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

政治学范文第1篇

画面如果不是表征性的，不是表意性的，就通常是形式主义的。在整个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是人文科学和艺术中的一个令人侧目的强大潮流。词语在自我地平线上的闪烁、声音绝对而孤独的迸发、色彩默默的而又是独具匠心的装饰等等，这些素材上的自恋取向，使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根除了意义的诱惑，斩断了同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艺术甘愿在自身的形式框架内起舞，形式既是它的界限，也是它的目的，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律法。但是，在王音这里，并不存在着这样的绘画形式主义，尽管他像寻章摘句的苦吟诗人一样在形式上殚精竭虑；而且，形式--既是画面形式，也是画面的生产形式--在王音这里起着基础性的功能作用，很显然，王音的形式主义痕迹表露无遗。但是，这些作品并不被形式主义意图所牢牢地驾御，并不被形式主义欲望所吞噬，它最终挣脱了形式主义的牢笼，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学意图成为它的归宿。正是这样，无论是对于表征主义，还是对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来说，王音的绘画都是异质性的。

王音的这组绘画作品采用了较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他雇佣了一个农民画家，并为他准备了画布或画框，让他作画，这个农民画家按照自身固有的法则、趣味和习性作画，也就是说，王音试图让他将民间画的某个传统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在这个农民画家完成了他的工作后，王音再在这个作品，在这个已然成型的民间画上进行再生产。但是，王音的再生产不是修修补补式的，不是将自己的笔迹融入到民间画的结构中，他既不是对它们的增删，也不是对它们的改造，既不是对民间画进行灵巧的编织、缝合，也不是怀有敌意地同它们进行排斥性游戏。王音的画--这是深深扎根在学院传统中的油画--有点随意地，甚至是有点生硬地覆盖在民间画上。如果说，这两种画确实隐藏着某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并不是为某种焦点性意义所统摄，这种关系只是表面性的：农民画家总是选择他的偏好素材：瀑布、青山、绿树、红花、溪流、湖泊以及低沉而茫然的天空。这些素材组织了一个开阔而纵深的山水空间，这个空间突破了文人画的虚拟性，但因为它夸耀性的稚嫩，毫不掩饰的笨拙以及孩童式的任性，这些画便显得僵硬，而并不具有透视主义的真实感。这是民间朴实的时空感知，它既是反美学法则的，又是反科学法则的。王音的画呢？在多数情况下，王音画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这是个典型的无名者，王音寥寥几笔，只勾勒了他隐约的身体结构，或者巨大的麻木而稀疏的面孔，他的形象、年龄、身份，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秘密都隐而不现，因此，这个人物不需要去探究和挖掘，这只是一个空洞化的人物，王音对这个人物的勾勒似乎也是草率的，但是是故意地草率的，他用了一些习惯性的粗犷线条，让油彩和笔法分外地突现，这些人物在总体上是反逼真的，但是在局部则反复地强化绘画的技术、材料、痕迹，这个人物身上处处隐藏了表情，但处处渲染了技艺。结果，这个人物没有心理学或政治学的意义，他只有一种绘画技术上的意义：他是漫长的油画传统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人物仅仅是油画的一个产品，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人物印证了油画传统的存在，是油画形式在这个画面上的一个醒目出场，是油画技术的表征和证词。人物剔除了人学意义，其目的则是召回那种久违的绘画学意义。人物要表达的不是人性，而是无处不在的油画技术。一句话，在这个人物身上，技术压倒了人学。

