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3 01:24:38
一、总体思路
坚持新闻宣传、社会宣传、网络宣传、理论宣传、文艺宣传“五宣联动”，综合运用新闻报道、展板专栏、微信公众号、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形式和载体，不断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覆盖面，全面营造浓厚的扫黑除恶氛围，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鼓励群众敢于同黑恶势力做斗争，踊跃提供线索、揭发检举，掀起全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
二、宣传重点
1、党中央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
2、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3、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举措。
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重要领域的进展。
5、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要工作亮点。
6、人民群众正面评价和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三、宣传形式及职责任务
（一）新闻宣传
1、积极向电视台报送专项斗争中的创新方式。
2、深挖新闻线索，精心确定选题，围绕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客观分析、明确观点、体现思想、强化引导。
3、其他报道把握尺度。加强审核把关。所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报道，特别是侧记，反响报道等，不对尚未审结的案件作定性报道，不泄露政法机关侦查手段，不渲染涉黑恶犯罪暴力场景。
（二）社会宣传
1、城镇宣传。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社会氛围营造，突出打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氛围营造“三个系列”，综合形成全方位立体体系。电子可视系列：充分利用辖区内各类电子大屏、电子牌显示标语口号、公益图片，开展宣传；户外广告系列：充分利用小区宣传板开展宣传；活动宣讲系列：结合“公益”活动，广泛发动辖区内各行各业志愿者进楼入户，发放传单、宣讲政策。
2、重点人群、重要领域宣传。与辖区内的第四小学、第八中学、第十中学充分沟通协调，结合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以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做好面向青少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宣传。创新方式方法，做好团结广场、住邦商场、骆驼岭大型超市、百佳锦华大型超市等人流密集场所的针对性宣传。
（三）网络宣传
1、网络媒体。参照市级网络媒体方式，以转载推送中、省级、市级宣传报道为主，结合实际，在和社区微信公众账号、微信群固定推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报道、公益广告，着力扩大宣传覆盖面。
2、其他网络媒体。向市级网络自媒体报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举报信息、重点新闻报道等其他形式的网络宣传产品。
（四）理论宣讲
1、“大宣讲”讲好“大道理”。和社区开展集中宣讲，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宣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
2、“互联网+”传播“好声音”。充分发挥新媒体方便快捷、覆盖面广、互动分享的特点，以手机微信平台为依托，在微信群发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理论学习，提升“微学习”传播力和引导力。
（五）文艺宣传方面
1、强化扫黑除恶文艺作品创作。策划编排一批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小品、快板、舞蹈等文艺作品，在组织的“五一”、“十一”等文艺汇演上表演。
2、开展扫黑除恶文化活动。以文艺精品巡演、书画摄影作品展播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同层次的文化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1、坚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党的精神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纳入执法人员的培训中，将党的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穿于实施“七五”普法规划，贯穿于业务工作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增强全面推进依法执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坚决维护”，主动服务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2、切实加大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教育力度。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切实加大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教育力度，结合支部学习例会，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突出学习宣传新修改的，深化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
二、突出重点，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3.坚持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重要位置。学习宣传党的历次全会精神，突出学习宣传宪法，结合“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在全局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不断增强宪法意识。
4.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宣传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深入解读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多次召开党组会安排部署，在全体干部职工会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结合工作特点分析本单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形势，并制定出有针对性地工作措施，确保了每个干部职工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来。建立健全涉黑涉恶线索管理台账，指定专人负责，严守保密纪律，严格按照涉黑涉恶处置问题线索，确保线索件件有登记确保不出现泄露、私存、扣压、隐藏或遗失线索等现象。
5、深入学习发改系统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学习《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招投标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依法参与普法活动，以法律手段规范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程序，促进发改系统持续稳定发展。
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带动引导全民尊法学法用法
6、继续推进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工作。把法治学习列入局党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年度党组中心组专题学法活动不少于3次，提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依法领导工作、带头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做好学法记录。
7、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对普法“四清单一办法”进行梳理并向社会公告，在完成规定工作、取得实效、存在问题整改等工作上下功夫，不断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努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扎实推进卫健系统平安创建工作，努力营造“关注健康、珍爱生命”的社会氛围，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形成健康、有序、安全、和谐的社会卫生大环境，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强化“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卫健工作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标准化建设，推进规范化管理，提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各类对象的服务需求。
2.重在基层、全民参与。始终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扫黑除恶的重心和着力点放在基层一线，按照全县整体部署，扎实开展卫健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共管共享的良好氛围。
3.统筹协调、源头治理。建立健全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机制，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减少矛盾。
4.立足实际、改革创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卫健系统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5.依法管理、综合施策。加强卫生健康领域执法调查、扫黑除恶工作研究，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办法解决卫生健康领域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妥善化解医患矛盾纠纷。
三、工作目标
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任务，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开展平安建设和平安医院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为核心，以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为抓手，深入开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加强与县直各单位协调配合，认真做好联系点工作，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各部门预防化解工作任务，协调指导好医患纠纷预防、调解处理工作及扫黑除恶工作的开展，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对策。
四、重点任务
1.建立健全综治工作制度。进一步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制。明确综治工作责任，真正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实际情况与干部考核、任免、奖惩挂钩。进一步加大领导责任追究力度，加强日常监控和督查工作，切实做到考实评准，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开展。
2.开展“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建立健全“星级平安医院”创建组织，研究制定和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各部门和单位的职责要求，深入推进“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把“星级平安医院”创建活动与其他卫健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切实抓出成效。
