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等师范院校 美术史课程 教学计划 师资 教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提出“办好正规的师范教育，主要是调整、整顿和发展各级师范学校”，奠定了新中国师范教育的基本格局。其后政府对师范教育进行了多次调整，“从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至今，高等师范院校美术系科的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一直在进行。这使得高等师范院校美术系科的变化错综复杂，难以理清脉络”。［1］

一、美术史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尹少淳先生在《中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五十年》一文中指出：1953年至1954年教育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把师范学院和师范专科学校教学计划内容科目的教学大纲全部制订出来，然而事实上，美术科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始终未能制订出来。各师范院校美术系科的教学长期处于不规范的状态，既无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又无统一编制的教材。［2］“1966年‘’开始，全国高等师范美术系（科）终止招生。1970年高等师范院校艺术系均改为‘革命文艺系’，招收工农兵学员。专业课的开设是为了‘培养思想宣传员’，美术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为批判而开设的报头、漫画、标语、美术字等，美术和美术教育成为宣传‘’的工具”。［3］1980年3月，教育部首次印发《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美术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该《教学计划》“将美术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三类。并把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列为专业必修课，中外美术史各99课时”。［4］

2005年3月，教育部制订并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方案》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程包括美术概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民间美术、美术鉴赏与批评；选修课程包括美学、中国画论、西方美术理论、现当代美术思潮等。2009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纲要》规定：中国美术史60课时，外国美术史60课时，美术概论60课时，美术鉴赏与批评60课时，等等。［5］

二、美术史课程师资与教材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史课程师资由兼职教师逐步向专职教师转变。按照年龄结构来分，美术史教师可以粗略地分为四代人：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从教，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骨干；第二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大学毕业生；第三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第四代人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现行教育制度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美术史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执教高校的第一代美术史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从事美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美术史教学研究。比较著名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王逊先生，南京师范学院傅抱石先生，南京艺术学院俞剑华先生，等等。林树中在回忆恩师俞剑华时说道：“他的学术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学人。很多人评价他常喜欢用‘筚路蓝缕’和‘筑基铺路’的词，这首先是肯定他作为建国后第一代中国美术史论家、美术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6］

王逊先生是新中国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1957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创办了第一个美术史系，培养了大批新一代美术史工作者，如薄松年、奚传绩、李福顺、薛永年等。王逊先生长期致力于美术通史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工作，1956年他的中国美术史讲义由中央美术学院油印供内部参考使用，近三十万字的《中国美术史讲义》成为五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美术史教材之一。［7］傅抱石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国画家，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术史家。

傅抱石1926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艺术科并留校任教，1930年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担任国画教师时编写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该书于1931年由南京书店出版。1932年傅抱石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师从美术史家金原省吾专攻东洋美术史。1935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国立艺专、南京师范学院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研究工作。“傅抱石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担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期间，曾领导教师们制定了一整套中国画教学大纲，包括两年制专科、五年制专科和四年制本科。而且他还编写了上、下册的四年制本科教材《中国美术简史》，五年制专科美术史讲座教材《中国绘画简史》和两年制专科讲座教材《中国的绘画》，并配合这些教材制作了《美术史图录》幻灯片400余幅”。［8］

第二代美术史教师的求学期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同时代的文学家很类似，“这一代人身上具有开国初期的朝气、勤奋的学风、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献身事业的品德……1980年代以来，这一代人倾其所积、忘我耕耘、补习新知，调整知识结构，无论在批判‘左’的思想，拨乱反正，或在创造新学术成果，培养接班人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这代学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9］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福顺先生1958年就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1978年起至今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改革开放以来，李福顺一直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2000年出版了近百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美术史》（上、下册）经教育部专家评审组评选，该书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李福顺先生把近百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美术史》改写为50万字的教材，2003年出版了适合高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教学的《中国美术史》。［10］

第三代美术史教师的求学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同时代的文学家很类似，“这一代人大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包袱较轻，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加以成长期中社会上、学术上，一时形成的追求创新的风尚，使他们能挟其优势，迅速抢占学术研究的高地”。［11］

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史教师们在承担美术史基础理论课之余，大都选取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教学研究，如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长孔新苗先生出版有《20世纪中国绘画美学》、《高中美术鉴赏》等，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左庄伟先生出版有《西方绘画史话》、《美术鉴赏》等。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皮道坚先生1981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研究生班美术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1992年至今执教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7年皮道坚主持编写了《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12］，被教育部体卫艺司确定为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编写通用教材。

第四代美术史教师被誉为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全球化的时代使他们很快能够了解世界的变动，了解西方学术思潮的变化，掌握最新的科技成果。他们有较高的外语能力，也有出国学习、考察的机会”。［13］我认为对第四代美术史教师的评价还为时尚早，他们的发展前景与新世纪美术史课程改革紧密相连。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余年里，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史课程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急需解决。2010年2月，教育部确定国内48所高校作为试点学校，我们期待着试点高校能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并完善美术史课程教学。

参考文献：

［1］［2］［8］尹少淳.中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五十年［C］.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编.2005年高等美术教育专业课程建构国际研讨会・论文与课程计划集（内部刊印），2005：121，117，118.

［3］朱淑娥.中国百年高等师范美术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884.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

［6］林树中.怀念建国第一代美术史论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97，（1）：43.

［7］王逊的学生薄松年和陈少丰对讲义进行重新修订并更名为《中国美术史》.上海美术出版社，1989.

［9］［11］［13］黄修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5，326，327.

［10］李福顺.中国美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2］高师《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教材编写组.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中央美院 历史的汇合

如今，若随机请问街边一个普通路人某张画好不好，想必他首先看画“像不像”。这与明朝以降中国绘画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传统完全相悖。“写实”如何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妇孺皆知？除了时代的变化，西画的引进，徐悲鸿和北平艺专起了很大作用。

徐悲鸿留法的经历使得他首先推崇的是写实。在推崇写实的道路上，徐悲鸿第一个措施就是素描先行。诚然这条路一开始有很多阻碍，包括秦仲文等三名教授的罢教，以1940年代非常激烈的“国画论争”，然而徐悲鸿和同僚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硬推行这个教学理念。3年时间，写实，成为了北平艺专最主要的教学标准。这一时期北平艺专的教育，也在后来被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

“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形成，与他栽培的弟子们有莫大关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名家。譬如王临乙、吴作人、李文晋、萧淑芳、黄养辉、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齐振杞、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等。徐悲鸿所交游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徐氏美术教育学派的支持者，如宋步云、李瑞年、蒋兆和、叶正昌。其中蒋兆和尊徐悲鸿为“良师益友”，由墨画到彩墨再到中国画系、他一直在央美，成为中央美院发扬徐悲鸿“以西润中”艺术之路的主力，故而有学者谓之以“徐蒋体系”。

但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美术界对徐悲鸿存在简单化理解，把徐悲鸿和素描捆绑得结结实实。实际上，徐悲鸿谈艺、论画、选才并非全从素描出发。他的审美标准是“不尚琐碎”、“但求简约”、“以求大和”、“惟妙惟肖”、“贵明不尚晦”。相对而言，还是非常的灵活和贴近美术本身。如果作品已经能够惟妙惟肖地呈现形象和境界，徐悲鸿才不在意他会不会西洋素描。这也是为什么他将齐白石、张大千奉为座上宾，赞叹叶浅予的线描方法，欣赏李可染作品中徐渭气质的原因。

若只有徐悲鸿，“写实”恐怕也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当它被中共认同后，就成为了一个影响央美乃至中国当代画坛几十年的美学标准。

历史选择了徐悲鸿，但并没有按照他的道路走下去。

1949年后，军管会接管北平，对文化艺术界的改造也提上日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双百”方针的确立，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美术的走向：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即便是思想先进，倡导社会艺术化的林风眠，他们所认为的艺术为大众服务，这个大众也是全社会所有的人，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概念。

徐悲鸿被逐渐边缘化。他全力创作的油画《在人民中》，因为把表现在了知识分子中而不是工农兵群众中，未通过赴苏展览的审查；他以希腊罗马艺术传统作为中国发展新艺术之借鉴的文章，也因与《讲话》主调不大切合而被《人民美术》辗转退稿。

与此同时，延安鲁艺派来的艺术家成为主流。来自鲁艺的版画家江丰成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罗工柳、胡一川等艺术家成为创作实习课的主力，“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概念，也被贯彻进课程教学中。

而在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环境中，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列宾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向国内输出了苏联的造型艺术写实方法。苏联美术教育方法渐渐成为央美的另一主流。

但可贵的是，在1950年代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延安学派”、“苏派”，以及其他名家教学，相融共生，形成了央美影响至今的“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教学体制、系统的教学内容和严格的教学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宽松的环境允许多样化探索的倾向，因而形成了出作品、出人才、出智慧的短时期局面。

“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影响一直存在，至今央美的美术教育也还存在着重素描、重写实、偏保守的特点。但我们也应当对这个教学体系有批判性的认识。迷信素描，迷信写生训练万能从而造成的忽视艺术形式的研究，造成学生的艺术想象力缺乏培养；在并未吃透传统的情况下，也多少有点排斥现代主义的倾向。

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美术教育最高学府的中央美术学院，它培养的学生大都拥有扎实的造型基础，以及正统的学院思维，和艺术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观，无疑形成了中国当代画坛最主流的美学面貌。

中国美院 大师辈出

2013年4月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去世。人们用最真挚的感情缅怀这位“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考入艺专时他只有14岁，是班里最小的学生。

2012年，建筑艺术学院院长、49岁的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中国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人。在他体量最大的作品前―800亩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他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象山校区，就是他为美院师生造的一个小世界。

在此之前，群的作品在香港拍出“天价”，吴冠中的笔墨成为全世界认知中国的符号。

再之前，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了两枪，此前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产生过这样强烈的新闻冲击；王广义的“大批判”成为中国政治波普的先驱。

再之前，张培力的录像作品蕴含的理性和分析在躁动的八五年代让人体会到“冷漠的激情”，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媒体系依旧是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最高的专业之一。

我们好奇当年的杭州艺专会埋下什么种子，使得它的学生即使在多年之后还能在国际艺坛一再崭露头角，获得认可？新时期中国美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内艺术院校中的当代艺术中心，无疑与历史渊源有关，校长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和教学态度激励并滋长了不循常规的独立内核，它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艺术自觉和创造动力。也有其他的一些偶然与必然因素，譬如所在地域的文化与经济状况，乃至某种人脉。

解放后来自延安鲁艺的艺术家接管了艺专，革命美术成为主流。山水花鸟画认为不能被工农兵服务不再列入教学计划。1956年“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潘天寿重新登上课堂，恢复国画系，下设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增加了文化课时，首创书法篆刻专业，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并提出白描双沟为国画系基本训练内容。陆俨少，陆维钊、沙孟海，在政治空气日益浓厚的时期重新建设了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半个世纪以来，这里成长出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画新锐。正如陆俨少所说：“杭州的中国画是最传统的，但也是最现代的”―因为积淀最厚，最了解传统，所以才最想也最有可能实现突破。

在中国美术界如今只有中国美术学院可以与中央美术学院平分秋色。在央美全面学习苏联油画技巧的时候，1962年，这里举办了的罗马尼亚博巴油画培训班。博巴用结构和强调结构的线条来表现事物，又用线条特有的“写意”来抒发生命的颜色与激情，这与林风眠先生的本土化的现代精神形成根本的契合。遗憾的是，20世纪纪中国美术史对“博巴油训班”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认知缺失。但是在艺术的个性、文化的独立性、表现手法的多元性，中国美术学院依旧是国内翘楚。

“85新空间”中张培力、耿建翌、黄永为中国美院在全世界塑造了一种新的形象。1986年，子承父业的潘公凯第一次针对美术界推扬新潮美术一面倒的倾向提出“中西两大绘画体系互补共存，多项深入”的主张。在整个美术界都中庸的倒向新潮的时候，浙江美术学院在态度上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展示。近几年来“哲匠”王澍带领的建筑系，成为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域，在标准化的建筑中，力图也要渗透着鲜活的个人体验。正如许江所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学校不会出现写实一路的大家，我更觉得西湖边不是这样一块土壤。西湖边这样一种文化气质，应该是追求纯粹求知、纯粹创造之情境下的艺术家。”

如今，中国美院已经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的学校之一，因为美院，杭州的品味都提高了不少。80年前林风眠的出现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整个时代的宽容，难得的是，中国美院把对自由和独立性的追求，而坚持并传承了下去。

南艺 国画为先

1918年，时任上海美专校董的蔡元培欣然将“闳约深美”四字题赠给美专师生，虽然上海美专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与苏州美专和山大艺术系合并为今天的南京艺术学院，但是这四个字从那时起就深深刻在了美专师生的心里，并作为南艺的校训延续到今天。统观南艺今天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发现，一切可以从一百年之前回溯。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起，上海美专就在刘海粟的带领下重视中国画的教授。1924年，上海美专正式设立中国画系，由诸闻韵任中国画系主任，由滕固教授美术史，潘天寿、朱蓉庄等教授国画，朱光教授国画源流、国文、数学、金石学和诗学。而1924年刘海粟的艺术实践中也开始移情中国画，傅雷曾这样评论：“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1925年，刘海粟发表《昌国画》，称：“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于中国。”

