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其现实的历史进程很难说比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要高。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合法性。这种“二重性”进一步证明中国现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多质性”。这种多质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状况参差不齐的多层次性；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且相互作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主性全面发展关系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社会化产品经济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农业社会的技术形态、工业社会的技术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形态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等等。对此，我们曾把现阶段的中国比喻为一座大“熔炉”或活的“博物馆”，几乎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各种要素都共存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之中。这种多质性的社会，它既含有作为过去遗迹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包含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还包括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些因素当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相比，前者应当占主导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中国国情的质理解为“社会主义定向性”（注：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种作为定向的社会主义同非社会主义的成份或因素长期共存与竞争、互动与互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存共荣，达成“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情与政府创新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性。政府创新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多质性”发展规律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能不决定着、制约着、影响着中国的政府创新。从“应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定向的政府创新；从“实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只能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府创新。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在现代社会、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府的主体能动性有不断增长上升的趋势，这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政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特别强调政府的主体能动性。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如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有人民革命方式的影响，有苏联模式的影响，还有因为落后而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发需要等等。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由于落后，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自然就诉诸政府主体能动作用，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以高度组织化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超常规的跳跃式发展，尽快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本无可指责，人们应当历史地公正地评价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作用，不应当全盘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有历史责任感的自发的“自觉性”。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政府的主体能动性作用或自发的“自觉性”发挥得失度，产生了影响广泛又深远的负面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微软化、IT化的逐步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中国不可能永远超然自得地维持旧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就是在调适政府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力度，规范政府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方向和价值坐标，实现由政府推动型向社会自主型转变，由“自发政府”到“自觉政府”、积极政府的转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乔耀章，孙枝俏：《论积极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新形势下，中国各级政府都应当建设服务型政府。未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活动将会越来越突出这一性质，使政府从“管”老百姓转变为通过“管”好社会事务来为老百姓服好务。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换服务型政府

1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理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府只提供市场、企业和个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普遍把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物品（除政策、法规外）往往是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对于企业而言，投资于公共物品无利可图；对个人而言，则往往无力承担。而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特征，又使得人们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某人参与了公共物品的消费，却不愿意支付或充分支付生产成本而依赖他人支付。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以及避免被搭便车的心理）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大家都不愿提供公共物品。这就决定了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提供。经济学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划分方法很好地界定了服务行政的范围：政府只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而不需要也不应该涉足私人物品的生产。私人物品完全可以由市场机制实现有效率的供给，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私人物品的生产。二是政府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虽然政府应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决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生产。即使事实上只有政府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也没有理由因此而禁止私人企业去尝试和寻求其他方法，也就是在不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的方法。人们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使一种在过去不可能由那些愿意为之支付费用的人排他性独享的服务成为一种可供交易的服务，进而使市场方法能够在它此前无法适用的领域中得到适用。政府不得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意味着私人和私人企业可以进入这些领域，这些公共服务行业是面向市场开放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向私人开放，与私人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并不存在矛盾。作为服务型政府，不仅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因为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服务行政的弊端会降至最低程度，并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相兼容。

2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

2.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较为严重，旧体制下最困难的问题被积淀下来，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也已凸现。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与行业垄断、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既不符合WTO规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规范发展。服务型政府，正是改变过去政府管理中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规范市场、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等方面；使政府管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2.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政府性质决定的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正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坚持“三个代表”的最终落脚点。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

2.3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趋向

在席卷西方世界的政府再造之风中，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政府均以重塑服务型政府为其主要目标。1994年，英国政府进行了“政府信息服务”的实验，1996年11月公布“GovernmentDirect”计划，提出新形态的公共服务以符合未来社会的需求。美国政府于1994年9月20日颁布了“顾客至上：服务美国公众的标准”，主张建立顾客至上的政府。同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的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远景报告认为，改革政府不只是人事精简、减少政府赤字的问题，更需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的力量彻底重塑政府对民众的服务工作。还有新西兰的“公共服务部门之改造”以及日本的“实现对国民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行政”，都体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先后多次进行以转变职能为重点的机构改革。

3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3.1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所谓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不仅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更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服务意识。培养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必须强化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责任意识、敬业精神，提高公务员的业务能力、服务本领。具体而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一是主动性。国家公务员要有主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热情，善于发现问题、了解问题，会做调查研究，能够以敏捷的反应能力去体察、了解社会客观事物，并积极预防和解决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公务员能够积极回应民众的需求，为其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二是高效性。行政效率是达到行政目标的最重要手段。人民需要高效率的政府，希望政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寻找完成行政工作最迅捷、最经济的途径和方法。三是公正性。行政机关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制度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因而国家公务员在理念上，要承认社会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政府所提供的机会和福利尽可能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在具体的施政行为中，要有一种“非人格化”的依法精神。即不因亲而优特，也不因疏而冷漠，既不因位高而特殊，也不因位低而歧视。消除个人的、非理性和感情的因素，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

3.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中要遵循五个原则。①合法原则。即设立和实施行政审批必须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必须公开。没有规范性文件依据，而依部门内文件设立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②合理原则。指设立和实施行政审批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政府实施有效管理。③效能原则。要求简化程序，减少环节，方便群众，强化服务，缩短时限，避免多头、重复审批，提高效率，以较小的行政资源的投入，实现最佳的政府工作目标。④责任原则。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有行政审批权，就要对审批的事项负相应责任。行政审批机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对许可对象的管理职责或者违法审批要追究责任，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的纪律处分。⑤监督原则。即对行政审批机关行使审批权进行监督制约，保证合法、合理、公正地行使行政审批权，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对审批提出异议，要做出书面答复，并告知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审批机关要及时处理举报、投诉，将处理结果通过适当方式回复举报人、投诉人。“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五项原则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在实际运用中，不能割裂，片面强调其中一项或几项。特别是要把握合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有机统一，即使是符合合法原则的审批事项，如果不符合合理原则，该项审批也应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取消；虽然符合合理原则，但不符合合法原则，则应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定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予以确定。

3.3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重要方式

行政服务中心就是将原政府职能部门的各项职能集中到一个大厅，面向服务对象统一提供对口服务。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可以使公民不再需要分别找各部门科室，就在大厅内一次性解决问题，由跑多门变为进一门。与行政服务中心相配套的制度还有首问责任制和公开承诺制。首问责任制要求第一个受到咨询的公务人员负首要责任。如所询问事务属于本窗口职责范围则必须负责接待并为之办理所有事务，若不属于本窗口服务内容，则负责指点或帮助联系相关部门人员接待，不得推诿搪塞。公开承诺制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行政务公开。行政服务中心的一切服务项目、办事程序、服务时限及管理规章一律公布于众，对服务质量和提供速度进行公开承诺并接受群众监督。“一站式服务”、首问责任制与公开承诺制构成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转机制，是行政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的新意所在。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是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和扬弃，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改革和创新。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将审批、审核事项集中办理，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通过“阳光下作业、规范化管理”的形式，公开所有办事过程，使行政活动过程和行政权力的运用公开化、透明化，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服务型政府打下良好基础。

