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karl popper and charles sanders peirce do share a number of important id eas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both of them concentrate their attention on the logic of discovery,or logic of inquiry,or logic of science.each of th em takes as his central task the illustration of such a logic;they both co ntest against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alism and maintain fallibilism con cerning scientific knowledge.they both have a basic faith in scientific me thod or logic of discovery which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objective truth.h owever,peirce has articulated his theory of science half a century earlier than popper who makes almost no reference to peirce's revolutionary think ing regarding logic of science.

【正文】

一、波普著作中的皮尔士

波普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同一年，皮尔士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我把皮尔士同波普联系起来，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他们两人认识论极为相似。第二，他们两个都是重要的哲学家。波普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皮尔士主要被看作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作为哲学家，他被看作实用主义哲学的创立者，而他的科学认识论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为数不多的皮尔士专家是肯定皮尔士在多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的。皮尔士专家max h.fish说，“谁是迄今美国产生的最有原创性、最博学的学者？‘查尔斯·s·皮尔士’。这个答案是没有争议的，因为相比之下其他人都相距太远”(fish,p.17)。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皮尔士的关于发现逻辑的思想与波普如出一辙，那么波普的认识论是否来源于皮尔士？事实表明，波普对皮尔士知之甚少。在写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德文版时(1934)，波普仅仅对皮尔士的概率论观点有所了解。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第一次提到皮尔士是在一个脚注中。在讨论物理事件的概率（而不是陈述或假说的概率）时，波普谈到对数学概率的经典解释（拉普拉斯解释）：“经典概率理论把概率值解释为正面事例的数量除以同等可能的事例的数量所得到的商。”，然后，在脚注中，他提到皮尔士批评“等可能”这一说法。(popper 1959:148)。皮尔士这篇文章叫做“归纳的概率”，首次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ly)上(peirce:1932 ⅱ:415-432,para.669-693)。在1959年版的新增附录9“认可、证据权重和统计检验”(corroboration,the weight of evidence,and statistical tests)中，波普提到皮尔士的同一篇文章，说统计检验中的证据权重问题是皮尔士首先提出来的(popper 1959:406)。同在一附录中，波普尔说，从皮尔士到古德(i.j.good)，在主观理论的框架内解决证据权重问题的种种尝试都是在概率论之外再引入一个依证据测度信念合理性的方法(popper 1959:408)。波普在《科学发现的前言》中还有一处提到皮尔士，这就是1959年英文版前言。在这个前言中，波普把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专注于研究“科学的语言”，而另一类则不限于研究科学语言。第二类哲学家则注重分析科学问题、理论、步骤、争论。波普把皮尔士划入第二类哲学家的范围。我们看到，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在正文中只有一次提到皮尔士，而且是皮尔士关于概率论的观点。

波普的另外两部重要的认识论著作是《猜想与反驳》和《客观知识》。这两部著作都是论文集。

《猜想与反驳》搜集了波普从1937年到1961年的重要论识论论文和学术报告。这部著作中总共有三次提到皮尔士，但都是在一篇文章中，而且这篇文章在收入这部论文集之前没有全文发表过，这就是第10章“真理、合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增长”（注：trtuh,rationality and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这是波普为1960年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国际科学哲学大会准备的论文，第一次发表在《猜想与反驳》中。）。此文波普高度赞扬了塔期基关于真理的语义学定义：“感谢塔斯基的成就，看来凡是理解它的人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接受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的观念——真理即符合事实——了。”(popper 1963:224)然后，波普说：“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理论的一大优点是，它允许我们说我们在追求真理，但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何时发现了真理；我们虽然不拥有真理的标准，但真理观念作为一个调节性原理（注：regulative principle）（康德和皮尔士想必会这样说（注：原文为as kant or peirce might have said.））仍然指引着我们；虽然我们不拥有认出真理的普遍标准——也许重言式真理除外——但我们拥有向真理进步的标准。”(popper 1963:226)。这段话倒是谈到皮尔士的认识论，但只是在一个括号中，而且用了“想必会这样说”这样的字眼。在这篇文章的第10节，他说以前写到接近真理之类的概念时，心理感到隐约不安，因为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不清晰的。说到这里，他加了一个注释，提到蒯因对皮尔士的真理概念的批评。蒯因的批评话语如下：“皮尔士想完全由科学方法来定义真理，把真理定义为理想理论，这是把（他设想的）科学方法的条款不断应用到连续经验上去接近的极限。但是皮尔士的概念除了假定有科学方法的最后工具和求助于无穷过程之外，还有许多错误。……科学方法是通向真理之路，但是它甚至没有在原则上提供任何唯一的真理定义。任何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真理定义（注：pragmatic definition of truth。本义为“真理的语用定义”，这里采用习惯译法。参见朱志方、李涤非：“真理概念的语用学定义”，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4期。）都同样注定失败。”(quine 1960:23)做了这样的注释之后，波普说，由于塔斯基的成就，他从此可以放心地使用真理概念了。波普真正把自己的证伪主义同皮尔士联系起来的地方是第17节：“严厉的经验检验都在于寻找反驳，寻找反例。在寻找反例时，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背景知识；因为我们总是试图反驳风险最大的预测，‘似然率最低的’……推断（这是皮尔士已经看到的）。”(popper 1963:240)在这里，波普尔承认皮尔士早就看到了猜想与反驳的发现逻辑。但遗憾的是，它是在一个括号的里说的，而且在注释中还说明，他是根据w.b.gallie在《哲学》(philosophy)期刊第35卷(1960)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做出这一说明的。