3.加强卫健系统安保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好重点部门、重点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和恶性治安案件发生。切实做好设备、特殊药品、麻醉精神类药品和医用放射源及实验室生物的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管理各项措施、全年无因特种设备、特殊药品、麻醉精神类药品和医用放射源管理不当所造成的失窃、滥用、不安全等行为；结合“星级平安医院”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诊疗活动，提高医疗质量。结合实际，制订单位职工综治管理、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计划，电梯、锅炉和其他高温高压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要按照规定持证上岗。邀请公安、消防、质监、安全等部门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并适时开展联合排查和整改，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规范到位。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要及时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根据专家建议妥善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避免事故发生。严厉打击各种偷盗、抢劫、入室盗窃等犯罪行为，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坚持领导带头，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和值班制度。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内部安全检查及扫黑除恶制度，每月开展一次内部安全检查和扫黑除恶排查工作，重点部位定岗、定人、定责，做到每日检查；认真总结排查整改工作经验，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台帐资料整齐、规范。
4.加强专项整治活动。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医疗卫生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医疗、公共场所卫生专项整治和打假活动，打击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消防、禁毒工作，抓好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做好节庆日和重大活动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集中开展好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问题“两个排查”活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研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有效方法，不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讲求实效，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政策、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任务，加强信息和通报工作，促使矛盾纠纷排调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接照“主管领导、部门负责、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要求，坚持集中排查调处与经常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事故纠纷能解决，问题矛盾不上交”。
5.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按月组织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切实消除隐患，做到全年不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切实加强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确保按期通过验收。配备与承担保卫任务相适应的保卫力量，做到单位内部职工管理有序，情况清、底数明；建立单位从业人员中外来暂住入口和对外出租房屋的管理制度，明确专人管理；本单位不发生影响政治、治安稳定问题，无集体、越级上访情况发生。
五、工作措施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卫健系统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领导卫健局机关平安创建工作；负责制定平安创建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与县直各单位签订《平安创建目标管理责任书》并督促落实；负责按时上报月、季、年度总结及相关工作材料，组织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安排的相关工作；组织参与各种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宣传活动；定期安排检修和更换局机关内部防盗监控、消防设备等。
2.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建立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科室部门和人员合力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综治工作机制，并将综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和考核范围，与有关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组织领导有力、隐患排查治理到位、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自抓，负总责，积极实践探索，研究新情况，协调解决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3.层层发动，全面动员。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广泛开展综治工作宣传，积极发动群众，努力营造群防群治的综治工作氛围。要充分利用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院刊院报等宣传阵地，加大综治工作宣传力度。单位内部尤其是科室内和重点部位要张贴宣传标语和安全警示标志，切实增强职工综治工作和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4.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各医疗卫生单位要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积极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通力配合，密切协作，努力提升社会管理综治工作水平。
5.强化督导，实施考评。卫健局将落实平安创建工作任务纳入年度责任考核体系，作为对相关单位、科室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卫健局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给予通报表彰，对落实不力、成效不大单位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和问责。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单位犯罪 财产刑 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不过，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形式和手法发生新的变化，立法解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有学者指出：“在各级政法机关持续不断的严打高压下，黑恶势力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和组织形式以逃避打击。他们更多使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聚众摆势等‘软暴力’行为来达到目的，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伤、伤而不重的手段逃避打击。组织头目趋于‘幕后化’，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一般成员趋于‘市场化’，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实施威胁恐吓行为。一些黑恶势力以合法的公司、企业等实体作掩护，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手法、新形式，都加大了政法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难度。”⑶特别是在我国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后，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普遍反映如何理解和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比较困难，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那么立法解释的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以下详述之。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规定不妥当
这里所说的不妥当具体是指：（1）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明显欠妥。一般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密切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并且骨干成员比较固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重庆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发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的假象，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非基本固定，而是不定期的变换，这往往给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的性质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重庆市的女“黑老大”谢才萍在庭审中曾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在庭审过程中人们对谢才萍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不妥当。从字面上讲，“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基本上稳固、确定，不经常变换，而这与“有骨干成员”的要求不同。“有骨干成员”是指只要拥有骨干成员即可，至于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是否基本固定可以在所不问。从“谢才萍案”看，虽然其骨干成员时有变动，但始终存在骨干成员，至于一般成员则趋于“市场化”。其实，只要有骨干成员就有可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由此可见，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给公安、司法机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困惑。（2）立法解释忽略了犯罪组织存在的期限性。稳定本指“稳固安定”，⑷侧重于揭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内在的关系，而并非期限本身。由于立法解释忽视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因此难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区别开来。根据1997年《刑法》第25条的规定，犯罪组织具有稳定性以及成员具有固定性是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由此看来，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很有必要。其实，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既是外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日本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暴力团是指有可能助长其团体的成员（包括这个团体的构成团体的成员）的集团性、长期地进行暴力型不法行为的团体。”⑸德国由司法界和警界共同组成的“组织犯罪的刑事追诉”研究小组的专家也认为：“有组织犯罪是追求利润或追求权势的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组织犯罪两个以上的参加者，长期或不定期在下列的情况下分工合作：（1）运用营运或类似商业的结构；（2）使用武力或其他足以使人屈服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公共行政、司法或经济”。⑹总之，不管是何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便是有组织，虽然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高低不同，但一般具有存在的持久性”。⑺从我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看来，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存续了一定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因此，如果不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那么很容易出现将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等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后果。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规定不科学