3.4发展电子政务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电子政务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起以为公众服务为导向的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就是政府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提高服务效率，更快捷、更直接和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过程。公众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信息资源，可以享受政府更具体、更个性化的服务。电子政务的公开性决定了上网的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首先是要求政府行为公开，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政府审批都不能实行暗箱操作，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再就是要求政务信息公开，凡是法律规定需要向公众公布的政务信息都必须上网，向公众公开。

3.5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有效途径。

公共服务社会化主要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转变为政府利用社会的力量由社会自治或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些私营部门、独立机构，社会自治、半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都将成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以便在不增加政府规模和开支的情况下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公共服务社会化可以使许多非政府机构加入到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队伍中来，这样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很大一部分公共管理职能转移出去，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的建设，真正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桨”，为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这也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

要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必须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中的一些组织，授权并运用政策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社区或私营机构承担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和产品。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市民社会的成长，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建立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将成为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改革的实践取向之一，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蔡放波.政府管理模式改革的必由之路[J].山东人事,2003(12)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的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利，村民自治顺时而生。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工作方式等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它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了具体规定。“四个民主”的提出及完善，对指导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村民自治，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要求村民委员会逐渐摆脱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基层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变革，乡镇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型、管治型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型、服务型政府。为此，进人新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在农村进行税费制度方面的改革、加强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等，来推进两个目标要求的实现，以探索新的农村管理体制，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但从总体上看，这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首先，从村民自治的发展来看，村民自治在总体上固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自治效果并不理想。问题主要有：(1)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并未走上正规，其应有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如村民制度化参与率不高，村民自治往往变为“村委会自治”，甚至演变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个人说了算。(2)农村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对村民自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转型导致农村社会分化和心理意识多元化，农村由过去以农民为主体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村干部、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个体私营企业主等，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从而导致村民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和薄弱，自我中心意识明显上升，家族中心主义凸显，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其次。从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来看，大多数地方的乡镇政府仍然习惯于“管治”思维，开展工作以单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只对上负责，将工作指标层层分解下压，甚至强制村民自治组织完成“任务”。导致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职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占和排挤，村民委员会成为准政府组织，沦为实现行政命令的一种工具。

综上所述，村民自治在发展中面临一些难题，亟须在乡镇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在加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目前乡镇政府在宏观指导上的缺位与农民群众期望乡镇政府的有位、有为形成较大反差；与此同时，乡镇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滞后，重管治、轻服务，甚至仍然管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其管治方面的越位、错位以及服务方面的不到位。不仅对村民自治产生极大侵蚀，也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亟须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着力点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重点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规范乡镇政府活动范围和工作内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改革乡镇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加强群众监督，调动群众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

乡镇政府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者的角色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者的角色，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把服务型政府理念具体化、明晰化并落实到位。具体来说，乡镇政府应注重履行好以下职能：积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乡镇政府应充分保障农村基层群众各项民利，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村民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的职责。对需要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具体行政事务，应由乡镇政府统一与村民自治组织签订委托和购买服务协议。明确工作要求、目标任务和经费支付方式。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得如何，工作绩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要打破封闭的政府政绩自我评估体系，建立群众评估制度，使乡镇政府行政管理的全过程处于农民群众监督之下。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切实集中民智。体现民意。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尤其要注重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联系群众、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加强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村民自治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把“四个民主”和“三个自我”贯彻落实到实处。要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民主选举与竞争上岗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生机和活力。要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重大村务和财务。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村民委员会尤其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互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依法独立开展活动的自，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和村民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要增强村民自治功能，扩大村民自治范围，积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村民自治的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要建立健全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听取意见制度、监督反馈制度，真正发挥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作用。乡镇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驻村的文体教育、休闲娱乐场所向村民开放，鼓励和扶持村内及周边有关实体按照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为村民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乡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为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经费和条件，并对工作实绩好、群众满意度高的村民自治组织。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不断加强对农民群众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成员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强化其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增强村民自治能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使村民自治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当前，需要在强化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两者间的衔接和互动机制。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上海、浙江、苏州、南京、青岛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东北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东北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东北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东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东北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东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东北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东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东北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东北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东北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东北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东北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苏州市相比较为例:苏州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苏州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苏州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苏州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东北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3责任追究缺位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特征、职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和方向。

关键词：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方向

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建设依法、有效、透明、负责和公正的政府，其根本的目标是公众满意。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既不是简单地强调服务态度的转变，即所谓“微笑服务”，也不仅仅是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是强调这种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效率、公正、责任、规范、透明、合法等无疑都是现代政府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谋求合法性的政府必须倡扬的价值和目标。但现代政府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其角色的基本设定，即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回应公众的要求。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如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的基点。

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具备以下主要职能：

提供制度供给服务。作为秩序化的代表的政府，必须为人们和社会提供社会秩序的制度供给，也就是要为社会制定一个权威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框架或者制度模式。制度供给的内容非常多。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财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服务型政府最好和最大的服务就是良好的制度供给。

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服务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要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为解决社会稳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政策。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政府在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以后，其主要的服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

提供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解决，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尽可能在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让社会组织来提供，但是政府要做好组织工作。

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劳务行为的总称。实际上，它是解决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给，如何采取和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在服务程序、态度、效率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热情、快捷和周到的服务，而不是冷漠的者。

三、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原则

分权原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遵循科学分权原则。首先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合理分权，使权利科学定位并准确归位；其次是权力下放，科学分解职能，扩大地方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自主治理权；再次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使社会公众切实享有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法治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是有序的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无论是服务的政策、手段，还是服务的程序都要法治化。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适合现代服务行政要求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依法重构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

责任原则：服务就是履行责任。责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而有制约机制的服务行政责任体系，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真正实行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体系应当由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沮会等方面的责任制度构成。

效能原则：效能是效率、成绩、功能的统一体，效能最大化是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注重政府的服务功能，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追求可以量化的服务成效，更要追求能够使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服务功能。

竞争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运作平台的，竞争型政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公众，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引入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服务、推动并参与竞争，政府通过竞争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四、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

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模式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一）公共服务职能的顾客导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要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

在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下，政府常常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公众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公共组织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而且服务水平低劣。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思路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其主要途径有：一是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度。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应当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有关了解民意、公共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如何应当以社会的评价为主，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主，加大公众意见在评估中的作用。

（二）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是现代政府服务模式转换的一个流行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公共服务在生产和提供上是可分的；在付费和使用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只能由政府直接提供，通过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分工，适用“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可以较为公正高效地来加以提供。因此，应当扩大市场竞争的领域。

在这里，竞争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公对私的竞争，即让公营组织和私营组织都来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促使其竞争；二是私对私的竞争，即政府要求私营企业彼此竞争，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三是公对公的竞争，即政府促使自己内部组织之间进行竞争，以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凡是属于经营性或竞争性的项目，应当通过公共招标、内部竞争、合同外包等市场方式营造市场竞争机制，不能事先假定公营部门就一定比民营部门强，或者民营部门就一定比公营部门强，关键是要有公正规范的竞争机制。

第二，除了义务教育、基础科研、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务外，在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应当营造竞争环境，利用竞争机制产生的压力促使服务提供主体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