其实，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和当时具有后海派领袖地位的吴昌硕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920年刘海粟欲请吴昌硕往美专讲学授艺，当时已76岁高龄的吴昌硕把弟子诸闻韵推荐过去，而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另两位开国功臣潘天寿、诸乐三等皆列吴昌硕门墙；而其中诸闻韵、潘天寿、钱瘦铁和王个等四位吴门弟子先后担任了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主任。所以有人称吴昌硕为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业祖”。1930年，上海美专国画系始分为山水、花鸟两科，添聘黄宾虹、许徵白、马孟容、商笙伯等教授为国画实习及理论教授。而南京艺术学院的另一前身苏州艺专在中国画方面也可谓阵容强大，教授中国画的教授主要有吴似兰、张星阶、钱夷斋、吴子深、顾彦平、黄幻吾等人。

40余年后，南京艺术学院秉承了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在中国画方面的传统，这也要得益于结束南艺恢复正常教学后留校任教的老一代名师。1972年10 月，南艺从时期的“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恢复为“ 南京艺术学院”，在此期间在校任教的中国画教师主要有： 刘海粟、陈之佛、谢海燕、陈大羽、沈涛、李长白、罗子等。1979年春，刘海粟恢复名誉，84 岁高龄的他复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可以说，南艺的“传统文人画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刘海粟建校初期就已萌发，刘海粟本人就非常注重中国画“意境”的创造和笔、墨、色的技巧运用。而陈大羽、沈涛、李长白等教授在传统写意和传统工笔的王国中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以王孟奇等为代表的被称为“传统实力派”的画家组成的教学中坚力量的崛起，为南艺的中国画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文人画”则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可以同“85新潮”、“星星画展”等运动一同占据一席之地，南艺也是这场运动的大本营之一。新文人画的兴起可回溯至1986 和1987年两度举办的“南北方画展” ，此后在1989年， 时为《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以“南线、北皴”作为对南北方绘画符号语言的总结：“从当前新文人画的现状看，已大致形成了‘南线’‘北皱’两种风格。以南京董欣宾、朱新建、王孟奇为代表的南方画家，多强调线的表情；以陈平、龙瑞、贾又福等为代表的北方画家，多强调皴的表情。”栗宪庭所提到的董欣宾年少时拜民国旧人书法家张云耕画家秦古柳学习书画，1979年40岁的他重新考回南艺，成为刘海粟的山水画研究生。刘海粟曾对其作品评价说：“化古为新，所作运线遒挺，有北碑风采；浓墨透光，淡墨生泽，情韵脱俗”。而除了董欣宾、朱新建、王孟奇三人外，参加“新文人画”的重要画家如方骏、张友宪、周京新、江宏伟、杨春华等也均为南艺出身。从上海美专开始便流传下来的优厚中国画传统和追求艺术的执着精神在几十年后依然在南艺人身上闪现。

在教学实践的同时，现代意义的中国美术史论建构也发轫于上海美专。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教授滕固于1925年撰写《中国美术小史》，同时潘天寿写成了《中国绘画史》，1929年郑午昌编著的《中国画学全史》为第一部中国画通史，这些都为美专中国画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1920-1930年代，上海美专在中国画与中国画史论等本土美术方面的教学和学术，几乎囊括全国一流艺术家和教育家。

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艺术教育百废待兴的局面，南京艺术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整个艺术学科的发展。美术学科刘汝醴、温肇桐等教授，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一举成为新时期直至现今全国美术史论研究的重镇。刘汝醴先生长期从事美术和美术史论的教学、研究工作，撰写有大量的有关中外美术史的论文和专著，如《论敦煌魏窟壁画艺术风格》、《古代埃及艺术》、论文集《艺术放谈》、《苏联美术史》、《米盖朗琪罗传》、《英国水彩画简史》等。温肇桐先生也是长期从事美术史论和绘画史论研究和教学的大家学者，他的《顾恺之新论》、《清初六大画家》、《中国绘画艺术》、《中国绘画批评史略》、《古画品录解析》等著作影响了很多研究者。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文素质 艺术设计 素质教育

1 前言

艺术设计类专业能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艺术观,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培养大学生健康向上的情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引导大学生对美的追求,提高大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开阔他们的视野,促使他们塑造完美的人格。艺术家或设计师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越深,思想越进步,道德情操越高尚,所创作的艺术品或设计作品就越能给人们深刻的教育和积极的影响。这说明好的艺术作品,具有感召人的精神力量。艺术必须求真、求善、求美。真善美在好的艺术品里可以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在欣赏一幅绘画、一幅书法、一幅设计作品的时候。除了感受作品的艺术美之外,无形之中会受到作者思想感情、道德情操的感染。作为情感教育的艺术教育是道德情感的基础,也是强化道德教育的有力手段。

2 艺术设计类专业有助于工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艺术设计类专业是工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提高工科学生人文素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形成工科院校丰富的人文氛围,培育工科院校良好的人文环境。艺术设计类专业通过举办各种作品展览、开展各种艺术活动、举行艺术讲座等形式,可以让更多的工科学生参与到艺术设计中来,在校园内形成浓郁的人文环境,加强对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2)提高工科学生的艺术修养,完善工科院校人文知识体系。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也涵盖了艺术知识。通过开设艺术设计类的公选课,既提高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又普及了艺术类知识,进而完善了工科学生的人文知识体系。(3)有利于其它人文素质教育的展开,便于学生理解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内容。艺术源于生活、再现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不仅反映现实生活的表象,而且反映现实生活的精神和本质,揭示生活本身的规律。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越深,思想越进步,道德情操越高尚,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就越能给人们深刻的教育和积极的影响。好的艺术作品,具有感召人的精神力量。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个人人格的折射,更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水平。选修艺术设计类公选课,通过艺术设计作品可以更直观、更形象地理解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内容。

3 如何构建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来促进人文素质教育

为了发挥艺术设计类专业促进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通常可以采取开设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举行艺术性讲座、开展艺术性的校园活动、举办艺术类展览及设置第二专业等形式,其中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最主要、最常规、最有效的方法。

公选课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它已成为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跨专业、跨年级、跨学科的特点。公选课的开设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学习其它专业或学科的计划,它不但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修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由此可知,公选课是高校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要充分发挥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首先应开设全校性的公选课,构建艺术设计类公选课课程群,并纳入到全校公选课体系中,以提升工科院校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根据人文素质教育要求,结合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特点,笔者认为可开设以下几种类型的公选课:一是知识普及类课程;二是艺术史论类课程;三是作品赏析类课程;四是实践体验类课程。

(1)知识普及类课程,如《艺术设计概论》、《工业设计概论》、《动漫艺术概论》、《流行色概论》等,并设置1.5-2个学分。通过这些公选课的学习,可使学生了解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体会艺术设计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理解其它学科与美术、与设计的相互关系,掌握这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思路,并最终让学生把这些知识融入到其自身专业中,增强他们在其他专业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

(2)艺术史论类课程,包括《中外美术简史》、《工艺美术简史》、《艺术设计简史》、《工业设计简史》等,可设置1.5个学分。这些公选课能让学生了解美术与设计的起源、发展脉络与发展动力,认识对美术或设计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格流派、历史名家与设计大师,并追踪现代最新的设计理念和潮流前线,正确把握艺术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3)作品赏析类课程,有《美术欣赏》、《艺术设计欣赏》、《动漫艺术欣赏》、《产品设计欣赏》、《公共艺术欣赏》等课程,应设置1个学分。通过这些课程让学生认识一些著名的、经典的作品(包括绘画作品、工艺品、设计作品和动漫作品等),教会学生如何去欣赏作品、分析作品,懂得从哪些角度去评价作品的美与丑、好与坏、高雅与庸俗、独特与普通,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灵感来源和创意思想,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并最终学会如何去欣赏美,怎样去创作美。

(4)实践体验类课程,涵盖了《基础绘画》、《陶艺制作》、《平面广告设计》、《居家空间设计》、《网页设计与制作》、《产品模型制作》等课程,需设置2个学分。这些课程是把艺术设计知识在实际动手中传授给选修的学生,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设计的方法和步骤,让选修的学生体会到了艺术设计的乐趣,这即陶冶他们的情操,也增强了他们的人文素质修养。

4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与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课程的关系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源于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课程,但由于他们的授课对象和教学目的不同,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授课对象上,艺术设计类公选课面向的是全校所有专业、所有年级的学生,其受众面非常广泛;而后者面向的是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受众范围较窄。在教学目的上,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以提高工科院校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质为目的,属于学科普及性课程;而后者则是讲授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培养合格的能从事艺术设计工作的专业人才为目的。因此,可以说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对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的综合与概括。综合是指一门公选课综合了几门艺术设计类课程的内容,如《艺术设计概论》是《平面设计》、《包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课程的综合,而《基础绘画》就综合了《素描》、《色彩》和《透视》等课程。概括是指公选课不可能像专业课那样深入、详细,它只有对某些专业课程的概括与简化,才能让非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工科学生听得懂、学得进、理得透。如《中外美术简史》就是对《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课程的概括、提炼与简化。

总之,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与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源泉,而前者是对后者的综合与概括,有的课程还是对后者的一个扩展和补充,尤其是欣赏类的公选课。

5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与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关系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有利于工科学生更形象、更直观地理解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内容。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有许多是通过作品的形式来展现,作品不单有构图、有形象、有色彩,同时作品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观、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或时代精神、民族特性、风土人情等等内涵。因此,通过赏析,学生不但能感受作品给人的视觉美和艺术美,还能更直观、更形象地从中体会到作品背后的人文知识,便于学生对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理解。反过来,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又有助于艺术设计类公选课的学习和解读。艺术设计类专业是综合性很高的交叉学科,它需要融入美术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学生只有通过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学习,较好地掌握了一定的人文知识背景,才能更好赏析作品、读懂蕴含作品背后的内容。如艺术设计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风格,都发源于文学或哲学,如果先选修了文学或哲学方面的公选课,必然能加深对某些画派或设计风格的理解。同样,掌握了德国的历史知识,能更好地理解现代的设计的发展过程。

总之,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高校人文素质公选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有利于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的教育;另一方面,其它人文素质公选课也有利于艺术设计类公选课的学习。两者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完善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视觉化和形象化,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文字化和理论化。

6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的教学方法与考核办法

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不同于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课程,其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应有自身的特点,尽量有利于其教学目的的实现,并根据艺术设计类公选课的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由前文可知,艺术设计类公选课分为作品欣赏类、艺术史论类、知识普及类和实践体验类四种。

对于作品欣赏类公选课,应该以作品案例的分析教学为主,并通过提问的方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考核分为两部分,一是课堂里完成的对单件作品分析,二是课程结束后完成的对系列作品或者对某一作品展览的评论。

对于艺术史论类公选课,最好的方式是以故事的方式讲授美术或设计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让非专业理解和明白,并在课程结束后以综合报告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综合报告可以有PPT和论文两种形式,综合报告主要研究有关艺术设计发展过程中的某一历史片段、某一美术风格形成过程、某一艺术大师的成名之路。

对于知识普及类的公选课,在授课的过程中增加案例的讲解,通过案例来形象艺术设计的基本常识,并在课堂中以小组的形式结合选修学生的专业背景展开讨论。在课程结束后,同样以研究报告的形式为考核依据,并规定研究报告的主题应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

对于实践体验类公选课,其选修的学生人数不宜多,其教学方法自然以教师的动手示范为主,适当讲解理论,并要求学生参与到作品的制作或设计过程中,亲身体验设计乐趣。在课程结束后,通过对选修学生的制作成品或设计方案进行评价,并以此为考核依据。

总体上,艺术设计类公选课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内容上应遵循简洁、知识面广、通俗易懂的原则,并真正起到提高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的目的;教学上要以案例为主、理论为辅,并加强课堂讨论;考核办法应体现课堂学习的能动性、课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7 结语

人文素质是大学生诸多素质当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其它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对于人文氛围相对缺乏的工科院校,只有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人才。而艺术设计类专业对工科院校人文素质的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它能形成工科院校良好的人文环境,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完善工科院校的人文知识体系,并有助于开展其它人文素质教育。同时通过开设艺术设计类公选课、举行艺术性讲座、开展艺术性的校园活动、举办艺术类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实施。其中,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最主要、最常规的方式,它与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源泉,前者又是对后者的综合与概括。且艺术设计类公选课是高校人文素质公选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完善,前者是后者的视觉化和形象化,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文字化和理论化。此外,艺术设计类公选课在内容上、教学方法上和考核办法上都应有自身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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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叔子.在理工科大学生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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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启文.论艺术设计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J].探索与争鸣,2005,(9).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艺术；地域性；绘画；地理环境；理论探讨；宏观叙说；个案探讨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作为“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1］的人文地理学，以其知识交叉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该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及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绘画置于广阔的文化地理背景之下，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视点，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通过把握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进而深入认识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古代绘画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了深化研究，丰富人文地理学和绘画史的研究内容，有必要对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思考。

尽管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但是自知识分子登上专业画家的历史舞台之后，绘画的技巧和理论研究才步入轨道。自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诞生，他提出的中国绘画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和鉴赏家所遵循的原则。“六法”中“应物象形”、“传移模写”的原则使得地域环境成为画家的审美观照对象。山水画的出现使得画家不仅将外在的地理系统内化为个人创作的心灵空间，地理环境还影响了画家的文化品性、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尽管绘画的地域性问题是人文地理学现象，但对其研究的发端和深入是在美术史研究的纵深中，由美术学者来逐步进行的。故而探讨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不得不从美术史的研究中起步，纵观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

6世纪到19世纪初属于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绘画史著述成果不断出现，体现了研究者对绘画视觉性和文化性的并重。由于研究者多为收藏鉴赏家，故而撰述的著作多为画家传记和绘画作品著录，具有重记载轻论述的特点。关于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虽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既无专章论述，更无系统著录，多为画著中散见的表述，既概括简单，又缺少必要的学理阐述。