王音将他的人物覆盖在民间画家的山水上，这个农民画家的山水鸟木并没有像文人画那样构造一个常见的悠然意境，相反，稚嫩情愫替代了神秘玄学，表面取代了深度，具体色彩的偏好--比如说对绿色的狂热而浅薄的迷恋--取代了无限意义的索求，在此，民间画完全是表象性的，如果说它有意义，也只有一种类型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显示一种油画传统和国画传统之外的民间绘画传统。这确是一个绘画传统，尽管它的历史并不确切可知，这里知道的只是它的某些特征、趣味、品性、素质。在此，民间画不是一种外溢式的抒情，而是一种固执的形式类型。它决不作为情感或哲学氛围来构成王音笔下的那个人物的有机背景，它既不烘托这个人物，也不对这个人物指指点点，它是自在的，洋洋自得的，自我满足的。这是形式的满足，绘画类型的满足，旁若无人的满足。这样，王音的人物和农民画家的山水分别是作为两种绘画类型出现的。它们展示了两种绘画形式、绘画传统。在画中，由于各自剔除了意义的引诱，油画和民间画固执地封闭在自己的形式区域，因此，人物和山水的关系，既不是有意的冲突和对立，也不是那种天人一体式的诗意结合，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升华的意义整体。实际上，画面并置的是两种绘画类型，这两种类型并不织成一个严密的有机体，也不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达成一个抽象的意义融合。它们达成了一种差异关系，这种差异关系并不被总体望所统摄，它也没有一个焦点性目标，没有一个等级机制，没有一个组织原则。人物和山水处在一个平等而民主的位置，它们并不彼此渗透，一个并不悄悄地潜入另一个之中并与之缠绕。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物在任意地对待山水，山水也在任意地对待人物，它们各自行事，差异关系在此表现为任意关系，这种关系有时看起来有些结合，有时看起来毫无牵连；有时看起来独具匠心，有时看起来又草草收场。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偶然性的产物，它听命于艺术家的直觉和即时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它呈现何种面貌，这种面貌总是差异性的，反总体性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种绘画形式--民间画和油画--的嬉戏，而不是一个人和他的山水背景的嬉戏。这是绝对的差异性嬉戏，这种嬉戏以骚扰的方式进行，骚扰不是为了彼此接近从而达成一种支配和屈从关系，不，骚扰在此是对任何支配性的否定，对等级性的否定，是彼此的否定性嬉戏。油画和民间画不是朝着统一的方向集结，而是朝着分解的方向扩散，但是这种扩散不是引向无边的虚空，而是使之醒目地存在。正是在这里，王音将民间画纳入到同油画等值的地位，民间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它丝毫不受油画的压制，油画和民间画惯常的权力逻辑瓦解了，它从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走出来--在中国，这种民间画一直在国画和油画编织的暗夜中徘徊。绘画的谱系学，从来就是油画和国画的谱系学，如果说谱系学的动力总是来源于对少数异质性的抑制的话，那么，绘画谱系学的历史编撰，总是以对民间画的压制作为前提。在王音这里，由于画面是两种绘画类型的无拘无束的嬉戏，那种常见的绘画谱系学中的权力逻辑就被翻转过来了，于是，这些作品就对绘画谱系学进行置疑从而变成了对绘画谱系学的探讨。因此，绘画就是对绘画的探讨，对绘画的权力逻辑的探讨，对绘画的神话学的探讨。这是关于绘画的绘画，王音通过绘画来思考绘画的历史，绘画的知识、绘画的谱系学和政治学。绘画在此变成了一种知识，变成了关于绘画知识的知识，变成了追溯历史的思虑，最终它变成了一门考究学术。这组作品无疑隐含了这样的考究和质疑：那些正统的绘画形式，比如油画和国画，为什么享有一种高级的主流位置？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历史的可见处并且熠熠发光？为什么是它们在一个漫长的传统中被教学、被铭写、被反复地研究？为什么是它们存在于教科书中并获得学院体制的强化？这个体制化的复杂的权力逻辑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民间画--它们有着无数的作者、式样、情趣、热情和隐秘的知识--处在历史之外、处在历史的隐晦角落？为什么民间画从来都是匿名的？王音的这组作品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两种绘画形式的差异性嬉戏，而在于这种差异性嬉戏使绘画的谱系学和神话学颠倒了，使绘画一劳永逸的权力逻辑松动了；同样，这些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尽管它由两种纯粹形式构成，而且，单就画面而言，这些形式、色彩、构图具有一种浓郁和沁人心脾的春天气息--而在于这种形式中埋伏的争斗和政治学。在此，对于历史、对于权力、对于政治学，王音不是直接干预式的，不是直接以它们作为素材，作为目标和对象，就是说，王音并非直接讨论政治学和政治素材；王音的干预是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将对象政治化，通过形式的冲突引发政治的冲突。政治性--这里表现为绘画形式权力的谱系争斗，而非日常现实政治学--埋伏在形式之中，蕴藏在形式里面。它不是从形式上漂浮出来，就像意义从形式上蒸发出来一样；政治不是形式指涉的内容而引发的，它就是形式本身引发的。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素材，但却布满了政治斗争：同学院体制的斗争；同绘画史的斗争；为少数派的身份认同而作的斗争；反知识压制的斗争。形式是历史的效应，没有一种形式能全然摆脱政治，这是"政治无意识"的结论。但是，在王音这里，政治不是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地平线，不是作为无意识，不是作为形式的无处不在的神秘宿命而出现的，相反，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明确目标，成为绘画形式讨论的主题。政治在此是自觉的主题。事实上，在另外一组作品中，王音更加激进地讨论了绘画的政治问题，这一次，王音几乎没有出场，也就是说，王音一贯性地生产的油画类型、他的画笔、他的身体、他的画面的物质性、他笔下面目不清的人物都没有出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场--王音自己属从于这个油画传统，他从小就在这个传统中受到规训。他仅仅让这个民间画家在画布上作画，民间画家擅长于牡丹，艳红的活泼的并带有世俗脂粉气的牡丹，这些牡丹的形状和色彩完全流露了民间画家的技艺和趣味，但是，王音在结构上则制约着这整个画面，具体地说，这些牡丹--大量的牡丹--组织起来的画面，其结构、其组织方式、其布局都是王音控制的，更准确的说，都是典型的油画视野所控制的。在这个牡丹争艳的画面上，没有艺术家的明显身体性痕迹，但是艺术家的观念，西方油画传统的主导性观念和视角却专横而霸道地存在着。这种观念就是透视主义，它作为一个法则，不无悲剧性地制约着民间绘画的生产。在此，这些牡丹的结构布置呈现了典型的"西方式"的纵深时空感，而这对于中国民间，对中国民间艺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迷惑不解的，对于牡丹的手绘者来说，这样的一个排列秩序、这样一个结构安排既可能引起他们的不适，也可能让他们震惊。总之，艺术家的安排使民间画家的习性和传统发生了断裂，使他们熟悉的生产方式错乱了。同样，对王音来说，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惊讶感，这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艺术家在牡丹上甚至在画布上不着一笔，但是，这个牡丹却神奇地在他的系统（西方的、学院的、经典的、美术史的）中绽放着，事实上，王音同样地同他的作品（如果我们将牡丹图说成是他的作品的话）处在一个错乱的位置，因为这些牡丹根本就没有他的太多痕迹，没有他的氛围，没有他的身体和气息。这是些完全外在于他的牡丹，它们外在于他的画笔、手和经验。总之，对于这两个画家来说，在这些牡丹图中，都存在着强烈的异己感和错位感，而且，这决非是两种绘画式样的结合，这二者并没有进行彼此的协调游戏，然后融入一个整体性中获得自恰感，相反，两个艺术家的经验错愕得到了强化，这种错愕感和异己感被故意地保留，作品依赖于这种经验错愕而存活。对于艺术家，或者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经验错愕可以将经典的绘画形式搅乱，并对根深蒂固的绘画习性发出挑战--强化错误就是为了表明真理和神话的暴政。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某种隐秘的权力置身其中。比如，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王音并没有身体性地参与绘画生产，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力将这些牡丹图置于王音的名下？或者说，为什么是王音取得了这些作品的签名身份？

政治学范文第2篇

为了使政治学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确定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当前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只想从政治学的历史沿革当中，中西对政治所涉及的范围的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科学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作一些探索，谈一下自己对政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粗浅看法，以供研究的参考。