《客观知识》所收的文章有两篇提到皮尔士。一篇是“云和钟——合理性和人的自由问题研究”（注：of clouds and clocks:an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and the freedom of man,1972,pp.206-255.），这是波普于1965年4月21日在华盛顿大学康普顿纪念讲座上做的演讲，其主题是物理学的中决定论问题。在这里，波普高度评价了皮尔士：对物理决定论持异议者很少，“其中一个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伟大的美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我相信也是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popper 1972:212)。而他的伟大之处就是反对严格决定论的牛顿物理学，主张世界中既有严格和牛顿定律，也有统计概率定律。这篇文章有8处提到皮尔士，把他看作“非决定论”(peircean indeterminism)的代表。此书另一篇提到皮尔士的文章是“关于逻辑、物理学和历史的实在论”，（注：a realist view of logic,physics,and history,pp.284-318.）只有一处，波普说他是皮尔士一类的非决定论者(popper 1972:296)。我们看到，在客观知识中，波普对皮尔士的承认完全限于物理非决定论。

《无穷的探索》是波普的思想自传，最早的版本是paul arthur schilpp主编的《在世的哲学家文库》——《卡尔·波普的哲学》中的“卡尔·波普自传”，后来修改扩充出版了单行本。在这本思想自传中，波普只有一处说到皮尔士：“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断定决定论有物理学根据；事实上倒是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对它，正如皮尔士……等人指出的。”(popper 1976:94)

以上证据表明，波普尔从来没有重视皮尔士的认识论或科学哲学思想。

二、发现的逻辑

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认为科学发现过程，即理论创新过程，是没有逻辑的，只有科学的评价或检验才有逻辑：“科学家的工作在于提出和检验理论。在我看来，前一阶段，即构想或发明一个理论的活动，不需做逻辑分析，也无法做逻辑分析。一个人如何想出一个新观念——不论是一首乐曲、一出戏剧，还是一个科学理论——也许受到经验心理学的极大关注；但它与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无关。后一阶段不是事实问题，而仅仅是辩护或有效性问题。其问题如下：一个陈述能被辩护吗？如果能，如何辩护？它是可检验的吗？它在逻辑上依赖于其他一些陈述或与之相矛盾吗？……因此，我对构想一个新观念的过程与从逻辑上检验它的方法和结果做了明确的区分。关于知识逻辑的任务——不同于知识的心理学——……仅仅在于研究那些系统的检验所运用的方法，每一个新观念，如果要得到严肃的对待，就必须受到这种检验”(popper 1959:31)。“没有得出新观念的逻辑方法或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这种事情。……每个发现都含有‘非理性的因素’或柏格森所说的‘创造的直觉’”(popper 1959:32)。

波普虽然注重从科学史中举证，但他也不同于历史主义。如果把科学哲学看作科学史或导致科学发现的那些步骤的“合理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波普问：我们到底要重建什么？如果要重建的是某种灵感的激发或释放，那么“我否认那是知识逻辑的任务，这些过程是经验心理学所关心的，而基本上不是逻辑所关心的。如果我们要合理地重建的事后的检验，通过这种检验，这个灵感(inspiration)被发现是一个发现，或者被知道是知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科学家批判地判断、改变、或拒绝他自己的灵感，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里所做的方法论分析是相应思想的一种‘合理重建’。但是，这种重建不是按照这些过程的实际发生来描述它们：它只是给予检验过程一具逻辑骨架”(popper 1959:31-32)。因此，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的发现并不是指发现一个新理论的活动，而是这指发现的结果，其逻辑就是如何评价发现的逻辑。

波普的发现的逻辑是什么？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开头，波普就把归纳法排除在发现的逻辑之外。他指出，“按照一种广泛接受的观点……科学发现的逻辑等同于归纳逻辑，即等同于归纳方法的逻辑分析。”(popper 1959:27)。但是，波普认为，归纳逻辑或归纳方法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辩护。要为归纳方法做辩护，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归纳原则，而这样一个原则不可能像重言式或分析陈述那样是一个逻辑真理，而只能是一个综合陈述。为了要辩护这样一个综合陈述，就必须求助于更高阶的原则。这就会导致无穷递推。因此，归纳逻辑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popper 1959:29)。不仅如此，“归纳，即以许多观察为根据的推理，是一个神话。它既不是一个心理学事实，又不是日常生活的事实，也不是科学的方法”(popper 1963:53)。

于是波普彻底否定了现代归纳主义的主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及其概率概念或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概念。波普赞成把概率赋予事件而反对把概率赋予命题或陈述，因此像“陈述的概率”或“假说的概率”之类的说法根本行不通。即使要说到陈述的概率，科学的目的也决不是高概率，因为一个陈述的概率越高，它的经验内容就越少。“我们寻求具有高认可度（degree of corroboration（注：波普在《科学：猜想与反驳》一文中说明了他采用“认可度”一说的动机：“‘验证’一词后来受到太多的使用和滥用，于是我决定把让给证实主义者去使用，而我自己则只使用‘认可’一词。”(1963:57)。））的理论……即强有力的、低概率的理论”(popper 1963:58)。确定理论的验证度的方法是一种归纳算法，而确定的理论的论可度的方法是波普的演演绎主义的发现逻辑的一部分。

排除了归纳逻辑之后，波普认定，唯一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演绎逻辑。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演绎的检验方法”。他对“理论的演绎经验”做了如下描述：“从一个尝试性地提出的、还没有得到辩护的新观思想——一个预想、一个假说、一个理论体系，随便你把它叫做什么——出发，用逻辑演绎的方法推导出一些结论。然后拿这些结论做相互的比较并与其他相关陈述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等值、后承、相容、不相容）。我们可以区分理论检验的四个思路。首先是结论之间的逻辑比较，这样来检验该系统的内部一致性。第二是研究该理论的逻辑形式，目的是确定它是否具有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性质，确定它是不是重言式。第三是同其他理论相比较，目的是确定该理论如果通过了各种经验，是否会构成一个科学进步。最后是通过该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它”(popper 1959:32-33)。