（一）对绘画风格地域性差异的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大陆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所造成的南北画风不同的认识上。以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为代表。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2］、董其昌［3］、陈继儒［4］等人先后以不确切的“南”、“北”地域之称将绘画分为“南北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宗”说的内涵，一是南北宗各家俱是写南北真景：“宋画至董源、巨然，脱尽廉纤刻画之习，然唯写江南山而相似，若海岸图必用大李将军，北方盘车骡纲必用李谷。郭河阳、黄子久专画海虞山，王书明专画苕霄山，宋时宋迪专画潇湘，各随所见，不得相混也”［5］；二是崇南抑北，推崇王维为代表的南宗绘画，贬低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绘画。此后，关于南北宗绘画的论述和争论不断出现在明清画论中：明吴宽《书画a影.跋宇宙大观集册》、明陈继儒《书画史》、明董其昌《画眼》、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沈颢《画尘》、清王时敏《西庐画跋》、清王a《染香庵画跋》、清王原祁《丽台画稿集》、清唐岱《绘事发微》、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清华琳《南宗抉秘》等。尽管南北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不是“南北宗说”探讨的核心话题，但以地域划分绘画风格并由此引发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在中国绘画史上尚属首次，其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历代画论中都有关于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影响的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米芾的《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清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等。论述中清楚表达，作为画家的生活环境和审美观照对象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绘画的题材、笔墨、构图和线条都产生了影响：“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6］ “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芒屦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战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7］

（三）地域绘画史的出现

中国较早的规模性的地域绘画研究是在五代、北宋时期。由于军事割据，客观上造成了绘画地域性强化的可能，绘画史著作打破了唐以来以京城为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中心解体、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出现了较多记载某一地区绘画活动及其发展的地区性画史，例如记载江南画院活动的《江南画录》、《江南画录拾遗》；记载中原地区绘画的《梁朝画目》、《广梁朝画目》；记载西蜀地区绘画的《广画新集》等［8］，而《益州名画录》是地区性绘画史开创时期的代表，它记载了中晚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绘画活动。著者黄修复，久居成都，精画学、富收藏，三卷本的《益州名画录》［9］记载了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五十八位画家的小传、写真和壁画创作，对画家个人风格、师承关系、时代风格、宗教绘画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考证，资料翔实可靠。此后，不断出现地域性绘画史著作：成都地区有宋代范成大的《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的《蜀名画记》、明代曹学绲摹妒裰泄慵.画苑记》。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文人的崛起画坛呈现南盛北衰，特别是富庶的江浙地区成为艺术人才的渊蔽。《吴郡丹青志》、《海虞画苑略》、《越画见闻》、《练山画征录》、《虞山画志》、《湖州竹派》、《明州画史》等都是记录江浙地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汪]之的《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按本邑、流寓、方外、闺秀分类，开地域断代画家传记之体例；福建地区的有明代徐[XC；%32%32]的《闽画记》和清代丁传的《八闽书画记》。其中，明代王a登的《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分品立传的地方画史，将生长于明代、清初尚存的吴郡画家或迁居吴门的画家共25人分门收录，对于吴中绘事之盛，他说“将无海峤精灵之气偏于东土耶？抑亦流风余韵，前沾后渍”［10］，是“为乡邦画人作传”［11］，是明代地域绘画史的代表，尽管篇幅很小，但在体例上、语言上、内容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清代陆时化随家族从越地迁往吴地，出于对两地的深厚感情，将平生所见吴、越两地的书画汇编成《吴越所见书画录》［12］，展现了吴越之地在清代富商云集、书画鉴藏之风盛行的地域风貌。清代乾隆年间鱼翼及其子辑有《海虞画苑略》，录有江苏虞山的历代画家。鱼翼文笔优美、精于鉴赏，对所记载的画家有传有评非常生动。其同里柳南居士王应奎还辑有《海虞诗苑》并将虞山的诗与画进行了比照，认为虞山之画名起自黄公望，“及观吾邑之画往往能浓而不能淡，能密而不能疏，能近而不能远。其坐病正与诗等，岂其地之山水秀丽攒簇，无虚无缥缈之观无空蒙历落之趣。故发为图绘亦囿于风气耶。然萧疏如渔山(吴历)，淡远如尊古(黄鼎)，已能自辟蹊径而能脱去吾邑故习矣”［13］敏锐地发现了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清代陶元藻的《越画见闻》收录了200多人的资料，不仅以史料丰富著称，还记载了同时代的画家相互交游的第一手资料。

以上地域绘画史研究虽然开辟了绘画史研究的新领域，但其内容多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局限性亦非常突出，也并未有意识地系统发掘地域性绘画研究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绘画史科目。

（四）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评价

明清时期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集中于绘画的地域流派。但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表述多为风格差异的描绘或评价。“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其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恽温之习渐即于纤、软、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江西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国初以来之大概也。”［14］

不同地域绘画流派评论性质，偶有注意到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如“宗派各异，南北攸分。方隅之见，非无区别。川蜀奇险，秦陇雄壮，荆湘旷阔，幽冀惨冽。金陵之派重厚，浙闽之派深刻。m州守三王，虞山遵石谷。云间元宰，新安渐师，各自传仿，吴中又遵文氏。或因地变，或为人移。体貌不同，理则是一。然而灵秀荟萃，偏于东南，自古为然。国朝六家，三m州两虞山，恽亦近在毗陵。明之文沈唐仇，则同在吴郡。元之黄王倪吴，居近邻境。何为盛必一时？盖同时同地，声气相通，不知无牙旷之知，而多他山之助，故各臻其极。”［15］，“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也。惟能学则咸归于正，不学则曰流于偏。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16］从这种关于绘画风格与南北地域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清人对绘画地域性的认识和理解。

二、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代转折

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时期，如果说此前人们对绘画地域性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绘画地域风格特征的零星表述和地域绘画的著录上，那么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中国美术研究进入现代转型期也带来了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当西方艺术风格学进入中国后，绘画史的研究中“风格”从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模式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关注风格背后所隐含的艺术自律性。“地域因素”引入绘画风格划分、演变的阐释过程，有助于理解绘画发展的内在规律。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王钧初、俞剑华等虽没有专门的地域绘画研究著述，但都在其著作中对绘画（美术）的地域性因素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将地域因素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绘画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将中国绘画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绘画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探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规律。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7］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8］对中国、希腊和埃及的美术进行了比较，力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绘画的独特之处和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各国绘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画家兼美术教育家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19］中有附文《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通过考察中国绘画的发展以及中外绘画交流，阐发中西绘画的差异。画家兼美术教育家郑午昌则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绘事考察中，多次论述绘事兴衰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当时画家之名与不名固与其阶级有关，其于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画家当时之产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寿，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陕西长安县南。刘白，新丰人，而新丰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龚宽，洛阳人，而洛阳即在今河南洛阳县。陈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陕西咸阳县东，皆黄河流域地也。虽曰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近身辇（[），成学易成名亦易。”［20］并在附录中制作了《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21］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绘画艺术有所著录。俞剑华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史》［22］中就曾有专门章节讨论绘画的传播：“中国绘画之东渡与日本画家之西来”、“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从文化地理传播角度考察绘画风格、技法的演变路线。近人对绘画地域性已不是粗略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而是从“画作―画家―地域―地域人文环境”的人地关系角度触及到了绘画地域性研究问题，这样的论述显然要比前人深刻得多。

这一时期关于限定地域绘画研究依然为地域内画作收录和画家传记资料撰写，有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家汇传》、孙振麟的《当湖历代画人传》，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罗元黼编著的《蜀画史稿》、方树梅的《滇南书画录》都属地域画史研究。其中，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收录岭南画家书家近400人生平事迹、遗作纂编成书，是岭南地区第一部历代书画人物传。地域绘画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涉及地区仅为四川、浙江、广东、云南、江苏等地。

中国绘画的南北比较依然为美术史界所重视，它为深入发现和重新认识中国绘画发展的深层动因提供了可能。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从作品的风格，画家的身份和地域来考究南北宗说的真伪性、科学性。启功［23］、童书业［24］、滕固［25］等人对南北宗论相继加以阐发，争论的焦点不在地域，但童书业在研究中将宋代以来的山水画，依据地理关系分成北派山水、南派山水两种，认为南北风土、人情、山水形态的差异，影响了绘画的技法，地理环境是决定绘画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26］

三、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停滞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绘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尽管丹纳的《艺术哲学》在60年代即已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但是受学术交流偏向苏联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激批判，使得对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停滞，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无人问津亦没有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了南北宗话题的讨论，启功先生、郑秉珊先生、俞剑华先生、童书业先生、徐仁涛先生、徐复观先生等对南北宗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史料的取材更加广泛，但多是从社会学、文学、思想等多方面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期，童书业又撰写专著《南画研究》［27］进一步阐释了南北画风不同的成因。

二是对绘画地域流派的研究集中在黄山画派、上海画派、扬州八怪、吴门四家、金陵八家等，但是论文数量很少，总计约20多篇［28］，且研究主要围绕绘画风格、语言等进行。

三是地域绘画著作主要有江梵众、陈蓉峰编撰的《清代蜀中画家传略》、顾麟文编《扬州八家史料》［29］，均属地域绘画史料整理性质。

四、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崭新阶段――学科交叉与融合

第四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始于结束，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美术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文化地理学者也将绘画作为反映人地关系的载体而进入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绩在多学科的视角中也远过于前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充分地揭示出古代绘画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时间和空间共同观照的研究，充分展现古代绘画创作风格以南北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

二是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地域差异造成的绘画形态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地域绘画发展的不平衡性。绘画史的写作从地域的角度阐释，在研究对象地域空间范围限定的条件下，探讨绘画的整体风貌和艺术风格，成为撰史的新思路。

三是同时拓展了中国古代绘画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领域。绘画和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交叉的研究，视角的扩大，使得绘画的地域特征与发展，绘画与地域自然环境，绘画与地域文化，地域与绘画流派，绘画与地域经济、政治等内容，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既带来了古代绘画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填补了文化地理学的空白。

如果将这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两种类型。

（一）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

对我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而出现的。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30］金先生较早倡导“文艺地域学”，其论述切中时弊，指出了当时文艺研究的不足，是新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宣言性文章，它为之后我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启迪。

1991年单鹏飞、王伟发表《地理环境与艺术风格》［31］一文。他们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直接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水土）和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背景……）等的控制，因此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艺术作品不同风格、流派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建筑、绘画、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研究的目的是“益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对正在开展的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1993年，地理学者张步天在其著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32］中撰写“历史文艺地理”一章，其中“美术文化的时空分布”专题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流派与门类的地域特征、地理分布、区域差异及美术家籍贯分布等方面作了分析与统计，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从理论思考、资料梳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作了探索，文化地理理念进入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视野，绘画作为文化要素，其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就此展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地理学理论视角展开的探讨，使得绘画的地域性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进入21世纪，黄骏发表《关于艺术“地域性”的札记》［33］一文。他提出，地域性是贯穿在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现实。地域与创作活动的复杂联系体现在区域性的地理风貌和区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对创作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上。最为根本的限定性来自区域性的绘画传统。作者提出绘画地域性的内涵是：传统、风格、画家群、交易等等。绘画地域性的研究应关注：地域差异、画家的身份差异和地域情境。文章首次明确将“地域性”一词引入艺术史的研究中，对绘画的地域性探讨进一步深化。该文作为“札记”虽篇幅短小，未作过多展开，但其中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具体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胡兆量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34］在“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中探讨了中国画风的区域差异，内容包括：国画的意境美，绘画与环境，画风的南北差异和地域性画派。从历史地理角度横向地比较了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初步探讨了产生绘画风格差异的地域因素。2004年，刘海涛、王兴平发表了《浅谈美术地理的地域空间性》［35］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的地域性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论说，并首次提出了“美术地理学”概念。他们认为，“美术地理学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美术和地理环境、地理景观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用地理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术作品的形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区域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以及美术作品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36］美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美术的地域性横向研究、地域性纵向研究、地域空间的扩散性研究三个方面。该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搭建了平台。周尚意等的《文化地理学》［37］内有专门“艺术地理”一节，其中有一小节论述美术地理中的“绘画的区域差异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就绘画的区域性差异和地域分布进行了探讨。

其后，何鑫和郭建平先后发表了《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和《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两篇论文，明确了从地域绘画作为学科建构角度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出探讨。《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一文认为，学术界对美术地理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简单的地理描述阶段，并将之用以辅助说明美术发展进程，其性质与目的是历史的而不是地理的，也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而与美术史及其它学科一同揭示美术规律。美术地理学“属于美术学范畴,是美术基础理论中若干独立学科之一,同时又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性质。”［38］，美术地理学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与完善,另一方面他又在视觉艺术文化领域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平台。”历史美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四个分支：历史美术地理通论、断代美术地理、区域历史美术地理、专题历史美术地理。论文还就历史美术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以及进行历史美术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等诸方面作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作为美术主要门类之一的绘画，此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构建了学科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39］一文，从地域自然因素和地域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古代绘画史地域性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视角。以往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只注重史的纵向发展，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缺乏系统地域性或地域风格的横向对比基础上的纵向分析。在研究中要援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如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社会人类学等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域”概念把握的难度和划分的模糊，如何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共同把握是进一步探讨的难点。

针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状，付阳华在其《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40］一文中，指出地域美术史的研究仅仅就画家研究画家、就画派研究画派、就风格研究风格都是远远不够的，发掘其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貌，探究其地域性美术渊源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地域美术史撰写和研究的梳理，尤其是以《北京美术史》为个案的分析，探讨了地域美术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美术的地域特征、地域性美术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的探索与论证引起了更多专家的注意，使得全国各地美术地域性的联系和差异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