一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首先发生于西方。西方系统的政治学一般地说形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而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是一个城邦的成员，不能离开城邦独立生活。各城邦虽然都是建立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基础上，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奴隶主阶级，但由于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体制、管理形式。到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384-322年），希腊的城邦制度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亚里斯多德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100多种希腊的城邦组织，其目的则是要寻求一种解救希腊城邦制危机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亚里斯多德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学》。从此，政治学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在西方建立起来。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参阅吴寿彭译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1965年版，第110页译注①）后来西方语言中政治学一词，也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如英语中的POLITICS就是CITY（POLIS）+SCIENCE所组成，意即关于国家的科学。

亚里斯多德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希腊城邦制出发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天生（自然）要过城邦生活的命题。为此，他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产生、性质、目的、任务等基本理论原则问题。其次，他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城邦，对国家的各种体制的组成，优劣比较以及其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最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对理想的城邦构成，管理原则也都做了考虑、分析。换句话说，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一书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具体解决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产生、本质、目的、任务），国家体制的划分原则和分类等一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国家，即管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这种观点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参阅吴恩裕《论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自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西欧封建社会一切科学部门都是“神学的婢女”，政治学当然也要服从于神学，其中心内容主要是教权与王权谁应居于最高地位的争论。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是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步摆脱了神学，提出了新的政治观点。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所创造的。”（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6页）这个转变，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确地反映出来。尽管当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却有一致之处。当时的政治理论是把国家法律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认为只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这样，当时的政治科学都是以人的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为什么要设置政治权力——国家？人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力，以及为什么接受其对个人权力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最能保证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这些观点，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科学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新观点，重新解决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已经奠定，资产阶级已由争夺政权的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时“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10页）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在于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时，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从“理想主义”逐步进入“现实主义”。从着重于哲学的研究进而着重于实践的分析，政治科学也就着眼于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自从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奥地利的巩布洛维奇在《社会学与政治》一书中就说得比较明确。他说：“只有依据社会学，政治学才能成为实证的科学”。此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总的倾向是在于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即更注重于对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的分析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曾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它们应当去帮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利益”。（《THEPUBLICENDITSPROBLEMS》》）在现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更出现了所谓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等等。他们声称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记述“人的政治行为”，（G·GATLON：SYSTEMOTIEPOLITICS）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MARGENTHAM：POWEROFPOLITICALCONCEPT）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科学从研究政治制度扩展大到研究政治活动，从研究政权机构的活动扩大到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同时也认为从更广泛意义讲，政治学是研究“团体、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活动的科学。

总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逐步由传统的研究国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趱于研究政治实际活动，从一般研究国家问题更加广泛地研究与政治活动有关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无论如何，西方现代政治科学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其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国家问题。（参阅米·波杜纳瓦茨《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这一点，仍然被认为是区分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键。

以上，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种政治科学的内容与实质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体地分析各种主张。通过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说明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一贯地是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况，这门科学的具体范围也有所发展。这无疑地对我们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能有所启示。

二

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确，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不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就没有一定的认识、观点。恰恰相反，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政治问题历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也即如何安邦治国问题。早在《书》、《诗》中，就有大量的论政的内容。《书》实即是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就曾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就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就更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明了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都无不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说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结成一个词的。“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但是，从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唯其为此，也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重视如何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民”主张。

再者，中国古代实际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儒家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是强调“礼治”、“德政”的。他们总是把礼教放在首位，其次才谈得上用行政手段和施用刑罚。在这里，政治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学说总是把教化、管理、刑罚三者结合起来，而作为先后相辅的三种方法。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更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

以上，我们是要说明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事务管理，一种政策、措施，一种统治手段，总之是一种“治国之道”。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也不是不注意政治制度问题，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使得这个问题总是从属于“治国之道”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详细地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区别，而是要从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特点说明中国古代尽管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学，但对政治的了解仍以治理国家为其中心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政治学时所参考的。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了一切科学部门的一次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最根本的贡献就是“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所制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2页。）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以前政治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前，一切“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页）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和以前的政治思想家，总是把政治法律形式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他们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关系去研究政治法律形式，单纯地追求政治法律的改革，而且认为这就能决定经济关系，维持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治、法律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任何政治改革和政治活动都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当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然而归根到底政治始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提示了政治是阶级间的关系，政治斗争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前，人们充其量把政治斗争看成是个人之间或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和斗争，从来没有揭示出它的最本质的内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直到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便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就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对这点，同志说得很明确，他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行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是阶级斗争，这是就其实质而言，它指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本质的含义，而这种揭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派别不同之处。因此，我们绝不能摈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并不在于把政治了解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简单化，绝对化了。

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上。因此，讲政治是阶级斗争只是就其实质而言。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讲到政治、政治斗争时，也主要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其中心的。对这点，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页）列宁在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时，说明更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也没有离开国家政权问题，政治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独立存在，其实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1页）因此，根据经济和阶级关系来研究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指出国家的实质，研究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及活动等，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说，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问题，也就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政治说成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了。（《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页）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同样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的意义了。

四

根据以上概述，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定，政治学的内容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所制约的，它也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总是由一定阶级的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同时也可看出，各个时代的政治学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它既包含对国家的认识，也包括研究国家的活动。

政治学范文第3篇

邓小平的政治观述论邬贵光(4)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讨王韶兴(7)

试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李承 杨超(16)

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对上海市民间组织党建实践的思考马西恒(2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略论王庆洲(38)

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现代政治管理价值教军章(44)

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朱仁显(54)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王岩(64)

论政府信用建设王和平(73)

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与政治稳定何精华(78)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侯保疆(83)

电子政务：因特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蔡立辉(89)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高民政 郭圣莉(96)

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彭宗超 薛澜 沈旭晖(104)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肖唐镖 陈洪生(113)

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王金洪(121)