波普从伟大的科学发现中总结出科学的基本精神：大胆的猜想和严厉的反驳。猜想是没有逻辑的，而反驳和检验只能是在猜想提出来之后。而一个大胆的猜想在通过了严厉的反驳之后就获得了很高的认可度，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反驳就是证伪，是一个演绎过程，所以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演绎主义的或证伪主义的。

皮尔士的科学逻辑与波普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认识的论的核心都是发现的逻辑。fish说：皮尔士“特有的重大发现是，他最初叫做假说(hypothesis)、后来叫做假说推理(abduction,retroduction)的东西［现在常常叫做发现的逻辑，是一种独特的推理，既不同于演绎，也不同的于归纳，却是数学和科学不可缺少的。”(fish 1981:20)而这种假说推理，与波普所说的猜想与反驳法基本一样，是皮尔士哲学中的核心成分。他甚至把实用主义就看作假说推理的逻辑。“如果你仔细考虑实用主义问题，你会看到，实用主义仅仅是假说推理的逻辑问题”(peirce 1998:234)。（注：引文出自皮尔士1903年5月14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pragmatism as the logic of abduction"。）

皮尔士与波普稍有不同，认为归纳推理也属于发现的逻辑，认为假说的产生是有逻辑的，并致力于阐明这种逻辑的形式和细节。皮尔士把科学推理分为两种，一种分析推理或演绎推理，另一种是综合推理，综合理推理又分为归纳推理和假说推理，而皮尔士更重视假说推理。在波普提到过的那篇关于概率的文章中，皮尔士说：“在分析推理中，我们知道结论的概率（如果前提是真的）。在综合推理中，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推理过程的可信度。由于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综合推理，我们必须同样推断，所有的人类确实性都仅仅在于，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得到知识的过程一定基本上导致真结论。虽然综合推理无法还原为演绎，但长远看来归纳规则可以从以下原则推演出来：实在是最后意见的唯一对象，充分的研究将会导致这种最后意见”(peirce 1932:432;para.693)。

皮尔士把归纳推理与假说推理区别开来。这两种推理都是综合推理或或然推理，但它们是不同的综合推理。“在归纳推理中，我们根据一些事例具有某种性质做出概括，推导整个类都具有某种性质。……而在假说推理中，我们发现某种很奇怪的情况，只有假设它是某个普遍规则的实例，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说明，于是我们采纳这个假定。或者说，我们发现两个事物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于是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极为相似。”(peirce 1932,vol.2:375,prar.264)皮尔士接着举了几个假说推理的例子。有一次他去土尔其，在从码头到目的地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男人骑在马上，4个马夫为他撑着遮阳篷。他想到只有当地省长才有如此排场，于是推论，那个骑在马上的男人就是省长。这是一个假说推理。第二个假说推理的实例是，在内陆发现了鱼化石，要说明这种现象，就必须假设这块陆地曾经是一片海洋。第三个事例是，有许多文献和记载讲述一个叫做拿破仑·波拿巴的征服者。我们没有见过拿破仑，但只有假设拿破仑确实存在，才能说明那些文献。

在“推理的自然分类”（注：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arguments，首次发表于1867年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7.）的一个脚注中，皮尔士批评实证主义者混淆归纳推理与假说推理。这个脚注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关于归纳与假说的思想。“实证主义者与其他学说的区别，除了它的历史理论和关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外，还在于它看待假说的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形而上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分歧太大；但是，实证主义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这些理论违背了一切合法假说的唯一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每个好的假说都必须能够得到后来的证实，其确实性程度与它所属的学科的结论相当。在我看来，这就把一个假说的概率本身与准许它进入某个学说体系的条件混淆起来了……的确，只有具有很高概率的结论才准许进入其中。我在这里讨论的规则仅仅是假说的合法性的一般规则，而不是决定假说与某门具体科学的相关性的规则；因此，我将只讨论另一个常见的陈述，即‘不允许不能得到直接经验证实的假说’。实证主义者并不把假说看作推理，而是把它看作激发和指导观察的手段。但是，我在上面已经阐明，一些前提使一个假说具有高概率，因此是合法的假说推理。也许有人回答说，这样的结论不是假说推理，而是归纳。我对假说一词的用法是有依据的，我可以由上百个权威来证明。”在引用康德和穆勒的话之后，皮尔士接着说，“一个假说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推理，因为采用一个假说是有某种理由的，不论是好理由还是坏理由，而那个理由给予假说某种可信度。我所说的假说推理肯定不是归纳，因为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而我所说的假说并不是这种情况。实证主义关于一个假说的标准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承认假说是推理得来的，那就很难怀疑，被观察到的事实一定是从假说明白地推导出来的，而不必借助于任何辅助假说。……这个实证主义的原则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一点可有以下根据。首先，假说推理的有效性证明并蕴含这个原则；其次，历史完全是假说性的，绝对不能由直接经验来证实，当实证主义原则严格应用到历史上时，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对于后面这一论证，我只知道有两种回答。第一，它迫使实证主义规则比当初的设想更进一步，认为历史已经这样被证实了。第二，实证主义者并不吹虚他知道世界如何绝对地存在着，而只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世界。对第一个回答的反驳是，考察一个规则在一切事例中的逻辑后承，直到能够显示一些事例在某个实质性方面不同于其他事例。对第二个回答的反驳是双重的。首先，我说‘是’并不比实证主义者说‘呈现’有更多的意思，即实证主义者说只有‘呈现’的东西才被认识时所表达的意思，因此这个回答是无关的；第二，实证主义者有时否认历史见证，这样就在实际与呈现之间做了假说性的区分，但他们无法由直接观察来证实这个区分”(peirce 1932:vol.2,308-309)。