这里所说的不科学具体是指：（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来源的揭示不准确。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种经济实力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的，这就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更大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排除在外，因而失之片面。从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果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既可能通过实施、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又可能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此外，还有一些单位是在从事合法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再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如重庆市原大正集团董事长马当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属于此类。由此可见，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只要其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就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制过窄。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限定过于绝对。从司法实践看，获取权势等社会资源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的“黑老大”黎强，原系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董事长。在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所具有的头衔就非常多。其实，获取权势等非经济利益往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这从外国的立法例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16条一2第3款规定：“当参加集团的人利用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从属和互隐条件，以便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批准、承包和公共服务的经营或控制，为自己或其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意图阻止或妨碍自由行使表决权，或者意图在选举中为自己或其他人争取选票时，该集团即为黑手党型集团。”⑻由此可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利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规定不合理
立法解释第3项本来是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可是其又在后面添加了结果要素——“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这样的解释既限制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又有画蛇添足之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再说也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必须出现上述后果才能成立。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在非法获取公共资源和利益后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一方穷苦百姓以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几个特征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1）形成较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2）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如何区分
（一）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引发的困惑
目前不少人都感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暴力、暴力相威胁或腐蚀为手段，以一定的政治身份或背景为“护身符”，进行合法经营、非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活动，让人难辨“黑白”。有学者通过对重庆市22个涉黑案件（不含岳林涉黑案、龚刚模与樊奇杭涉黑案、王兴强涉黑案）进行分析发现，5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合法的公司。⑼由此可见，利用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成为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和最高级的犯罪形式。
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曾出现过是单位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而这样的争议则主要体现在“黎强案”中。黎强在庭审中辩称，“渝强公司”成立合法，根本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渝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矛盾属于经营纠纷；“渝强公司”所进行的车辆运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都有政府的批文，不应该算非法经营。⑽显然，黎强是在狡辩。黎强的辩护律师、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在辩护时曾提请法官注意四个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违法犯罪的界限、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组织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⑾虽然赵长青教授的辩护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也说明要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可否认，“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国权威的刑法学家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具备法定要件（单位主体与刑法明文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1）体现单位意志；（2）为单位谋取利益。⑿笔者认为，仅根据单位犯罪的上述成立要件，仍然难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由如下：（1）虽然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但体现组织意志、为组织谋取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合法成立的单位异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很难划清。（2）合法的企业或单位等市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经济性等特征，而这一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具备。（3）单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很容易利用或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很容易形成控制力量或重大影响，而这一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备。（4）根据1997年《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容易造成单位犯罪与纷繁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混淆的局面。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认定本罪时，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公司、企业形式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活动掩饰犯罪活动与犯罪所得来源，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与基础，以贿赂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求得政治上的保护，具有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
由于“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划清二者的界线就必须结合刑法、有权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其犯了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只能认定为其他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某一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1．看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
如前所述，犯罪具有长期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依法成立的单位实施的犯罪通常带有暂时性。因此，如果某一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那就表明其经营活动主要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其合法经营已名存实亡或者沦为辅助形式，这样的单位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没有本质区别，将这样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名至实归。