全国政治哲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赵玲(123)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材述评施雪华(126)

香港特区行政改革研究的意义与视角 ——《双重转型：“九七”以来的香港改革与发展》评介倪星(127)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开创中国政治学会工作新局面李慎明(1)

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陈前 吴敏先(14)

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恩格斯：《〈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研究梅荣政 李静(27)

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张树华(32)

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岳德常(41)

健全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的思考常光民 唐晓清(45)

中共执政方式的转变与公民权利的发展杨清(53)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论要孙秀民(58)

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明廷强 林存光(64)

继承与升华：“和”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李承(77)

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浙江政府管理改革的历程、经验与启示(84)

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何艳玲(93)

领导干部任期制的理论考察与反思韩强(105)

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略——兼论中西传统政治学的差异徐大同(112)

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胡伟(117)

凝练学者聪明智慧 畅谈和谐政治理想——中国政治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军章 霍建国(122)

《人本政治论》析评刘德厚(127)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世界政党制度中一种独特的类型张献生(1)

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梁丽萍(8)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李亚非(12)

试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关系田改伟(16)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利益表达王臻荣 常轶军(27)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涵义、特点及价值魏星河(31)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周作瀚 张英洪(36)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现状的分析赵一红(45)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张雷(52)

论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完善黄新华(60)

地方政府的政策规避与政策创新辨析王国红(71)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何翔舟(77)

中国古代君主与“民贵君轻”观念张分田(87)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魏澍(98)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吴显庆(105)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张树平(112)

现代氛围中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技术化戴永翔(120)

《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评介高建(127)

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郑科扬(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陈秉公 颜明权(10)

论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岳长利(19)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王俊拴(29)

促进社会和谐的逻辑与路径李新生 徐彬(38)

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仲崇东(44)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朱光磊 李利平(52)

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肖光荣(61)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姜晓萍(70)

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杨爱平(77)

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纪德尚 孙远太(87)

社区建设中的物品供给：制度困境及其对策孙朝阳(94)

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陈潭 倪明胜(99)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王立仁(109)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张兴国 张兴祥(119)

交流探讨中俄两国民主发展的经验和道路——“中俄两国的民主建设与国际环境”双边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陈海莹(126)

党的政策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梁柱(1)

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党关系张献生(10)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张树华 陈海莹(17)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刘山鹰(23)

试论民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赵金鹏(3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黄宝玖(40)

分配正义与社会和谐宋少鹏 龚蔚红(48)

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国际比较罗平飞(54)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常士阁(62)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曹德本 禹嘉烘(75)

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李承 宋新夫(81)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王乐夫(93)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李金龙 郑宇梅(101)

政事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选择朱光明(110)

非政府组织：东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新角色杨鲁慧(117)

试论政府对初始条件的有限干预郑鼎文(123)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朱光磊(127)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王一程(1)

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赵寿星(5)

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先进性秦益成 王林丽(12)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命题：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曾宇辉(19)

论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郭学旺 赵跃先(25)

试论政治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程竹汝(32)

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王邦佐 谢岳(38)

关于民意的民主性思考胡东 李雪沣(44)

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徐增阳 杨翠萍(52)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杨正喜 唐鸣(61)

试析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定位汪青松(69)

论我国规范性文件矛盾的解决高莉 蒋来用(75)

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探析黄新华(81)

秦汉之际法、道、儒三种“无为”的互动与共性——兼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张分田(88) 柏拉图和谐社会观新解胡晓燕(97)

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与角色转换机制研究林毓铭(103)

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周敏凯(113)

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述评唐志明(120)

政治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解构主义政治学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而德里达的“出位”思想似乎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解构主义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性之维不但具有振耳发聩的破坏作用，而本身又在重建，它意在打破“逻格斯中心”，重塑今天人们的审美之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性的“幽灵”，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许本身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和追求的。德里达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撒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之一，也将更加深入去领略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它的前瞻性。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⑩何佩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③转引自[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④[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⑤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萧沙，《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2003年第2期，参见DeconstructionCriticism:AnAdvancedIntroduction,P261

⑥〔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⑦Ibid.p.200,参见彼特·丢斯著汪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载《世纪中国》

⑧虽然没有“阶级”的提法，但是社会结构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化了。可参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⑨转引自扬玉成：《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⑾转引自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政治学范文第5篇

长期以来，解构主义一直面临着双重误解，处境尴尬。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德里达过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风暴”前后，在许多左倾知识分子或者走上街头，以行动与体制抗争，或者在著作中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时，德里达给人的形象却是一位安坐书斋、专心拆解文本的学究，因而受到同辈的指责。后来，由于美国耶鲁学派影响巨大，解构主义更日渐成为一种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无关的、游戏式的文本批评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将德里达视为一位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理想为敌的危险分子，认为他缺乏正面的社会关怀，只会通过文字游戏破坏欧美精神大厦的根基。因此从诞生之日起，解构主义就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敌意，围绕保罗•迪•曼的争辩1和1992年的剑桥风波2都是这种敌意的集中体现。德里达曾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努力澄清人们的误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论的策略却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弃解构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促使德里达拓宽研究领域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许是为了保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美国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传播解构主义的同时，也遮蔽了解构主义的真实面目。从哲学生涯的最开始，德里达就抱有宏大的关怀，文字和文本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当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纷纷从解构主义中汲取营养、自立门户的时候，解构主义本身却被当作过时的文本理论被人淡忘了。自新历史主义流派兴起以来，对孤立文本、孤立学科的研究日渐失去了影响力，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场，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的趋势。德里达将解构批评的触角伸至政治、宗教、伦理等领域，正好顺应了这一潮流，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得以具体地呈现。所以，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对于解构主义而言，是一件幸事，透过他对各种具体问题的阐释，我们对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获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达早期著作的政治学内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达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与《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虽然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但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困扰欧洲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遗产。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德里达的犹太裔背景和边缘身份3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犹太文化的因子赋予了他强烈的先知情结。J•D•卡普托在《德里达的祈祷与泪水：无宗教的宗教》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犹太教对德里达的深刻影响。德里达自己也说，虽然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种预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讨会发言《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4已经让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并非为解构而解构，某种朝向未来的乌托邦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著作周围。双重的边缘身份则让他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强权、对异己因素的压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观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与政治不相干的问题时，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的所有立场都是政治立场。