皮尔士同波普一样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假说是高度可证伪的假说。“有一种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科学家的心灵里充满了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即使没有得到毫无瑕疵的证明，也至少是有极高的概率的。相反，他喜爱极不可信的假说，并暂时对它们持恭敬的态度。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科学命题都容易受到反驳并很快被抛弃。假说就是看起来是真的或像是真的、而又能够通过与事实做比较来证实或反驳的东西。最好的假说，即在研究者看来最有魅力的假说是样的：如果它是假的，它能够得到最痛快的反驳。这比高似然率这种小优点要重要得多。什么是似然的假说，那就是与我们现有的思想一致的假说”(peirce 1932,1:49,para.120)。假说推理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提出被反驳的风险度很高的假说。“假说推理寄希望于推理者的心灵与自然之间具有足够的亲和性，使猜测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只要每一猜测都通过与观察相比较来检查。虽然［假说］与观察相一致并不证明它是对的，但如果它是错的，最终会找出错误。”(peirce 1932,1:49,para.120)。

皮尔士倾向于认为假说推理是一种逻辑推理并多次论述这种推理的逻辑形式。这一点与波普是不同的。

三、科学进步

波普与皮尔士都主张认识论的可误论：科学知识是可误的；真理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科学通过改正错误而走向真理。这是从他们共有的发现逻辑——猜想与反驳的逻辑——引伸出来的认识论主张。

波普把科学哲学家分成三类，一类是证实主义者，一类是证伪主义者或可误论者，还有一类他称为“失望的辩护主义者或怀疑论者”。而他本人就是可误论者：“证伪主义者或可误论者说，原则上不可能由批判的东西是不值得认真考虑的；而原则上能够被却又经受住了它的批判考验的理论，也有很可能是假的，但它无论如何值得认真考虑，甚至可能被相信——虽然是暂时的。”(popper 1963:228)同波普的可误论相联系的是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和反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

基础主义者主张，人类知识是从毫无疑问的前提开始并由正确的方法来扩展的。笛卡尔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是基础主义。前者认为知识的出发点是理性的第一原理，后者认为是直接经验。波普对这两种关于出发点的主张都做了反驳，提出科学知识是从问题开始的。波普认为，以为科学从纯观察开始的看法是错误的。1933年，在维也纳做一次演讲时，波普就尝试告诉物理系的学生，没有什么纯粹的观察。他对学生说：拿出笔和纸，仔细观察，记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学生问：您要我们观察什么？波普想用这个事例来说明，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有被选定的对象、一定的任务、一种趣向(interest)、一种观点、一个问题。对观察的描述预设了一种含有性质词的描述语言；它预设了相似性与分类，这又进而预设了趣向、观点和问题”(popper 1963:46)。任何观察都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为先导。但这并不导致无穷递推。其起点是通过生物进化形成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预期。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天赋观念。这样，波普既否定了洛克，又否定了笛卡尔，也就彻底地否定了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在波普看来，认识不是从某种无预设的前提开始的，而是从问题开始的。“我们可以说，科学从问题开始，再从问题进展到相竞争的理论，科学对这些理论做批判的评价，特别重要的是对它们的逼真度的评价。这就要求严厉的检验，因此预先要求有高度的可检验性，高度可检验性依赖于理论的内容，因此可以做验前的评价。在多数事例中，在最精彩的事例中，理论最终被打破，从而提出了新的问题，获得进步的程度可以根据老问题与新问题之间的知识距离来评估。这个循环可以由我们反复使用的图形来描述：p1tteep2”(popper 1972:144)。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是真理，客观的绝对的真理。

起初，波普认为“真理”这个词是含糊的，因此，他总是避免使用这个词。自从读了塔斯基关于“真理”的语义定义的文章之后，他觉得可以放心地使用真理概念了，可以大胆地讨论真理问题了，波普是真理符合论者，他认为塔斯基的真理理论完全清楚地定义了真理：“塔斯基的伟大成就，他的理论对于经验科学的哲学的真实意义是他恢复了绝对真理或客观真理的符合说（这种学说过去曾经是很可疑的），他使我们完全可以自由使用真理即为符合事实这种直观观念”(popper 1979:60)。虽然我们的知识是可误的，虽然我们不拥有真理，但我们拥有接近真理的标准。在波普看来，认可度和逼真度都是接近真理的测度。所谓知识的增长，就是通过消除错误而走向真理。因此，猜想与反驳法也可以叫做试错法，即试验和消除错误的方法。

皮尔士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彻底地批判现代哲学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代之以可误论的和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同时阐明人类通过消除错误不断地走向真理。在1868年发表的“四不能的一些推断”（注：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首次发表于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1868):140-157。所谓“四不能”，是说人没有现代哲学所赋予的四种能力。）中，皮尔士开篇即指出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并对现代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皮尔士指出：“当我们着手研究哲学时，我们必须从我们拥有的一切成见开始。这些成见不是拿出一个条条来就可以赶走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没出有想到要去怀疑的东西。”(peirce 1998:vol.1,29)。科学没有一个无误的出发点，而是要从我们已有的成见出发。因此，皮尔士反对笛卡尔怀疑一切的主张。笛卡尔怀疑一切，是为了寻找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皮尔士指出，普遍怀疑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怀疑只能是具体的、局部的怀疑，即有根据的怀疑。“一个人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可能找出理由怀疑他起初相信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怀疑是因为他有肯定的理由去怀疑，而不是由于笛卡尔的规则”(peirce 1998:vol.1,29)。我们不怀疑我们没有具体理由怀疑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研究必定是有成见的。一旦我们有的具体的理由，我们就可以怀疑我们的某个信念了。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与某些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些信念相冲突，这就是问题。科学研究（皮尔士叫做哲学研究）就是从问题开始的。

