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计量分析；科学史；ISIS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是由科学家萨顿1912年在比利时创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萨顿作为《ISIS》第一任主编，对《ISIS》具有巨大的贡献。萨顿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确指出：“《ISIS》是哲学与科学的哲学杂志；是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杂志；是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杂志。”[1]

很显然，ISIS是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熔科学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份综合性很强、内容丰富、水平很高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志[2]。本文主要选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研究。

1 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计量分析

根据ISIS的目录，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论文按学科和断代进行计量统计。按学科可分为数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医学、技术、其他；本文以十年为时间单位并将分类的研究论文数占总研究论文数的20%作为划分热点的标准对ISIS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统计，详见表1。

按断代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16世纪～21世纪和其他。详见表2。

从表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论文的领域统计分类所占比例分别为数学8%，物理科学28%，生物科学9%，地理科学4%，医学7%，技术4%，其他40%，总计1794篇。

很显然，在1913-2012年这100年中物理科学的比重平均超过20%，一直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与物理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热点关系密切相关。数学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过20%，可以称为是阶段研究热点。其他类所占比例远远超过20%，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表2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断代中得出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9和20世纪呈逐渐递增趋势，这说明这两个时间是研究热点。其他类仍占有最多比重，这是由于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和人类学普遍受到关注。

从图表的数据显示上看，现代科学史研究趋势已超越古代科学史。从而反映出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近代科学的源头希腊科学向“现代性”型的科学通史转化。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的关注度不同，从而导致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出现变化。20世纪以来80年代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科学思想史向科学社会史发生转变，科学社会史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科学史的发展迹象也从实证角度向科学事实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2结论

从上面对研究论文的计量研究判断出这一时间科学史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学都是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这说明物理科学就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有望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二，我们得出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已接近现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纪为主。

通过分析100年来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在研究论文方面的统计数据，大体反映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科学史内在逻辑看，表现为从物理科学研究一枝独秀到多门学科并举；从科学史发展的社会与境看，交叉学科关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学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史的一门显学。正如袁江洋研究员所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3]魏屹东，刑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4]刘秋华，罗顺元.近年来全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态势――基于《爱西斯》的《文献目录》的文献计量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6）.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医学与社会》（CN：42-1387/R）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医学与社会》主要刊登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适合于卫生战线各级干部、管理工作者及医药院校广大师生阅读。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社会史。

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中的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

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的社会史

马里奥·邦格曾经说：科学史是研究科学诸学科中的长者。［Bunge,1974：244］我们的讨论先从在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科学史入手。科学史是以各门自然科学的学科历史为起点的，可以说没有各门学科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科学史这个大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科学史的出现，并且得以立足于学科之林，却是由于科学通史的出现；而科学通史的倡导和确立，是人文学者的功绩。

1)各门自然科学学科的历史是科学史发展的起点，但是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

我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学科史的出现，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各门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学科的历史，最早的学科历史出自科学研究第一线的人物，也就是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就是为了看看前人做了哪些工作，什么工作是当前必须进行研究的。他们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告诉后来人：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什么成果，新手应该学习什么，才可登堂入室；应该关注什么，才能有所前进。

先从科学研究来说，科学家为了科学研究需要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近期历史，如，十八世纪的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1767年写了一本带有插图的《光学和电学的历史和现状：最初的板极实验》，这本书当时很受欢迎，作者在世时就曾再版五次。原因是这本书根据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的报导资料，翔实地描述了各国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进展，对于科学家的实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受到这本书的鼓舞，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学科史著作《视觉、光和色的发现的历史》。［Peacock，1919：20-21,27］这两本学科历史都是为了使从事研究的人员知道别人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些什么工作和问题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

再说教学，人们打开某一学科教科书的前言或绪论，往往就有简洁而明白的学科历史，那些优秀的教科书更是如此。19世纪的地质学家赖尔在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一书的开头，就以好几章的篇幅阐述地质学思想的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有简短的前言叙述生物进化思想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代，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有《量子力学的发展》的演讲，以后收入《物理学的方向》一书[狄拉克，1981]。杨振宁教授也有《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一书[杨振宁，1963]，并且在他的多次演讲中都是从历史的观点考察物理学的学术问题。［宁平治等主编，1989：第二部分］优秀的教师在讲述本学科的知识内容的时候，经常要回顾某项知识发展起来的历程。可以说，从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引导学生，是训练新手的必由之路。

正是因为如此，最先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往往就是科学家，如前面说的普利斯特列等人。对于学科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也就是这些领域中年高德韶的优秀科学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科学史家。但是，科学史研究毕竟是要求专门的时间和精力的，特别是当各门学科的知识已经有相当程度积累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专业的学科历史著作大约在18世纪出现。从学科学术队伍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撰写学科史的专门著作，例如著名的数学史家莫里茲·康托尔(MoritzCantor,1829-1920)，他是和著名数学大师乔治·康托尔(GeorgCantor,1845-1918)有亲属关系的数学史家。医学史专家苏德霍夫专职行医28年，53岁专任医学史教授。［Sarton，1962：25-26，30-31，38-39］最早出现的学科史就是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些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力学史，数学史等等。1因为在这些领域，知识的成熟最早，积累最多。

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各门学科史，仍然显现为各门学科的一个部份。因为无论从研究目的还是人员的训练背景看，确实只是分属于各个学科的。所以说，最早出现的学科历史并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2)科学通史是科学史学科独立的标志

这个独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科学史家库恩指出，“科学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这种看法作为一个纲领可以追溯到培根，特别是孔德”。［库恩，1981：107］培根在他的《TheAdvanceofLearning》[Bacon，1952]中讨论了知识的进步，但是那个时候各门自然科学并未充分发展，他的论述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下的科学通史。以后，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惠威尔写作的三卷本《归纳科学的历史》2可以说是科学通史的起点。这部著作被誉为是“一本无与伦比的，...对于从古代希腊到十九世纪科学的重要概述。”［Butts,1970：292-295］惠威尔是19世纪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他来写作综合史著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真正把科学史放在人类历史中考察的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他的著名的历史发展的三阶段学说，就是从知识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发展也是三个阶段，祭司和军人统治（古代），牧师和法官统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工业家和科学家统治（现代）。显然，这种分析明白地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他毕竟是在历史的框架中讨论知识的发展。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支配，他极力推崇科学史的研究和学习，并且主张把科学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他明确指出，“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学科的进化”，又说“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早在1832年，他向当时的法国首相基佐提出“一项请求，要设立一个讲授一般科学通史的教授席位。”［转引自萨顿，1987：27-28］。所以，科学史家萨顿说：“应该把奥古斯特·孔德看作是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于科学史具有清晰认识的人。”［同上］这一建议的实现是在1892年，也就是孔德死后35年。此后，欧洲的著名大学也开设了相近或者类似的课程，如，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在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

对于科学史学科进一步体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比利时裔美国学者乔治·萨顿。萨顿(1884-1956)出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时代，他曾攻读哲学，后来学习科学，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优秀成绩。他深受法国人文和哲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孔德的影响。早在1912年，萨顿就勇敢地选定了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把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能和其他学科相比美的独立学科”。为实现这个目标，同年他创办了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E.M.E.,1944：xi-xii］，他主持这份杂志达40年之久。萨顿骄傲地宣称说，《ISIS》是他的两个孪生女儿之一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园惨遭占领，年青的萨顿离乡背井，仍然矢志不移，继续为他确立的目标竭尽全力。他几经困顿，从故国来到美国，坚持办杂志，而且开展研究，寻找机会。最初是卡内基研究所任命为研究助理，以此身份进入哈佛的温德纳图书馆(当时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数年之后，在1920年成为正式成员；在1940年成为哈佛的正教授。那时的他，已经教授了许多学生，得到了许多国际荣誉，终于建立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哈佛科学史系和科学史的学位教育(1940年授出科学史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科学史确实已经和其他学科一样，屹立于众多的学科之林了!［ThackeryandMerton,1970：107-114］

我认为，萨顿的人文主义思想，支持了他的一生。他毕生致力于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从创刊时的《ISIS》的编委会的人员组成4，就可见到他完全是把科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项社会和人文的事业来完成的。这份杂志作为科学史学科的优秀杂志，直到现在始终坚持创办时立下的宗旨，突破纯粹内史研究的藩篱。从他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可见，他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观察和推崇科学史的。真、善、美是他的历史主题，是他推崇的人类精神的重要内容。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核心，科学史研究科学的发展史。他要继承孔德的衣钵，建立起以科学史为核心的人道（人文）主义的宗教。显然这是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并不认同；但是，分析他的唯心史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讨论的是萨顿对于科学史的贡献。他在《新人文主义》一文中强调地说：“新人文主义是双重的文艺复兴，对于人文学者，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人文的复兴。”［Sarton，1956：159］“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和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和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发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萨顿，1987：51］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经济问题或是各种社会弊端以及混乱，“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它们”；但是，“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Sarton,1956，184］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支配之下，他才以最为严谨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才以常人难以企及的热情，把科学史纳入了教育体系。5