批驳绝对中心观念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德里达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中心的替换永远不会停止。他意识到，绝对中心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一种将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种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控制的因素的畏惧。因此中心的观念与权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暂时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会借用真理的名义，竭力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久化。回顾历史，君权至上、教会统治、宗教迫害、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等种种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观念无一不是源于绝对中心的神学式崇拜。由于对中心的迷信没有改变，由于一直缺乏对中心观念的深刻反思，人类往往是在打破一个中心之后又马上确立新的中心，中心虽在不断替换，危机的根源却没有消除。早期德里达之所以将语音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的重点，是因为他相信，语音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同构关系，西方哲学一直将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独白”，是一种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学”5。用广义书写的概念揭示语音中心论的虚妄，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长。

否定二元对立、主张二元互补是德里达的另外一条基本原则。二元对立思维是绝对中心观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因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另外一项则被视为不相容的对立面，被贬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谬误，灵魂/肉体，自然/文化，文明/野蛮，语音/书写，等等。当这种思维与种族意识、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时，危害尤其明显。按照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进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进”的群体在对待他们所认为的“野蛮”、“落后”的群体时能够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达以补替（supplement）概念为武器，巧妙地颠覆了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核心意义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过头来以原来处于弱势的一方取代并压倒强势的一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充满对抗和压迫的结构。从弱势一方着手，只是一种历史策略。在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浪潮汹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达的二元关系理论从哲学的角度为政治实践提供了依据。尊重差异、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宗旨。德里达杜撰的术语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异（difference）的总体运动，也指代以差异的方式创造和推动宇宙的那种力量。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差异中最核心的差异就是事物与内在的异质成分之间的差异，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这个非物之“物”）的变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这种内在的差异。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达没有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但他近十年来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的这条核心原则。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借用了德里达的某些策略，在精神主旨方面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政治关怀在早期的德里达著作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他避免正面理论的策略和迂回繁复的文风使得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内涵。二、德里达晚期的主要政治学命题

十多年来，德里达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访谈录，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与他早期专注于哲学和文学文本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些著作一方面坚守了解构主义反对绝对中心、反对二元对抗、推崇差异与多样性的立场，一方面从政治学和伦理神学的具体需要出发，提出了弥赛亚精神（messianicity）、公正（justice）、宽恕（forgiveness）与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等纲领性的命题，全面展示了解构主义的政治观。

弥赛亚精神与弥赛亚体系（messianism）是德里达提出的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弥赛亚体系指建立在圣经的弥赛亚信仰和特殊启示之上的具体的宗教体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然而由于狭隘的“选民”意识和宗教信条的束缚，这些体系不足以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结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一种对公正社会的期待和信仰。这就是德里达所称的弥赛亚精神，它构成了解构过时制度、解决历史困局、设计未来社会的强大心理动力。对弥赛亚精神的肯定表明，德里达并非像解构主义的批评者那样，全盘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反，解构主义并不缺乏正面建构的理想，只是在打破绝对中心概念之后，德里达已经不可能将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预先认定为真理。在他看来，真理如同地平线，永远在远方，永远是他者，永远不在场。这种矛盾一方面是悲剧性的，使得人类永远无法获得全面的幸福，但在另一方面，却肯定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对“进步”和“理想”的有条件肯定，划分了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

与弥赛亚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是公正，因为弥赛亚精神就是对普遍的公正的一种期待。在德里达的著作里，公正是与法律相对照而言的。法律是以公正的名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体的计算体系，但法律永远不等于公正本身（justiceassuch）。这是因为，公正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而且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各种复杂的权力角逐、利益算计纠结在一起。在人们对公正的要求下，法律必须不断修改。因此，公正对于法律而言，是一种既建构又解构的力量，而公正本身却永远不能被解构，因为它并非任何在场的、具体的东西。德里达的公正概念一方面提醒人们，不应将法律等同于公正本身，借公正的名义让法律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抵制了放弃公正诉求，将法律技术化、实用化的政治行为。

宽恕是德里达晚期著作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它与西方的宗教、尤其是《新约》所影响的基督教传统有很深的关系，二战期间纳粹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更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伦理迫切性。德里达一方面从抽象思辨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神学和哲学中的宽恕传统，另一方面结合纳粹罪行与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探讨了宽恕的现实意义。与公正的概念相类似，德里达将宽恕视为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绝对律令，他认为宽恕的前提就在于存在不可宽恕的罪过。“如果人们只准备去宽恕那些可以宽恕的事，即教会所谓‘轻罪’，那么，宽恕这一思想本身就消失了。”6宽恕与法律不相干，与算计不相干。德里达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政治和司法实践尤其感兴趣，认为他们既尊重法律、又超越法律，通过宽恕达到民族和解、避免延续仇恨的做法，对人类极具启示意义。在今天这个宗教仇恨和民族仇恨肆虐的世界，德里达的宽恕思想无疑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价值。

新国际是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出的构想，它是德里达弥赛亚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说的“国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而是对新型国际组织的一种设想。德里达意识到，当今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干预，然而现有的国际组织仍然操控在少数富裕国家手里，因此无法公正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国际法“所定义的使命、行动和语言仍然是扎根在西方的哲学观念、西方的国家和观念之中的”，因而必须解构。解构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国际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改进国际组织的效用，这就是新国际的宗旨所在。上述的重要命题是解构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未背离早期解构主义所设定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内涵的具体呈现。结论：解构主义的理想与使命