基础主义者把知识比做一座建筑，而皮尔士用另一个比喻取代了建筑比喻。他把研究过程比做通沼泽地上的长征。长征的目的是真理，真理是长征要达到的无穷遥远的目的。但是，在长征途中，我们没有坚固的基础，我们的脚下是沼泽。我们必须向前走。“科学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岩基上的。它走在沼泽上。我们只能说，这块土地现在还结实，我们要停在这里直到它开始动摇”(peirce 1932:vol.5,para.589)。我们所接受的任何理论都是暂时性的，可误的。有的理论暂时通过了检验而没有被反驳，这种理论就是我们可以临时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但进一步研究将会使它受到怀疑，于是们又得寻找新的理论。虽然研究的逻辑使我们可以不断地走向真理。但“有三样东西我们决无希望通过推理达到，即绝对的确实性、绝对精确性、绝对普遍性。我们甚至不能绝对确实地说我们的结论是近似的真理……我们甚至不能吹虚我们有概率性的精确性”(peirce 1932:vol.1,58;para.141)。这种可误论是皮尔士“多年研究科学逻辑得出的结论”(peirce 1932:vol.1,60;para.147)。

但是，皮尔士的可误论并不导致他对客观真理的怀疑。皮尔士对真理下了多种定义，如真理是“符合独立于思想的东西，或者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意见的东西”，是“抽象陈述与理想极限的一致”(peirce 1932:vol.5,para.211,565)，是研究者共同体的最后共识。只有科学方法或科学逻辑能够使我们通过无穷长远的长征最终达到真理。科学方法的根本精神就是从错误中学习。皮尔士指出，我们从反驳中比从证实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把一个假说提出之后从假说推导出预测并对预测进行检验的过程称为归纳法。“我们不要忽视归纳过程的自我改正的常在倾向，这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奇迹。它的结论的概率性就在于，如果所寻求的真值率没有达到，归纳过程的扩大将导致更近的近似。”(peirce 1932:vol.2,456,para.729)。虽然波普明确反对归纳法，但他的认可度与皮尔士的概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以上比较我们看到，波普与皮尔士的认识论是惊人地一致的，差别主要措词上和表达方式上。但波普除了提到皮尔士的概率论和物理非决定论之外，对皮尔士的认识论几乎无只言片语提及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皮尔士的哲学著作读者很少。皮尔士本人的写作方式难以为读者所接受，有的研究者指出，皮尔士的写作风格始终带有业余哲学家的味道。而且，皮尔士虽然被公认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对他对实用主义的论述往往被詹姆斯和杜威的更有条理的论述和受到更多的注意所淹没，除了极少数的皮尔士专家外，多数人把皮尔士看做作个科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很有可能波普没有读过皮尔士的认识论著作。历史的实际到底怎样，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不论如何，波普尔对证伪主义的方法论的论述远比皮尔士更清晰，更有条理。这是波普的最大贡献。至于可误论、证伪主义、反基础主义等思想的创新，首要贡献则应归于皮尔士：“读了《解说》（注：即皮尔士的《科学逻辑解说》(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由“信念的确定”、“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机率学说”、“归纳的概率”、“自然的秩序”、“演绎、归纳和假说”等六篇论文组成，于1877-1878年发表于《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之后再读波普和亨普尔，我们看到，对皮尔士在一个多世纪前首先提出来的模型，新添上去的东西是多么少”(brent 1998:1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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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庞熏栗与现代设计起源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下，重温庞熏桨关于艺术思考的点滴，使我们反思工艺美术的整体性和历史境遇，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设计”的陷阱，探寻缘起于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本质。

距离庞熏栗先生逝世已经有24个年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曾经受众人尊崇的工艺美术教育家、奠基人在今时今曰新一代学者和知识分子心中的印象已经逐渐淡化。历史悄然步入21世纪，在整个2o世纪中国酝酿勃发的“工艺美术”也随着庞熏栗先生的离去于世纪之交谢幕了。有趣的现象是，赋予工艺美术以深刻意义的时代似乎仅是历史中的昙花一现。也许，工艺美术在过去还未充分发挥其内在固有的力量便夭折了。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下，已经没有必要刻意讨伐今天的“现代设计”，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工艺美术抱以特别的关切。工艺美术在当代的观念是“老古董”，设计却成为与之相对的时髦语汇。现代性的建构在美术领域似乎表现为以艺术和设计来界定纯美术和实用美术，而且这两个领域的分化愈发呈现不可调和之势，因此在近年的中国美术杂志上以“对话”为主题的文字层出不穷。如果稍微留意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不难发现从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之初到现在，经历了5o年的教育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是将工艺美术这套传统概念彻底消解，重新建构一套现代主义的叙述。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将所谓现代主义叙述模式在大学教育中体制化、合法化。提及现代观念，我们很容易将其与抽象的传统对置，并先验地预设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的普遍合法化地位。在此，笔者并非质疑我们对现代主义普遍性的认识本身，普遍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中确立的。在整个国家热衷于2o世纪末全球化背景现代性建构的同时(我们通常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工艺美术其自身的历史性也被掩盖起来。