如前所说，萨顿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得到许多国外学术机构的荣誉和称号，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的活动。1928年，在他参与之下，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成立，是领导人之一。193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学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大会的主席。在1938年，他被授予科学史学会的荣誉主席。由于他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巨大贡献，国际科学史学会设立了萨顿奖章，是科学史学科的最高奖励。［E.M.C.，1944：xiii-xiv；刘珺珺，1984］

总之，科学通史的出现意义非同一般，它的出现是人文和科学融合交叉的产物。孔德的倡导只是一个开端，萨顿的一生才是最为生动具体的代表。3)科学史成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一员；科学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群

自从科学通史出现以后，科学史就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是历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没有人类发展的观念，没有历史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就无从研究科学的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在历史学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哲学社会学的分析说明。从事科学史工作的人员，一方面要受到科学技术的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受到严格的人文和历史科学训练。萨顿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再以备受萨顿推崇的保罗·汤内里来说，他受到的人文训练也非同一般。按照萨顿的介绍，他虽然身为法国国家烟草公司的高级白领和高级工程师，从事实际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凡40年，但是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献给了科学史研究，“最为热中的领域是希腊的、拜占廷的和17世纪的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他的兴趣和成就说明，他不仅精通数学，也精通古代文字，有很高的人文素养。［Sarton，1962：27］

科学通史的出现以后，各个学科史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一方面分属于各该学科，另一方面也就成为科学史这个大的领域的一个部分，并且随着整个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科学史现在成为一个大的综合领域了：科学通史或者综合史，以及各个学科史，断代史，国别史，人物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历史中的科学。这样形成的科学史学科就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有多少个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就有多少科学技术的历史。所以和各个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较，科学史的国际会议就成为一个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常常多达数百人之多，可以讨论最为高深的天体物理的历史，也可以讨论诸如种牛痘和做豆腐的历史这样貎似通俗的话题。

4)社会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历史：历史学的变革和社会学家的贡献

前面已经指出，在孔德和萨顿看来，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的研究是科学史研究的内在目的，他们在倡导科学史的一开始，就是把科学史的研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是，在科学史的长期发展中，以内史的研究占据着科学史文献的主流和优势，也就是说“孔德和萨顿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没有真正形成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刘珺珺，1985］但是孔德和萨顿撒下的种子，以后由于默顿的工作而开花结果。

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早在1933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史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苏联科学史家就以《牛顿力学的经济基础》一文，打破传统科学史的研究的框架，首次宣布了研究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接着，英国一流科学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描述了科学的发展。贝尔纳的另一重要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姐妹篇，也在30年代末期问世。

在30年代后半期，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默顿，在导师索罗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索罗金的《文化动力学》，把科学作为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考察，要求默顿为他搜集大量数据。于是他在萨顿的指引下，在温德纳图书馆，开始了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科学的工作。默顿也就是在这项研究中，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广泛接触了有关科学的历史资料(传记、手册等等)，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终于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以下简称《十七世纪》)获得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一篇国别的、断代的科学社会史，1938年发表在《Isis》的专刊《Osiris》。

事隔30多年，1970年《十七世纪》出版了单行本。这说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6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史研究成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传统的内史研究。有人说，这是“最新的运动”［库恩，1981：159，111］；有人说，科学社会史使得“科学史失掉了科学”。［Broad,1980］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和社会本身重大变化所导致的历史学的重要变革。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描绘的再也不是帝王将相和少数贵族绅士等上层精英人士的活动，而是过去从未进入史册的布衣、市井、妇女等芸芸众生的多重生活画面；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只是编年史、政治军事史和帝王将相史。社会科学的影响，包括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至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引入，计量手段的采用，都促使历史学面目改变。“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巴勒克拉夫，1981：13］在历史学领域进行工作的不再只是传统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以至心理学家都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的主要新潮流是社会史。这样的史学革命必然影响到它的各个领域，科学史也不例外。

科学史的变化是母体学科历史学变化的后果。不仅如此，科学史的变革直接以科学本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面临的社会环境的为背景。20世纪是科学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面貌的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日益强大。这就引起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普遍关注。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等社会各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关怀和讨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关系。这是科学和社会关系方面。另外，科学本身也有重大变化：从过去的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成为从业人员众多，耗费资金巨大，成果累累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然会要突破单纯内史，单纯编年记载的传统，走向社会。

科学史的变化还要以本学科内部的学术准备为前提，要由本学科的优秀代表人物来实现。《十七世纪》一书就是这种准备。它是关于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讨论，这正是断代的和国别的科学的社会史。《十七世纪》也就被誉为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被称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默顿命题”。［库恩，1981：113-116］它在沉寂几十年后，以单行本为标志，走向前台，引领。这就是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科学史的英语文献之中，科学社会史的新著使人目不暇接，不过这里没有篇幅说明了。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结构

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十七世纪》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科学，最为重要的就是把科学放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说明。这种观察角度并非默顿原创而是由来已久。但是默顿的工作却把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推向了历史舞台。

1)经典作家的论述

培根不只是最早研究科学史的元勋，也是在社会结构中研究科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著《新大西岛》[Bacon，1942，1952]勾画了理想社会的社会结构，又着意描绘了这个理想社会中的科学和科学家人群及其地位。培根生活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初，他对于社会结构的描述和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有关，是建立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的。

其次就要说到孔德的老师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了。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实业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支柱，科学家取代宗教神职人员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他是在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中考察和推崇科学家的。我们如果翻阅他的文集，那些论文，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圣西门，1985：1-27，250-309,］等，都是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巨著，在有关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生动地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述了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出现了许多“小屋工厂”；这些小屋工厂仍然分属于小业主。拥有蒸汽机的业主，他的蒸汽机所提供的动力可以连接供应几个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小屋。“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马克思，1975：504］马克思通过小屋工厂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技术(蒸汽机)的作用怎样在经济（资本）的运行中实现；而技术(蒸汽机)又怎样导致新的社会结构(工厂制度)的形成。

许多社会学大师都曾经在社会的框架中讨论科学。1919年韦伯在柏林大学的演说《作为职业的科学》，从青年学生面临的就业境遇讨论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说明在德国大学中工作的青年学者和在美国的大学中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种区别首先在于高校的体制差异很大，他甚至把德国大学中的研究所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把科研助手称之为“与生产手段分离”白领工人。在德国，青年人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不能获得正式学术职务，只能以编外讲师的身份任教，没有固定工资，要直接向听众(选修课程的学生)收取费用。教学负担较少，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要成为教授，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格考试，而且最终受到教授岗位数目的限制。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就业之初就有稳定工资；教学负担重，科学研究的时间少；向教授晋升的途径也是大相径庭。［Weber,1977：109-132；参见刘珺珺，1990：46，152］

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巨著《社会和文化动力学》也是在社会结构中考察科学的例证。当然这本书强调文化精神因素在历史中的基础作用，说明作者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念，认为种种社会建制，诸如法律、艺术、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在一定时期是会呈现某种统一状态的。他没有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直接对立起来。用现在的语言说，他是把科学当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的，并以详细的统计数字明他的这种观念。由此，默顿协助索罗金的资料搜集工作才可能直接为他的《十七世纪》做好准备。［科瑟，1991：515-516；参见刘珺珺，1990］

2)默顿的贡献：以经验研究结果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在社会结构中说明科学不是默顿的首创；但是他找到了可以进行测量的途径，使用了数量的手段，把纯粹理论的命题，变成可以用数据说明的东西。他的贡献在于采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实际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这是他体现社会学经验研究特点的地方，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首先要在时间和地点上确定经验研究的范围。他选择了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七世纪》一书，说明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中，科学成为社会上层精英人士的兴趣爱好；科学家精神气质和新教伦理的关系；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的关系。6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具体说来，他采用了集体传记研究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在《国民传记辞典》7中的科学家传记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传记进行内容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分析单元，以此为基础才能进行统计。默顿找到了可以计量的“初始兴趣的转移”(在职业和学科之间的)，就是这种分析单元。除了传记辞典，他还利用了《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和达姆斯塔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使用这些工具书中的数字，研究各个学科的科学出产率，以便和传记辞典中的统计数字互相对应。这样就有了他在《十七世纪》一书第二、三两章中的大量图表和说明，进而引出第四章的分析和结论。［详见默顿，2000：32-90；参见刘珺珺，1990：第四章。］默顿关于科学技术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利用许多文献资料，其别是《皇家学会史》的进行说明。最后的《附录》中并有原始文献的摘编。这样他在第十和十一章中的结论就是言之有据的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8