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转变为政府利用社会的力量由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些私营部门、独立机构、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等组织都将成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

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是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顾客导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许多非政府机构加入到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队伍中来，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对于公共服务的客体来讲，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意味着把对公共服务的内容、方式及其评价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这样就会迫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得不把公众作为顾客，树立顾客意识，当服务不被顾客接受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四）公共财政体制的结构调整

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看，政府公共服务可分为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两部分。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投资；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应逐步加大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地位与作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应建立公共收入制度，逐步增加全社会的公共财政收入总额；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逐步实现由生产投资型公共财政向公共服务型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及经济环境。

（五）公共保障机制的建立与优化

公共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社会成员在面临生、老、病、死、伤、困等各种生活境况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和福利服务的社会制度。其本质是社会财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分配，并具备明显的国家性、强制性、再分配性和基本保障性。其目的是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条件。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建立并优化公共保障机制，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协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应扮演市场活动中的客体，理应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客体服务、服从于市场主体，这是规律。然而，过去我们的政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能量很大，常常决定着一些微观市场主体的兴盛与衰败，权力色彩浓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要求政府更多地提供服务，矫正主客体错位的现象，保障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

（六）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构建

当今世界的公共突发事件类型多、范围广。从公共卫生、网络攻击到恐怖袭击，从交通安全到生产事故，影响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卫生、金融、政治、经济等公共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损失惨重，影响巨大。

政府应急能力的建设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部门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投入问题，而是由政府应急职能、应急体制、应急投入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并且其基本的统筹次序应该是“确定应急职能范围、构成应急体制框架、安排应急投入资源”，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整体应急处理能力达到最大化。

政府应急职能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危机管理的划分和主要内容应该是准确的；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在体系中的职能分工应是相对独立、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的；三是服务于职能发挥的基本资源储备、信息体系建设应是配套的。

（七）更新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在现阶段，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深入开展执行文化的学习，大力推进政府执行文化建设，强化执行意识，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大胆借鉴企业管理和私人部门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和优秀企业的管理理念，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用“企业家政府”的精神代替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增加政府为社会、为企业服务的主动性和时效性，把顾客满意，取得最佳绩效作为衡量自身工作的准则。同时在公共管理部门中强化效率观念，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八）提高公务员素质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垄断解构制度建构

2006年4月6日，广州云峰酒业生产的小糊涂仙酒通过湖北省汉川市红头文件的“红色营销”事件被曝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声讨，在各种声音未了之时，本文仅从经济法的视角对该事件进行分析。

事件经过：2006年3月17日，也就是全国“两会”闭幕第二天，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发“[2006]11号”文件，要求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在公务接待中使用小糊涂仙系列酒，并给各单位附加总计200万元的任务。

2006年4月6日，此事被媒体曝光，当天文件废止。

2006年4月7日，湖北省汉川市纪委、市监察局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公款大吃大喝的通知》，要求全市“严格公务接待纪律”，“倡导公务接待中使用地产酒、地产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1]

美国学者曼昆就经济的现实性将垄断划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市场垄断是在市场自由竞争下,少数公司利用其资本、技术或管理上的优势所取得的一种市场势力,并且凭借这种势力实现超常经济利润的可能。自然垄断主要指在生产技术上所存在的生产劣加性,使在一个市场上由一家企业生产所有的产出具有最大的生产效率,这在表面上呈现出完全垄断的特征。[2]垄断扭曲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和竞争关系,排斥完全竞争的市场类型和结构。从某个企业的角度看，垄断会使其赚取超额利润，但从全社会的立场来看，它会以低效率为代价，浪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3]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也是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表现，但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又使得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必要，经济法也由此产生。但同作为市场中的一员，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又使得政府在面对利益的诱导下也可能失去有限的理性，不正当地运用行政管理权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失灵同样有存在的空间。本次“小糊涂仙酒”的红色营销之举，在经济法的维度下就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

一、政府指定公务用酒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政府所为属于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由于行政权力的保护形成的垄断，清楚的界定行政垄断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是判断一行为是否是行政垄断的前提。学界对于行政垄断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对政府凭借公共权力来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一种表述”（下划线为笔者加，下同）；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为，是“因政府支持而妨碍企业自由的非法垄断”；还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凭籍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4]行政垄断究竟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行政，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笔者认为从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来界定其涵义更为妥当。

（1）主体要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由此可见，行政垄断的主体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的公用事业单位拥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如电力局、水务局、供电局等），同时还存在着行政性公司（如移动通讯公司等），此类拥有企事业单位根据法律的授权以及行政机关的委托拥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在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的垄断局面，此种垄断与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形成的经济垄断有着本质的不同。故对于目前法律规定作为行政垄断主体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宜做广义理解，这些企事业单位也应纳入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

（2）主观要件。行政垄断主体利用行政管理权干预市场竞争是否必须出于故意是主观要件所讨论的问题。前文中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状态，通过分析此观点来看行政垄断是

否需要主观上的故意，根据该学者的观点，既使行政垄断主体主观上没有垄断的故意，只要事实上形成了垄断的状态，也构成行政垄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垄断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垄断状态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竞争状态；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基于国计民生的特殊需要，一国的某些公用企业在市场中实际处于也必须处于垄断的地位，此种垄断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而从法学层面上来看，垄断则是作为一种具有违法性和危害性的行为，客观上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如果认为只要存在垄断的状态，既使不是出于破坏市场竞争的目的也归属行政垄断一列，则会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竞争行为所形成的经济垄断以及为公共利益的垄断与行政垄断无法区分。因此行政垄断中主体只能是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故意利用行政管理权干预市场经济以获取垄断利润。

（3）客体要件，即行政垄断侵犯的是何种社会关系。行政垄断从法律层面上说是一种违法行为，侵害的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即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

（4）客观要件。行政垄断主体使用何种手段或以何种形式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即行政垄断的客观表现。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主体所运用的干预市场竞争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只要这种行为客观上导致了限制竞争的后果，都可视为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如通过颁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或者以行政监督、管理为由进行处罚以限制竞争等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了垄断的后果，均为行政垄断主体所实施的垄断行为。

通过对构成要件的分析，笔者将行政垄断理解为：拥有行政管理权力的主体以限制市场竞争为目的实施的运用行政管理权作用的行为，该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限制市场竞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后果。

根据上述构成要件及概念，结合本案中湖北省汉川市政府部门颁布指定饮用“小糊涂仙酒”的红头文件，行政垄断成为这一政府行为的不二定性。

2006年3月17日，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办公室颁发文件，这一抽象行政行为的目的在于将该市公务接待用酒的品种限定为一种——“小糊涂仙酒”，并下达了饮用指标。该行政行为使其他白酒类品种在政府公务接待市场中失去了竞争机会，该市公务接待用酒市场由广州云峰酒业一家垄断。2006年4月7日，汉川市纪委、市监察局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公款大吃大喝的通知》，“倡导公务接待中使用地产酒、地产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该《通知》又是限制竞争行为的行政垄断行为，使得公务接待用酒由“小糊涂仙”变成了地产酒。汉川市政府部门以下发文件的形式的行政垄断其动机何在，或是出于地方财政利益和