虽然解构主义是对欧洲两千年哲学传统的反思，但它并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德里达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清楚地表明，解构主义有着宏大的人文关怀和明晰的现实指向，它在祛除形而上学因素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启蒙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解构主义不再迷信绝对的真理、全能的理性和完美的乌托邦设计，但却并未放弃公正的理想和对更美好社会的期待。

德里达反复强调，解构不是摧毁和瓦解，解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affirmationoftheimpossible）。所谓“对不可能的肯定”，从政治的角度说，就是对永远不能实现的公正本身的追求，就是弥赛亚精神。在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德里达明确概括了解构主义的使命：“解构所质疑的正是这种提前给出的既定理想，它强调的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些困境之中，在历史复杂矛盾的无限进程中，既非提前也非滞后地创造出解决问题的办法。”7解构主义的政治学意义在于，既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局限性，又坚持对公正的深刻信仰，将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努力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注释】

1保罗•迪•曼去世后的1987年，他在二战期间写的反犹文章被发掘出来，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批判，成为反解构主义情绪的一个发泄口。

2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打算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遭到抵制。

3这种边缘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欧洲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因为他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长大，对于主流法国文化而言也处于边缘地位。

4该论文的发表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被视为解构主义诞生的标志，后收录于《书写与差异》。

5Derrida,Jacques.WritingandDifferenc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8."MetaphysicsandViolence."P.91.

6德里达，世纪与宽恕。

政治学范文第6篇

《政治学研究》（CN：11-1396/D）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政治学范文第7篇

当时贝卢斯科尼堆着满脸笑容,向奥巴马伸出友谊之手,但后者原本稍微抬起的右手却放下了,还低头大步向前走,留下贝氏那只在难堪的空气中凝固住的手。过了一会,贝卢斯科尼才迷迷糊糊地随奥巴马一同走上了典礼台。

奥巴马当然不会直接道出个中原因,但舆论普遍相信,这与贝氏近期丑闻不断,为奥巴马不屑有关。其中包括接二连三的性丑闻,以及口不择言――如开玩笑称羡慕奥巴马晒得黑。奥巴马在峰会期间,曾经大赞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正直高尚”,令人联想到,这是在暗讽贝卢斯科尼品行不佳。

相反,同一个场合,奥巴马却与作为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来参加相关讨论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互相问候、握手致意,为两国长期冰封的关系解冻。有媒体形容说是“历史性”的一幕。

在政治圈,尤其是外交舞台,领导人之间是否握手、怎样握(例如:站着握还是同时移步向前握;蜻蜓点水还是重重地握;拒绝握手时如何保持礼貌和体面),都是一门并不简单的政治学。

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退隐,东山再起无望后,转而闭门埋头撰写了一本书《领导者》,论尽同时代的环球政治领袖,分享与他们交手的亲身经验,其中提到以下的小故事。

1954年,商讨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总理代表中国,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则代表美国。当时,杜勒斯对记者傲慢地说,只有在“两人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双方才会会晤。不料有一天在会场上,冤家路窄,两人真的碰个正着。大方地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摇了摇头,走出了会议室。

6年后,当向朋友埃德加・斯诺(曾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一书的美国名记者)提起这件事时,仍表现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对别国藐视中华民族尊严耿耿于怀。

尼克松在《领导者》中为杜勒斯辩解,说后者的怠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成千上万的美国子弟兵在朝鲜战争中被杀,而在接下来的冷战中,中苏两国将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何况,他们即将与签订共同防卫条约。

尼克松自己又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

他知道这件事深深伤害了,因此1972年历史性访华时,他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时就走上前去主动向伸出了手,并称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那么,如果因为种种政治顾虑而不想握手,但不想做得太突兀,又有何妙法呢?

尼克松在同一本书中,细述了他与交手的另一段故事。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场会谈中,为了测试白宫改弦易辙的决心,是这么说的:“正如你今天下午对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但是杜勒斯却不愿这样做。”

尼克松说:“不过你说过,你并不要和他握手。”

回应说:“不一定,我原来是不得不握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边说边隔着谈判桌又一次把手伸过去。

兴致勃勃地说下去:“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Bedell Smith)先生曾经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他没破坏杜勒斯的纪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一杯咖啡。由于人们不用左手握手,他便用右手摇了摇我的胳膊。”

不想握手,又不想显得过于突兀,原来可以如此费尽周折、奇招尽出。这又令我想起另一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

那时是1993年,香港仍未回归祖国,中英双方因为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要在香港推动其政改方案,而闹得势成水火,中方官员也索性与之割席。有一次在大屿山大佛开光的重大佛教盛事中,当时中国驻港最高级别官员周南与彭定康不期而遇。这位末代港督亦大方伸手,欲与对方握手。虽然当时双方正处于冷战状态,但碍于对方的身份,过分拒人于千里之外,将会对中方形象有不良影响,你猜猜周南最终如何反应?

结果,周南没有握手,反而双手合十,作了一个佛教礼仪手势回应,令彭定康也被迫缩手,以相同的手势回礼。

还是那句话,握手政治学,也是一门并不简单的学问。

政治学范文第8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当然，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以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功夫改变以往对政治问题研究的那种抽象的、往往是纸上谈兵的方式，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项工作无疑应长期坚持下去，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加入，形成合力。

政治学范文第9篇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第一,推动主题阅读,夯实理论功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载体。针对学生阅读经典的困难,教师一方面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地选择一些经典的章节,先教师导读再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与中国政治热点、难点为依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举办“两会精神我解读”、“读书笔记大赛”等常规性的学生素质拓展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交流、提高的平台;也可以以读书笔记、小论文等作为作业形式与学生考核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课外阅读。

政治学范文第10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革命。在网络社会中，谁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网络技术，谁就能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网络不仅是一种信息，更是一种新的资源，一种科学技术力量，一个强大的生产力，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它已经在政治意识、公民权力、政府决策、军事战争、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和网民的政治活动已离不开网络了。网络及网络资源、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推动着政治发展。政治在未来社会直接表现为对网络的争夺、控制、利用，政治将围绕网络展开，网络成为政治的“中枢神经”，网络政治学科也由此产生。