3)默顿学派：科学的内部结构研究

默顿所开辟新的学科，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青年人的加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默顿学派发展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容纳其他学科的创造，吸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以至情报学家的贡献，变成自己的研究的概念工具或者统计工具。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两位科学史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影响，一是普赖斯，另一就是库恩。他们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和《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是具有跨学科和世界影响的传世之作。其中的概念的创造，如“小科学，大科学”、“无形学院”、“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或者使用，对于科学社会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概念相继成为后来人进行经验研究的指导理论，形成科学社会学的独特范畴。

既然是进行经验研究，数量研究工具的发展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首创对于科学发展的数量研究方法，从科学家人数、科学期刊和论文数目以及耗资状况，得出当代科学是“大科学”的结论；情报学家加菲尔德的《SCI》(科学引文索引)9的发明创造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数量研究来说，更是锦上添花。这个情报学的杂志《SCI》一经出现，立即成为社会学家数量研究的有力工具。不但可以评价每个科学家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从引文的时间可以考察学术论文的水平和各个学科的特点，从引文表现出的关系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从而了解某个学科形成和发展情况，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无形学院或者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情报学家加菲尔德有一段精辟话语可以说明这个工具的意义，他说他，普赖斯是从历史学‘转向’图书目录学，默顿是从社会学‘转向’图书目录之山而找到金子，他自己则“是从图书目录学家转向历史编纂学家和社会计量学家。”［Garfield，1977：158；参见刘珺珺，1990：87］

运用上述这些概念武器，使用新颖有力的数量工具，一大批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的师承关系，人际联系和其他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和新人；其中突出的有朱可曼的《科学界的精英》，克兰的《无形学院》等，均已列入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基本文献。凡此种种，充分说明科学社会学已经进入它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学科讨论的内容是科学的内部结构。

说到科学的内部结构和和分层现象。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研究不同文学家状况，发现了科学中的结晶现象：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科学领域中，从科学论文的发表率来看总会有高产者(影响学科方向的少数人)出现，这种结晶现象是以母液(众多的低产者)的存在为前提的。高产者的存在是无形学院出现和活动的基础。［Price,1963：49，57，75；参见刘珺珺，1990：229-230］高产者雄踞科学家分层之颠，获得最多的荣誉和权威，即最大的社会承认。提示社会承认是科学界根本性的社会资源，是默顿学派的功绩。这种社会承认获得的多少，是在论文生产和发表率的基础上起作用的，种种荣誉和物质奖励只是具体的体现。默顿以经验研究的事实说明这种荣誉、人力和资金等的资源分配，存在着优势积累效应，就是“马太效应”。这是默顿及其学派的重要发现。社会承认中“马太效应”的作用，是这种分层现象和权威最后形成的根据。所以说，科学内部的分层和权威结构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至于这个学派的众多其他研究涉及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这些基础性质的研究，都可以为政策和应用研究做出贡献。

说到政策和应用研究，这是涉及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纲领的问题。早在70年年默顿就说过，“科学社会学起源于认识的、社会的、历史的学术兴趣的汇合。它最初和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结合在一起，后来就和科学政策、科学心理学、科学经济学等连接起来了。”［Merton,1977：ix.］现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成为热门，人们或许不知道科学社会学和ScienceStudies，但是更多的人知道STS。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又因为STS的研究纲领直接面对现实和政策问题，而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具有学科的或者说学术的取向。研究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和STS的关系，需要专门篇幅。此处可以指出，无论如何，《十七世纪》是首次使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一鲜明提法的著作，并且实际讨论了这个问题，优先权应该属于默顿。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于默顿学派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库恩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诸如“范式”10和“科学共同体”11这样的概念，并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出现准备了思想基础。从历史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旧有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知识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都是和一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许多著名社会学家都对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传统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一个特点，都不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同起来，大都认为研究自然和研究社会是不同的。由于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这些社会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它的知识内容，并不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现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是要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进行社会学的说明，特别是要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形成进行社会建构的说明。而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就是库恩的学说，就是因为库恩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范式的变革；而一定的范式又是和一定的人群，即科学共同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是不连续的。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他们批评默顿学派是过时的，是没有涉及科学知识本质的，只是科学家和科学职业的社会学，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文献，目前是这个领域的主流作品。

这个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如前所说，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受到社会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点的活动所产生的，是社会建构的。在方法上，他们区别于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采用经验方法证明他们的理论观念，因此注重对于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环境条件和过程的实地研究(含历史文献研究)。这个学派进行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宏观的理论讨论，着重从一般的社会条件分析科学产生的社会依据。另一类是着重对于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环境做出发生学的研究，他们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实验室或者其他工作现场，写出详实的描述和说明。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则是深入研究某一时期文献资料，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过程，用以说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完成的一批实验室研究。以法国的哲学家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Latour,1979&1986]12为代表，可以见到这个学派的工作特色：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地(site)，实地研究一个时期(如，一年)进行观察，详细描述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注意他们内部人员的活动，他们和其他实验室的关联，分析他们的对话和他们的论文。最后完成类似于民族志13形式的专著。

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是要用经验研究证明他们的理论观点，所以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都是要涉及知识内容和知识的产生过程，这样也就是进入了认识过程的认识讨论。以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为例。他在实地考察一年又十个月，积累了大量资料：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但是他运用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认识论的：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这是因为作者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看法，他在参与观察中的任务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的描述资料和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结论，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至于谢廷娜的《知识的制造》[Knorr-Sentinna,1989]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全书几乎都是晦涩的哲学认识论结论，诸如，“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等等。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注释和例证；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特点以及关于社会关系、行为规范等等，也就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想要得出的科学知识内容是社会建构的结论又怎么样？我认为，在他们的实验室研究成果中，科学知识的内容和他们描述的社会活动的具体联系，并没有得到具体的阐明(如，拉都尔的可信用性循环究竟和实验室的产品-生长激素知识内容有什么关系)。他们想要的结论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经验支持。14

不可否认，一个时期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它赖以出现的种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在一起，对于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仅引用本·戴维的一段重要话语来认识这种现象，他说：“人们很难希望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像社会学那样的经验学科中找到必然联系”，“这种想要把社会学研究和哲学理论联系起来的企图常常是有害的。因为它把许多研究归结为纯粹去证明哲学(哲学并不要求这种证明)，并且妨碍了通向经验研究的问题的形成道路。”［Ben-David,1981：55］

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传统的民族志是进行文化描述的，他们却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民族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民族志方法相一致。”［Latour,1986：278.］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的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刘珺珺，1998和1999］

尽管如此，无论如何，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毕竟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在实验室研究中进行实地参与观察，完成民族志形式的报告，形成科学技术人类学发展中的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这些成果，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实地考察成果一道构筑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说明了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做出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贡献。在ScienceStudies的舞台上登场亮相的现在轮到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一起把科学技术人类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是90年代的事情。说到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我们同样不得不从经典开始。

1)人类学经典的启示：绚丽的画面和深层的理解

关于人类学的基本说明。人类学是社会学的姐妹学科。两个学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理论方法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大的类别就是质的研究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和人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要使用FieldWork这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中，通常译为田野调查或者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学科的发展基础，也是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通向专业文化人类学的通道”。15在社会学中译为实地调查，过去和现在都有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数量形式表达研究的成果，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那么现在似乎有关某种程度的复归。在经济学中，在数量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现在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这种趋势不能不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转向一种表现。

人类学的传世之作是缤纷绚丽的社会画面，是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这就是人类学表达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的民族志不仅描绘场景而且探索其深层的意义。人类学就其起源来说，是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家远离本土，到亚洲、澳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不发达的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类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一代一代的人类学家以生动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决不雷同的人类生活图景：库拉圈交易，与刀，萨摩亚人的成年，巴厘岛上的斗鸡等等，这些都是著名人类学家写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在描述这些生活图景的时候，就说明了有关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婚姻亲属关系、信仰、宗教、礼仪习俗、居住交往，以至人们的社会地位、角色扮演、整个社会的结构等等。

总之，人类学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不同文化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在于揭示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同于社会学家，他们以深入的现场观察和生动的描述记载生活，又以透彻的理解剖析所见所闻。

2)研究领域的汇聚：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生活和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方法

早在1998-99年间，我已经发表文章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是由两个方面人员的工作组成的，是由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学家研究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社会学家，有信奉不同纲领的两派）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组成的［刘珺珺，1998，1999］。