本地企业经济利益考虑，或是出于部门利益、领导的个人利益的考虑，我们无法在此作出判断，而一旦按其文件实施所造成的行政垄断的后果却是可预见的。市场经济之中应由商品的质量、价格等因素来考量商品的竞争力，由此才能形成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公平竞争。

二、行政垄断是一种违法行为，汉川市政府的指定饮酒行为属违法的行政行为。

行政垄断具有违法性，此点根据目前我国唯一规定行政垄断的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即可得出。缘何法律有此规定，溯其立法本意，分析如下：

（一）行政垄断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限制或排除竞争。

市场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市场经济是由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形态，本质上也是一种竞争经济，为了维护竞争的有序和有效，必须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5]行政垄断运用行政管理权使得垄断受益人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而获得垄断利益，以行政手段的强制取代资源的市场配置，人为地设置市场壁垒，妨害货流畅通和物尽其用，在一定范围内否定竞争、取消市场，与市场规律相悖。

（二）行政垄断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其丧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等合法权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消费者拥有对产品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行政垄断则通过人为地控制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有利于自身或某一特定市场主体的“卖方市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被限定在指定之列，丧失了自由选择产品的权利，个人消费自由随着行政垄断的作用被剥夺。

（三）行政垄断易滋生腐败，行政垄断主体依其行政管理权而进行权力“寻租”。

行政垄断主体手中拥有的行政管理权正是市场经济主体所缺乏的，而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垄断主体自身的利益需要又使其对于利益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如果行政垄断主体将其手中的行政管理权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筹码，市场主体以金钱或其他利益为代价与行政管理权进行交换而获得所需的优势地位，则双方一拍即合，腐败出现，限制竞争状态相随而至。

（四）行政垄断导致企业低效率，阻碍企业的发展。

从表象上来看，行政垄断的结果是某市场主体获得了垄断利润，排除了其他竞争对手，而且只要垄断继续存在，其即能继续享有这一垄断利益。正因为如此，因此获得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无意于质量的提升和保证，而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使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

垄断主体将这一垄断状态继续持续。由于垄断企业缺乏市场竞争条件的外部竞争压力，从而滋生一种惰性，缺少创新机制和竞争精神的企业在市场中最终会丧失竞争力，一旦行政垄断不存在，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之下其所面临的将会是被淘汰的结局。如果行政垄断在一个国家内普遍存在，那么该国也会最终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湖北省汉川市政府指定和倡导引用酒的品种，或许我们能猜测其为了部门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的需要，但这一行为客观上使消费者丧失了选择权、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并让人合理怀疑到权力的寻租，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三、反行政垄断的对策建议。

鉴于行政垄断的危害性，各国对于行政垄断都采取的是限制或禁止的态度[6].我国有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几千年封建集权制度历史，行政垄断对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危害更为深远，因此反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已成为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理性地看待行政垄断，会发现实践中有其存在的土壤。根据经济学上的“诺斯悖论”[7]，行政垄断来源于国家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国家的社会性，该属性使国家必须确立确定的产权，明晰的产权使社会的产出最大化；国家的阶级性，这一性质使得国家（实践中表现为代表国家的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确立一套保证统治者利益收入最大化的基本规则。悖论由此产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矛盾。存在虽非合理，但必有其根基，所以对于反行政垄断的制度建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着手都会显得力不从心，行政垄断需要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重维度的规制，对此笔者拟从立法、司法、行政的三重维度对反行政垄断的现状作出回应。

（一）立法方面，制定专门立法并与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反行政垄断的规定相结合构成我国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关于反行政垄断的立法很不完善，归纳起来存在三个问题：1、法律层面的规定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现行关于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定仅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7条与第30条，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而且规定中只规定了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垄断，对于法律授权或经行政机关委托的享有行政管理权的单位实施的行政垄断没有涉及；2、绝大部分反垄断的规定均由国务院及其部委的法规作出，而这些部门本身就有可能是行政垄断的主体，自定规则约束自身，权威性不够、公信力不强。行政垄断大部分都由行政垄断主体利用掌握的行政管理权所为，对此的规制如以行政法规为主要依据会使得对于行政垄断的规制的效力层次不够，规制效果不佳，现今我国的行政垄断呈上升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3、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对于行政垄断行为均存在制裁不力、救济途径欠缺的问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30条规定的处罚措施，仅由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但实际情况是上级行政机关往往能从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垄断中获得间接的收益，上下级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如此监管实难奏效。

通过对我国反行政垄断立法现状的分析，笔者建议在将来制定的《反垄断法》中设专章规定行政垄断问题，禁止行政垄断行为。内容包括：1）以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作出规定；2）规定独立的、专门的反行政垄断机构，赋予其对行政垄断的监督管理和行政处罚权等职权；3）在法律责任方面，应明确行政垄断主体所应负的行政责任以及行政损害赔偿，涉及到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处理；4）改变行政终局的方式，提供司法救济途径，不设行政前置程序，由受害人选择救济方式，以更好地维护行政垄断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该专门立法对于反行政垄断的规定大都是原则性的，对于具体的、细节性的规定则由其他法律法规作出，二者结合构成我国反行政垄断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行政方面，设立专门的反行政垄断机构以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行政垄断行为。

鉴于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垄断主体与其上级机关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下对下监管的效果不佳，因此根据《反垄断法》中反行政垄断一章中的规定设立专门的、独立的反行政垄断机构，由该机构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专门的监管较为适宜。该机构可命名为“反行政垄断委员会”[8]（下称“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从委员会所属地方的行政、司法、学校等机构择优抽出具有该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固定委员占一定比例，其他均由以上所列单位抽调人员监时担任，每个行政垄断案件由3至5位委员（其中一人是固定委员，并担任组长）组成小组进行裁判，该小组随该案行政程序结束而解散，从而保证其裁判的公正性。该机构其不同于现存的行政垄断监督机构（行政垄断主体的上级机关），不依附于行政垄断主体，没有行政垄断影射利益，拥有法定职权，具有独立性、专门性，又以非行政程序前置和司法审查制度对该机构行使法定职权进行监督，规制其拥有的监督行政垄断职权，与司法审查程序相比又具有主动性，一旦市场中出现行政垄断的现象，该委员会主动介入调查，经查确属行政垄断行为的，有权作出处罚决定。

