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何为?

近些年，民众日益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对改革公平性的质疑，源自于这样一种常识判断，即当前绝大多数富裕阶层的致富之道并不是凭借他们的劳动和智慧，而是依赖某种特权

经济学者分析改革，经常会使用“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表面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说改革是一个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或者至少没有人利益受损的过程。近三十年的改革几乎使所有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当然，在提高的程度上人与人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但普遍的福利改进是不容否认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民众还会有不满情绪呢?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改革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正在进入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路径的讨论非常热烈，大致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选择了“增量改革”的路径，即先在“体制外”放开市场，容许民营资本进入，而对“体制内”也就是对“存量”国有资产的改革暂且缓行。由此，既定利益没有受到冲击，同时出现了新的增长点，是一种没有人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现在，时隔近十年之后，“改革”又重新成为一个热门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不只是因为某位学者的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现在的改革与十年前的改革所面对的历史场景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如国企产权(尤其是中央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过程，是对存量财富重新进行产权界定的过程。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下，改革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答案是唯一的，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重新回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在我们运用“帕累托改进”这一判断为改革赋予合法性论证的时候，就已经隐含了改革的方向。由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改进，描述的是一个过程，而帕累托最优状态．描述的则是改革所能实现的最终理想状态。在逻辑上，具有合法性的改革应该是一个两个阶段的过程。首先，从一个初始状态出发，对制度的既定结构进行某种改变，从而激发社会群体的创造力，创造出增量财富，使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都得到改进。比如小岗村的村民签订了包产到户协议后，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产出了更多的粮食，一方面留给自己的粮食多了，同时上交给国家的粮食也多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命题：既定的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制度的变化会带来人的预期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的行为。比如在“大锅饭”国企里，绝大多数工人会选择消极怠工，但是当个人收入与工作绩效挂钩时，工人就愿意加班加点拼命干活了。可以看到，帕累托改进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初始制度发生了变化。就像小岗村的村民知道，包产到户后农产品可以由自己支配了，于是他们有激励就会更努力地投入生产。但是，由某种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迟早会走到尽头，土地承包制度与相比。是――个很大的改进，短期内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农民会通过精耕细作等种种方式来提高产量。但受制于农业技术永平、农业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产量的提商会有一个限度，达到了一个高点后农业产量就不可能再提高了，这就是进入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帕累托改进的最终结果。这时候已经实现了生产的极大化，总财富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增加了，如果某个个体或阶层希望像从前一样获得更多的财富，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剥夺他人的财富。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时，如果说还有“改革”，则只能是所谓的“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了。农民的土地被低价征收、市民的房屋被低价拆迁，就是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强势群体剥夺弱势群体的典型表现。

为什么改革进入了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原因是前一阶段的改革所能释放的能量已全部释放完毕。在这种情形下。要寻求新的突破，就必须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当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之后，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转换为追求一个能进一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层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寻求促进“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最大可能的生产水平)向外移动。

问题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如何可能向外推移?答案就隐藏在“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背后：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都对应了一个既定的制度结构。这一思想略显复杂，用学术性语言准确表达，就是每一个既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都对应了既定的资源禀赋、偏好、技术水平这三大结构，要想推进社会总生产水平，就必须先改变这三大结构。而这三大结构的改变如何可能?

事实上三丈结构又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要改变三大结构，必须先改变既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期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最畅销的服饰品是黄军装；拨乱反正之后，人民的偏好可以有所改变了，“靡靡之音”、喇叭裤马上风行一时，于是新的市场、新的技术被创造出来，社会从“黄军装”帕累托最优状态过渡到了“喇叭裤”最优状态。由此笔者认为，张维迎先生提出的所谓改革三大约束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改革不是要承认既定的“约束”，而是要突破约束寻求新的改革方向。后帕累托时代并不是预示了改革的终点，而是预示了新的起点：改革必须向新的阶段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