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学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科，网络成为政治活动的主线，政治活动的输入、转换、输出都依靠网络进行，其内容和特征与传统政治学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网络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要界定其研究范围。政治学起源于古希腊，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仍有争议和不确定。不过，尽管社会事务纷繁复杂，它的研究对象不外乎国家、权力或政策三个主要方面。与其相对应，其政治学也分别派生为国家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和政策政治学三大类。当今网络的发展在政治学的这些研究领域里不仅逐渐深入，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取代传统政治学，成为信息时代新的政治理论——网络政治学。我们将从网络国家、网络权力、网络政策和世界网络等几个方面分析网络在当今政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网络政治学内容

（一）网络国家学

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的学说。他们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治现象是国家的活动以及围绕国家而展开的活动。因此政治学实际上就是国家学说。从历史来看，政治学的创始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政治学》所使用的“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lis，意指城邦，即城市国家。

从传统政治学的发展来看，政治学的整个研究始终是围绕着国家问题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念来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为国家。如列宁所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把国家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1]西方政治学常用“政治体系”这个概念来代替国家，但政治体系无非是国家的政治体系。从国家学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主要研究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如阶级、政党、组织、阶级斗争和革命等。而现今国家或曰政治体系的这些因素无不披上网络色彩，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网络社会，现在政治国家已发展到了网络国家。

1.网络政治体系

政治体系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政治机构系统。民意经政治渠道输入政府体系，政府根据民意进行决策的转换，施行行政的输出，再通过收集反馈意见，再调整决策输出。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政治体系。网络时代的政治体系相比传统的政治模式更是一个前所未有、充分活跃的有机体。

网络政府就是网络时代的政治体系。网络政府将代替传统政府政治体系，系统程序式管理取代政府实体性管理。美国学者都用Governance一词来称谓网络政府或曰电子政府的管理，包括完备的网络法律系统、新型的立法和选举机制，新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体制等。网络政府通过网络双向交流以汲取民意，让社会各阶层政治要求输入网络政治体系。行政部门内部，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通过互联网，建立了完备和有序的网络管理体系。政府利用网络提供政府信息，决策迅速传达千家万户，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几乎所有的公开信息。网络的快捷也使公众信息反馈和政府对问题的回应速度大大加快。网络还使民众与高层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变得经常和方便，公民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沟通，有利于化解矛盾，密切关系。

同时，政府机构利用网络技术可大量减少机构、人员，建立高效政府。据统计，由于实现政府信息化，1992年至1996年美国政府员工减少了24万，关闭了近2000个办公室，简化了3.1万页行政法规。机构精简，人员精干，中间环节的减少，减少了信息传输的扭曲、失真，政治输入、输出效率提高，政治系统更趋稳定。

2.网络上的集团、组织

网络政治对传统政党产生巨大冲击。首先是网络的多元价值观影响党员坚定的政治信仰，从而减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其次，互联网对原有的政党组织形式发起挑战。传统政党都实行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地域性组织结构。互联网络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党务活动从此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然也突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级别限制。政党的组织活动和方式也将发生变革。

在网络上，人们之间同样可以形成某种“集团”甚至“组织”,但在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原来现实世界的群体组织形式相比，网络上的组织可以说是“虚拟”的，称之为“虚拟共同体”。他们是由一群志趣相同的人在网上组成的。与传统的社团相比，网络虚拟社团组织起来更方便，范围几乎不受限制，它把人的交往空间扩展到整个地球。有的社区与真实生活中的社区具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复杂结构，既有社会等级，也有官僚制度。正在兴起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互联网联络、组织、宣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在网络时代与政府既斗争又合作的艺术。这些社团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政坛的轩然大波。如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各种非政府组织就是靠互联网进行串联，遂形成会场外的巨大声势。这种非政府力量的扩张已对政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二）网络权力学

有些学者把政治学看做权力学。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对我们来说，‘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也曾说：“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2]因此，政治学也被界定为研究政治权力的科学[3]。所谓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按照其自身的愿望，去支配其他的人或团体的现象。社会政治权力争取或获得，主要在阶级权力，政治意识统治和民力。而在网络时代，这些权力的较量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1.网络阶级权力斗争

当今国内政治国际化，国内政治事件、权力争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势力的干涉与影响，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大环境紧密相联。20世纪后半期，国际势力干预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的现象频频出现。许多国家在联合国内倡导制裁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美国和北约插手南斯拉夫内部事务，美国干预中国台湾、事务……这些干预，有的代表了国际正义，有的则是霸权主义行径。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国家的问题，瞬间就会成为国际问题：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生态灾难、民选政府的海地军事等等，都会引起世界性的网上评议与干涉，迅速形成压力集团或反对派，一个国家的内政受到全世界的影响。这就是网络政治的特色。可以设想，或许某国阶级政治权力之争的一次总统大选，不是国内某个政党或人民独立民意的结果，而可能是一种国际力量操纵的产物。

国与国之间权力争夺最激烈的形式是国际战争，但现在的国际战争已发展到了网络战争。网络战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主要目标，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在整个网络空间所进行的各类攻防作战的总称。在信息时代里，计算机网络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和战略命脉，一旦重要的网络陷入瘫痪，整个国家安全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使“制网络权”的争夺与对抗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军队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网络与作战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网络成为新的战场空间。网络空间的对抗与争夺成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网络攻击，其威力不亚于核袭击，网络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也不亚于一场核战争。可以说，谁掌握了网络，谁就掌握了未来。

2.网络政治文化

互联网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传播、吸收和交融。网上世界是一个言论信仰自由的花花世界，各种类型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均可在网上找到立足之地，并自由流动和传播。网络政治文化，思想意识的传播发生了由单向到交互的质变，网民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冲浪”，自由地传播思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由于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就自己的利益组成“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来影响政治。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容忍完全的自由，国家为了维持政权，也在网上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来保持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网络霸权主义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有利工具和机会，通过互联网，加速向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行文化入侵。

