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与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之比较

[摘要] 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与阿拉伯《渔夫的故事》在情节设置、主人公形象塑造、工具的使用、故事的结局等方面都值得去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并可以此作为探索不同民族在面对同一现象时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 《渔夫的故事》 黔西北 阿拉伯 渔夫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1.44

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比较文学史这门新学科就是在研究民间文学时创立的，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有着难分难解之缘。一些西方比较文学家认为，民俗学家对许多民间故事传说的研究就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1]因此，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些文学类同现象作一番比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上各民族之间交流汇通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扩展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我们的人文科学知识。

前不久，笔者读到一个流传在贵州省黔西北一带的《渔夫的故事》，初读这个故事，感觉与流传在阿拉伯地区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的故事》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笔者认为，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与阿拉伯《渔夫的故事》在情节设置、主人公形象塑造、工具的使用、故事的结局等方面都值得去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并可以此作为一个探索不同民族在面对同一现象时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的窗口。笔者不揣简陋，仅就这二则具有同一母题的故事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两则《渔夫的故事》概述

(一) 黔西北《渔夫的故事》

在贵州省西北部大山深处的苗族聚居地，流传着一个渔夫的故事[2]，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一个渔夫到湖边网鱼，撒网时网住了一个葫芦，渔夫感觉很奇怪，打开葫芦盖一看，从葫芦里嗡嗡地飞出七八只野蜂，然后大大小小变成了七八个老变婆（黔西北苗族民间故事中指妖怪），恶恨恨地说要把渔夫吃了，渔夫掉头就跑，突然看到远远的山崖口上，自弗老（黔西北苗族民间故事中指智者）骑着马悠然自得地走了过来，渔夫急忙向自弗老求救，自弗老对老变婆说：渔夫是该吃，但我很奇怪，这么小一个葫芦，怎么装得下你们这么多人呢？你们再飞进去一次给我看看，如果真的装得下，别说渔夫，连我也心甘情愿地给你们吃了。老变婆听到后，又高高兴兴地变成七八只野蜂飞进了葫芦。自弗老和渔夫赶紧塞住葫芦口，点火把葫芦烧了。

（二）阿拉伯《渔夫的故事》

阿拉伯的《渔夫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一个渔夫到海里去打鱼，网撒下去后，怎么也拉不上来，网太重了，渔夫心里暗喜，以为捞到了大鱼，当他终于把网拉上岸后，才发现网里只是一个瓶子，他拿起瓶子一看，看到瓶盖上有一个所罗门的印章，他很好奇，想打开瓶盖看看，一股浓烟从瓶口飘了出来，黑压压地遮天蔽日，不一会，黑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妖怪，想把渔夫吃了，机智的渔夫说：你这么大，这个瓶子怎么容得下你呢？你再进去我看看，如果真的装得下你，我就心甘情愿给你吃了。于是妖怪又变成一股浓烟，飘进了瓶子，渔夫赶紧把瓶盖盖上，然后又把瓶子扔进了大海。

二、两则《渔夫的故事》的“同”与“异”之比较

（一）两则《渔夫的故事》的“相同点”

读完上述这两个故事后，笔者对它们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个故事有许多相同之处：第一，故事的主角都是妖怪、渔夫和智者；第二，故事的主要道具都是一张渔网和一个根本装不下妖怪的葫芦或瓶子；第三，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渔夫网鱼的时候；第四，故事的寓意都是弱小战胜强大、智慧战胜愚蠢、正义战胜邪恶。从精神层面而言，这两则《渔夫的故事》都宣扬了人战胜妖怪的积极精神，都是人类理智对妖术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

很显然，这两则《渔夫的故事》中渔夫和妖怪都是对立的形象。妖怪代表着邪恶，它不仅形象丑陋，而且本质凶恶，它恩将仇报要杀死它的救命恩人。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的渔翁与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中的自弗老都是正义、善良、理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人的一种高尚品质和无穷的智慧。两则故事中的渔夫都无意中救出了妖怪，却万万没有想到妖怪反而要害他们，要将他们吃掉。故事的结局都是他们使用计谋或借助他者，想法设法把妖怪重新装入到瓶中（葫芦中），最终使妖怪屈服或灭亡，取得了各自的胜利。

（二）两则《渔夫的故事》的“相异处”

阿拉伯民族生活在中亚沿海的沙漠地区，民族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而黔西北苗族生活在东亚内陆省份的凉山半凉山地区，苗族有他们本民族自己的图腾信仰，20世纪初柏格里从云南进入贵州黔西北后，才有部分苗族开始信仰基督教，阿拉伯民族与黔西北苗族无论在生活环境和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什么这两则民间故事却如出一辙呢？这似乎有些让人不可思议。诚然，这两则故事有很多相同点，但细细一比较，它们之间依然存在若干不同之处。