首先讨论人类学家这一方面。二战以后人类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社会，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变成主要的活动。人类学发展初期主要是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这种情况是和人类学诞生时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了本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交往发达，再也没有许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社会可供研究了，原来初民部落的奇风异俗，有的也开发成了吸引远方来客的旅游项目。某些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人类学面临的危机。［Lepenies，1981：256］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人类学家回归本土，研究他自己的本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海斯指出，“近年以来，政治的和财政的限制，造成了很大数量人类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进行田野调查。这些在自己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工厂、医院、技术组织等等地方进行研究的时候，和在异域进行工作一样，也是要学习他们选择的人群的约定俗成的地方文化，学习这些人们日常生活的格调，学习隐蔽在界限之间的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多种意义”。［Hess，1992b：3-4］也就是说，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转变成研究本土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是无所不在的，研究现代社会就不能不遭遇科学技术。因此，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海斯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其中包括如经费拮据和入境困难等实际问题，造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关注焦点-科学技术。”［Hess，1992a：x］所以，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科学技术的诸多方面，就是人类学的当代主题之一。应该说，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主力军是人类学家。

其次，这是由于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人类学家研究当代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形成了研究领域的汇聚。

如前所述，科学社会学家一也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分为传统科学社会学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两个流派。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流派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所使用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就是人类学方法。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中，也曾有人使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早在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就已经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进行研究，对于该实验室的历史发展做出说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还有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对于费米实验室和印度的科研机构进行的研究。［Anderson,1981：218］后者专门撰文论述田野调查对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说明和解释框架仍然是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范式，所以影响不大。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提出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并且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的特殊目的，他们的著作被称为民族志的特殊版本。只是在推动科学社会学研究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3)从已知成果和自己的研究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人类学家一旦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他们所展现的特色就是十分鲜明的，充分表现出对于人文背景的注视，表现出对于人的关怀；他们所打开的眼界也就更加开阔，决不限于传统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内容，更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突出强调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建构。他们关注的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现在从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展现的关注焦点和特点来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首先，某些论文和专著给予的启示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是什么呢？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和法庭中的科学家，［Anderson,1981：218,216］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多元的场址(site)。”“有助于把民族志置于和更为广阔的多元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对话之中。”［Hess,1992b：17］对于这种说明，最好的理解是从已有作品考察。我本人基于对某些论文和专著的体会认为，具体说来，一是人群研究，研究和某一科学技术事项相关(采用或者使用)的人群状况。二是机构研究，某个科研机构或者和科学技术有关的机构的状况，以及在这些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或者与科技有关的活动)的人员状态。

人群研究。从三篇论文可见一斑。第一篇讨论妊娠流失的文章[Layne,1992]。说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曾经怀孕的妇女及其配偶也就是胎儿的双亲的影响：他们看到过技术手段显示出来的图像，形成了对于胎儿的想象，因流产而丧失了孩子以后，经常怀念和诉说那个想象中孩子，似乎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其中有的人甚至产生宗教幻想。作者的结论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死观和宗教信念。第二篇讨论妇女生育观的文章[Davis-Floyd,1992]。文章说明，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持有不同生育观念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育方法：认为生育是自然过程不要技术参与的，在家分娩，只需产婆或助产士的协助；认为生育是机械过程的，在医院分娩，要求技术和医生参与、借助于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以及医生的医学知识。第三篇文章讨论计算机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Forsythe,1992]。作者研究了临床医生并不使用专为他们设计的专家系统的现象，发现：专家系统之所以束之高阁不是因为临床医生患有计算机恐惧症，而是因为软件设计人员强调设计是硬科学，没有考虑在医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软环境的原故。

机构研究。有的文章研究了欧洲空间组织中的科学家，描写了他们的日常活动(飞来飞去，访问，磋商，粘贴，剪刀和胶水)，结论是在这类跨国的科研管理机构中的科学家，不再像科学家那样行事，变成了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Zabusky,1992]。再有就是关于海洋生物养殖技术(开发扇贝的人工养殖)的机构的文章[Collon&Law,1989]。作者认为，从这个机构的活动来看，R&D为一方，经济市场和外部因素(供应和需求,生产和消费)为另一方，是紧密联系着的。文章超出了单纯科技的范围，涉及了市场和经济组织，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讨论社会经济网络的建构。最值得提到的是特拉维克[Traweek,1988]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专著《BeamtimesandLifetimes》。作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为此她担任了该实验室公关部门的导游)，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了被誉为第一本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专门著作。在她的书中，有对于的实验设备和分布的详尽描述，有关于机构设置和和管理运作的记载，有对于人员分工、关系和活动以及新手培养的观察结论，等等，最后还讨论这些物理学家的宇宙观和他们实验活动的关系。总之，对于这个机构和它的人群进行了“深描”。16

以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高能物理实验室和欧洲空间组织的研究是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方法。有的研究人员采用文献法，有的学者使用话语分析，等等。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Hess,1992b：16］

其次，美国人类学家的硅谷研究

这是对于一个与高技术直接联系的特殊社区的总体研究。1991年圣何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查里·达拉（CharlesDarra）和同事英格利奇·利克（EnglishLeuk）首先发起了一项关于硅谷文化的项目研究，简称SVCP。次年另一位人类学家詹姆斯·费里曼参加了进来。他们试图将硅谷作为高技术社区的实验室和文化地域（culturearea）来研究，把硅谷生活不同侧面的民族志研究项目联结起来，形成总体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的内容：首先是作为高技术园区本身的研究。人类学家称硅谷为技术精英的“麦加圣地”，是“国内和国际的技术、人力、思想和资本流动的汇聚地”；硅谷还被称为“智力王国”（astateofmind）。高技能的科技人员、高文化的熟练工人和高素质的领导才能构成了硅谷的智力群体。其次研究技术对社区的影响。硅谷的独特在于它不仅集中了高技术企业，而且还有风险资本的活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地，等等，就是说包括了一系列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特别是小公司。硅谷的产业“现在已经扩展到了金融、治疗、餐饮、健身、商店、法律服务等行，硅谷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城镇(companytown)。它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预示着“后工业未来的全球符号”。最后是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研究。特别研究了家庭，硅谷实现了工作-家庭之间关系的转移，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信息技术对家庭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家庭各项活动的管理上。工作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自身存在的方式。不仅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用来协调复杂的家务安排，同时使用信息手段使亲人互动增加，使父母的角色和性别角色都受到了挑战。此项研究的特点是：规模大，但是并非传统意义下的“大科学”研究。在3位人类学家的指导下，由许多课题，组成一个生态系统。各个课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存单位，不是由统一的指挥做出硬性安排，不是线性的结构化框架，而是建构中的柔性的生态系统。时间长，进行为期10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人员多，几百名学生陆续被派往社区的不同场所，进行了大范围的简短访谈和重要事件的收集工作，记录生活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的习惯和观点。资助多元。大学的，国家基金的，私人基金的，协会的，不一而足。方法多元。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的调查以外，还运用人口统计、组织实践的分析等等方法。17这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重要研究。

第三，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

我们在1998年得到贵州省的资助，开展《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经过当年的选点考察，进行了黔南侗族民居研究，普定岩溶实验基地和岩溶办公室(管理机构)的研究，三都水族自治县生态研究。民居研究主要是考察了侗族民居包括生产生活用房和公共建筑对于杉木的依赖，考察民居的建筑工匠班底和技艺传授的师承关系以及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普定研究主要讨论县级科研机构的生存方式，发展地方性知识，为当地人民生活生产服务；涉及基础工作和高技术项目的关系以及高技术和地方发展的关系。18水族生态研究主要考察了三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该地区自然生态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辅以档案文献，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每项研究。

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选题颇为分散；研究方法和当今人类学的研究一样，具有多元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方研究和创造的广阔天地。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的人类学属性，从已有的文献成果来看，可以见到人文特点，它的使命在于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实现这一点，并非高深莫测。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就会做到。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科学技术本来就是和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紧密不可分离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多多少少有些只见数字不见生动的活人和多彩的环境。研究人员的视角一经调整，缤纷的画面就会层出不穷，研究的问题也将俯拾皆是。人类学更多地要求研究人员的悟性和直觉感受，否则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方面的能力的提高有两个途径，－是多读经典的人类学文献，民族志的范本。二是向实际生活讨教，深入田野调查，观察感受探索思考。