（二）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

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古代绘画的宏观性论说，探讨不同地域空间绘画的纵向发展，以及不同地理环境对绘画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及相关问题的论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绘画在这一维度产出成果较多，体现了研究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三类内容：

一是地域美术史研究中的地域绘画史研究。地域绘画著作的研究多以一级行政区域为主体单位，且多包含在地方美术研究中，其中研究台湾地区起步较早，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相继出版了《台湾美术简史》［41］、《台湾美术发展史论》［42］。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域美术史不断问世，地域绘画的内容亦包含其中：《广东美术史》［43］、《洛都美术史迹》［44］、《艺术》［45］、《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6］、《楚艺术史》［47］、《东北艺术史》［48］、《云南艺术史》［49］、《云南民族美术概论》［50］等。一些少数民族美术著作，收录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绘画，如《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51］、《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52］、《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53］等。林永发、林胜贤的《台湾美术地方发展史全集》［54］、徐昌酪的《上海美术志》［55］，王震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56］，邵学海的《长江流域美术史》［57］，卢禹舜主编《黑龙江美术发展简史研究》［58］；高卉民主编《黑龙江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59］，张亚莎的《美术史》［60］，《云南民族美术史》［61］，李福顺的《北京美术史》［62］，张德录的《山西美术史》［63］等。地域绘画史著作有：《岭南近人画人传略》［64］、《绘画史》［65］、梁桂元著《闽画史稿》［66］，陈滢的《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67］、朱万章的《顺德书画艺术》［68］。这些著作力求通过对地域长时段绘画史的梳理，进行地域绘画的纵向研究，解析地域因素对绘画的影响。

《北京美术史》可作为这一类著作的代表。该书基于地域文化史的范畴，不仅探讨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于北京的，同时也关注北京的美术是如何获得地域文化属性的。从北京地域文化动态构造与静态构造综合特征的阐释，揭示北京美术发展的线索、不同时期的性状，进而揭示其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这一著作最显著之处在于致力于分析美术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北京美术演变的文脉，为地域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北京绘画的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元明清时期北京绘画宫廷性、交流性和融合性的地域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长江流域美术史》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出长江流域美术与黄河流域美术互为连锁的流变线索，《楚艺术史》则通过认识楚文化圈与北方中原文化圈、西北秦文化圈的迥然不同，述写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500多年间中国南方主要艺术风格的历史。这些地域美术史的写作为后来者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树立了学术范式。但地域绘画史成果不多，且尚未脱离绘画史的撰述和研究模式。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69］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具体地域空间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十八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地域经济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陈永怡的《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70］将敏锐的学术触角伸向地域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的关系这一特殊基点，深入探讨了地域经济生活对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力，将绘画风格变迁置于地域经济空间的角度进行考察。王祖龙的《楚美术观念与形态》［71］特别突出了地域文化观念对造型艺术形态以及语言表达特征可能造成的影响，跳出了以传统庄屈美学阐释楚美术事象的窠臼。这些著作均属地域绘画纵向性研究的代表，是在限定性地域空间内，考察美术（包括绘画）的流变及其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美术史》(十一卷，王朝闻总主编，2000年)在“具有美学史的性质，突出了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思路”［72］之同时，还贯穿了较强的地理空间意识，如《明代卷》中亦注重按不同地理区域分析不同地域绘画流派风格的撰写方式。

二是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以吴门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松江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黄山画派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都取得较多成果。针对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地域绘画流派所做的研究均有专著成果，并且还挖掘出新的地域绘画流派，如京江画派［73］。这其中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地域绘画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扬州八怪”的各种公开出版社的专论和专著达到400多种。出现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如对明代“吴门画派”和清代“扬州八怪”、“新安画派”等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安徽的“纪念渐江大师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派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这些都是以地域绘画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论文集。不过这些研究多承袭地域绘画作品和地域绘画史的思路，仅从地域空间上限定所讨论的范围和个人，对这一空间所赋予绘画的意义还讨论得不够深入，未能自觉地以地域绘画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是触及了某些地域绘画研究的问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自觉性。

三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谭天《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中问题与对策――以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为个案》、付阳华《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美术之友》、赵启斌《“京江画派”的绘画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上下)》、王祖龙《丹磨色美夸原质――楚绘画的艺术史意义》、薛正昌《贺兰山岩画文化》、肖屏《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李涵《论吴地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郑为人《京江画派与京口隐逸文化》、陈龙海《楚艺术的线性特征及其文化基因》、苏晓丽《浅谈地域文化对年画的影响》、张尹《陕南自然物象视觉图式化管见》、郭薇《外师造化――北方地域特征与北派山水画创作的关系》、徐莉萍《水与绘画艺术》、尚辉《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孟宪平《地域因素与画分南北》、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国古代绘画》、顾泽旭《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宋文翔《试论地域性因素在云南美术发展中的主导性》、谢丽君《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施建中的《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安毅《五代敦煌与中原间的画稿交往》、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等等。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古代绘画整体性风格的述说，这主要体现在赵启斌、李薇薇、王祖龙、薛正昌、肖屏、李涵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不同地域绘画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何鑫、孟宪平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地域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郭薇、张尹、徐莉萍、尚辉、苏晓丽、郑为人、陈龙海、顾泽旭、郭建平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分布以及与绘画风格的研究，其体现在费省、施建中等人的论文中；五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绘画地域性个案的具体考察，体现在谭天、付阳华、何鑫、郭建平、郭薇、何力等人的论文中。此外还有对绘画样式的地理传播、画家空间游历与画风、地域政治对地域绘画的影响等的研究。这些探讨，大都持之有据、视野开阔，显示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启发性。以下试举几例：

在对地理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研究方面，尚辉的《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74］一文从区域地貌客体入手，着重强调了区域地貌的某些客体形象特征对中国山水画史变迁、运动和发展所起到的先导性影响，提出中国南北派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与中国南北自然地理概貌相统一；同一地域画家对客体审美特征的挖掘，使得特定视觉效应下的造型特征不仅成为画家再创造的对象，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个性主体的附着物；地域性的造型特征被画家们敏锐发现并反复表现之后，也阻碍了画家新风格的产生，对其突破源于对自然的新鲜感受和新的发现。该文对绘画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的探讨从以往概念化和表面化的研究推向了更细致的研究。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75］通过对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分析，提出其绘画风格的变化既有画理的因素，又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更有取景角度转换的地域因素。南宋画院位于环山的西湖之畔，客观上限制了马远的视野，不允许他作远观式全景描述，只能作俯身近观的边角构思。文章细致地探讨了客观地理环境与画家写实原则下的造景关系。

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与绘画内在关系的研究中，施建中《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76］一文认为，五代时期花鸟画“富贵”和“野逸”风格的划分与画家的地籍分异密切相关，与画家身份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避居蜀地者，多遗臣、贵族，故画风受唐代宫廷绘画影响较深，呈现艳丽之风。流向南唐者少有贵族而多为小吏、庶族，故绘画多具平民气息，呈现野逸之风。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地域文化与绘画发展关系方面，谢丽君在《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77］一文中考察了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思想品格、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从艺道路、绘画理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文章史料翔实，对地域文化之于绘画影响的元素梳理得极为清晰，显示出将绘画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贯通的功力。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顾泽旭的《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

在研究画家游历与绘画风格的讨论中，郭建平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78］中认为绘画离不开画家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更与他们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基于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的境况，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因此艺术史上的画家的交谊现象，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影响。作者通过画家交往空间和绘画风格的具体考察，揭示了绘画艺术流变的空间因素，视角颇为独特。

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绘画与地域环境关系个案的具体考察，是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其中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79］的研究极具代表性。该文以五代宋初时期为时间段限，着重分析了历史地理对此时中国山水画风格流派分异的影响及具体促异方式，阐释了地理要素在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研究因其地域角度探讨的深入而具有学术示范意义。

从既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地域空间的范围界定不统一，有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地域范围的，也有以较大地理单元为地域范围的。这种对地域空间范围不科学的界定，会造成叙述的不连贯性。

二是不平衡现象醒目。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现象，已有的成果主要包括台湾、广东、洛阳、北京、上海、山西、、新疆、湖北、云南、黑龙江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从较大的地域分布来看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尚有诸多地理单元未曾涉及。从研究内容来看，地域绘画研究以绘画地域性的纵向研究居多，或为地域美术史中的绘画史，或为限定地域的专门绘画史。

三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而言，对地域画家的研究只停留在单一静止的层面上，注重画家籍贯和出生地与其性格气质的关系，缺少流动性与整合性，忽略画家游历之地的文化地理对艺术创作的综合影响。即便是从籍贯和出生地去探讨画家的风格特征和绘画发展的规律，也仅仅是展开部分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部分著名画家都有过离乡求学、仕宦、贬谪、隐居、游历、交友的经历，异域他乡的地理环境、人生经历与地域空间的互动、画家艺术创作的交流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空间背景。因此，从绘画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中寻求不同地域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古代绘画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故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画家们的必修课目，对于空间流动性较大的画家，定量定性分析其画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实属不易，深入分析其空间行迹与绘画创作的关系，综合解析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画家创作心理、审美趣味、艺术风格的影响亦属艰难。而目前地域绘画史的撰写中就明显存在着对画家进行切割式分段介绍的现象。

四是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地域绘画史以及少数地域绘画比较研究之外，至今尚无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理论专著问世，对地域绘画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诸多所谓的地域绘画研究不过是中国绘画史的细化。尽管建立美术地理学的呼声不时响起，但依然未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意识，在研究方法上亦缺少创新。（责任编辑：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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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gional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ZHANG Kai

(1. Research Centr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

Society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Area, Xi'an, Shanxi 710062;

2.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xi 710021)

Abstract:The regional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is an artistic, historical,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From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to contemporary times, researches upon this field mainly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6th century to 19th century, regional nature of painting had not been recognized cognized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from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o 1940s, "regional factor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exerted much impact upon painting styles. Thirdly,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e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riticizing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ism" brought a stop on the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ting and geography. Fourthly, since 1980s, with disciplines 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ancient painting researches present to be various and abundant, which bridge a gap in geography.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5篇

1、情趣寄寓

绘画艺术创作是以审美方式反映生活的,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而表现出来,是为情趣寄寓。 绘画是一种精神性极强的艺术,绘画艺术创作中内在体现出极强的思想性及它与物质世界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以物质为基础,又升华为一定的精神,因而最为贴近艺术的本质。综观中西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它发展的道路上,有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它发展的方向,这个牵引力使得艺术发展的始终不偏不倚的朝着它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拥有巨大“魔力”的无形指挥便是“精神思想”。 中国绘画艺术的流派众多,名师辈出,技法风格层出不穷,精神性也就自然非常的强。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美学观和美术观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造型艺术的政教价值,唐代的张彦远指出美术具有教化的功用。总结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并且还对美术作品在教化方面的优长与其他的教育手段做了比较:“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或多或少也在说着艺术的精神性作用。

在情趣寄寓方面中国画精神性的最大体现就是用笔。 中国画用笔的核心问题笔力是有书法奠定的一种美学要求。古代南朝齐的谢赫的<<六法论>>中的第二法“骨法用笔”就要求笔画的组织精练而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对象,抒发作者的感受。 中国画的用笔有很多要求,除了讲求笔力之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要求是气韵表现,丰富变化,与情趣寄寓。气韵是魏晋时代品评人物风气度韵的略称,是人的内在精神因素的向外展露,被引用来作为品画的标准。一笔下纸要有变化,还要顾盼生情,交映成趣,这便是用笔及用墨的情趣要求。情调是画家喜怒哀乐的情感色彩,趣味是指画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情趣。因此,用笔和用墨包含着浓厚的精神性和抒情性。 中国画用笔的讲究是中国画技法的核心,也是中国画本质的一种基因。用笔是造型的基础,不仅要能正确精确的描绘对象,还要有对象自身的“骨气”(见注释1)。气韵和神采的意义相差无几,要求画家在创作前先要存想于心,即所谓“意在笔先”,下笔要能产生神采气韵,是 “象应神全”,形象的准备和神采的完备,都要靠用笔。

2。以画写意

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性在中国画的创作体现在造型,用色,构图,题材等等许多方面。通过一定的画面内容来表达一定的意境意义,来体现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观。也就是我们说的“以画写意”。 首先,中国画的造型具有平面性,装饰性,意象性等特点,其中意象性和装饰性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装饰性就是作者运用想象力对物象进行加工概括变形美化,使之既有物象的客观依据,更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意象性也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装饰性的主观更极端化,造型更图案化,意象性则包含一种自然真实的愿望,使中国画摆脱工艺装饰的阴影。顾恺之就提出“以形写神”的造型要求,使形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重视。正确的写形,才能正确的传神,成为意象性造型的重要法则。中国绘画传统,以“神形兼备”为皈依,重在抒发主体精神。绘画强调"以形与神,形神兼备",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神韵的传达等创作思想,正是认识得了艺术创作中"造型"与"传神"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绘画创作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画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由表及里地强调对精神特征的理解,通过画家的主观精神因素,包括修养、品德、秉性等,与客观世界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内涵的美的形象和境界。中国画具有浓厚的精神性。精神指导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绘画艺术极其追求内心思想的表达和体现。而这种充分体现精神性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以及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对艺术家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宋代的文人写意画的“意”其中就包含着对象的精神或气韵,同时投入作者的精神,赋予物象某种意义使有内蕴。如文同的<<墨竹轴>>画面着意于描写受到某种自然环境约束,因而弯曲生长的竹子,如何顽强的坚持向上发展,这是竹子的真实生存活力和作者所想表现的人格力量的高度统一。