1、情节结构比较

结合前文来看，黔西北《渔夫的故事》较之阿拉伯《渔夫的故事》来说，内容略显粗糙，情节设置上过于简单，既没有交代好主人公――渔夫的背景，渔夫的身世和他捕鱼的时间、地点、规矩，也没有交代出老变婆的背景，它一从葫芦里出来见到渔夫就张嘴要吃也情有可原，毕竟老变婆作为一个妖怪要吃人再正常不过了，可是，这样一来该故事就缺乏悬念，缺乏趣味性。

我们再来看阿拉伯《渔夫的故事》，故事一开头，就较为详细地交代出主人公――渔夫的背景：他家境贫困，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人捕鱼为生，同时还交代了他的捕鱼规矩:“每天至多撒四次网”，渔夫这种奇特的捕鱼规矩，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无限思索。这就为其后来故事情节的一步步发展做好了铺垫。试想，“撒了三次网，什么都没捞着”这样的叙述，就不得不使读者关注渔夫第四次的撒网情况，毕竟按照渔夫打渔的规矩他只剩一次网了，其情节极其吸引人，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总体而言，这一则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生动。

通过比较这两则故事，我们不难发现黔西北《渔夫的故事》内容略显粗糙，深度欠缺，情节简单。很多东西都没有交代清楚，比如这七、八个老变婆到底因何事，被何人，在何时装进葫芦里的呢，他们又是为何非要将自己的救命恩人吃掉呢，只要这一追问，故事情节的发生似乎就经不起读者一再的推敲，让读者不知就里。故事中只是极其简单地把渔夫和妖怪模式化、脸谱化地硬性划分为“好人”和“坏人” ，坏人一出场就要做坏事，而好人最后就是一定会战胜坏人的，故事本身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故事也就少了趣味性、少了吸引力。当然，这也正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故事是根随心草，不想说三言两语，想说的话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2、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比较

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的渔夫是一个冷静、智慧、勇敢的人物。他想到“它是个妖怪，我是个堂堂的人。我的智慧一定能压制它的妖气。”诚然，这是阿拉伯《渔夫的故事》的精华所在，也是故事情节转向高潮的关键。一句“我是个堂堂的人”和“一定能”这些词语，都极有力地表现了渔夫对自己力量和智慧的信心。最后，当渔夫见妖怪变为青烟再度钻进胆瓶时，他即果敢地采取行动，用锡封好瓶口，嘲讽地说:“告诉我吧，妖怪，你希望怎样死?现在我决心把你投到海里去。”一个集智慧与勇气于一身的渔夫形象就跃然纸上，渔夫形象丰满，有血有肉。

相比较而言，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中的渔夫面对险境时却是束手无策，他为了保命只有向自弗老这个民间智者求助。这一渔夫形象的塑造与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的渔夫形象就大相径庭，自弗老这一角色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渔夫的智慧。故事中虽然有渔夫打渔这一情节设置，却将处置危机的“壮举”让自弗老来完成，无形中渔夫这一主人公形象就被极大地削弱了，让读者无法觉察到他的智慧与勇敢，他的善谋与果断。试想，渔夫的故事理应讲那些发生在渔夫身上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中，其主要内容都搁置在了自弗老这一民间智者的身上，颇有喧宾夺主之嫌。

3、故事结局比较

再有就是这二则故事的结局也大不一样。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渔夫将妖怪骗进瓶子后用锡封好瓶口将其抛入大海，这将为妖怪以后可能再出来害人埋下了隐患。而在黔西北《渔夫的故事》里，待老变婆飞入葫芦后，自弗老和渔夫赶紧塞住葫芦口，一把火就把葫芦烧了，从肉体上将其干净砌底地消灭，以后再无后患之忧。二则故事中主人公处置妖怪的方式这一点悬殊之大不能不说是各民族在面对同一现象时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的自然流露。

4、故事中装妖怪的工具比较

故事中的主要道具，除了那张捕鱼必需的网相同之外，渔夫撒网捞上来的“宝贝”可就大不一样了，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是一个瓶子，而在黔西北《渔夫的故事》里则是一个葫芦。我们知道葫芦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葫芦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诚如钟敬文先生所言：“葫芦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中具有一定意义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好些民族都有起源于葫芦的神话，葫芦被当作祖先的来源看待。”[3]在民俗文化里，葫芦是能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要啥有啥的宝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于可以这样说，葫芦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民族文化的骨髓里，它不仅是与民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在我国历代文人创作的作品里以葫芦作诗的作品也是不胜枚举而且绵延不绝，如唐代李白的“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雾入梦清”，宋朝陆游的“葫芦虽小藏天地，伴我云山万里身”。 可见，渔夫撒网捞一个葫芦上来并非随意编造，而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主导使然。