（三）司法方面，设立司法审查机制作为反行政垄断的最终救济途径。

公正与独立是法院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司法审查机制具有其他解决措施所不具备的特有优势：1、公正独立性。法院具有独立的地位，与其所裁决的争议没有利害关系，远离世俗纷争的独立身分对于源于部门和地方利益强化的行政垄断来说是最为合适的规制机关，对于一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垄断的判断最具信服力。2、专业性。我国虽不像法、德等国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但我国法院系统内均设有行政庭，其所具有的法律方面（特别是行政法方面的专业水准）相对于其他机构来说是最强的，故而由其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最具专业性，也可使我国反行政垄断的法律水准逐渐提升。3、公信力。法院对于社会来说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在社会民众心中更是主张正义的最后一块净土。由法院作出的裁决在社会生活中易为人们所接受，公信力相对于其他机构来说更强，而且法律规定法院的裁决具有终局性，从立法上赋予法院判定的最终确定力。行政垄断的当事方对于“反垄断委员会”的决定不服，或者行政垄断受害方不经“反垄断委员会”裁判径直向法院，要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另外，笔者认为法律应赋予行政垄断受害方请求赔偿权。因为对于行政垄断行为如果仅仅由法院或委员会判定违法，禁止该行为继续，而对于受害方因此所受损失不加理会，这对于保护受害方的权益来说是不充分的，对于行政垄断的实施者来说威慑力也不够。如果受害方有证据证明由于行政垄断行为而遭受了损失，在委员会认定行为的行政垄断性质后即可向法院或径直向法院时提出赔偿要求。对于利用规章以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违法的决定命令来实施的行政垄断行为也应纳入赔偿范围。对此的法律依据可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来规定。

当然，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然现状来看，我国法院系统的独立性、专业性与应然要求尚有一定差距，但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在制度构建上必须将司法审查机制纳入其中。

以上所述均从他律的角度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从自度的角度来看，拥有行政管理权的主体自身进行约束十分必要。通过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不利后果的认训以及自我制定约束机制，将行政垄断消灭于未成形之中，此为反行政垄断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律的最终追求目标。

有法可依，制定《反垄断法》专章规定行政垄断；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反垄断委员会”作为反行政垄断的专门机构，主动出击监督并消除市场中的行政垄断现象；法院作为有终局裁决权的机构，其所进行的司法审查对于行政垄断当事方来说是最后的救济手段。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反垄断委员会裁决、对于反垄断委员会裁决不服诉至法院以及直接诉至法院的行政垄断案件的生效裁决，裁决的内容即是对个案行政垄断的最终评价，受害方并有权依此认定请求赔偿。如此反行政垄断的制度建构对于规制行政垄断当为应然之选。

政府处在市场之中，自身利益的存在难免会使其面对诱惑时失去理性，本案中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就被潮水冲散了理智，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指定饮用公务酒种类，随后又以文件的形式“倡导”消费地产烟酒。或许该市政府办公室不知这一行政是一种行政垄断行为，具有违法性，但该行为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因其不知而不发生，因此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的手段必须对该市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作出制裁，对其行政处罚，同时对其他主体也有引导和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反行政垄断制度缺失的现状使得这种制裁有着“无米之炊”的尴尬，缺乏可行性措施，无依据亦无部门对其进行规制，废止文件、停止行为已是较好的解决结果，更多的是根本不去理会。正因为现状如此，本案中汉川市政府才会在废止前一文件之后又出台了“倡导”饮用地产酒的通知。

本文正立意于解决此等尴尬局面，希望通过以上对行政垄断的解构以及对反行政垄断的制度建构，使行政垄断实施者获得“皮洛斯的胜利”[9]，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一违背市场规律的异象。按照笔者之建构，汉川市反行政垄断委员会对该行政垄断行为进行查处，并作出处罚；该行政垄断受害方，即其他竞争者也可向法院，要求确认该政府行政违法并赔偿损失，绝非目前的“废止”了事。

参考文献：

「1李世英。市场进入壁垒、进入管制与中国产业的行政垄断。「J。《财经科学》2005，（2）：111-112.

「2吕晓萍。对我国行政垄断现状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2（3）。

「3郑鹏程。论行政垄断的概念与特征。「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4陈志成。行政垄断的多维解读。「J。《中国行政管理》2002（3）。

「5韩晶，蓝庆新。行政垄断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管理百科》2002（6）：46.

注释：[1]引自http：\\重庆青年报-新闻中心-200万小糊涂仙“灌醉”糊涂官。htm.2006-04-1821：33

[2]李世英《市场进入壁垒、进入管制与中国产业的行政垄断》,《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第111-112页

[3]吕晓萍，《对我国行政垄断现状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4]文中引用的学者观点均来自于郑鹏程《论行政垄断的概念与特征》一文，《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27卷第3期

[5]陈志成，《行政垄断的多维解读》，《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3期

[6]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具有与我国不同的特点，其政府对竞争行为的限制的态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发达国家并未有过纯计划经济时代，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唯一目标只是为维护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所以对于行政垄断是限是禁不一而论。

[7]“诺斯悖论”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引自韩晶、蓝庆新《行政垄断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管理百科》2002年第6期第46页

[8]目前我国工商行政系统内设有公平交易局，虽然该机构设立的原有目的是为了保障市场的公平交易，但由于设置于工商系统内部，属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因此在对待反行政垄断这一领域几乎没有作用可言。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行政管理涉及因素较多，其管理成本的上升不是短时期的问题，在很长得一段时间内，多种因素的积累，共同导致了当前比较高的行政管理成本。这些因素主要有政府内部自身因素、外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制度法律因素等。具体说来如下：

1.靠财政拨款的供养的行政人员结构不够科学

从行政机关的相关考察研究中发现，行政机关单位在岗位的分配、设置上，基层队伍过于分散，岗位太多，而每个岗位承担的任务很少，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人员的总体编制。甚至在个别单位还出现冗员的问题。另外，行政单位的岗位分配在人的自身能力方面，没有做到科学分配，对于专业人才的特殊能力没有充分挖掘利用，在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方面一些基层行政单位的岗位设置严重失衡。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也造成了一些行政资源的浪费。

2.行政机关单位的成本控制观念缺乏

与企业不同的是，行政机关单位不是盈利性组织，对整体成本的节约意识不强。很多行政机关单位，认为行政管理费用是由财政拨款承担，费用是多是少与自身没有多大关系，这种思维缺乏成本节约控制意识，也不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行政机关单位普遍存在“吃公家饭”的低级思想，缺乏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感、紧迫感与社会责任感，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效益观念，对公共财政概念的理解单纯片面不够深刻，对行政费用支出过程的管理和效益评估工作投入不足。

3.地方政府存在较多的职能“越位”问题

各级政府在机构的设置方面仍然存不少问题，具体说来，各级办事机构设置的过于繁多，不少机构出现功能的重叠交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职能的相互“越位”，这些原本属于一个机构管理的事物，结果重叠的机构设置将管理对象范围扩大，这种情况扩大了财政资金开支，政府的这种“越位”现象亟待解决。

4.行政单位预算约束力不强，缺乏有效的财政监督体系

虽然我国的《预算法》颁布已有很长时间，但总体上来说，其落实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一些单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还是“敞开口花钱”，缺乏严密科学有效的公共财政监督体系，现代化监督技术手段和监督理念更新滞后。很多行政机关内部的会计监督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既浪费了很多行政人力、物力资源，又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二、行政管理成本的控制策略分析

1.简政放权，精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

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台以来，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要简政放权，总理说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当前政府职能改革要以此为契机，大胆推进，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情况下，逐步落实精简政府机构、行政人员，减少吃财政资金饭的人员。分解政府职能，将一些不是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让渡给社会第三方机构，政府要在制定好规则框架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服务职能。