其次来看中国绘画的用色。 我们以曾鲸的<<王时敏小像>>为例来讨论。充分体现了谢赫“六法”之一 “随类赋彩”的类型化,意象化,装饰化和平面化特色,几个颜色完全平涂的排成平面构成关系,只在脸部略加晕染,表明他只重视人物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实体。平面简淡的造型与色彩,把物质性表现降低到不能在低的程度,以突出精神性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用色的精神性表现。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画在用色上还尤为喜用墨色。它正好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儒。道。佛的一些哲学观念,由具备这些哲学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画家反映到了“文人画”里。 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作为艺术创作“游于艺”的前提,他游于艺的人生活动,都建筑在与“仁”的基础上。中国山水画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上也包含着“仁”的价值观念。山水画包含着中国古人人格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绘画艺术,也必然是具有极其浓厚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孕育产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巨大,而只用墨色画山水最能体现道家的哲学思想观念。老子以“玄”形容微妙而深奥的哲学道理。“玄”在道家学说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墨色一统天下的权威影响力。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目盲”,主张“见素抱朴”只用一种墨色而使五色抽象起来, 不同色阶的墨色,可以代表各种色彩的意义而存在,既足以表现物象,又不违背朴素之美,是臻于自然的最高艺术品位。他又强调“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境界,静的意境由“玄”色来体现最为恰当,因为“玄”被引申为深沉静默。同时道家又讲究恬淡的修养,《庄子 天道篇》谓之:“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万物之本。”静和淡是相连的,宁静的黑色没有众彩的热闹刺激眩人眼目,便显得恬淡。所以,把多彩的绚烂之极归为单一墨色的恬淡,再加上虚静和朴素,便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创作本质的哲理性飞升。 先秦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绘画艺术创作的主要指导和制约因素。首先是它所主张的艺术无用论,同善的,仁的,礼的使用论虽然是相矛盾,但都传播给后人,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画家个人,拥有相互矛盾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承认绘画艺术的积极社 会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将绘画艺术视为一种不值得一提的雕虫小技,画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古代文人士大夫既爱画画,又耻以为业的心态,使得他们将画画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的消遣,极少以百分百的热情到绘画创作中去,即使有闲情逸致,也都始终受制于之前思想上的束缚,循规蹈矩。先秦美学思想中对善,仁,礼的观念同时也融合在以儒家学说为首的文化传统中,这些思想为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而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主体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主要的接受者,当然他们也就非常自觉的在绘画创作中贯彻这种精神。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 想,于是欣赏自然美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想主题。而同时他们对五色的否定和对朴素的提倡,以及虚静恬淡的哲学修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家对工笔重彩的轻视和对水墨写意画的偏爱。以墨为唯一色彩的水墨写意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主体文化中儒学,道学,佛学的一些哲学观念。 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热闹非凡的“百家争鸣”的现象。有着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家们相继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公诸于世。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孕育了中国古代人,无论是文人抑或是普通的民众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留下了思想家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不断的影响着他们以及他们后来的人们。这种思想影子也成为他们行人的基本准则和依据。绘画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付诸于物质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思想和观念,于是也就成就了其作品的思想性。由上述道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中,我们就已经可以有所了解了。 再看看佛教。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以禅宗为最大,它是中国化了的宗派,易为文人士大夫所信仰。中国画的墨色观念和造型上所遵循的“不似之似”的观念以及空白的构图观念,就都体现了禅宗的影响。“禅”在修养上很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不是没有“相”,什么都不用画了。《六祖法宝坛经》解释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和“相”保持着一种乍合乍离的辨证关系,但关键在“离相”。“禅”意译为“静虑”,而“离相”则能体现“静虑”,不必为“相”所扰。

用单一的墨色图绘万物色相,是对于色彩的抽象。历史上所谓的“禅画”与中国的文人画有相通的地方,它在墨色,造型与构图上的观念后来和文人画汇流,共同促成了水墨写意画的诞生。而最能证明水墨画先驱们受道家等思想观念影响的是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状态。张彦远就曾总结说到:“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也是从道家观念出发,认为色彩过多,描写过于写实谨细,于是就不自然。 …… 第三谈谈构图。中国画在构图上包括九个方面的因素:布势(也叫布局或者章 法,经营位置),气脉,开合,藏露,空白虚实,边角处理,穿插,题款押章,卷轴。中国画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许多空白没画。在中国画里,画到的地方一般称为实,没画的地方称为虚,虚表现为空白。空白不仅是色彩问题,还是某些具体事物的意象,还具有无限的精神容量。而当中的题款和图章中的闲章是中国画精神性的又一表现。 最后说到的题材就更加明显的体现着绘画在中国画家中投射出来的精神性因素。无论宗教题材,世俗生活,自然景观,花鸟虫鱼兽……都体现的是画家的某种精神意志,借画面来表达某种思想内容,抒发某种思想感情,都蕴涵有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 东晋的顾恺之明确的提出了绘画表现对象的要求,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呆迁想妙得也。”在这点上他继承了战国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特别注重的是人物画的“传神”,他把对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到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南朝谢赫“六法”的产生以及古代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了绘画艺术的思想继承性和深远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就如谢赫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基本品评标准,时至今日,六法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随类赋彩”它体现的是一种类型化的用色。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脱胎于传统悠久而深厚的工艺装饰艺术。它为了保持纹样的统一性,色彩运用就必须保持类型化。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牢固的思想意识与欣赏习惯。南朝的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会虚无之道。但他提出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创作构思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有感于物而在内心一起反响,激起创作激情则充分表明了他的审美意识。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想象活动,这种对情致和已经创造的领略,无疑和后世追求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也就充分显示出艺术创作思想上的继承性。

  西晋陆机认为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张彦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种“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的艺术观,构成了中国美术创作的核心思想,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批判孔子的道德规范,鼓吹精神自由,从而使求超脱,任自然的道家意识与重礼法、讲伦理的儒家思想形成了密切的互补关系。体现在美术创作上则是松动了艺术与政教的直接的从属关系。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之后,以儒立身,以道养生,在艺术创作中强调“畅神”,鼓吹“媚道”,推崇“超逸”,标榜“清高”,进一步把美术从单一的教育功能中解放出来,逐步演变为画家陶情怡性,抒怀言志,即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张彦远在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肯定了绘画的“怡悦性情”的一面。宋代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更在创作实上推进了这一创作倾向。元代倪瓒,在创作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这种艺术思想使绘画创 作的主观出发点,以及艺术观念、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美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和主观表现被进一步强化,在形、神关系上更注重神韵的追求,并将绘画演变成一种诗、书、画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的绘画艺术创作一向渗透着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思想意识,形成了特有的概念与规范。 中国绘画的“情趣寄寓”和“以画写意”都体现了绘画的精神性特质。 任何形式的绘画艺术的创作中,都有与这一创作意念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这里的“意念”就是我所说的绘画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为了展示于人前,所以就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反言之, 即是说艺术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18世纪的欧洲着名的美术史论家文克尔曼就曾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讨论,虽然是相当的模糊和不深入。而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史学家黑格尔把作为艺术表现内容的精神因素做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这一点,充分肯定和明确了艺术的最高追求。一方面从精神不断寻求适合表现的艺术形式出发,一方面又强调形式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就这样从辨证的角度出发,寻找精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满融合。“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见注释2)。 中国画传统强调人品、画品,实质上是重视人文精神。“人品不高,落墨无 法”成为一种传统话语的准绳。它究意有无道理?不好作答。不过,传统中国画都是将画需立品放在前面的。潘天寿说:“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见注释3)。黄宾虹说:“笔墨精神,万古不移”(见注释4)都是在强调画背后的东西。画不只是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传统是十分“人”“文”化的传统,也是十分人格化的传统。“物皆着我之色彩”(见注释5)。不是说人伦,便是讲文化,中国画传统以教化人生为旨归。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所描绘的历史故事,是人伦道德操守的直接教化,宋郭熙《早春图》(图3)所刻画的早春山水也是间接的在讴歌造化时象征一种崇高博大的精神力量, 其精神力量也有将自然人格化的意味。

中国画中的文人写意画则尤然,画“四君子”、画松柏、画萱草,画什么都有所寄托和象征,使所画之物品与作画者理想中之人格相胶合,为之标榜。

注释:

1、包含“骨”“气”两个含义。”骨”是形象的物质因素,”气”是形象的精神因素。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书谱》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3、《听天阁画谈随笔》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1版

4、《黄宾虹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5、《人间词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着 《中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2、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着 《外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3、郭晓川着 《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6篇

1、情趣寄寓

绘画艺术创作是以审美方式反映生活的,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而表现出来,是为情趣寄寓。 绘画是一种精神性极强的艺术,绘画艺术创作中内在体现出极强的思想性及它与物质世界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以物质为基础,又升华为一定的精神,因而最为贴近艺术的本质。综观中西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它发展的道路上,有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它发展的方向,这个牵引力使得艺术发展的始终不偏不倚的朝着它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拥有巨大“魔力”的无形指挥便是“精神思想”。 中国绘画艺术的流派众多,名师辈出,技法风格层出不穷,精神性也就自然非常的强。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美学观和美术观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造型艺术的政教价值,唐代的张彦远指出美术具有教化的功用。总结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并且还对美术作品在教化方面的优长与其他的教育手段做了比较:“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或多或少也在说着艺术的精神性作用。

在情趣寄寓方面中国画精神性的最大体现就是用笔。 中国画用笔的核心问题笔力是有书法奠定的一种美学要求。古代南朝齐的谢赫的<<六法论>>中的第二法“骨法用笔”就要求笔画的组织精练而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对象,抒发作者的感受。 中国画的用笔有很多要求,除了讲求笔力之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要求是气韵表现,丰富变化,与情趣寄寓。气韵是魏晋时代品评人物风气度韵的略称,是人的内在精神因素的向外展露,被引用来作为品画的标准。一笔下纸要有变化,还要顾盼生情,交映成趣,这便是用笔及用墨的情趣要求。情调是画家喜怒哀乐的情感色彩,趣味是指画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情趣。因此,用笔和用墨包含着浓厚的精神性和抒情性。 中国画用笔的讲究是中国画技法的核心,也是中国画本质的一种基因。用笔是造型的基础,不仅要能正确精确的描绘对象,还要有对象自身的“骨气”(见注释1)。气韵和神采的意义相差无几,要求画家在创作前先要存想于心,即所谓“意在笔先”,下笔要能产生神采气韵,是 “象应神全”,形象的准备和神采的完备,都要靠用笔。

2。以画写意

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性在中国画的创作体现在造型,用色,构图,题材等等许多方面。通过一定的画面内容来表达一定的意境意义,来体现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观。也就是我们说的“以画写意”。 首先,中国画的造型具有平面性,装饰性,意象性等特点,其中意象性和装饰性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装饰性就是作者运用想象力对物象进行加工概括变形美化,使之既有物象的客观依据,更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意象性也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装饰性的主观更极端化,造型更图案化,意象性则包含一种自然真实的愿望,使中国画摆脱工艺装饰的阴影。顾恺之就提出“以形写神”的造型要求,使形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重视。正确的写形,才能正确的传神,成为意象性造型的重要法则。中国绘画传统,以“神形兼备”为皈依,重在抒发主体精神。绘画强调"以形与神,形神兼备",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神韵的传达等创作思想,正是认识得了艺术创作中"造型"与"传神"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绘画创作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画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由表及里地强调对精神特征的理解,通过画家的主观精神因素,包括修养、品德、秉性等,与客观世界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内涵的美的形象和境界。中国画具有浓厚的精神性。精神指导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绘画艺术极其追求内心思想的表达和体现。而这种充分体现精神性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以及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对艺术家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宋代的文人写意画的“意”其中就包含着对象的精神或气韵,同时投入作者的精神,赋予物象某种意义使有内蕴。如文同的<<墨竹轴>>画面着意于描写受到某种自然环境约束,因而弯曲生长的竹子,如何顽强的坚持向上发展,这是竹子的真实生存活力和作者所想表现的人格力量的高度统一。