4)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研究多样性：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要卷入这个潮流。现代化和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中，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广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日益认识到，在这个大潮流之中，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又是一个严重的任务。现代高科技企业提出“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当代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方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更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研究社会研究人类生活的各门社会科学来说，也就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人类学以研究文化的多样性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但描述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描绘了诸多文化的丰富性和独具的创造性。现在，人类学又进入了现代生活，科学技术人类学成为描述和记载现代生活的重要领域。应该指出的是，在人类学的历史上对于不同人群的科学技术是已有成果记载的，因为即使是最为原始的人群也不能脱离原始的科学技术活动。考古人类学及民族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no-mathematic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hiatr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等等，都属于这类研究。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Hess,1992，p.x.］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但是这些研究毕竟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的人群的具体成果和贡献，记录了人类在和自然斗争中的状况，提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考察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活动是理解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领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现代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怎样体现自己文化的特异性，现代科技又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固有文化。这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具体说来，在我国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科技的研究，这是指对于目前还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存活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民间技术，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科技可能是丰富的宝藏。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从事现代科技活动的人群和科技机构的研究。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机构，高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活动的地方。《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技能由于它在本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得到保持和发展，在当地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知识已经广为普及和应用，对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两个方面又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传统工艺技术和民族医药，并且已经形成了企业化的生产。又看到：一方面，现代科技人员以各种身份广泛分布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民间能工巧匠积极活跃在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两部分人员水融相得益彰，形成各个地区的科技活动的主体和有影响的群体。实际考察说明，科技人类学的研究要考察现代和传统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大推动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对于现代科技活动的研究正在开始，相信一定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相辅相成，对于理解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怎样在现代化事业中保存我们民族特有的东西，对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争取固有文化的生存空间，有着更好的解决办法。

总之，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门类。但是，它对于实际生活的启示，对于我们知识界和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国人类学的研究不算发达，人类学的队伍不是很大；但是，在我国，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的社会人文学科的队伍却蔚为大观，他们将要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刘珺珺，1998］要知道，在西方也是一样，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Hess,1992：x］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毕竟是ScienceStudies中具有生命力和广阔前景的新学科，它在世界的新环境下应运而生，必将在新的潮流中发展壮大。参考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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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读者可以参阅惠威尔的选集。[Whewell，1984]。

3萨顿变卖祖产支持《Isis》，到美国以后又以他的妻子的收入贴补杂志。他在自己的论文集TheHistoryofscienceandtheNewHumanism的扉页上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奇异的孪生女儿May和Isis的母亲E.M.E.”(E.M.E.是他的妻子名字全称EleanorMabelElwes的缩写,他的独生女May也是诞生在1912年)。

4在《Isis》创刊编委会名单中有著名科学家彭加勒、阿累尼乌斯、奥斯特瓦尔德，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Merton,1977：63]

5关于科学史纳入教育体系的情况，可以参阅《Isis》杂志每4年出版一次的《AGuidetotheHistoryofScience》。

6默顿本人对于此书内容的概括，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之于1970再版序言［默顿，1999：7］，另一种见之于1999年为中文版所写的前言［默顿，2000：3-4］。我所作说明和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我的说法是为了论说的需要。

7实际上，是英格兰上层精英人物的传记辞典。参见［刘珺珺，1990：98-106］。

8年青学者的博士论文，成为一个学科的奠基之作的，并不多见。就本人所知，除了默顿，还有研究生命起源、在实验室中模拟进行大分子合成的青年博士。

9SCI以及SSCI等等情报刊物，现在已经是我国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所熟知的评价工具。

10范式(paradigm)一词，由于库恩的运用，已经成为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的基本概念之一。［Kuhn,1972：capterV；库恩，1981：12章］。

11科学共同体(scientistcommunity)一词，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英国科学家波朗依(Polanyi)。参见[Polanyi，1980，1951]

12此书有1979年的第一版和1986年的修订版，见最后的文献目录。

13民族志ethnography，另一译法为“人种志”，是一种统一完整的方法和表述形式。详见注13。

14这里论述的内容可以参见［刘珺珺：1990，第十章；1998，第二部分］。

15"Ethnography",EncyclopediaBritannica,vol.4,EncyclopediaBritannicaInc.,1993：583-584。亦可参阅其他百科全书(如：AcademicAmericanEncyclopedia,EncyclopediaAmericana等)的相关条目。

16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使用术语，指人类学家不仅记述所见所闻还要理解见闻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1999a：3-36;1999b：471-521］

17以上资料来自互联网，崔芳提供，叶继红初步整理；本文从中选取可用的内容，记述如上。以后以正式发表的成果为依据。参阅［Darrah，1996；English-Lueck，1996和1998］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CN：11-5246/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年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致力于推动医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该杂志创办于X年，现已发行多年，是医科学术界的重要出版物之一。该杂志主要发表涉及医学院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学术论文、综述、评论、案例分析等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管理学以及医学与社会、医疗政策、医学教育等相关领域。

该杂志注重学术质量和作品的深度，坚持学术严谨和研究创新。杂志面向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征稿，并由一支由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的编委会负责审稿和科学评审。所有稿件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保证了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的高标准。的目标读者主要包括医学院校教师、研究人员、医疗管理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该杂志旨在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科学研究方法，促进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医科学科的发展和医疗实践的改进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致力于推动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通过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为医学院校的教育教学、医疗管理、医疗政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2·3教学和考核的方法要灵活多样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的教学形式,以课堂讲授为主,其中58·5%为大班授课制,23·6%为小班受课制,开展小组讨论的仅占0·5%,运用电化教学的尚不足半数[14]。在实行班级授课制的课堂教学中,多数以理论灌输为主,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法,启发式、讨论式、交互式等教学方法尚未得到有效的应用。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确定人文社科发展的方向。要明确人文社科发展在各自学校整体发展中的定位和基本目标，提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完善人文社科的学科结构和办学层次。中医药院校一般都有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的本科专业，有博士授权的学校大多数都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文化学等硕士点学科。要在开办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完善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让更多的人文专业本科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健全人文社科的院系建制。根据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各中医药院校都建立了相应的学院或部。如，管理学院、经贸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思政部、体育部等。但也有的院校将人文学科的各专业都归属到一个院系中，这样，归属到一起的人文各专业由于管理者的不同学科出身，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不利于专业内涵建设。加强人文社科重点学科建设。在学科建设中，要给予人文社科学科扶持和倾斜政策，或者单独制定建设标准。要鼓励人文学科与医学学科的交叉渗透，自主设立二级学科，并将其培育成一定层次的重点学科。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设有中医文化学学科，上海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设有中医伦理学学科，长春中医药大学设有社会发展与管理药学学科，并成为研究生培养学科。培养和造就若干特色研究方向。要努力在二级学科、三级学科范围内培育在国内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如:中医药政策与管理、中医药经济学、中医药文化与传播、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队伍。要立足原有人文社科人才队伍，通过攻读学位、访学、进修等方式加强专业化培养。还要通过优秀人才的引进，带动学科的发展。近几年，中医药院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数量、发表高层次论文数量、成果奖励数量等不断提升，创生出一定的相对优势。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1．高等医学院校人文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新时期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既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同时指出，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促进文理交融”。就医学院校来说，学生从进校的那天起，就基本上泡在医学专业课程里学习，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科类课程学得很少。然而医学教育的本质不是把人塑造成知识的载体和工具，而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创新的品质。只懂专业技术而缺乏哲学思维和艺术气质的人，只能成为“工匠”而难以成为“大师”。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世界眼光，要能够以哲学、伦理、道德、法律的观念为指导开展医疗服务和医疗实践，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和人际关系。因此，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的融合，对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至关重要。

2．高等医学院校人丈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l世纪的医学模式从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新的医学模式主张从整体性上来认识人、理解人，也就是不仅仅把人当做生物体来看待，而是要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来全面分析和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这就对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医生，只见疾病，不见患病的人，只重视人的生物学属性，把病人看成没有血性的生物学个体，而忽视人的社会学属性，不能从生物、心理、社会的多视角看待病人、看待病症。这种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意愿不相符合。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医学也由过去的以病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因此，我国的医学教育应积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体现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互交融。

3．高等医学院校人文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医学工作者职业属性的内在要求。首先，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出现了一系列医学科学本身无法解决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但是，这些医学高科技犹如一柄双刃剑，既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使人类遭受巨大灾祸。在研究和应用它们的时候，如果没有高度的医学人文精神来引领，医学就很难保证完全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其次，医生以人为服务对象，担负着保护人类健康的神圣使命。职业的崇高性要求医务人员自身必须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和人文精神的人，否则，尊重人、理解人、关爱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会因人文精神的缺乏而化为空谈。