2.提高行政机关单位的成本控制意识

在新一届政府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的新形势下，各级政府机关单位要落实国家政策方针，从自身做起，提高对行政成本的控制意识。上级有关单位要定期对机构负责人开展培训，让成本控制意识深入落实的每一位公职人员心中。要着力强化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的节约意识，珍惜国家财政资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用最少的行政资源办尽可能多的事。与此同时要严格落实行政成本考核制度，加大对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行政开支的监督力度，从制度层面和考核标准方面强化行政成本控制意识。

3.完善部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是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在市级部门中全面开展了此项工作，并在规范预算资金分配、减少预算资金安排的随意性、控制行政成本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要继续增强预算定额的科学性和公平性，细化项目预算的编制要求，不断淡化预算编制中的基数法痕迹，将预算分配与部门职能直接挂钩；切实发挥预算编制的约束作用，对于超出预算编制的较大数额财政资金，要报备上级主管单位批准，在进行调研分析讨论的基础上，给以执行。

4.拓展政府采购范围，合理降低行政事务消费开支

要努力探索政府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推广政府公共服务的招标采购制，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产出效益。如可对行政部门公务接待实行政府采购，指定专门机构统一负责审查、审批、监督、管理公务接待事宜。用餐地点不能固定，实行政府采购，哪个地点价格低，菜品质量高，服务态度好，就在那里用餐。对于一些不是必须由政府做得事情，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一些服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这样在提高政府服务专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行政支出。例如在社区服务领域，政府可以将城市社区的日常服务外包给专业的社工机构，将政府这一块的开支缩减，而采用专业社工机构组织的服务。

5.严格控制职务消费

职务消费所造成的行政成本，可能是纳税人和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行政成本。控制职务消费的主要途径是将职务消费的供给制，转变为货币制，使其从隐蔽转为公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要坚持纵向比不高于历史水平，横向比不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则；适用范围要合理，要先易后难，拟选择易于货币化且不易管理的个人职务消费项目为主，如招待费、学习考察费等；要有足够的透明度，职务消费明细情况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公开。

6.下大气力，推进公务用车改革

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在公务用车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导致了各级政府和一些领导干部在用车方面的极大浪费，给国家的财政增添了不少负担。而且公务用车领域暗藏许多灰色利益链条，也是一大批官员堕落的温床。该方案的推出，是有实质性突破的，在未来的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完善更多的细则，使得方案更具可操作性。对于一定级别的干部取消公务用车，而改为公务交通补贴，这种设计比较科学合理，将公务出车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量化，不仅有效约束了不必要的公务车使用，而且还减少了小排量轿车的使用数量，有利于节约社会能源。

三、结语

在进入新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升级转型速度逐渐加快，社会公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在新一届政府大力倡导政府职能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改革也提上了日程。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管理效率，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激活市场参与主体的活力，这些都是新时期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而行政管理成本的降低，可以为政府节约出很大一部分资源，用这部分资源政府可以提高服务市场的效果和质量。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在此

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对政府转型提出了相当迫切的要求。因此，“十一五”时期，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成为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与意义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管理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政策管理、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与之相对应，我们认为，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因此，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也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战略规划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是指管理者和组织者通过思考，在衡量影响组织未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为组织创设目标、前进方向、焦点和一致性的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政府等公共部门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公共部门能否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绩效，甚至还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受到渐进模式的影响，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以至于无暇顾及政府部门的应有任务、方向及战略，导致了在很多重要的领导领域没有公共目标或者方向模糊不清，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根本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另一方面，已有的战略规划往往缺乏整体的思考，长期、中期和短期战略之间，整体和局部战略之间缺少有机整合，由此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能不明，协调不灵，彼此无法适应，从而丧失互补性。

2、公共政策能力。公共政策能力是指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管理创新行动方案的能力。公共政策能力不强，缺乏操作性，是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通病。这表现在：政府部门缺乏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的领导者，战略规划制定出来以后，领导者往往出于尽早看到战略实施效果的迫切愿望而匆匆上马，甚至认为制定实施计划是在浪费时间或延误战机；一些政府部门好大喜功，不结合自身资源状况来制定政策，不切实际，根本无法分步实施；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的方法，往往凭借管理者的主观臆断和历史经验，而很少运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

3、资源管理能力。资源管理能力是指政府部门获取、配置并有效使用管理创新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能力。每个公共组织至少都应该拥有四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硬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除此之外，还应该拥有必要的软性资源，包括信息、制度以及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等。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资源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有待提升。突出表现在：虽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者，人力资源的知识、素质、能力、结构比例都与管理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政府的体制、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与管理创新的要求不匹配。

4、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是指将战略规划具体执行的能力，是将理想的目标转化为可见的现实的能力，项目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和工程管理借鉴的概念，它在政府部门中被证明同样能提高绩效。项目管理在我国政府部门中的运用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项目管理能力也相对十分低下，在项目的实施中，政府部门对于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的关注甚少，项目管理极其不规范：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之际，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这一课题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1、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范式，将政治与管理整合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遵从威尔逊和古德诺开辟的范式，认为政治和行政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传统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理论的批判和现实的挑战，正逐步走向整合。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将管理看作一个全面的过程，它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系统地考虑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未来远景，将组织的使命、价值、目标相结合，将战略制定与绩效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结合起来，强调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它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被动消极的执行命令的弊端，关注行政的政治性，强调行政在战略制定上的优势和重要性，将政治和行政看作必然联系的环节。

2、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中低层管理的局限，将政府部门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融合起来。传统的政府部门是按照韦伯式官僚制组织特点建构起来的，强调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是组织结构的依据。在这种等级金字塔的组织中，管理的高层和中低层严格按照金字塔层级进行缓慢的信息沟通和命令传达，有权作出决策的是位于顶端的上级，下级的任务是执行。这种缺乏整合的组织形式，不仅会带来信息的扭曲、行动的缓慢、决策的滞后、效率的低下，还会造成中下层人员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激励。政府的管理创新则强调组织所有成员对于组织目标、使命和愿景的参与，强调高层和中低层之间的沟通和整合。

3、摒弃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内部科层组织的弊端，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将组织看作一个静态和封闭的系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组织的内部结构上：他们关注组织如何分工、如何建立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如何制定严密的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而忽视了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公共行政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政府的管理创新，不仅关注组织内部的资源和结构，环境分析同样是一个研究重点：创新管理认为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外部环境是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依据和基础：政府创新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外整合的过程。

二、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

1、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管理创新是一种前人所未经历的开创性事业，为此，政府必须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实施人才资源国内培养和国际引进相结合的战略，致力于培养政府管理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政府部门管理者，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既要紧密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各项事务，又要着眼现实、未来和世界的发展潮流，积极开展战略研究，方能在实际的管理与领导活动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的素质与创新能力。

2、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头脑。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参与管理的能力，他们比一般的底层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有参与管理的热情，他们以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高层管理者中间出现了不少高学历背景甚至海外学历背景的人才，各层级的参谋部门也开始引进知识精英。目前，要进一步强化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激发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议政意识，呼吁他们抛弃政治冷漠的态度。其次,政府要建立开放、自由、多样、有保障、制度化的渠道，鼓励更多的知识精英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最后，对于体制内知识精英的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和决策要真正的采纳，而不是流于形式，装点门面。