主流的艺术史观认为，庞熏栗理应被视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开创者。但这个普遍性的常识背后却隐藏着认识论上的颠倒。庞熏栗先生法归来后为何由绘画转向了工艺美术，这在中国2o世纪的艺术史中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议题。1929年庞熏栗留学法国巴黎，恰逢12年一次的巴黎博览会。在其自传中他写道：“参观巴黎举行的博览会，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工艺美术。”“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术不止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也就是从那时起，使我对建筑以及一切装饰艺术，开始发生兴趣。”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受到工业革命的推动在艺术领域掀起手工艺运动和新艺术运动的浪潮，在巴黎举行的博览会是新时代实用艺术观念及其成果的展示。这次博览会真正冲击庞熏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实用艺术的观念。实用艺术(当下我们将其扩大膨胀为设计的概念)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物，正如同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一样。从词源上看，无论在传统的西方世界还是中国，都不存在实用艺术、工艺美术或装饰艺术。此前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只有诸如陶瓷、壁画、文人画、雕塑等分门别类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还有很多门类尚未浮出地表。传统的艺术观念认为只有绘画的形式才是艺术，民族传统中各种类的手工艺都被排除在艺术领地之外。因此，不难理解庞熏栗第一次从西方世界接触到工艺美术，并对装饰艺术发生兴趣对其归国后选择工艺美术的影响。他认识到“巴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中心，主要是由于它的装饰美术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人们始终是跟着它变。”在庞熏莱看来，工艺美术或装饰艺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世界艺术的主流。他主张在中国发展工艺美术及教育事业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产生类似于林风眠和徐悲鸿所经验的中西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我们注意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样的二项对立式充斥着整个中国20世纪的历史，包括艺术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整体性地陷入某种文化认同的危机、焦虑和冲突当中。许多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开始质疑自唐王维肇始的文人画传统，提出中国画改良，革王画的命，在绘画语言和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写实主义与现代派的争论。这些讨论从另一层面表明，在当时，实用艺术并没有进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视野。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受重视的，处于边缘地位。庞熏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将自己置于某种认同当中，或在主体性(启蒙运动所建构的价值观念，是现代性的核心)中寻求身份认同。他拒绝从属于任何一个中心论述或范畴当中，正如他在《自剖》中所揭示的，“矛盾的人生，矛盾的社会，构成了矛盾的我。”一庞熏栗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革命狂潮，世界艺术也必将走向一个较之文艺复兴时期远为伟大的时代。身处这样裂变的时代，在东西文化互通有无的大世界中，庞熏栗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他自觉于启蒙神话的虚假主体性，将真理置于理想的艺术之彼岸。他冷静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也许，我只能像流沙一般，被洪流吞没。但是我明白，这原本是我的命运。这些水底的沙石也许有一天会被拿来筑成往那光明的境地去的大路；这些沉默的沙石，会微笑地看着别人从他们身上踏过，去收获丰富的果实。”

在这段自述中，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但这样的认识论始终无法划定庞熏栗的自我认同，正如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简单将其收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庞熏栗却将其一生投身于民族国家的艺术事业，在多次出国机会面前仍然矢志不渝，这点足以说明庞熏某的民族情感。但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止步于民族传统的价值认同危机中，而是跳出这个认识论的怪圈，主张中西各有所长。

庞熏栗倡导在中国建立工艺美术学校，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当西方的价值观念以不可抗拒之势瓦解旧世界时，庞熏栗却在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中发现了中国民族传统艺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述道：“现代这个概念十分暖昧。不仅日本包括非西洋国家的人们，在他们之问现代总是和西洋相混同。当然，这种混同是有理由的。既然在西洋也有现代和前现代之别，现代与西洋当然应该是不～样的概念，可是现代的起源在西洋，所以两者不容易简单地分开。”柄谷行人的这段叙述指出了我们认识中的“颠倒”，由此在20世纪产生了诸多错觉。一方面，认为现代主义的启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先验地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起来，将现代的物质性进程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普遍化和扩大化，导致现代主义在精神领域成为不可逆转的价值诉求，从而通过“启蒙主体性”引发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将现代与西方混同起来，认为现代性的诸种表现都是西方模式或西方式的建构，从而消解了现代性的历史性，建构了现代主义的神圣性和普遍性。因此，在西方现代主义神话的话语权力中，民族和传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颇有意味的是庞熏栗不谈西方现代艺术和工艺美术运动而谈中国少数民族图案、传统手工艺和壁画艺术，恰恰是通过西方现代艺术及实用艺术，他发现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之“风景”。对他来说，无论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实用艺术还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都是非实体性的，是被设想为艺术所固有的、某种不确定的、无归属的内在力量。他在随笔中写道：“画家自我，我想不该有什么派别的成见，派别只是～种束缚，一种障碍。画家谈主义，更可不必了。我国古今好的作品，我们应该要研究，世界各国好的作品，我们也应该研究。但是，不一定呆板地模仿。”

他直接指出“工艺美术说到底是一个美学问题。”。工艺美术虽然是产生于现代的艺术观念，但在庞熏粱看来却并不专属于中国或西方、传统或现代，而应该归结为艺术和美学问题。庞熏梁质疑了出现在20世纪知识界和艺术界的认识的倒错，“我国工艺美术历史上从来没有拒绝外来文化影响，也从没有囿于外来影响而失去民族性”，这里所说的民族性不同于民族国家所建构的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排除异己，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和政党政治相结合的)，民族性指的是民族传统，即工艺美术自身的历史性。庞熏梨静观西方世界的变化，深信实用美术的时代已经来到，生活q1无处不需要美，那么如何寻找中国工艺美术失落的历史昵?他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装饰艺术在2o世纪的裂变当中应该充分发挥其固有力量。因此，他积极搜集少数民族装饰图案、研究历代装饰画、倡导工艺美术教育、兴办工艺美术学校，最早迈出了探索实用艺术的脚步。