其次来看中国绘画的用色。 我们以曾鲸的<<王时敏小像>>为例来讨论。充分体现了谢赫“六法”之一 “随类赋彩”的类型化,意象化,装饰化和平面化特色,几个颜色完全平涂的排成平面构成关系,只在脸部略加晕染,表明他只重视人物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实体。平面简淡的造型与色彩,把物质性表现降低到不能在低的程度,以突出精神性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用色的精神性表现。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画在用色上还尤为喜用墨色。它正好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儒。道。佛的一些哲学观念,由具备这些哲学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画家反映到了“文人画”里。 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作为艺术创作“游于艺”的前提,他游于艺的人生活动,都建筑在与“仁”的基础上。中国山水画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上也包含着“仁”的价值观念。山水画包含着中国古人人格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绘画艺术,也必然是具有极其浓厚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孕育产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巨大,而只用墨色画山水最能体现道家的哲学思想观念。老子以“玄”形容微妙而深奥的哲学道理。“玄”在道家学说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墨色一统天下的权威影响力。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目盲”,主张“见素抱朴”只用一种墨色而使五色抽象起来, 不同色阶的墨色,可以代表各种色彩的意义而存在,既足以表现物象,又不违背朴素之美,是臻于自然的最高艺术品位。他又强调“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境界,静的意境由“玄”色来体现最为恰当,因为“玄”被引申为深沉静默。同时道家又讲究恬淡的修养,《庄子 天道篇》谓之:“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万物之本。”静和淡是相连的,宁静的黑色没有众彩的热闹刺激眩人眼目,便显得恬淡。所以,把多彩的绚烂之极归为单一墨色的恬淡,再加上虚静和朴素,便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创作本质的哲理性飞升。 先秦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绘画艺术创作的主要指导和制约因素。首先是它所主张的艺术无用论,同善的,仁的,礼的使用论虽然是相矛盾,但都传播给后人,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画家个人,拥有相互矛盾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承认绘画艺术的积极社 会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将绘画艺术视为一种不值得一提的雕虫小技,画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古代文人士大夫既爱画画,又耻以为业的心态,使得他们将画画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的消遣,极少以百分百的热情到绘画创作中去,即使有闲情逸致,也都始终受制于之前思想上的束缚,循规蹈矩。先秦美学思想中对善,仁,礼的观念同时也融合在以儒家学说为首的文化传统中,这些思想为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而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主体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主要的接受者,当然他们也就非常自觉的在绘画创作中贯彻这种精神。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 想,于是欣赏自然美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想主题。而同时他们对五色的否定和对朴素的提倡,以及虚静恬淡的哲学修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家对工笔重彩的轻视和对水墨写意画的偏爱。以墨为唯一色彩的水墨写意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主体文化中儒学,道学,佛学的一些哲学观念。 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热闹非凡的“百家争鸣”的现象。有着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家们相继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公诸于世。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孕育了中国古代人,无论是文人抑或是普通的民众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留下了思想家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不断的影响着他们以及他们后来的人们。这种思想影子也成为他们行人的基本准则和依据。绘画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付诸于物质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思想和观念,于是也就成就了其作品的思想性。由上述道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中,我们就已经可以有所了解了。 再看看佛教。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以禅宗为最大,它是中国化了的宗派,易为文人士大夫所信仰。中国画的墨色观念和造型上所遵循的“不似之似”的观念以及空白的构图观念,就都体现了禅宗的影响。“禅”在修养上很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不是没有“相”,什么都不用画了。《六祖法宝坛经》解释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和“相”保持着一种乍合乍离的辨证关系,但关键在“离相”。“禅”意译为“静虑”,而“离相”则能体现“静虑”,不必为“相”所扰。

用单一的墨色图绘万物色相,是对于色彩的抽象。历史上所谓的“禅画”与中国的文人画有相通的地方,它在墨色,造型与构图上的观念后来和文人画汇流,共同促成了水墨写意画的诞生。而最能证明水墨画先驱们受道家等思想观念影响的是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状态。张彦远就曾总结说到:“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也是从道家观念出发,认为色彩过多,描写过于写实谨细,于是就不自然。 …… 第三谈谈构图。中国画在构图上包括九个方面的因素:布势(也叫布局或者章 法,经营位置),气脉,开合,藏露,空白虚实,边角处理,穿插,题款押章,卷轴。中国画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许多空白没画。在中国画里,画到的地方一般称为实,没画的地方称为虚,虚表现为空白。空白不仅是色彩问题,还是某些具体事物的意象,还具有无限的精神容量。而当中的题款和图章中的闲章是中国画精神性的又一表现。 最后说到的题材就更加明显的体现着绘画在中国画家中投射出来的精神性因素。无论宗教题材,世俗生活,自然景观,花鸟虫鱼兽……都体现的是画家的某种精神意志,借画面来表达某种思想内容,抒发某种思想感情,都蕴涵有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 东晋的顾恺之明确的提出了绘画表现对象的要求,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呆迁想妙得也。”在这点上他继承了战国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特别注重的是人物画的“传神”,他把对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到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南朝谢赫“六法”的产生以及古代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了绘画艺术的思想继承性和深远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就如谢赫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基本品评标准,时至今日,六法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随类赋彩”它体现的是一种类型化的用色。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脱胎于传统悠久而深厚的工艺装饰艺术。它为了保持纹样的统一性,色彩运用就必须保持类型化。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牢固的思想意识与欣赏习惯。南朝的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会虚无之道。但他提出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创作构思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有感于物而在内心一起反响,激起创作激情则充分表明了他的审美意识。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想象活动,这种对情致和已经创造的领略,无疑和后世追求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也就充分显示出艺术创作思想上的继承性。

  西晋陆机认为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张彦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种“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的艺术观,构成了中国美术创作的核心思想,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批判孔子的道德规范,鼓吹精神自由,从而使求超脱,任自然的道家意识与重礼法、讲伦理的儒家思想形成了密切的互补关系。体现在美术创作上则是松动了艺术与政教的直接的从属关系。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之后,以儒立身,以道养生,在艺术创作中强调“畅神”,鼓吹“媚道”,推崇“超逸”,标榜“清高”,进一步把美术从单一的教育功能中解放出来,逐步演变为画家陶情怡性,抒怀言志,即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张彦远在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肯定了绘画的“怡悦性情”的一面。宋代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更在创作实上推进了这一创作倾向。元代倪瓒,在创作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这种艺术思想使绘画创 作的主观出发点,以及艺术观念、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美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和主观表现被进一步强化,在形、神关系上更注重神韵的追求,并将绘画演变成一种诗、书、画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的绘画艺术创作一向渗透着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思想意识,形成了特有的概念与规范。 中国绘画的“情趣寄寓”和“以画写意”都体现了绘画的精神性特质。 任何形式的绘画艺术的创作中,都有与这一创作意念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这里的“意念”就是我所说的绘画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为了展示于人前,所以就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反言之, 即是说艺术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18世纪的欧洲着名的美术史论家文克尔曼就曾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讨论,虽然是相当的模糊和不深入。而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史学家黑格尔把作为艺术表现内容的精神因素做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这一点,充分肯定和明确了艺术的最高追求。一方面从精神不断寻求适合表现的艺术形式出发,一方面又强调形式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就这样从辨证的角度出发,寻找精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满融合。“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见注释2)。 中国画传统强调人品、画品,实质上是重视人文精神。“人品不高,落墨无 法”成为一种传统话语的准绳。它究意有无道理?不好作答。不过,传统中国画都是将画需立品放在前面的。潘天寿说:“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见注释3)。黄宾虹说:“笔墨精神,万古不移”(见注释4)都是在强调画背后的东西。画不只是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传统是十分“人”“文”化的传统,也是十分人格化的传统。“物皆着我之色彩”(见注释5)。不是说人伦,便是讲文化,中国画传统以教化人生为旨归。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所描绘的历史故事,是人伦道德操守的直接教化,宋郭熙《早春图》(图3)所刻画的早春山水也是间接的在讴歌造化时象征一种崇高博大的精神力量, 其精神力量也有将自然人格化的意味。

中国画中的文人写意画则尤然,画“四君子”、画松柏、画萱草,画什么都有所寄托和象征,使所画之物品与作画者理想中之人格相胶合,为之标榜。

注释:

1、包含“骨”“气”两个含义。”骨”是形象的物质因素,”气”是形象的精神因素。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书谱》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3、《听天阁画谈随笔》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1版

4、《黄宾虹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5、《人间词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着 《中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2、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着 《外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3、郭晓川着 《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7篇

1、情趣寄寓

绘画艺术创作是以审美方式反映生活的，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而表现出来，是为情趣寄寓。 绘画是一种精神性极强的艺术，绘画艺术创作中内在体现出极强的思想性及它与物质世界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以物质为基础，又升华为一定的精神，因而最为贴近艺术的本质。综观中西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它发展的道路上，有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它发展的方向，这个牵引力使得艺术发展的始终不偏不倚的朝着它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拥有巨大“魔力”的无形指挥便是“精神思想”。 中国绘画艺术的流派众多，名师辈出，技法风格层出不穷，精神性也就自然非常的强。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美学观和美术观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造型艺术的政教价值，唐代的张彦远指出美术具有教化的功用。总结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并且还对美术作品在教化方面的优长与其他的教育手段做了比较：“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或多或少也在说着艺术的精神性作用。

在情趣寄寓方面中国画精神性的最大体现就是用笔。 中国画用笔的核心问题笔力是有书法奠定的一种美学要求。古代南朝齐的谢赫的<<六法论>>中的第二法“骨法用笔”就要求笔画的组织精练而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对象，抒发作者的感受。 中国画的用笔有很多要求，除了讲求笔力之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要求是气韵表现，丰富变化，与情趣寄寓。气韵是魏晋时代品评人物风气度韵的略称，是人的内在精神因素的向外展露，被引用来作为品画的标准。一笔下纸要有变化，还要顾盼生情，交映成趣，这便是用笔及用墨的情趣要求。情调是画家喜怒哀乐的情感色彩，趣味是指画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情趣。因此，用笔和用墨包含着浓厚的精神性和抒情性。 中国画用笔的讲究是中国画技法的核心，也是中国画本质的一种基因。用笔是造型的基础，不仅要能正确精确的描绘对象，还要有对象自身的“骨气”(见注释1)。气韵和神采的意义相差无几，要求画家在创作前先要存想于心，即所谓“意在笔先”，下笔要能产生神采气韵，是 “象应神全”，形象的准备和神采的完备，都要靠用笔。

2。以画写意

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性在中国画的创作体现在造型，用色，构图，题材等等许多方面。通过一定的画面内容来表达一定的意境意义，来体现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观。也就是我们说的“以画写意”。 首先，中国画的造型具有平面性，装饰性，意象性等特点，其中意象性和装饰性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装饰性就是作者运用想象力对物象进行加工概括变形美化，使之既有物象的客观依据，更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意象性也是如此。只是相比之下，装饰性的主观更极端化，造型更图案化，意象性则包含一种自然真实的愿望，使中国画摆脱工艺装饰的阴影。顾恺之就提出“以形写神”的造型要求，使形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重视。正确的写形，才能正确的传神，成为意象性造型的重要法则。中国绘画传统，以“神形兼备”为皈依，重在抒发主体精神。绘画强调"以形与神，形神兼备"，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神韵的传达等创作思想，正是认识得了艺术创作中"造型"与"传神"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绘画创作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画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由表及里地强调对精神特征的理解，通过画家的主观精神因素，包括修养、品德、秉性等，与客观世界相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内涵的美的形象和境界。中国画具有浓厚的精神性。精神指导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绘画艺术极其追求内心思想的表达和体现。而这种充分体现精神性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底蕴，以及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对艺术家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宋代的文人写意画的“意”其中就包含着对象的精神或气韵，同时投入作者的精神，赋予物象某种意义使有内蕴。如文同的<<墨竹轴>>画面着意于描写受到某种自然环境约束，因而弯曲生长的竹子，如何顽强的坚持向上发展，这是竹子的真实生存活力和作者所想表现的人格力量的高度统一。

其次来看中国绘画的用色。 我们以曾鲸的<<王时敏小像>>为例来讨论。充分体现了谢赫“六法”之一 “随类赋彩”的类型化，意象化，装饰化和平面化特色，几个颜色完全平涂的排成平面构成关系，只在脸部略加晕染，表明他只重视人物的精神而不是物质实体。平面简淡的造型与色彩，把物质性表现降低到不能在低的程度，以突出精神性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用色的精神性表现。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画在用色上还尤为喜用墨色。它正好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主体文化儒。道。佛的一些哲学观念，由具备这些哲学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画家反映到了“文人画”里。 孔子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作为艺术创作“游于艺”的前提，他游于艺的人生活动，都建筑在与“仁”的基础上。中国山水画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上也包含着“仁”的价值观念。山水画包含着中国古人人格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绘画艺术，也必然是具有极其浓厚的思想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孕育产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巨大，而只用墨色画山水最能体现道家的哲学思想观念。老子以“玄”形容微妙而深奥的哲学道理。“玄”在道家学说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墨色一统天下的权威影响力。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目盲”，主张“见素抱朴”只用一种墨色而使五色抽象起来， 不同色阶的墨色，可以代表各种色彩的意义而存在，既足以表现物象，又不违背朴素之美，是臻于自然的最高艺术品位。他又强调“致虚极，守静笃”的哲学境界，静的意境由“玄”色来体现最为恰当，因为“玄”被引申为深沉静默。同时道家又讲究恬淡的修养，《庄子 天道篇》谓之：“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万物之本。”静和淡是相连的，宁静的黑色没有众彩的热闹刺激眩人眼目，便显得恬淡。所以，把多彩的绚烂之极归为单一墨色的恬淡，再加上虚静和朴素，便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创作本质的哲理性飞升。 先秦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绘画艺术创作的主要指导和制约因素。首先是它所主张的艺术无用论，同善的，仁的，礼的使用论虽然是相矛盾，但都传播给后人，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画家个人，拥有相互矛盾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承认绘画艺术的积极社 会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将绘画艺术视为一种不值得一提的雕虫小技，画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古代文人士大夫既爱画画，又耻以为业的心态，使得他们将画画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的消遣，极少以百分百的热情到绘画创作中去，即使有闲情逸致，也都始终受制于之前思想上的束缚，循规蹈矩。先秦美学思想中对善，仁，礼的观念同时也融合在以儒家学说为首的文化传统中，这些思想为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而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主体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主要的接受者，当然他们也就非常自觉的在绘画创作中贯彻这种精神。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于是欣赏自然美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想主题。而同时他们对五色的否定和对朴素的提倡，以及虚静恬淡的哲学修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家对工笔重彩的轻视和对水墨写意画的偏爱。以墨为唯一色彩的水墨写意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主体文化中儒学，道学，佛学的一些哲学观念。 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热闹非凡的“百家争鸣”的现象。有着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家们相继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公诸于世。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孕育了中国古代人，无论是文人抑或是普通的民众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留下了思想家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不断的影响着他们以及他们后来的人们。这种思想影子也成为他们行人的基本准则和依据。绘画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付诸于物质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思想和观念，于是也就成就了其作品的思想性。由上述道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中，我们就已经可以有所了解了。 再看看佛教。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以禅宗为最大，它是中国化了的宗派，易为文人士大夫所信仰。中国画的墨色观念和造型上所遵循的“不似之似”的观念以及空白的构图观念，就都体现了禅宗的影响。“禅”在修养上很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不是没有“相”，什么都不用画了。《六祖法宝坛经》解释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和“相”保持着一种乍合乍离的辨证关系，但关键在“离相”。“禅”意译为“静虑”，而“离相”则能体现“静虑”，不必为“相”所扰。