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⒁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⒃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2．刑种的配置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这一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1）法定最高刑偏低。根据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虽然第294条第3款规定了“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这样的刑罚配置仍不合理。诚然，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实施了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罪，那么依照数罪并罚有可能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问题是，这种借助严重暴力实施犯罪的初级形态在当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所占比例已逐渐降低。目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的是采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等“软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这样一来，即使根据其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也很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事实上，较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借助“软暴力”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时由于组织程度更高、犯罪更隐蔽，其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减小。（2）财产刑缺失。1997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配置财产刑，应该说是一重大失误。目前，无论是《刑法》、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均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获取经济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核心目标，而刑法对该类犯罪未配置财产刑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蔓延甚至持续猖獗，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仅仅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给有组织犯罪以致命的打击，要想彻底摧毁有组织犯罪，必须从削弱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着手。”⒄其实，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配置财产刑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惩治该类犯罪的通行做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并没收犯罪全部所得；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1997年《刑法》第64条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之规定也可以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⒆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64条是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属于没收财产的刑罚；另一方面，如果说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暂称“黑色财产”）按该规定予以追缴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其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其强势地位和影响而敛财所得、组织者、领导者、成员自身积攒的钱财或合法经营获取的财物（暂称“灰色财产”）等，简单地归入“个罪”处罚并予追缴没收，这在法律与实践上并不可行。⒇（3）资格刑的配置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危害较重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反而是对危害较轻的其他参加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2）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3）对资格刑的配置没有细化，如没有区分政治权利、营业资格等。
3．1997年《刑法》总则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作出针对性的规定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猖獗，社会危害性巨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惩治该类犯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运用各种刑罚裁量、执行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国刑法在制裁其他犯罪时曾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1997年《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总则却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类似的针对性规定。
（二）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立法的建议
1．加大法定型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
目前，外国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刑法借鉴。例如，为了适应惩罚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意大利刑法典》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规模、成员的分工与作用以及武装情况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在第416条、第416条一2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其中，该法典第416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1—5年有期徒刑、3—7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如果集团成员的数量为10人或10人以上，刑罚予以增加。(21)该法典第416条—2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3—6年有期徒刑、4—9年有期徒刑、4—10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22)这种根据不同的情形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做法，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罚配置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可以考虑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设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很有必要。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过轻的刑罚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
2．增设财产刑，同时酌情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配置的财产刑都包括罚金型和没收型两类，其中尤以对前者的适用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时也应当配置财产刑。在刑罚的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规定对所有犯罪成员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至于罚金的数额，一般宜大不宜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43条第1款就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罚金刑，罚金总额依照犯罪人财产价值的总额为上限而宣告。不过，这一规定只适用于重大的组织犯罪，大多为集团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如伪造货币、贩卖人口、媒介娼妓、集团盗窃、洗钱等。(23)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越来越多，而这些犯罪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往往混合在一起，很难作具体的区分，要求公诉人举证证明哪些财产是可以追缴或没收的非法财产非常困难，因此，对诸如“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追缴或没收财产时，不宜采取传统的由公诉人举证的做法，而是应当特别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举证证明哪些财产属于免于追缴或没收的合法财产；否则，视为举证不能，其所有财产将被推定为非法财产而予以没收。
3．完善资格刑的配置
为了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利用其政治影响实施犯罪，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时，应当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同时应当将现行刑法对相关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单处”规定修改为“并处”规定。此外，对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以及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特别慎重对待，最好在适用资格刑时从严，可规定较长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防止其利用政治影响再次实施类似犯罪。
4．增设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学者指出：“一些有组织犯罪能够持续存在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对官方特别是对警方的腐蚀、渗透，并与其相互勾结，而主要手段是贿赂、收买官员，寻求保护伞。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决定了有组织犯罪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24)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文强、彭长健、张?|、乌小青、王西平等大批涉黑官员的落网也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撑腰，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彻底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应当将那些参与谋划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之提供帮助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并予以从重处罚。
5．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不少人都具有犯罪前科，因此，对之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裁量、执行制度要慎之又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课题组对重庆市发生的22个案件的统计，组织领导者有犯罪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7个，占31.8％。另外，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受过打击处理的惯犯为主，而其基本成员大多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25)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具有劣迹、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适用这些制度。当然，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隐蔽性高、组织纪律性强、侦破难等特点，为了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涉案犯罪分子也不宜一律从严。换言之，具有提供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利的事由，如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行踪及活动、提供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索、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状况或武器装备状况经查证属实的等，对行为人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⑵参见卢建平：《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⑶潘科峰、孙雪梅：《黑恶势力犯罪正处活跃期 扫黑除恶是长期任务——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详解〈纪要〉出台背景9，《人民公安报》2010年1月14日。