庞熏栗所论述的工艺美术范围极广，涵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与手工艺、装饰美术、现代工艺、民间工艺、民族工艺都相互关联。在他的工艺美术观念中，既包括了传统文化中各种门类和表现手法的装饰艺术，也涵盖了现代设计观念的雏形——实用美术。传统与现代并非对峙，而是共存。艺术与设计并非不可调和，而是融合于艺术。20世纪中国文艺界已经提及设计，但在当时设计的含义与今天所说“现代设计”的含义大相径庭。设计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更非今天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深入人心的主流话语，而仅仅是从属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一项工作。庞熏粟所倡导的工艺美术，虽然源于西方，但却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在中国2o世纪的历史中具有独特性，暗示了中国本土现代设计的缘起。但这不同于当今“现代设计”主流认识论观念下的起源。显然，在21世纪，“现代设计”已经全面取代了工艺美术。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遗产保护；城市规划；文化线路：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47(5)

专家简介：阿尔伯特　博士　德国一级教授　著名遗产保护专家和遗产保护教育家

采访者：丁援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博士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德国东部城市科特布斯天气阴沉气温初降，加上又是学生放秋假的时间，本该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大学――勃兰登堡理工大学最冷清的时候。而这几天，突然涌来的几百位学者和校友使校园顿时生动起来。在学校的会议大楼最显眼处，一条横幅是：“世界遗产和文化多样性”(本次论坛主题)，而未来往往的人们挎着的小包上都印着一行字：“十年了，依然独特”。

这里正在庆祝一个遗产保护专业的十岁生日，庆祝的形式则是很德国风格的：一个严肃的关于遗产教育的国际学术论坛。十年前，由阿尔伯特教授和其他两位德国教授共同建立的遗产保护专业“世界遗产研究”现在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培养了一批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而十年后，在庆祝活动的绚丽退去后，也是阿尔伯特教授退休的时间。

我受《中国名城》杂志社的委托，对阿尔伯特教授进行了专访。我们的访谈在2009年10月25目的晚上，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的新图书馆的一楼。

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丁援：阿尔伯特教授，首先祝贺您，这次的论坛十分成功!

阿尔伯特：谢谢!也谢谢你的参加

丁援：这次研讨会有“在时空转移中的遗产”、“融汇的文化景观”等四个主题和七十个专题演讲，都是很前沿的题目，又聚集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代表参加。我下周去他们总部调研，约时间时我得知，现在是他们最忙的阶段――从10月23日到28日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成员国大会时间，不能请假的。但我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些核心人员还是来参加了。

阿尔伯特：他们当然会来参加，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庆祝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最初的赞助组织，也就是2000年你来学习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赞助人。后来的赞助主要是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但起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十年了，我们的专业发展良好，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成立这个专业十年了，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所以这次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学生完成的，也作为他们课程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得到了德国政府和DAAD的一些资助。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专家和名流能到场。

丁援：您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战略，所谓的4C战略吧，主题就是要保护世界的遗产和推广他们保护的理念。

阿尔伯特：这是他们大的想法，他们还有青年计划，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与培训中心。

丁援：对，亚太中心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地方。另一个二级组织在罗马。

阿尔伯特：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各地的教育机构设立教席(UNESCO Chair)。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他们的正式的教席，遗产保护教席，而这次参加我们论坛的还有五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教席，也是关于遗产保护方面的。他们在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地都有很好的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成绩。

丁援：我们专业现在还能得到世界遗产中心的资助吗?

阿尔伯特：是的。每年世界遗产中心有两个名额给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管理人员全额资助，帮助他们来我们专业进行学习。此外，他们有很多别的方面的支持，比如教学、实习上的支持。应该说，我们是很近的关系、很紧密的联系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非物质方面的。我个人很重视对于实际管理人员的培训――我们不能都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学生，虽然我们在建筑学院，我们需要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的参与。

十年，我们依然独特

丁援：我想问问您，既然现在有不止一个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的教席，为什么我们专业现在“依然独特”?

阿尔伯特：这是此次庆祝活动的唯一一句很自豪的广告用语――“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实事求是地说，比起十年前，我觉得这种独特性现在确实不明显了，不过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点。我们专业的特点是在建筑、土木和城市规划学院里的一个跨学科和国际化的专业。

作为建筑学院的一个跨学科专业，“世界遗产研究”集中了全校共30个研究中心的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包括各类法规、建筑与规划的设计理论、历史、生态建设、生态保持、经济管理科学等。此外，我们还在全世界聘请了一些优秀的客座教授。

丁援：比如有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来自洪堡大学的建筑文化教授，还有城市规划的卡麦亚教授，都是您聘请的?

阿尔伯特：对。更多的是一些临时性的讲座，几乎每个月、每一周都有。另外，我们还尽可能组织同学参观有价值的地方，比如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还有欧洲的世界遗产地。我们还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大洲的教育机构互派学生。

丁援：您对遗产保护专业是如何理解和设置课目的?