3、扩大公民参与,培养和借鉴民间的创新力量。对于提升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公民参与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公民参与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升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因此，首先，政府要加强与公民的对话，通过与不同利益、政策观点的公民进行讨论和协商谈判，政府不仅可以获取群体智慧，还有利于增强共识感和责任感，实现公共利益。其次，政府要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最后，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管理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

4、改革传统公共管理垄断模式的弊端，适当引入政府间竞争，形成政府管理创新的外在激励与内在动力机制。竞争机制的缺失正是政府部门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对于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创新能力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一种外在激励，促使政府考虑竞争激烈的外在环境，进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不断的创新，提升管理能力。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普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克服政府失灵的办法。我国也开始大量借鉴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一些成功经验，引入竞争机制。但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公共性，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不断改进政府的运作模式，改进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公共战略中的有序竞争，引入竞争的配套措施，建立公共责任制，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精心管理，为所有的竞争者创造平等的竞技场。

5、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与优势，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在对组织资源和优势的准确判断之上的。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积累了一些资源和优势，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是新时期提升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前提。在经济上，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增。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掌握运用政治权力的中枢和核心，一方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为政府管理创新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上，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感、对政府权威的较高认同感等等，对于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零缺陷管理的基本要素有5个：公开，目标，界定缺陷，测量缺陷，奖励。所谓公开，即每个职工都要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公开做出自己对致力于无缺陷工作的承诺。所谓目标，即公司为每项工作和个人确定现实的可操作的工作目标。在界定缺陷时，考虑到每个公司情况以及每项定货要求不同，对缺陷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西屋公司界定的缺陷有12个：

(1)没有按照计划工作；(2)在送货之前重复性工作；(3)从事了本来完全可以减少费用的工作；(4)低于用户或公司质量标准的工作；(5)高于用户已经确定为合理实用的质量标准的工作；(6)没有完成规定的具体任务；(7)没有事先具体计划、指导工人实行这些具体计划，并且没有事先采取必要的纠错行动；(8)没有有效管理成本；(9)从事了虽然能被接受但以某种方式导致其他高成本或延误送货结果的工作；(10)设立比实际报价要高的预计成本项目；(11)对预计成本项目的忽略；(12)没有满足预算要求。

测量缺陷也有各种方式。有的通过目标完成情况来确定缺陷数量。西屋公司的无缺陷测量公式为：绩效＝100－有缺陷项目数／无缺陷项目数×100。如果有缺陷项目数等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为零；如果有缺陷项目数多于或小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就为负或为正。

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control,TQC)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实践，20世纪80年代大力引入我国。日本企业结合科学管理和零缺陷管理的理论，提出过程质量控制的理念，即将产品的质量缺陷消灭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这样最终产品必然是符合质量要求的。为了做到这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质量控制点，每个环节的操作员工都是质量控制人员。为了保障每个质量控制点不出废品，每个质量控制点都设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客观检测手段。按照这种控制要求操作，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

个别工商组织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或全面质量管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显得不够通用和规范，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1988年由国际标准组织推行的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融合零缺陷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理念，成为保障质量管理更加规范的国际化标准。ISO9000实施的是已经具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国家标准，它适用于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某一具体产品。该体系认证在市场上标志着质量，国际购买者往往会坚持要求其固定供应商获得这种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有严格的程序及考核要求，按照系列分为ISO9001、ISO9002、ISO9003和ISO9004等，依照不同行业设立，但制定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是其核心。其中ISO9001标准的用途是：当合同要求进行设计，并对产品性能要求有原则规定或有待制定，只有当供货方充分证实了其设计、开发、安装和服务的能力时，才能相信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应要求供货方按ISO9001提供质量保障。该质量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尊重。因而，只要企业通过考核达到ISO9000质量体系并严格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去做，其产品质量就是可靠的，其服务就是值得信赖的。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代表着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迅速从工商业领域推广到其他领域。在用企业精神、市场原则改革政府组织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规范化管理的思想以及成功经验也开始推广到公共管理领域，国外许多公共机构如医院、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也开始推行规范化管理。在我国，2000年9月深圳市国税局蛇口分局通过了ISO9001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后河北省地税局也开始学习深圳的经验，在基层机构进行ISO9001体系试点建设。

综合起来，规范化管理的特点就是程序性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控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

二、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含义

应当说，在政府组织内部推行规范化管理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一些好的经验，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推行规范化管理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规范化管理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或自律。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特质，诚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第一，政府是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受到约束。约束的形式多种多样，法律和社会舆论是对政府的外在约束，或政府他律，而规范化管理则是政府的自身约束，或政府自律。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能够有助于消除政府失灵。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将工商组织的质量管理理念引入公共机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按照工商管理的原则和理念，向社会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政府规范化管理应运而生。在80年代，我国曾经在政府管理中大力推行过目标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MBO)。实践证明，目标管理比起规范化管理有许多不足。由于目标管理强调终极结果，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短期化弊端，而规范化管理强调的是过程结果，能够促使政府持续不断地改进管理质量与效率，因此规范化管理更符合政府组织的特性。

政府规范化管理就是按程序办事。所谓规范化，就是政府按照事先的规定行动，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是程序。简言之，政府按程序办事，就是规范化管理。政府组织本身就是依照程序建立和运行的，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程序办事，主观随意性、长官意志以及以职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以致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严重的还发生犯罪行为。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就可以大量减少这种不规范行为和犯罪行为，最终提高政府服务社会公众的质量与效率。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增强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提高管理质量。应当将这个目的作为统帅政府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不能为规范而规范，以致走向规范化管理的消极面，搞形式主义。

规范化管理要有制度和考核标准。规范化是一个制度建立和强化考核标准的过程。一般说来，制度建立的依据是法规和惯例。法规比较明确，也容易执行。在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与现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规条文相冲突。而惯例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从行为结果上看具有利弊双重性特点。过去在没有规范化管理要求的时候，实际工作也按照许多工作惯例来运作，并取得成效。因此，政府规范化管理应力求将惯例趋利避害，将好的惯例转化成制度安排，将不好的惯例通过制度安排革除。有了制度，还需要对制度执行的情况进行考核，为此就需要设立独立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机构。首先，标准应是指标化、量化和可操作的。而且标准起着导向的作用，需要下功夫来设计一套标准体系。ISO9000引入公共组织，就是一种标准体系的建立。除ISO9000以外，还可以根据各个机构的实际情况设立其他标准化体系。其后，对运行情况需要有外在的独立机构对政府组织进行考核。政府同级组织或上下级组织之间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性，比较难以做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核容易流于形式。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制度化，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难点及解决

全面推行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也有一定难度，这与政府组织的自身特性和承担功能有关。政府是非生产性组织，非营利组织，因此在理解政府管理质量、管理效率方面与工商组织有许多不同，这直接影响政府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的设立。政府的行为绩效应当不同于工商组织绩效，不能以政府机构取得的收益当作考核标准，或政府基层组织不能只是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考核标准，而应以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满意程度作为绩效考核标准。进一步说，由于政府面对的社会经济事务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能够走程序，实行规范化管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规范化管理不是万能的。

