充的多极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与近代中国教育师法美国有关系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教育师法美国大约从1915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在此期间,美国教育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至中国。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所翻译的15部教育理论著作中,来源于美国的就有10本,占全部的66%。[23]另据一份资料显示,1920—192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14本,其中译自美国的有12本,占总数的86%;1929—194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29本,译自美国的有15本,占总数的52%。[24]这些资料均表明,来源于美国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中已占绝对的优势。此外,中国教育界还大量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1919年5月,杜威应北大、江苏省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1927年3月,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演,等等。①在美国教育家来华之际,中国教育界有的学者加紧学习和研究美国教育家的著作,为此而翻译其著作。教育社会学方面有关杜威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学校与社会》是中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也是第一本翻译至中国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论著。虽然出版时间(1921年)是在杜威来华之后,但初稿译成的时间是在杜威来华之际。对此,译者这样说道:“今译此书,于国人研究教育之趋势与杜威之学说,或亦有助焉。然是译初稿成于杜威来华之际,本以备自习之用,故多所节略。”[4]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其一,是以德国的拿托普(Paul.Natorp)与伯格曼(P.Bergman)等人的“社会的教育学”理论;德国的狄尔泰(W.Dilthey)、施普朗格(E.Spranger)与诺尔(H.Knoll)等人的“文化教育学”理论;德国克森斯泰纳(Kersensteiner)与美国杜威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学”理论为标志,这些理论通过对赫尔巴特(J.Herbart)的个人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教育的本质。其二,同样地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可是在方法上更具实证及科学性的教育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顾立克(E.Greek)、罗荷纳(R.Lochner)及法国的涂尔干。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对抗,因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教育科学”。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学理论太过于思辨化、观念化,只注意到教育过程的一极小部分,而忽略了与人格形成有关的更为广泛、且更为重要的过程,同时也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受惠于社会学之处显然要多于教育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兴趣,才使得教育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早期欧洲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涂尔干、华德(Lester.Ward)等人都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涂尔干,他在“教育科学”名义之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科学性格,并将“教育”界定为“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他秉持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法国教育思想史,并说明学校具有培养青少年公民道德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在德国,以盖格(T.Geiger)、魏斯(C.Weiss)、费依舍(A.Fische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如教育社会学的独特性何在;“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的教育学”、“教育的社会学”、“教育科学”等的彼此关系如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在欧洲教育社会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学问而从事研究,这既有助于奠定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则较偏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教育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常面临犯罪、离婚、失业、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注重实践性,也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手段,诸如教新移民英语及美国文化等,可以解决上述诸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接触频繁,将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而最早将教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国家也是美国。联系前述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来看,苏扎罗在哥伦比亚大学首开世界上第一个冠名为“教育社会学”的讲座,192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也率先成立。四年之后,其机关刊物《教育社会学杂志》创刊。可以说,在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其端,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因此,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受到各国(包括中国)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三、导入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总体来看,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数量上确实不多,而且这15本译著或许也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均不容忽视。首先,从时间上看,译著集中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年代7本,30年代7本,40年代1本。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来说,1922年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诞生。至1931年,国人撰写的第二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才姗姗来迟。从第一本到第二本专著,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靠译著供给。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3号曾发表华超的《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一文,作者在摘要地解读了17种教育用书(包括心理学)后,概括出两个特点:第一、除一种系本国学者自行编制外,其余都是译本;第二、译本的原作者都是美国籍。作者立论虽有批评初衷和本意,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所需的思想资源多由译著提供却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相继有几本国人自撰的教育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沈灌群和吴同福的《教育社会学通论》(1932)、卢绍稷的《教育社会学》(1934)、苏芗雨的《教育社会学》(1934),但这15本译著依然被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时人所指出:“我国在学术研究上,要已藉译著之业而随世界各国以俱进。”[26]近代学者正是借助这些译著,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我国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15本译著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成就。其次,从译著自身来看,大多数被翻译过来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在确保忠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因为这些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它们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对本国人,运用的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人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烦琐。”所以,为了让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译者对译著须先进行形式上的“中国化”。诚如罗家伦所极力提倡的“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这方面,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的导论》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不完全按照原著行文的次序,只是译述其大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增添读者的兴趣再次,从理论流派上看,这15本译著分别涉及了西方早期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派别,即哲学派、应用派、功能派。伴随着这三个流派的相继传入,国人由此获得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近代学者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不过,从这三个派别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其背景和原因各有不同。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派”,该派所侧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和原理的解释,杜威可视为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使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伴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大量留美生纷纷回国以及杜威来华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杜威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学说;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地批判学校教育的高潮,人们批判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与生活分离,“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严重失调现象,而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为这种批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并将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职业活动、生活知识统统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诚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解答这种问题,请言杜威博士的学说。”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派”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该派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因此而得名,美国史密斯、斯纳登、彼得斯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从其传入中国的背景来看,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不仅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各种教学改革实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社会化教育法等,这些教学改革实验大多数是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下的新教育实践,对于国人来说都是“新生物”,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学说难以对其发挥效用;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如成人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又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用于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以美国史密斯等人为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派”即在上述背景下传入我国,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如陈启天在其翻译美国史密斯著作时就曾这样说过:“原书(指美国史密斯《教育社会学导言》———笔者注)虽无甚深精妙的处所,却可很明白地给我们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观的大概,有参考的价值”。就在教育界极力倡导教育社会学理论应用之际,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功能派”也开始传入中国。“功能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分析,把教育看做社会事实,强调教育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影响,尤以涂尔干为典型。教育社会学的“功能派”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思想不统一和社会紊乱的严峻形势,急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得学校时常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如何使学校重新回归秩序,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作为西方教育社会学功能派大师的涂尔干,非常重视国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他看来,国家应对教育进行控制,避免个人接受不同团体,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强调整个教育思想、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都应有统一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以达到教育社会化的根本目标,这一思想认识在其《道德教育论》一书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功能派”主张和学说的导入,既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思想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界规范学校教育、整顿教学秩序的目标。总之,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经的过程。这15本译著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近代中国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其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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