二、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功利主义教育观妨碍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教育理念是办学模式的灵魂，一定的办学模式是教育理念的具体化和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其负面影响则导致急功近利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反映在大学教育中就是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大学教育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职业培训机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功利化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对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形成强烈冲击。一方面，由于激烈的竞争和社会上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医学院校必须把办学精力主要集中在培养医学生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上，存在着重视医学技术教育、轻视人文社科素质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医学生也同样存在着重视医学专业知识和医学技能的学习、轻视人文社科课程学习的问题，认为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有助于自己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有助于自己今后在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而人文社科知识的多少、人文素养的高低似乎并不直接影响今后的就业以及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放松了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2．片面课程体系的设计与建构阻滞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当今我国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设置有着明显的缺陷。本科生的人文社科类课程除了公共政治理论课和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开设外，其他人文社科类课程均为选修课，而选修课基本上是依据教师的个人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的整体性规划。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呈现出设置偏少、学时偏少、投入偏少的“三少”现状，各医学院校的人文社科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8％左右，且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而在国外，医学院校开设人文社科课程非常普遍。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大致由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人文医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重，美国、德国多达20％一25％，英国、日本约为10％一15％，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等成为人文医学课程的主干课程。可见，人文社科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结合是世界医学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

3．高素质师资的匮乏限制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受应试教育和传统学科范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承担人文社科课程教学的教师，普遍对医学基础、临床治疗、医学科研知之不多，即使是从事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教师，情况也并不乐观，而医学课程的教师则缺乏比较深厚的人文素养，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同时，人文社科课程的教师缺少通晓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公关学、医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通才，视野比较狭隘和局限，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和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素质的“单向度”成为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推进医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优化融合的对策

1．大力倡导人丈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相融合的理念，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实施素质教育。医学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相互融合是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关键，这要求我们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必须将提高人文修养和增强科学精神有机融合起来。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疾病不仅与人的生理因素有关，而且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生物学的视角来认识和看待疾病是很不充分的，还必须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以及三者的结合上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医学教育必须切实转变教育理念，彻底摒弃过去单一的医学专业教育观，大力加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既培养其科学精神，又培养其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互交融，全面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2．积极构建有利于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相融合的教学体系。

(1)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有计划地进行学科整合，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体系。主要是加大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比重，将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作为必修课开设；注重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把医学人文教育以及与医学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交叉学科课程，如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患沟通技巧等纳入到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加强人文社科选修课程建设，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开设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美学、管理等门类丰富的选修课，满足学生求知和全面发展的需要。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和优化设置，教育和引导医学生确立符合现代医学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的医学观念，正确认识医学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增强关爱生命、关心病人、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2)强化实践训练环节。要打破原有医学教育中基础与临床脱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尽早进入临床，使他们在与病人接触和沟通的体验中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同时，结合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街道、乡镇，开展义诊、医疗卫生保健知识宣传、基层医疗卫生现状调查等丰富多彩的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增长才干，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3)鼓励科研创新。为促进医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唤起他们从事科学的热情，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在医学生专业教育中，应鼓励和帮助医学生开展科研活动。可建立“医学生创新平台”，将学校所有研究型实验室向学生开放，使他们能够较早接触实验室。启动“医学生科研基金”，由学生组成团队申报课题，经答辩后可以拿到项目的资助。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接受选题、文献调研、开题报告、实验操作、数据处理、撰写论文、论文答辩等一系列科研训练。

(4)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考评体系。改变一卷定优劣、分数定优劣的做法，做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把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计入考核内容，使考试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平台。

3．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医学院校要采取必要措施，大力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通过攻读学位、外出进修、短期培训、做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不断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要将医学专业教育与人文社科教育有机结合。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绝不仅仅是人文课程及相关教师的任务，而是所有教师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医学学科本身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文价值，医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学科专业中涵盖的人文精神，如通过讲述古今中外有重大影响的医学大师、名师的成长故事，鼓舞和激励医学生热爱自己的职业，帮助他们树立高尚的道德，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提高他们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医学职业素质。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1．高等医学院校人文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新时期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既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同时指出，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促进文理交融”。就医学院校来说，学生从进校的那天起，就基本上泡在医学专业课程里学习，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科类课程学得很少。然而医学教育的本质不是把人塑造成知识的载体和工具，而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创新的品质。只懂专业技术而缺乏哲学思维和艺术气质的人，只能成为“工匠”而难以成为“大师”。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世界眼光，要能够以哲学、伦理、道德、法律的观念为指导开展医疗服务和医疗实践，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和人际关系。因此，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的融合，对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至关重要。

2．高等医学院校人丈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l世纪的医学模式从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新的医学模式主张从整体性上来认识人、理解人，也就是不仅仅把人当做生物体来看待，而是要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来全面分析和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这就对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医生，只见疾病，不见患病的人，只重视人的生物学属性，把病人看成没有血性的生物学个体，而忽视人的社会学属性，不能从生物、心理、社会的多视角看待病人、看待病症。这种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意愿不相符合。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医学也由过去的以病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因此，我国的医学教育应积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体现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互交融。

3．高等医学院校人文和科学教育相融合是医学工作者职业属性的内在要求。首先，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出现了一系列医学科学本身无法解决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但是，这些医学高科技犹如一柄双刃剑，既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使人类遭受巨大灾祸。在研究和应用它们的时候，如果没有高度的医学人文精神来引领，医学就很难保证完全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其次，医生以人为服务对象，担负着保护人类健康的神圣使命。职业的崇高性要求医务人员自身必须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和人文精神的人，否则，尊重人、理解人、关爱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会因人文精神的缺乏而化为空谈。

二、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功利主义教育观妨碍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教育理念是办学模式的灵魂，一定的办学模式是教育理念的具体化和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其负面影响则导致急功近利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反映在大学教育中就是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大学教育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职业培训机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功利化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对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形成强烈冲击。一方面，由于激烈的竞争和社会上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医学院校必须把办学精力主要集中在培养医学生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上，存在着重视医学技术教育、轻视人文社科素质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医学生也同样存在着重视医学专业知识和医学技能的学习、轻视人文社科课程学习的问题，认为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有助于自己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有助于自己今后在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而人文社科知识的多少、人文素养的高低似乎并不直接影响今后的就业以及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放松了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2．片面课程体系的设计与建构阻滞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当今我国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设置有着明显的缺陷。本科生的人文社科类课程除了公共政治理论课和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开设外，其他人文社科类课程均为选修课，而选修课基本上是依据教师的个人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的整体性规划。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呈现出设置偏少、学时偏少、投入偏少的“三少”现状，各医学院校的人文社科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8％左右，且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而在国外，医学院校开设人文社科课程非常普遍。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大致由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人文医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重，美国、德国多达20％一25％，英国、日本约为10％一15％，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等成为人文医学课程的主干课程。可见，人文社科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结合是世界医学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

3．高素质师资的匮乏限制了医学院校推进人文教育与医学科学教育相融合受应试教育和传统学科范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承担人文社科课程教学的教师，普遍对医学基础、临床治疗、医学科研知之不多，即使是从事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教师，情况也并不乐观，而医学课程的教师则缺乏比较深厚的人文素养，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同时，人文社科课程的教师缺少通晓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公关学、医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通才，视野比较狭隘和局限，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和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素质的“单向度”成为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推进医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优化融合的对策

1．大力倡导人丈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相融合的理念，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实施素质教育。医学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相互融合是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关键，这要求我们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必须将提高人文修养和增强科学精神有机融合起来。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疾病不仅与人的生理因素有关，而且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生物学的视角来认识和看待疾病是很不充分的，还必须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以及三者的结合上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医学教育必须切实转变教育理念，彻底摒弃过去单一的医学专业教育观，大力加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既培养其科学精神，又培养其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互交融，全面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2．积极构建有利于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相融合的教学体系。(1)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有计划地进行学科整合，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体系。主要是加大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比重，将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作为必修课开设；注重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把医学人文教育以及与医学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交叉学科课程，如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患沟通技巧等纳入到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加强人文社科选修课程建设，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开设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美学、管理等门类丰富的选修课，满足学生求知和全面发展的需要。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和优化设置，教育和引导医学生确立符合现代医学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的医学观念，正确认识医学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增强关爱生命、关心病人、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2)强化实践训练环节。要打破原有医学教育中基础与临床脱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尽早进入临床，使他们在与病人接触和沟通的体验中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同时，结合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街道、乡镇，开展义诊、医疗卫生保健知识宣传、基层医疗卫生现状调查等丰富多彩的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增长才干，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3)鼓励科研创新。为促进医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唤起他们从事科学的热情，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在医学生专业教育中，应鼓励和帮助医学生开展科研活动。可建立“医学生创新平台”，将学校所有研究型实验室向学生开放，使他们能够较早接触实验室。启动“医学生科研基金”，由学生组成团队申报课题，经答辩后可以拿到项目的资助。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接受选题、文献调研、开题报告、实验操作、数据处理、撰写论文、论文答辩等一系列科研训练。(4)改革考试制度，完善考评体系。改变一卷定优劣、分数定优劣的做法，做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把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计入考核内容，使考试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平台。