推行规范化管理在实践中会遇到两个突出的矛盾：第一，政府行为合法与合理悖论问题。要么政府行为合法但不合理，比如事事都要按照程序办结果导致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要么政府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比如为了便利服务对象的需求，省去繁琐的办事程序，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规。到底以哪种标尺来规范政府行为，没有统一意见，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是依据现行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如火车站内厕所收费；以改革精神来合理规范政府行为，如对娱乐、休闲场所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和办事遵从程序形式的矛盾。应当说，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将效率与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制度形式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考虑，特殊情况时时出现，需要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因此，刻板地遵循已有的制度规定，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进一步说，制度是由人创造的，并由人去遵守。而人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在规范化管理中也要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留出空间。21世纪的最新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由于这种理念的传播，使得许多具有创新特性的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创立学习型管理组织。作为侧重程序性管理的政府组织，当然不可能照搬这种弹性工作制，必须推行规范化管理。但是政府组织也会遇到如何处理效率与形式的矛盾，为此，需要上级关注来自基层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做法，及时地将一些不符合惯例或已有规定的做法纳入到制度创新中。不能忘记，规范化管理的终极目的，还是提高政府组织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效率。

建立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1.建立具有可操作法和可检验性的制度。ISO9000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需要有相关条件的具备和落实。毕竟，按照ISO9000的要求，需要制定比较繁琐的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许多政府机构还不具备制定这三类文件的条件。美国学者詹姆斯·Q·威尔逊将政府组织机构分成四种类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能观察得到的生产型机构；可以观察到付出但观察不到成果的程序型机构；可以观察到成果但观察不到付出的工艺型机构；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观察不到的应付型机构。显然，只有生产型和程序型的政府组织才具备条件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府组织实施有效管理就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般说来在我国，窗口服务性的政府机构可以参照服务业的ISO9000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和调控性的政府机构主要围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制度。

2.细化制度，责任量化到人。政府组织都多多少少建立了管理制度，但是缺乏实施细则，就使得既有制度不能落实。实际部门的经验比较看重领导的重视，以及抓落实就是领导重视，组织到位，实际上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也能起到落实的作用。为了将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需要有一套考核政府组织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但目前国内对政府组织的管理绩效及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和不具体，今后这应是政府组织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难题。

3.尽快建立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对政府组织行为是否规范，从根本上讲不能由政府组织自身说了算，而应当由政府提供服务的受益方社会各界来评价。目前我国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及其考评主要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努力，这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做出的积极努力，值得高度评价。但是从长远看，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约束应当是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自律和社会他律。实现社会他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

4.强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规范化管理固然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但是由于与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有直接联系，因此需要将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政府相关服务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这样从外部增加了一条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督促和检查渠道。实际上，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公众，让这些受益者了解政府规范化管理制定规定，会更加有利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

5.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与管理素质。制度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和管理素质对完成规范化管理有重要意义。搞ISO9000，首先需要人人掌握相关规定和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的自觉性。

6.加快电子政务的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推进政府规范化管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的需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将加快信息化进程，信息化本身就需要有规范化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电子政府可以满足政府改革的多种目的和要求。因此，把电子政务纳入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构成要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应当从这个角度审视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电子政务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快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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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各组织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充满竞争的动态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正如Choppin所说：“无论是技术的发展，还是组织形式的变化，21世纪上半叶的真正挑战将是对动态变化的成功管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大量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生活标准的相对降低，任何组织试图利用未受教育的劳动力，采用降低工资的经济方式参与竞争，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各国政府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断追求卓越，保持竞争优势，首先要营造主动学习的氛围；其次，要把教育过程作为个人与组织终身学习的过程，对外部变化的调整及适应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实现。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国入世过渡期的逐渐减少使得我国政府建立学习型组织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建立学习型组织势在必行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传统的行政观念已无法适应“市场化”时代的变化，政府在行政观念上要作出适应新的“时代”调整，即由传统的行政向学习性管理观念进行转变。政府在面对“全球性”市场时所应作出的调整，应是用管理中的学习理念来改造传统的行政理念。重要的是依据政府活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简言之，就是政府官员要实现从“官僚理念”向“学习理念”、“经营理念”、“责任理念”的转变，即改变原来那种只强调政策的执行而忽视大量资源投入后所产生的实际结果的状况。如今，在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产生认同的情况下，对建立学习型政府的必要性也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全球性市场”时代要求对官僚体制的政府在结构上作出重大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动态发展变化。社会生活节奏的缓慢是官僚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官僚政府利用其层次系统的权威和功能使大规模的复杂任务得以有效完成。但进入80年代后期以后，全球信息、知识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扩展开来，社会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而传统的官僚政府体制严格的层次架构使之无法对社会的动态变化作出灵活的快速反应。官僚政府体制的滞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的时宜性差。这是因为官僚体制的政府在对大量信息进行处理的流程经常出现阻塞，从而使决策层不能作出及时决策，影响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及时处理。二是官僚体制的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资源使用的决策权与资源使用的执行权呈现分离状况，因此就出现了有资源配置决策权的却不了解社会需求的动态变化，而决策的执行者虽了解社会的动态需求变化却又没有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出于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增强政府对社会需求变化的敏感度，对官僚体制政府进行改革、建立学习型政府的必要性显得日益突出。中国加入WTO后要求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

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是公务员的观念、素质和能力要入世。入世对我国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战。我国入世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主要承担三大职责：第一，我国政府必须保证WTO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第二，我国政府必须保证管理经济行为的公开、透明。第三，我国政府必须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实施的管理经济的行为有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为了保证我国政府入世后能全面履行上述三大职责和相关承诺，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改革行政体制和方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建立学习型政府。首先，要建立有限权力政府，从而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惟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其次，要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具体表现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平等原则、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再次，要建立责任政府。责任是法律的生命，政府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主导方面。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我国入世以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始终对人民负责，对人民制定的法律负责，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责任政府。最后，要真正认识到建立学习型政府是实现以上目标的根本途径。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的基本要素

在学习组织中，组织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而且远远超过学校教育的内容，在建立学习组织的过程中，应注重如下基本要素。

1、结构化的培训过程：结构化的学习在发展初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培训应该与改进小组的工作要求相一致，在这里，教育和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有利于组织对动态变化做出快速响应。

2、结构化的信息过程：事实上，用结构化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必须在掌握外部变化信息和内部变化信息的基础之上进行，这也是开发组织策略所必需的。3、过程管理：只有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体现出知识的价值，过程管理的实践远远超过任何培训，引入具有交叉功能的过程管理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如若不具有关于过程的全面知识，改进组织是不可能的。

4、改进小组：团队是连续改进和连续学习的核心，由此引起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热情将是组织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因此，改进小组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在结构化的连续学习过程中，改进小组不再是非正式组织，而是必要的管理工具，有效的改进总离不开改进小组的贡献和支持。

5、人力资源管理，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人事管理与学习目标的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它包括责任、授权和奖励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