5、妖怪所变之物的比较

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妖怪化作一股青烟从瓶口缓缓飘出，继而变成一个庞大而凶恶的魔鬼，最后被渔夫骗进瓶子时亦是以一缕烟的方式钻进胆瓶。而在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中，老变婆却是以变为野蜂的方式飞出飞进。笔者揣测，后者中老变婆所变的野蜂是否与苗族生存的环境有关，毕竟，在苗族居住的深山老林里野蜂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敌。

6、处置妖怪的人员比较

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中只有渔夫和一个妖怪，最后渔夫设巧计、布圈套、使自以为是的妖怪钻进了胆瓶，渔夫将其抛入大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中就有大大小小七八个老变婆（妖怪），除了渔夫外还增加了自弗老这一主人公，而且自弗老作为民间智者在故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种情节安排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折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渔夫在民间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员，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最普通一员，他怎么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将七八个妖怪降伏呢，于是乎，就借自弗老这一人间智慧的化身来担当降魔除怪的大任。而在阿拉伯《渔夫的故事》里，为何单凭渔夫一人就可以将巨大的妖怪给降伏呢，这一点是否与阿拉伯民族崇尚个人力量有关？抑或是阿拉伯民族在面对未知的恶劣自然环境时将之抽象化了。这有待笔者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三、结语

众所周知，我国是民间口头文学资源最丰富，而且是用文字记载民间故事最早最多的国家之一。不少世界流行的著名故事，都可以在我国找到它最古老的记载，比如说《黄粱梦》、《云中落绣鞋》、《灰姑娘》等。在其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水鬼与渔夫” 或“渔夫和淹死鬼”等同一类型的故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钟敬文先生就曾撰述《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一文,文中列出的我国民间故事之“故事型式”多达45种，“水鬼与渔夫型”故事,竟然列于其中第二[4],足见该类型故事的丰富。毕竟，“易言之,但凡近水之处,不论河湖江洋,都有可能出现‘水鬼渔夫’的故事。”[5]中国各地流传的“水鬼与渔夫”的故事，其情节发展、结局大致有二：其一旨在用以诠说不时出现之溺死事件；其二，“水鬼” 往往摇身一变,成为众人企羡之“城隍”,成为一方保护神，其德行上是至高至善。显然，这些“水鬼与渔夫”型的故事与上述两则《渔夫的故事》相比，无论是其内容、情节发展还是故事结局乃至精神层面上都相去甚远。

至于黔西北《渔夫的故事》是否就是阿拉伯《渔夫的故事》在中国传播之后的“异文” ，囿于资料匮乏，史料不足，笔者不敢就此妄言。但外国民间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如为我国城乡民众所熟知和喜爱的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美女蛇的古老原型，是由人们对大地女神又敬又怕的矛盾心理所创造，最先在公元前后流传于西亚或中亚的一个不崇拜蛇的民族中，后进入印度的《佛本生故事》，在南宋时期进入中国杭州，后经明代文人冯梦龙加工成为小说，于是在中国生枝开花，由一个区域性的故事转变成全国皆知的四大传说之一。[6]又如季羡林老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他就认为在梵文、古希腊文、法文中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黔之驴》并不是柳宗元的首创；杨宪益先生也指出，戏曲中的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皆来源于《格林童话》。

依笔者之见，在文化传承和传播过程中，谁是原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类同现象作一个深入比较，可以将其作为探索不同民族在面对同一现象时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的一个窗口。

注释

[1]、[6][美]丁乃通，著，《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7，P4。

[2]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编，《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内刊，黔新出（图书）2006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60号，2006,P163.

[3] 钟敬文，著，《钟敬文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P658。

[4] 钟敬文，著《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P342～356。

[5]详见，谢明勋，著，水鬼渔夫故事析义―――以聊斋志异王六郎故事为中心，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第19卷第2期,2003年5月,P2,P1。

参考文献

[1] 刘守华， 陈建宪 ， 主编 ，《民间文学教程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段宝林， 主编 ，《中国民间文艺学》 [M]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郅溥浩等 ， 译 ，《一千零一夜》，[M]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

[4]谢明勋，著，水鬼渔夫故事析义―――以聊斋志异王六郎故事为中心，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第19卷第2期,2003年5月。

作者简介

方延厚，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办公室主任，大学本科，馆员。研究方向：群文理论，文学创作。

陆吉星,男，广西桂林人，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理论调研部馆员，硕士，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群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