3．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医学院校要采取必要措施，大力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通过攻读学位、外出进修、短期培训、做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不断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要将医学专业教育与人文社科教育有机结合。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绝不仅仅是人文课程及相关教师的任务，而是所有教师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医学学科本身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文价值，医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学科专业中涵盖的人文精神，如通过讲述古今中外有重大影响的医学大师、名师的成长故事，鼓舞和激励医学生热爱自己的职业，帮助他们树立高尚的道德，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提高他们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医学职业素质。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西学东渐；理解科学；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107-06

一

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兴起了 “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笔者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

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笔者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89、1）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笔者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 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1995、4）。同年，笔者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山东社会科学》1989、2）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笔者，说笔者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

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笔者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笔者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

1994年，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笔者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目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2）、《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

以后几年，笔者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文史哲》1998、2）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新华文摘》、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介绍了此文。

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

1996年，笔者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课程。科学文化史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笔者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中肯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忝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笔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多是围绕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代表性的有：2004级博士刘海霞刘海霞，现为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级博士卢艳君卢艳君，现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科学制度的理性光辉――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研究》、2006级博士王彦雨王彦雨，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等。

当科学社会学搞到一定程度后，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返回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了。于是，大约2007年左右，“西学东渐”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

二

自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洋务运动技术引进、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三个时期。虽然此后西方科学仍在传播，但就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而言，西学传播已让位于中国的独立研究。笔者打算首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研究，随之，笔者所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转到了这一方面。

西学东渐三百多年，资料浩如烟海，文字非古文即西文，难度很大。这一段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 “左”的年代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是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话题相当敏感；另外，这一段也容易让人感到晦气，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任务是发现中国做出的世界第一的东西，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素材，而西学东渐这一段则主要是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有长他人志气之嫌。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研究开始升温。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界、史学界，而科学技术哲学界一直缺乏介入。客观上，除了难度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题材只能属于史学，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宜。笔者的看法是，和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一样，西学东渐的研究角度是开放的、无穷的。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宗教学、文化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都没有什么不宜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西学东渐，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事实，而是在史学家所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事实之间广泛、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牢牢抓住“理解科学”这一主线，研究那些带有科学技术哲学性质的问题。科学变动不居，科学的本质亦然。故而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更何况中国的“西学东渐”持续300多年，周期长、速度慢、曲折多，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总之，“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明清科技史和儒学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顺便说及，科学上说的“近代”是从明末开始，即从利玛窦进中国开始，因为这时候西方科学已经传进来并在一些领域逐步占据上风，从科学性质的角度看，已经属于近代。科学史和一般历史的“近代”断限是有落差的。

大致说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变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连环套：整个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包含着中国传统科学。虽然传统科学和道教、墨学等有一定联系，但主体部分从属于儒学。如果说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等科学则主要包容于儒学。所谓“圣人制历以纪天”、“圣人制数”、“儒医不分”等即是明证。

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数学方面， 2007级博士生宋芝业宋芝业，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教授。进行了《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这篇论文将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考察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尤其是西方科学和儒学交互作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关注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理”的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此，有评审专家称赞此文 “数学会通涉及作为文化背景与儒学的关系，对伴随会通儒家‘理’概念的变化以及数学在儒家眼里地位的变化的揭示也很有启发意义。”这篇论文在答辩时，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董光璧先生，以及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终身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路遥先生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李建珊先生等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较高评价。该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近期以《会通与嬗变――明末清初东传数学与中国数学及儒学“理”的观念的演化》为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天文历法方面，2008级博士生王刚选的题目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天文历法的嬗变――以〈崇祯历书〉为中心》。《崇祯历书》这部书100多卷，篇幅大、难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天书”，当今之世通读过它的人屈指可数。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天文历法的嬗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必须攻克它。笔者告诉王刚，《崇祯历书》是横亘在西学东渐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碉堡，解决此拦阻的角色就交给你了。后来，为了加强思想深度，论文题目改为《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在校期间，王刚围绕毕业论文，发表了数篇CSSCI论文。

（3） 农学方面，曲阜师范大学一个受笔者影响较深、本科学农的硕士生做了《明末清初中国农学嬗变的哲学思考――以〈农政全书〉为中心》研究，这是我给他建议的方向。他为写论文专程赴上海徐家汇参观，并拜访了复旦大学李天纲等先生。这位学生告诉我，李天纲先生十分赞同这个题目。中国传统农学是经验型的、精耕细作、顺应时令等，《农政全书》开始引进西方水利、农业机械，就连数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农学。中国农学由此踏上近代化的道路。

（4） 医学方面。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他领域西化倾向比较严重，而这个领域，虽然在医疗实践上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理论上就中医的存废迄今争论过多次，但中医学毕竟整建制地保留下来了。中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发达较早、内容丰富、自成系统，旁及中草药、经络、针灸等，疗效显著，就是原理不能彻底说清楚。西方科学传进以后，中国医药学究竟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是很值得深究的。为此，出身中医门第的2009级硕士生郑言的论文题目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该论文旨在以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为例，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和后殖民地科学观理论，分析西学冲击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探求中医学发展的新出路。郑言硕士毕业后，应届考取了山西大学科哲专业博士，其博士论文仍然沿着这个方向做。

（5） 地理学方面。中国地理学传统比较强大，但方法落后，主要依靠个人游历搜集资料；盛行“天圆地方”观念；确定地理位置的用的是“计里划方”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开始放眼看世界；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了地图绘制的先进技术，尤其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由传教士主导、长达10多年的《皇c全览图》的绘制工程，是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把西方先进的地图地理学知识较全面输入中国的同时，还在直接参与测绘的200多位中国人中间，培训了一批掌握西方测绘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所有这些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研究，除了2013级博士生刘溪关于《东传科学与康熙理学治国》的研究将部分涉及外，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学生做这方面的论文。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民族科学的普世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世界各国民族科学的主体部分或迟或早大都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诞生于西方并一度作为西方标志性文化的近代科学，也因为科学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独立性增强，以及世界各国精英纷纷加入科技大军而脱离了西方的地方性，最终演变为普世性的世界科学。

三

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在第二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奉教士人研究。西学传进来后对儒学的冲击很强烈。主要是基督教对儒学的冲击，其次是西方科学对儒学的冲击，应当说这两种冲击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包括利玛窦等传教士钻研四书五经，重新诠释儒学，用原始儒学批判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新儒学。所有这些，导致儒学在概念、范畴和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基督教与儒学激烈冲突背景下，科学与儒学的这种深层互动关系，在始终活跃于西学东渐最前沿的明末清初奉教士人这一特殊群体那里，得到了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徐氏是大儒，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吸收西学最充分，而且皈依了天主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深为基督教所折服，心仪西方科学。他认为，传教士言传身教的行善乐施、清心寡欲、诚实守信、以德报怨、远离邪恶、待人如己等基督教信条，如果在百姓中间得以普及，那么，这对于治理中国社会，一定会见奇效。他受洗入教是与他治理中国的抱负分不开的。在儒学激烈拒斥基督教的背景下，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等西学所引发的儒学变化，以及儒学的核心观念对于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效应，均在徐光启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所以，研究西学引发的儒学嬗变，乃至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徐光启这个关键人物的。笔者指导的2004级一位硕士生曾以《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为题做过学位论文，由于各种原因，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现已重新启动徐光启研究，目前2014级博士生王静已确定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撰写关于徐光启的博士论文。而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的研究都有硕士撰写了学位论文。

“西学东渐”既是西方科学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西方科学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科学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其间，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不容抹煞。2010年5月底笔者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并作了《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该文经反复修改，以《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为题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的主题报告。当时，与该校有关方面初步达成一个意向性的计划，准备联合做一下关于“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近代化”的研究。由于语言与资料等诸多限制，目前此研究尚处于资料搜集阶段。2008级博士生张向东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身份认同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隶属此一研究方向。

（2） 东传科学与明清实学研究。明清实学是在明代中后期国家内外交困的危亡形势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儒学流派。它与当时传入的具有实理、实用和实效等优点的西方科学一拍即合，迅速形成了良性互动，进而对西方科学的传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实学思潮的实质是儒学认知内涵质的扩张，抑或说是儒学朝向形成自己具有近代气质的认知传统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明清间实学思潮的意义不容低估，对实学思潮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当刮目相看。 2010级博士生杨爱东的博士论文《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意在以方以智（1611-1671）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2013级博士生徐洪勃拟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做一系统研究。2012级硕士生闫茂源的熊明遇研究，也属于此一方面。