网络强化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使东西方文化充分交融，它既是个人自由充分表达的场所，也是政府加强意识控制、国际争夺的地方。它还是各种、反政府信息和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虚假及恶意信息的存在地。可以说，网络在形成方便快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社会各方面利用网络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争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场所。政治活动信息，政治意识灌输，政治宣传发动已远远超过传统舆论的作用和影响。各种思想文化在网上交汇与争夺，是网络政治一大特色。

3.网络政治民主

决定人政治地位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人对社会的汲取，是一种权益获得。政治权力是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政治权力平等了，才能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也就是人的平等。社会越不发达，政治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网络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政治能力，它赋予每一个人以近乎平等的政治权力即网络权力，每个人在网络上的权力是平等的，权力的平等实现了权利的平等。根据托夫勒的观点，工业社会后，非群体化社会开始增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困难，民主将越来越难以实现。而网络政治却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网络在民主参与、直接性、公开性等方面不仅达到了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最高程度，而且网络民主的新形式也将取代传统的政治民主。它有这些特点：

第一，网络民主的直接性。在网络政治中，任何人不再需要由别人来代表自己，他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政府的议案进行投票。公民直接参政议政是网络政治的一种最突出的表现。

第二，网络民主的平等性。平等在政治上表现为：一是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二是这种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差别。网络对政治平等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网上，只要符合法律允许的参政条件，你的意见与政治家的意见一样亲切可见。比尔·盖茨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优点之一是“虚拟平等”，远比现实世界中的平等容易实现。在虚拟世界里，每一个人的平等政治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第三，网络民主的快捷性。政治事件的发生、你的意见、政治家的态度以及政府决策和相关表决结果，这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内容，在网络上是以光速传播的，政治活动变得非常迅速。

未来民主的新特点在因特网和电子投票的进一步发展下，将全面改变代议制民主政治形式。

但网络政治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也可能带来独裁。网络上充分表达的自由已经接近于绝对自由，绝对的权力可能被滥用，从而危害民主制度下个人的权利。如政府限制网络民主，采取控制言论、限制意见发表等手段则又可能退回到专制、独裁。

（三）网络政策学

政治系统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重要作用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社会系统的需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这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即是在研究一个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4]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被许多学者看做是政策学。

网络化的国家政策是一种更能真正体现全民意志的价值分配。过去，国家法令，制定政策，规定某种政治秩序，限定每个人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实行阶级统治；决定经济发展，调控就业和建立社会保障；控制新闻媒介，左右舆论，确定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总之，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统治者决定，与人民的意志相背离，即使有代议制民主机构，如议会，也因不能完全代表民意而形同虚设。进入网络时代，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在网上真正自由地评议政府政策，迫使政府将集中于手中的权力向社会成员回归，全民分权制成为现实，国家决策进入了真正的民主时期。网络进入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进行监督和评价，使之不偏离大众的意志，任何忽略、甚至违背民意的政治都不能继续。新的国家政治是全体民意的综合，公意的形成和行使通过互联网的双向沟通将更加畅通；行政的决策出自全体人民之手，而不是政府官僚之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政治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征集意见，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四）世界网络政治

网络时代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使传统的国界概念和国家观念受到冲击，传统的国家疆界被一一打破。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是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不同国籍、肤色的人利用计算机方便地相互交往,可以完成许多过去需要“跨国界”才能实现的行动。

政治活动、政治斗争将更多地跨越国界、地域，各国在政治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借助全球网络系统，一些在网络技术上领先一步的国家,可以向别国大肆散布和传播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甚至诋毁和损害他国形象,干涉别国内政。在本国可以对他国进行侵略、颠覆、讹诈、威慑、施压、封锁、制裁、人权干涉等，对他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这些斗争是借助网络技术手段以无地域、无国界、无人员伤亡的方式进行的，真正是“无硝烟的战争”。政治活动、政治斗争将在全球范围内不分远近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网络政治学中的国家疆界及将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全球网络斗争更趋复杂的情况下，网络的同一性也在加强，各种组织能够跨越传统国家界限，建立起许多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都是由全球网络支持的，而不是以共同的生活区域、种族和血缘等为物质基础，国家难以对它们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依存，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逐渐溶为一体。未来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猜测，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当然，网络政治也并不是万能的，它可能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不起作用，这也是网络政治学必须思考的。如在阶级矛盾、国际争端白热化的时候，人们也许会摒弃网络，直接诉诸武力。尽管如此，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毕竟是暂时的倒退，因为网络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它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足就否定它的积极作用，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消极因素的增长，让网络政治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网络政治学体系构建

通过以上对网络在政治体系、国家权力、价值分配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可以看出，网络在当今社会中影响举足轻重，它已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全面而重大影响，因此，加强对网络政治学的建设与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从政治学的构建因素看，其主要方面无不在网络下发生了质变，可以说，传统政治学已经转移到网络政治学，为此，提出和建设网络政治学科的现实与理论已经成立，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它的体系进行构建：

（一）研究对象

网络中对政治影响的因素：网络化的政治文化，政治体系，政治运作，政治权力，政治民主，国际关系。

（二）研究范围

1.网络政治体系：网络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2.网络政治文化：网络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3.网络政治民主：网络民主对政治的影响；

4.网络政治运作：网络社会对政治运行的影响；

5.世界网络政治：网络世界对整个世界政治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这里只是对网络政治学体系框架构建提出的一个设想，它还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相信，通过对网络政治的进一步揭示，人们将更好地生活在网络时代。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2］转引自［美］自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杭州，人民出版社，1987.21。

［3］转引自［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

［4］［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43。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

〔3〕［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活》，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4〕［美］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33位网络时代精英预言未来文明的物质》，海口，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