阿尔伯特：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遗产。遗产在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的是文化遗产，如欧洲人和亚洲人，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自然遗产，如美国人和澳洲人。另一方面，遗产现在也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但遗产总的来说就意味着价值，这对于我们研究遗产和保护遗产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其实是专注于价值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建筑与城市及空间历史、文化学概论、宗教、美学、认识论、现象学、自然哲学、技术评价、技术与环境历史、世界遗产的理论解释。

另外当然还有建筑和建筑保护类的课程的模块，基本上是传统建筑专业的一些课目，包括介绍建筑学概论、建筑保护、艺术史、考古学、文化遗产的人为和自然的威胁等；这个在建筑学院里是比较容易组织的。

第三个模块是关注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主要课目包括：生态学、生态多样性的维护、环境保护法规、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这是邀请了生态学家来设计的课程。

第四个方面是遗产的管理，课程包括计划编定、交流合作与冲突管理、相关政策规定、世界遗产旅游区管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市场与管理、博物馆学、世界遗产项目管理、世界遗产的提升和咨询、公共关系、地区历史与地区遗产的保存。经济管理对于遗产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可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课，专题研究，实习和毕业论文。其中基础课部分最为重要，占总学分的一半。基础课由我刚才介绍的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其必修课和选修课。

丁援：我觉得这种专业设置是很有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的。不过，设置得如此宽泛的研究领域，对于组织者来说，真的不容易!

阿尔伯特：谢谢你的理解!这次论坛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的校长承诺要建立新的遗产保护专业的博士课程!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好的题目值得继续做博士研究。所以，我很高兴，我又看到了“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的另一个原因。

文化线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和没有遗产地的遗产

丁援：我们正在中国与东南大学出版社一块儿编辑一套文化线路研究丛书，所以我对文化线路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阿尔伯特：文化线路当然是目前国际上遗产保护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这次论坛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在时空转换中的遗产”。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最后在论坛上宣读的1 5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以前是不常见的，比如以美国人心理认同为线索的美国系列遗产、以音乐为线索的莱比锡城市遗产、喜马拉雅山脉走廊遗产、德国自然遗产系列。等等。当然也包括一些以前的题目：大型复杂遗产的界定、遗产的界定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题目。不过，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难处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丁援：比如……

阿尔伯特：界定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的遗产地没有具体的建成的遗产了，有的线路不复存在了。

丁援：也就是说，文化线路，有的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而有的是没有遗产地的遗产。但欧洲的圣地亚哥线路的影响还是很具体的。

阿尔伯特：圣地亚哥线路，据我所知，主要是三个遗产地的系列申报。这三个点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现在的ICOMOS文化线路委员会是西班牙专家为主导，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具体影响吧。当然，我知道，你说得具体影响是包括申遗和文化线路国际。

丁援：是的。您知道，目前中国在努力申请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阿尔伯特：我个人不是太了解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研究。我遇到ICOMOS的副主席郭旃先生几次，也听你介绍过大运河，但这些材料还是不多，特别是对于这样的大尺度的文化遗产，很难下结论。

我个人以为，这些都是一个系列遗产的概念。系列遗产是看似分散的遗产，由一条线索连接起来，这个线索是关键，而分散的遗产的实物证明也很重要。

丁援：系列遗产的概念以前很少被提起，在《世界遗产实施指南》中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文化线路以前是归于文化景观类型的。

阿尔伯特：现在全世界的大型复杂遗产很多是系列遗产。文化景观也有动态的、静态的，文化线路以前归于动态的文化景观类型，现在ICOMOS的文化线路颁布了，可以说，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类型已经被承认了，也就不再归于文化景观类型。不过，这两者还是有很多相似性的。

引用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文化景观是可以观赏、可以品味、可以倾听、可以感觉、可以触摸的”，我觉得，文化线路也是如此，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接触到感觉到。

有的地方没有具体的遗产，这固然可惜，但他们是有故事可以听的，有气氛可以感觉的，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文化线路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充分，你们的文化线路研究丛书对今后人的研究和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遗产保护潜力巨大

丁援：我注意到，这次的十年庆祝活动来了不少中国人。

阿尔伯特：是呀!我们的会后节目之一是来自中国山西的皮影戏。他们的节目真的很精彩，我也多次表示，支持皮影戏进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

我们专业与中国的渊源很深的。我们与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都是友好学校，我本人有专著谈到中国问题，而且多次访问过中国。我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都很勤奋，也很有天赋。

丁援：您也常常邀请中国学者来访问吧?

阿尔伯特：当然。我们请过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中国大学的不少学者来参加我们每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阮仪三教授、吕舟教授，还有这次来的张杰教授，都是我们的贵客。

丁援：阮仪三老师这次没来有点可惜，他在您的研讨会上还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阿尔伯特：那是2001年，也是我们大学的校庆，施罗德总理亲自来到学校庆贺我们学校的十周年。我们准备请阮仪三教授向施罗德总理介绍一下他的研究和保护成果。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在两德统一后，由东德原来的建筑学院发展而成的大学，当时德国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施罗德总理也是积极推进中德友好的重要人士。

中国的遗产保护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喜欢中国文化，到中国去旅游，到中国去办事务所……

丁援：我的老师，也是和您一同创立我们专业的SHUSTER教授在上海和北京都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他告诉我，每个月他都来中国一次!

阿尔伯特：是呀，中国吸引了他的目光，也吸引了很多建筑规划学者专家的目光。我觉得中国今后会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会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空间巨大!希望你们多努力!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5篇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6篇

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

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二

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

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

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

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

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

五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

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

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

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

六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7篇

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

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二

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

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

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

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

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

五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

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

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

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

六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8篇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9篇

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

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二

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三

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

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

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

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

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

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

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

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

四

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

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

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

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

五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

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

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

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

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

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

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

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

六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