用单一的墨色图绘万物色相，是对于色彩的抽象。历史上所谓的“禅画”与中国的文人画有相通的地方，它在墨色，造型与构图上的观念后来和文人画汇流，共同促成了水墨写意画的诞生。而最能证明水墨画先驱们受道家等思想观念影响的是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状态。张彦远就曾总结说到：“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也是从道家观念出发，认为色彩过多，描写过于写实谨细，于是就不自然。 …… 第三谈谈构图。中国画在构图上包括九个方面的因素:布势(也叫布局或者章 法，经营位置)，气脉，开合，藏露，空白虚实，边角处理，穿插，题款押章，卷轴。中国画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许多空白没画。在中国画里，画到的地方一般称为实，没画的地方称为虚，虚表现为空白。空白不仅是色彩问题，还是某些具体事物的意象，还具有无限的精神容量。而当中的题款和图章中的闲章是中国画精神性的又一表现。 最后说到的题材就更加明显的体现着绘画在中国画家中投射出来的精神性因素。无论宗教题材，世俗生活，自然景观，花鸟虫鱼兽……都体现的是画家的某种精神意志，借画面来表达某种思想内容，抒发某种思想感情，都蕴涵有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 东晋的顾恺之明确的提出了绘画表现对象的要求，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呆迁想妙得也。”在这点上他继承了战国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特别注重的是人物画的“传神”，他把对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到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南朝谢赫“六法”的产生以及古代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了绘画艺术的思想继承性和深远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就如谢赫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成为中国传统美术的基本品评标准，时至今日，六法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随类赋彩”它体现的是一种类型化的用色。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脱胎于传统悠久而深厚的工艺装饰艺术。它为了保持纹样的统一性，色彩运用就必须保持类型化。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牢固的思想意识与欣赏习惯。南朝的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会虚无之道。但他提出的“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创作构思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有感于物而在内心一起反响，激起创作激情则充分表明了他的审美意识。他将山水画创作归于“神思”即强调艺术家的想象活动，这种对情致和已经创造的领略，无疑和后世追求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也就充分显示出艺术创作思想上的继承性。

西晋陆机认为绘画的社会功能是“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张彦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种“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的艺术观，构成了中国美术创作的核心思想，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批判孔子的道德规范，鼓吹精神自由，从而使求超脱，任自然的道家意识与重礼法、讲伦理的儒家思想形成了密切的互补关系。体现在美术创作上则是松动了艺术与政教的直接的从属关系。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之后，以儒立身，以道养生，在艺术创作中强调“畅神”，鼓吹“媚道”，推崇“超逸”，标榜“清高”，进一步把美术从单一的教育功能中解放出来，逐步演变为画家陶情怡性，抒怀言志，即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张彦远在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肯定了绘画的“怡悦性情”的一面。宋代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更在创作实上推进了这一创作倾向。元代倪瓒，在创作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这种艺术思想使绘画创 作的主观出发点，以及艺术观念、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美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和主观表现被进一步强化，在形、神关系上更注重神韵的追求，并将绘画演变成一种诗、书、画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的绘画艺术创作一向渗透着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思想意识，形成了特有的概念与规范。 中国绘画的“情趣寄寓”和“以画写意”都体现了绘画的精神性特质。 任何形式的绘画艺术的创作中，都有与这一创作意念相对应的表现形式。这里的“意念”就是我所说的绘画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为了展示于人前，所以就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反言之， 即是说艺术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18世纪的欧洲著名的美术史论家文克尔曼就曾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讨论，虽然是相当的模糊和不深入。而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史学家黑格尔把作为艺术表现内容的精神因素做了详尽而完备的阐述，他把精神因素作为艺术的唯一内容这一点，充分肯定和明确了艺术的最高追求。一方面从精神不断寻求适合表现的艺术形式出发，一方面又强调形式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就这样从辨证的角度出发，寻找精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满融合。“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见注释2）。 中国画传统强调人品、画品，实质上是重视人文精神。“人品不高，落墨无 法”成为一种传统话语的准绳。它究意有无道理？不好作答。不过，传统中国画都是将画需立品放在前面的。潘天寿说：“艺术为人类精神之食粮”（见注释3）。黄宾虹说：“笔墨精神，万古不移”（见注释4）都是在强调画背后的东西。画不只是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传统是十分“人”“文”化的传统，也是十分人格化的传统。“物皆着我之色彩”（见注释5）。不是说人伦，便是讲文化，中国画传统以教化人生为旨归。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所描绘的历史故事，是人伦道德操守的直接教化，宋郭熙《早春图》（图3）所刻画的早春山水也是间接的在讴歌造化时象征一种崇高博大的精神力量， 其精神力量也有将自然人格化的意味。

中国画中的文人写意画则尤然，画“四君子”、画松柏、画萱草，画什么都有所寄托和象征，使所画之物品与作画者理想中之人格相胶合，为之标榜。 注释:

1、包含“骨”“气”两个含义。”骨”是形象的物质因素，”气”是形象的精神因素。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书谱》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3、《听天阁画谈随笔》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1版

4、《黄宾虹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5、《人间词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 《中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2、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 《外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

3、郭晓川著 《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外国美术史教学 美术创作 教学理念

为什么要有美术史？为什么要把美术史列为美术教育的主干课程？E.H.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五版）前言中做了精彩的回答：“假如你去看电影，发现影片已经开演，往往就难以理解银幕上的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为什么……你可能会找一位友善的邻座，让他说明前面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情景表示什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这样的友善邻座……倘若你有兴趣，这就会对你有所助益……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多么生动精彩的解释。

外国美术史课较中国美术史论来说起步比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各美术院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行的美术教育体制中，存在着重视美术创作、美术技法而轻美术理论的现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作为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努力使这门课程充分发挥其功用，实现有效教学。

一、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参考坐标

美国现代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相联系的整体。教学秩序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与美术相关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将审美素养转化为美术创作的能力。外国美术史教学应该借鉴这一教育理念，为学生将来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才是外国美术史教学的终极目的。

靳尚谊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深入欧洲艺术传统的内核，冷静而科学地思考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命题，将中国写实油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肖像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油画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漫漫征途，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回望靳尚谊的艺术实践时，他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自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实现民族化最好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顾平说：“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的方法、技巧凭何借鉴？如何实现美术与不同时间文化的链接？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家一味创新，没有参照对象而少了根基，必然走向‘标新立异’；同样，没有美术史，我们也无法真正去欣赏艺术品，或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无法体味通过参照而获取的文化意味。”如果不认真学好外国美术史，就无法理解国外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其不断汲取传统的养分，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寻求“创意”的契机，择善从新，有鉴别地吸收国外新的艺术形式，汲取传统精髓，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以史为鉴把握美术发展规律

学习美术史，仿佛使学生走在阶梯上，走的越高视野越开阔，在毕业以后能够进行独立的美术创作，学会如何“阅读”视觉文化，从而建立起冷静的历史态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历史已经表明，当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符合规律性的法则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既要有个性，又要有共性；既要创新，又不能完全背弃传统；艺术创造即使是曲高和寡的，最终也应为世人所认知；再神秘和隐蔽的本质，应该诉诸可视、可触摸亦即可感知的形式；再好的观念也应该通过艺术的创造传达给他人。”这段话是外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段论述，总结了美术发展规律，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靳尚谊较早认识到中国写实油画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立足西方艺术史的内在逻辑，艰苦地深入到西方造型传统的内部世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写实绘画的基本问题。靳尚谊在饱览经典大师原作的基础上，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在体积环节上的薄弱，并找到了边线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内在渊源与线索，更加坚定了回溯西方本源的决心。如《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青年歌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正是有了靳尚谊等艺术家的担当意识与实践，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也从感性、零碎走向了理性和系统。

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大量“舶来品”来不及过滤，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毕竟形成了众多的参照系，致使外国美术史教学理念不断面临挑战，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全面把握外国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何辩证地评价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如何有选择地将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纳入美术史课程。外国美术史教学应抓住这种机遇，在广收博取的同时，甄别良莠，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外国美术，并掌握其真谛，进而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接近真理，走进更多模糊或未知的领域。

三、开发外国美术史研究空间，拓宽美术创作思维

外国美术史是以探求美术的起源、风格的演变和审美的创造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教育方式，既具有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框架，又包括美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吸收其他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情感，提升美术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学科发展迅速。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外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对美术历史、美术现象的观察，已逐步打破以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惯性视野，开始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选取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角度，将美术历史和美术现象视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展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未开发的研究空间。例如随着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考证过去已有的定论，不断刷新旧的理论体系，由传统的孤立地就某一国家、某一作者、某一作品、某一风格或某一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做出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以有机整体观念取代机械整体观念。

外国美术史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借助快速传递的信息，随时调整、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为外国美术史教学注入活力，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思维基础。

四、外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基本途径

在美术专业本科四年教学中，学生往往不会把美术史和美术表现技能联系起来。学习美术史，可以树立学生的历史观念，因为任何创作都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从中获得参照的意义。有些学生整天抱怨学艺术史枯燥，想多学绘画的技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作品发生飞跃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美术史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思路。所以，作为美术史教师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

具体到课堂教学，笔者学习借鉴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老师的美术史课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即“史――论――实践”教学法，根据当下学生的具体状况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龙圣明提出的部分学生“上课时涣散、复习时认真、考试时‘冒险’的情况”。这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很常见。对照相机、电脑的依赖，使学生平时基本不画速写，速写功夫被弱化。根据实际状况，教学中要求学生完成“绘图笔记作业”。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是在讲课和投影图片映像时，有选择地要求学生用简洁的勾勒笔法，描摹出某幅作品的构图或局部，学生作画时，教师同时讲解这幅画。每幅小构图旁边，要求他们注明画题、作者、国别、流派。课下逐一检查，也省去了每堂课的点名。下周上课时选出最好的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对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把作业保留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看，复习时过目不忘。绘图笔记作业还有一个目的是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及时做作业、交作业，这样也确保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在讲课与作业中突出画家的艺术特色和语言创造，在史与论中，同实践联系起来，点睛式地启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学习外国美术史的目的是要提升受业者的艺术实践、创作水平和创作观念，学好它必将对艺术创作有所启发。

结语

总结多年的教学体验，根据当代学生的特点，如果不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很难与时展的节拍和美术创作者的期望值相吻合，尤其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外国美术史教学更具有独特的功效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教研课题论文，课题名称“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法探索与研究”，课题编号：JYWB2012-005）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2]龙圣明.以“绘图笔记作业”等“史――论――实践”教学法巧授美术史课[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3]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外国美术简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4]刘晓慧.高师本科美术教育中的美术史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5]仲呈祥，张金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N].光明日报，2014-10-17.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考古雕塑艺术结合研究奠基者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协陕西分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子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雕塑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1990年，先生以93岁高龄寿终，将近一个世纪致力于美术教育、考古和雕塑，一生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为重振中国的考古和雕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现代考古和雕塑艺术的奠基者之一。

王子云，189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16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后，在北京从事美术教育和“五四”新美术活动；1926年任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任职期间，发起了“南京美术展览会。”1928年受聘为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讲师，曾协助学校在上海、日本东京举办国际性的美术交流活动。

王子云一直注重提携、奖掖后进。在北京从教期间，他发现北京美术学校学生、萧县同乡刘开渠精于绘画和雕塑的特点，了解到他因为经济拮据，难以继续读书的情况后，便慷慨解囊，并积极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对他施以救助，帮助刘开渠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进入暮年的刘开渠深情地回忆说：“二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时，只有十几岁，举目无亲，生活难以为继，王子云老师接济我、鼓励我、帮助我寻求半工半读的办法，并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援助我。毕业以后，又鼓励我到法国学习雕塑，使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憧憬与渴望。我1933年回国以后在国立杭州艺专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他1937年留学归来，立即到杭州艺专任教，支持我、壮大我所在的雕塑系，和我一起共同培养雕塑人材。他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栽培和支持。”

在他的帮助下，还成就了著名花鸟、篆刻艺术家王青芳。王青芳是他的堂弟，在王子云先生的资助下，1923年入北京美术学校学习，并根据他的特长，引荐他拜国画名家陈师曾、萧谦中、王梦白，国画学会的金拱北和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师。后来，王青芳集中精力向齐白石学习花鸟画和篆刻治印，并在篆刻基础上研究木刻版画，曾刻有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维等古代文学艺术家画像存世，号称“万版楼主”，求刻、求画者不绝于门，是名动京师的著名花鸟画家和篆刻艺术家。