⑷参见胡裕树主编；《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2页。
⑸转引自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⑹转引自李芳晓：《国外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⑺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⑻(21)(22)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5页，第126页。
⑼参见于振华：《重庆惊现新“黑五类” 专家直言四大“死穴”》，http：／／nv．qianlong．com／33530／2010／02／25／1640@5525561．htm，2010—02—26。
⑽⑾参见康宇：《黎强庭审连说“对不起”》，《辽沈晚报》2009年11月1日。
⑿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⒂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⒃参见邓全伦：《重庆打黑风暴》，http：／／/">论坛论文集》，河北廊坊，2009年10月，第33页。
⒇参见姚毅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附加刑之完善——以“反黑”司法实践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5期。
(23)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24)康树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其治理》，《法学家》2008年第3期。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单位犯罪 财产刑 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不过，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形式和手法发生新的变化，立法解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有学者指出：“在各级政法机关持续不断的严打高压下，黑恶势力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和组织形式以逃避打击。他们更多使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聚众摆势等‘软暴力’行为来达到目的，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伤、伤而不重的手段逃避打击。组织头目趋于‘幕后化’，
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一般成员趋于‘市场化’，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实施威胁恐吓行为。一些黑恶势力以合法的公司、企业等实体作掩护，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手法、新形式，都加大了政法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难度。”⑶特别是在我国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后，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普遍反映如何理解和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比较困难，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那么立法解释的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以下详述之。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规定不妥当
这里所说的不妥当具体是指：（1）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明显欠妥。一般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密切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并且骨干成员比较固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重庆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发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的假象，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非基本固定，而是不定期的变换，这往往给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的性质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重庆市的女“黑老大”谢才萍在庭审中曾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在庭审过程中人们对谢才萍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不妥当。从字面上讲，“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基本上稳固、确定，不经常变换，而这与“有骨干成员”的要求不同。“有骨干成员”是指只要拥有骨干成员即可，至于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是否基本固定可以在所不问。从“谢才萍案”看，虽然其骨干成员时有变动，但始终存在骨干成员，至于一般成员则趋于“市场化”。其实，只要有骨干成员就有可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由此可见，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给公安、司法机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困惑。（2）立法解释忽略了犯罪组织存在的期限性。稳定本指“稳固安定”，⑷侧重于揭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内在的关系，而并非期限本身。由于立法解释忽视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因此难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区别开来。根据1997年《刑法》第25条的规定，犯罪组织具有稳定性以及成员具有固定性是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由此看来，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很有必要。其实，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既是外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日本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暴力团是指有可能助长其团体的成员（包括这个团体的构成团体的成员）的集团性、长期地进行暴力型不法行为的团体。”⑸德国由司法界和警界共同组成的“组织犯罪的刑事追诉”研究小组的专家也认为：“有组织犯罪是追求利润或追求权势的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组织犯罪两个以上的参加者，长期或不定期在下列的情况下分工合作：（1）运用营运或类似商业的结构；（2）使用武力或其他足以使人屈服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公共行政、司法或经济”。⑹总之，不管是何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便是有组织，虽然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高低不同，但一般具有存在的持久性”。⑺从我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看来，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存续了一定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因此，如果不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那么很容易出现将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等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后果。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规定不科学
这里所说的不科学具体是指：（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来源的揭示不准确。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种经济实力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的，这就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更大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排除在外，因而失之片面。从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果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既可能通过实施、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又可能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此外，还有一些单位是在从事合法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再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如重庆市原大正集团董事长马当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属于此类。由此可见，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只要其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就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制过窄。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
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限定过于绝对。从司法实践看，获取权势等社会资源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的“黑老大”黎强，原系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董事长。在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所具有的头衔就非常多。其实，获取权势等非经济利益往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这从外国的立法例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16条一2第3款规定：“当参加集团的人利用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从属和互隐条件，以便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批准、承包和公共服务的经营或控制，为自己或其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意图阻止或妨碍自由行使表决权，或者意图在选举中为自己或其他人争取选票时，该集团即为黑手党型集团。”⑻由此可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利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规定不合理