（3） 东传科学与乾嘉学派研究。 以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受西学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特别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明显受到西方科学经验传统的影响。如何估价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学界颇有分歧，笔者较倾向于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最具科学性质的方法，该方法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J].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资料选[M].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1.。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否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若然，这一转型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什么？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上它所提供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2009级博士生张庆伟的学位论文《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试图论证：在作为乾嘉考据学典范的戴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知识层面到认知方法层面，再进至哲学建构层面， 东传科学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1级硕士生辛璐茜的学位论文《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也属于此一范畴。

（4） 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研究。2012级博士生刘星的论文《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旨在以康有为（1858-1927）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影响。

（5） 东传科学与当代新儒家研究。2012级硕士生吴士震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1893-1988）的科学思想研究》； 2011级博士生吕晓钰的学位论文题目暂定为《科学与成中英的本体论诠释学》，目前正在撰写之中。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普世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它与各国民族文化相遇后，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从冲击到汇通、再到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将永远作为文化环境对科学发展发挥制约作用。不论哪个国家，科学要获得长足发展，都必须使科学在对民族文化发挥引领和提升作用的同时，主动适应民族文化，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构建优良的科技创新文化。

四

第三层次的研究，围绕西学与整个中国文化展开。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问题。究竟怎样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怎样建设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摆脱不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两极选择，通过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条路都不妥当。“中体西用”的要害是：中学保留什么、保留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走复古的路子；“西体中用”的要害是：西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盲目照搬，走向全盘西化。相比较而言，以薛凤祚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学者群体所开创的“会通”策略，更富有建设性和借鉴意义。这一策略意在消弭分歧，取长补短，进而达至中西贯通。尽管这一迥然不同的策略主要表现在科学上，但似乎也适用于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

前几年，笔者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花了很大精力研究薛凤祚（1600-1680）这个长期被人冷落的、山东淄博籍的“西学东渐”关键人物。2010年10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及淄博市政府，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有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论文集，为山东古代科学的辉煌又增添了浓重一笔。笔者在收入本书的《薛凤祚科学思想管窥》（《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一文中首次提出，除了最先采用哥白尼、引进对数两大贡献外，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思想是其第三大贡献。然后，在《“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哲》2012.2）一文中，对薛凤祚中西科学会通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阐发。徐光启提出的是“F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大统”就是大统历，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装到中国传统历法的框子里。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但有发展。他提出的会通模式是“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F“各方”之材质，不仅仅是中西双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都可以。入“吾学”之型模，“吾学”是什么呢？“吾学”肯定不是中国传统历法，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有清醒的认识，批评十分严厉。依据他所强调的“欲言会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吾学”应当是一种新学。

薛凤祚的这一会通模式是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完全可以推广。尽管薛凤祚甚至有清一代的儒士们所做中西会通工作的成效并不甚理想，但是，他们关于中西会通的思想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处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首先对“用”和“体”均持一种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以“用”促 “体”、以“用”养“体”。 “体”主要基于现实的需要，决不囿于“传统”，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这其间，文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不论中西、新旧，都可为我所用。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单单是明末以来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力促成的，其动力机制中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发展理路。否则，如果没有中国科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呼应，不论外力多么的强大，都将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和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因相互作用的？此外，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实现，也一定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明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经验传统和逻辑分析传统的形成问题等等，都是“西学东渐”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为了带领研究生们进行“西学东渐”研究，一方面，笔者要有选择地做一些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关于严复和薛凤祚的研究即属此例；另一方面，我还要进行一些战略上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为此相继发表了《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儒学和科学具有广阔的协调发展前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论儒学与科学的契合》《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等。

医学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德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舍勒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及传播贡献最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1897—1947)。可以说，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就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把舍勒对绝对知识的研究及其反实证主义立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融于一体。在曼海姆看来，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曼海姆早期著作(如《知识社会学问题》(1925)、《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的突出论题是对知识的集体性质、对知识的不同“思想风格”和对知识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的研究。对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思想区分的观点方面，曼海姆没有完全否认科学是社会的研究问题，而且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用几页的篇幅解释了科学的兴起，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但是，曼海姆在解决对科学知识的地位所产生的疑问时，并未真正地改变其正统的认识论，因而也就没有为已成熟的科学社会学敞开大门。这正如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方面曼海姆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完全依赖于科学史家的著作。所以，他不得不等待合适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出现，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直到他去世后很长的时间才出现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曼海姆整个思想体系即表现在对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区分上。要想对他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做修正，必然导致其社会学体系的全面修正。”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属于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到曼海姆为止，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它的经典时期，形成了可供估价的形式，在对经典知识社会学进行概念化处理方面，默顿的工作是较早也较成功的范例。虽然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范式提出了至今仍然是最清晰、最有用的分析，但他本人的理论都并不属于这个范式构架。它与另一些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而只对科学的社会职能、社会运行等问题感兴趣的研究倾向一起，形成了“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个远较知识社会学范围狭窄的研究领域。1938年默顿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说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说明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默顿利用经验的分析方法证明他的理论假说，体现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根本方法，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发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该书既分析了科学的历史概况又研究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然而，科学社会学并不研究所有知识，而只研究科学知识；并不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而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这被称为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

爱丁堡学派就是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深刻研究，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它把知识社会学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决心抛弃传统“知识二分法”的框架，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不仅要分析人文社会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所以，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是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向度在研究科学的领域得到了复活。

二、ssk产生的理论来源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爱丁堡学派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特征。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与认识科学的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期坦后期的思想影响，也许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

1962年，库恩(1922-1996)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掀起了科学哲学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库恩是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活生生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明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作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是以“范式”为中心展开的，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但他认为，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范式转移”就像宗教皈依或心理学的格式塔转变，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转变。伴随“范式”概念而来的还有“不可通约”概念。“不可通约”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库恩的“范式”及“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如果科学发展是范式发展与范式转移交替进行，而范式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新理论才是对实在的客观描述?会不会旧范式更符合实在呢?另外，“不可通约”概念也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这样，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对于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用激进的态度解读库恩的著作，极端化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是相信这一理念的科学学派战胜反对派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如果反对派的人数更多、效率更高，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那么科学知识也就随之逆转了。在他们看来，对称性原则可以用在任何情形之中，因此，在发现的内容与辩护的内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他们得出了费耶阿本德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真理、理性与实在这些价值在未来的科学话语中不会有什么意义。

三、ssk产生的社会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仅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一方面，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这个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对科学持乐观情感，也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思想中，如195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推广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就可见一斑了。20世纪60年代更由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发表，特别是其中的“指数增长”模型，“大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对科学合理性信念的怀疑与批判日益加深。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许多科学家反对科学变为一种现代国家的世俗宗教。如恩斯特·马赫和皮里·杜顿就表示出这种担忧。马赫担心科学起源时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变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科学家把它作为有效研究手段的科学变为科学家的个人私利，杜顿认为科学根本不能提供对实在的统一理解，它需要社会学家的工作来研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

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碰到了来自于由罗斯查克与马尔库塞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的声音。罗斯确地表示出对“技术统治论”、科学家与作为科学的根基“客观性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不过，当时的科学共同体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讨厌东西，肯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战后的美国，科学的价值被视为美国社会中一般文化的模式，科学文化是强大的，为普遍主义而斗争，至少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当时大多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这场“反科学的文化运动”，支持那些与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这就是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斯诺实际所想表明的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正是科学家，而不是人文学者是真正的人道精神的传播者。斯诺暗示，当科学职业把一个人道的与民主主义的趋向带向未来时，科学家就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一种开放的心灵、自由的和民主的传统工具。当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社会学家就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人类精神与道德的要求在历史上一直被科学的客观性所压制，认为科学家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同时，却缺乏道德的力量，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工具与表达的价值能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于是人文学者很快做出了反应，以库恩和福柯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反击武器。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科学在事实上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如此情况果真如此，正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科学家是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代表。

人文学界对科学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人文学界对战后科学的“文化霸权”的反击。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963年英国工党重新掌权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提出一个计划，设立了几个交叉学科的教育基金，目的是想提醒科学家，他们工作的价值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有效的结果，而且还要体现在那些控制大众意识的政治传统中。这一计划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小组的出现，这个小组由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构成，包括射电天文学家、《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始人戴维·埃杰、化学家巴里·巴恩斯、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卫·布鲁尔。他们构成了所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sk的核心。后来的ssk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从这种强纲领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科学与政治关系上，并且这种关系延伸到对产生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