王子云自幼钟情于雕塑艺术。在艺术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以后，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唐末五代一直到清代的漫长历程中，在内容、题材方面逐渐世俗化，而造型作风却松驰纤细，特别是到了清末，雕塑制作繁琐、庸俗，古代雕塑艺术的大气磅礴、质朴遒劲、富有含蓄的艺术造型风格已很难寻觅，重新振兴雕塑艺术已迫在眉睫。1931年，已步入中年的王子云毅然放弃安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继他的得意门生，后来的雕塑泰斗刘开渠之后负笈到法兰西学习雕塑，从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借鉴西洋雕塑，融西洋雕塑的写实风格于中国雕塑，吸纳西方的考古手段研究中国古代雕塑。而终极目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发展中国的现代雕塑艺术，使现代雕塑更精确、更完美。他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为了进一步研究雕塑艺术，又转入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校雕塑系就读，并以优异成绩被法国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克教授选为入室弟子。他夜以继日地苦学、苦练，决心要在巴黎这座艺术殿堂里为中国人寻找一块展示自己的地方。他的油画作品《杭州之雨》、《巴黎协和广场》和雕塑作品《少女》等先后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春季沙龙”、“独立沙龙”等美术展览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载入法国《现代艺术家辞典》的唯一中国画家。留学期间，他曾趁假期到意大利、希腊、德国观摩，考察西方雕塑艺术，佛罗伦萨的乌菲济艺术馆、雅典城邦丰富而辉煌的雕刻、浮雕艺术强烈地震撼了他的灵魂，给了他丰富的启迪。他领悟到：那些巨大的石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不善于运用独特的雕塑语言充分地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要如此，只有作者把对客观世界的真诚感受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准确地表现出来，在完美的艺术语境中恰如其分地诠释，才能使观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起艺术品。他精心研究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的雕塑艺术。他们的创作以精湛、完美的技巧，壮阔、宏伟的气魄和透彻、深刻的思想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以丰富多样的雕塑手法，塑造出神态栩栩如生和富有极强表现力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要沿着他们开拓的创作道路前进。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雕塑艺术在刘开渠等的倡导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一天天多起来。以刘开渠、王子云为代表的雕塑艺术家大声疾呼、著书立说，极力从意识领域挽救中国雕塑的严重危机，并以创作实践，兑现自己的主张，通过雕塑反映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使中国雕塑艺术出现了一洗颓靡之风的重大转折，在中国雕塑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0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已经燃烧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抢救收集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文物和艺术品，往返10万里，在大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考察，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就发现数百处（件），速写图、写生图、照片、拓片、摹本和大量的堪称国内艺术文物界首例的模铸不胜枚举。他们翻铸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石雕，风格雄健质朴，大气磅礴，反映了西汉王朝强大的国力。这类作品在西安“汉唐陵墓艺术展览会”展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自信心。受到教育的除了普通民众，诸如国民政府的要员陈立夫、张继、周钟岳，文化名人郭沫若，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等也都给予极高评价。

从二十年代起，王子云先生任教于北京美术学校、中山大学、杭州西湖艺术院。1937年留法回国后，又先后任教于杭州艺专、南京艺专、西北大学；建国后任教于成都美专、西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在他看来，中国要培养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雕塑艺术家，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而把雕塑艺术教育普及到全社会，借此教育全体国民，增进民族意识，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更为重要。同时，广大群众对雕塑艺术品的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也能成长一批民间雕塑人材。1941年，他率团到达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对历代壁画和雕塑临摹和系统研究，那满窟满室、丰富多彩的壁画和塑像灿如繁星，尤其千佛洞第79窟以真人为雕塑范本的泥塑菩萨，上身，面部粉白黛黑，形象逼真，禁欲主义的色彩大大收敛了，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考察归来，他冲破重重阻力，在山城重庆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并敦促政府成立了敦煌文物管理所，这对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陕西是周秦、汉唐故地，是中国固有文明之所在，1945年到1948年，他自费徒步对陕西文物古迹，特别是对唐陵墓艺术进行调查研究，曾不止一次地去茂陵汉武帝墓、霍去病墓仔细考察，并对东汉厚葬之风遗留的大量文物和埋葬在陕西汉中一带、绵亘三百余里的唐代十八帝王陵墓上的石雕进行了反复研究：献陵石虎概括而写实的风格，昭陵六骏生动的造型和英俊、刚毅的神韵，乾陵石雕强大而又堂皇的阵容，以及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建造的顺陵立狮、坐狮高大而威猛的气势，无不闪现着光辉灿烂的大唐气象。抗战胜利以后，王子云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他利用教学之余搜罗、研究西安内外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在西安街头巷尾的寻觅里，发现了唐代韦氏合葬石椁和被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的唐代女性断臂石雕，这在中国考古史和雕塑艺术研究领域均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期间，他还编写了《汉唐陵墓艺术》、《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秦汉瓦当图录》等书稿，给有志于学习研究考古学和雕塑装饰艺术的后辈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上世纪七十年初，他受国家指派，到全国各地考察古代陵墓、研究出土文物。当时，各地派性斗争仍在延续，地方机构很难行使职权，考察困难重重。期间，他曾回到故乡萧县考察，县里只能委派一名股长接待，车辆和吃、住安排颇费周折，但他毫无怨言。以耄耋之年，老衰之躯穿梭于山岗、河湖、原野之间，每至夜深才能回到住处，饭后仍挑灯夜战，整理考察笔记。以后，又考察了山东济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江苏铜山县的汉墓、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的“随葬俑坑”，贵州兴义出土的东汉铜马等等，足迹遍及全国，他呕心沥血，为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日日夜夜穷思苦索。

他的传世雕塑作品很多，先后为解放川西烈士建造了《无名英雄像》，设计了解放临汾、太原攻城战雕塑模型，革命圣地延安模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内的雕塑等等，为现代雕塑艺术增添了一笔笔经典之作。

王子云先生还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和美术史论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画》、《中国美术简史》、《中国古代雕塑百图》、《陕西石雕刻》和70余万字的我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60余万字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为我们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参考文献：

1、萧县英才,中共萧县县委组织部、萧县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

2、中国古代雕塑百图,王子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3月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考古 雕塑艺术 结合研究 奠基者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协陕西分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子云先生是我国着名的考古学家、雕塑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1990年,先生以93岁高龄寿终,将近一个世纪致力于美术教育、考古和雕塑,一生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为重振中国的考古和雕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现代考古和雕塑艺术的奠基者之一。

王子云,189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16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后,在北京从事美术教育和“五四”新美术活动;1926年任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任职期间,发起了“南京美术展览会。” 1928年受聘为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讲师,曾协助学校在上海、日本东京举办国际性的美术交流活动。

王子云一直注重提携、奖掖后进。在北京从教期间,他发现北京美术学校学生、萧县同乡刘开渠精于绘画和雕塑的特点,了解到他因为经济拮据,难以继续读书的情况后,便慷慨解囊,并积极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对他施以救助,帮助刘开渠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进入暮年的刘开渠深情地回忆说:“二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时,只有十几岁,举目无亲,生活难以为继,王子云老师接济我、鼓励我、帮助我寻求半工半读的办法,并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援助我。毕业以后,又鼓励我到法国学习雕塑,使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憧憬与渴望。我1933年回国以后在国立杭州艺专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他1937年留学归来,立即到杭州艺专任教,支持我、壮大我所在的雕塑系,和我一起共同培养雕塑人材。他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栽培和支持。”

在他的帮助下,还成就了着名花鸟、篆刻艺术家王青芳。王青芳是他的堂弟,在王子云先生的资助下,1923年入北京美术学校学习,并根据他的特长,引荐他拜国画名家陈师曾、萧谦中、王梦白,国画学会的金拱北和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师。后来,王青芳集中精力向齐白石学习花鸟画和篆刻治印,并在篆刻基础上研究木刻版画,曾刻有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维等古代文学艺术家画像存世,号称“万版楼主”,求刻、求画者不绝于门,是名动京师的着名花鸟画家和篆刻艺术家。

王子云自幼钟情于雕塑艺术。在艺术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以后,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唐末五代一直到清代的漫长历程中,在内容、题材方面逐渐世俗化,而造型作风却松驰纤细,特别是到了清末,雕塑制作繁琐、庸俗,古代雕塑艺术的大气磅礴、质朴遒劲、富有含蓄的艺术造型风格已很难寻觅,重新振兴雕塑艺术已迫在眉睫。1931年,已步入中年的王子云毅然放弃安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继他的得意门生,后来的雕塑泰斗刘开渠之后负笈到法兰西学习雕塑,从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借鉴西洋雕塑,融西洋雕塑的写实风格于中国雕塑,吸纳西方的考古手段研究中国古代雕塑。而终极目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发展中国的现代雕塑艺术,使现代雕塑更精确、更完美。他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为了进一步研究雕塑艺术,又转入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校雕塑系就读,并以优异成绩被法国着名雕塑家 朗多维斯克教授选为入室弟子。他夜以继日地苦学、苦练,决心要在巴黎这座艺术殿堂里为中国人寻找一块展示自己的地方。他的油画作品《杭州之雨》、《巴黎协和广场》和雕塑作品《少女》等先后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春季沙龙”、“独立沙龙”等美术展览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载入法国《现代艺术家辞典》的唯一中国画家。留学期间,他曾趁假期到意大利、希腊、德国观摩,考察西方雕塑艺术,佛罗伦萨的乌菲济艺术馆、雅典城邦丰富而辉煌的雕刻、浮雕艺术强烈地震撼了他的灵魂,给了他丰富的启迪。他领悟到:那些巨大的石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不善于运用独特的雕塑语言充分地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要如此,只有作者把对客观世界的真诚感受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准确地表现出来,在完美的艺术语境中恰如其分地诠释,才能使观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起艺术品。他精心研究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的雕塑艺术。他们的创作以精湛、完美的技巧,壮阔、宏伟的气魄和透彻、深刻的思想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以丰富多样的雕塑手法,塑造出神态栩栩如生和富有极强表现力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要沿着他们开拓的创作道路前进。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雕塑艺术在刘开渠等的倡导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一天天多起来。以刘开渠、王子云为代表的雕塑艺术家大声疾呼、着书立说,极力从意识领域挽救中国雕塑的严重危机,并以创作实践,兑现自己的主张,通过雕塑反映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使中国雕塑艺术出现了一洗颓靡之风的重大转折,在中国雕塑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0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已经燃烧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抢救收集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文物和艺术品,往返10万里,在大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考察,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就发现数百处(件),速写图、写生图、照片、拓片、摹本和大量的堪称国内艺术文物界首例的模铸不胜枚举。他们翻铸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石雕,风格雄健质朴,大气磅礴,反映了西汉王朝强大的国力。这类作品在西安“汉唐陵墓艺术展览会”展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自信心。受到教育的除了普通民众,诸如国民政府的要员陈立夫、张继、周钟岳,文化名人郭沫若,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等也都给予极高评价。 从二十年代起,王子云先生任教于北京美术学校、中山大学、杭州西湖艺术院。1937年留法回国后,

又先后任教于杭州艺专、南京艺专、西北大学;建国后任教于成都美专、西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在他看来,中国要培养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雕塑艺术家,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而把雕塑艺术教育普及到全社会,借此教育全体国民,增进民族意识,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更为重要。同时,广大群众对雕塑艺术品的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也能成长一批民间雕塑人材。1941年,他率团到达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对历代壁画和雕塑临摹和系统研究,那满窟满室、丰富多彩的壁画和塑像灿如繁星,尤其千佛洞第79窟以真人为雕塑范本的泥塑菩萨,上身,面部粉白黛黑,形象逼真,禁欲主义的色彩大大收敛了,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考察归来,他冲破重重阻力,在山城重庆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并敦促政府成立了敦煌文物管理所,这对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陕西是周秦、汉唐故地,是中国固有文明之所在,1945年到1948年,他自费徒步对陕西文物古迹,特别是对唐陵墓艺术进行调查研究,曾不止一次地去茂陵汉武帝墓、霍去病墓仔细考察,并对东汉厚葬之风遗留的大量文物和埋葬在陕西汉中一带、绵亘三百余里的唐代十八帝王陵墓上的石雕进行了反复研究:献陵石虎概括而写实的风格,昭陵六骏生动的造型和英俊、刚毅的神韵,乾陵石雕强大而又堂皇的阵容,以及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建造的顺陵立狮、坐狮高大而威猛的气势,无不闪现着光辉灿烂的大唐气象。抗战胜利以后,王子云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他利用教学之余搜罗、研究西安内外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在西安街头巷尾的寻觅里,发现了唐代韦氏合葬石椁和被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的唐代女性断臂石雕,这在中国考古史和雕塑艺术研究领域均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期间,他还编写了《汉唐陵墓艺术》、《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秦汉瓦当图录》等书稿,给有志于学习研究考古学和雕塑装饰艺术的后辈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上世纪七十年初,他受国家指派,到全国各地考察古代陵墓、研究出土文物。当时,各地派性斗争仍在延续,地方机构很难行使职权,考察困难重重。期间,他曾回到故乡萧县考察,县里只能委派一名股长接待,车辆和吃、住安排颇费周折,但他毫无怨言。以耄耋之年,老衰之躯穿梭于山岗、河湖、原野之间,每至夜深才能回到住处,饭后仍挑灯夜战,整理考察笔记。以后,又考察了山东济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江苏铜山县的汉墓、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的“随葬俑坑”,贵州兴义出土的东汉铜马等等,足迹遍及全国,他呕心沥血,为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日日夜夜穷思苦索。

他的传世雕塑作品很多,先后为解放川西烈士建造了《无名英雄像》,设计了解放临汾、太原攻城战雕塑模型,革命圣地延安模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内的雕塑等等,为现代雕塑艺术增添了一笔笔经典之作。

王子云先生还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和美术史论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画》、《中国美术简史》、《中国古代雕塑百图》、《陕西石雕刻》和70余万字的我国第一部雕塑史专着《中国雕塑艺术史》,60余万字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为我们研究雕塑艺术和考古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参考文献:

1、萧县英才, 中共萧县县委组织部、萧县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

2、中国古代雕塑百图, 王子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