立法解释第3项本来是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可是其又在后面添加了结果要素——“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这样的解释既限制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又有画蛇添足之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再说也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必须出现上述后果才能成立。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在非法获取公共资源和利益后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一方穷苦百姓以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几个特征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1）形成较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2）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如何区分
（一）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引发的困惑
目前不少人都感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暴力、暴力相威胁或腐蚀为手段，以一定的政治身份或背景为“护身符”，进行合法经营、非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活动，让人难辨“黑白”。有学者通过对重庆市22个涉黑案件（不含岳林涉黑案、龚刚模与樊奇杭涉黑案、王兴强涉黑案）进行分析发现，5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合法的公司。⑼由此可见，利用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成为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和最高级的犯罪形式。
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曾出现过是单位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而这样的争议则主要体现在“黎强案”中。黎强在庭审中辩称，“渝强公司”成立合法，根本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渝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矛盾属于经营纠纷；“渝强公司”所进行的车辆运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都有政府的批文，不应该算非法经营。⑽显然，黎强是在狡辩。黎强的辩护律师、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在辩护时曾提请法官注意四个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违法犯罪的界限、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组织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⑾虽然赵长青教授的辩护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也说明要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可否认，“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国权威的刑法学家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具备法定要件（单位主体与刑法明文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1）体现单位意志；（2）为单位谋取利益。⑿笔者认为，仅根据单位犯罪的上述成立要件，仍然难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由如下：（1）虽然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但体现组织意志、为组织谋取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合法成立的单位异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很难划清。（2）合法的企业或单位等市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经济性等特征，而这一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具备。（3）单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很容易利用或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很容易形成控制力量或重大影响，而这一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备。（4）根据199
7年《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容易造成单位犯罪与纷繁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混淆的局面。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认定本罪时，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公司、企业形式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活动掩饰犯罪活动与犯罪所得来源，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与基础，以贿赂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求得政治上的保护，具有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
由于“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划清二者的界线就必须结合刑法、有权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其犯了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只能认定为其他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某一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1．看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
如前所述，犯罪具有长期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依法成立的单位实施的犯罪通常带有暂时性。因此，如果某一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那就表明其经营活动主要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其合法经营已名存实亡或者沦为辅助形式，这样的单位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没有本质区别，将这样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名至实归。
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⒁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
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⒃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2．刑种的配置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这一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1）法定最高刑偏低。根据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虽然第294条第3款规定了“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这样的刑罚配置仍不合理。诚然，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实施了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罪，那么依照数罪并罚有可能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问题是，这种借助严重暴力实施犯罪的初级形态在当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所占比例已逐渐降低。目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的是采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等“软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这样一来，即使根据其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也很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事实上，较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借助“软暴力”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时由于组织程度更高、犯罪更隐蔽，其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减小。（2）财产刑缺失。1997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配置财产刑，应该说是一重大失误。目前，无论是《刑法》、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均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获取经济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核心目标，而刑法对该类犯罪未配置财产刑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蔓延甚至持续猖獗，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仅仅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给有组织犯罪以致命的打击，要想彻底摧毁有组织犯罪，必须从削弱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着手。”⒄其实，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配置财产刑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惩治该类犯罪的通行做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并没收犯罪全部所得；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1997年《刑法》第64条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之规定也可以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⒆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64条是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属于没收财产的刑罚；另一方面，如果说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暂称“黑色财产”）按该规定予以追缴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其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其强势地位和影响而敛财所得、组织者、领导者、成员自身积攒的钱财或合法经营获取的财物（暂称“灰色财产”）等，简单地归入“个罪”处罚并予追缴没收，这在法律与实践上并不可行。⒇（3）资格刑的配置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危害较重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反而是对危害较轻的其他参加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2）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3）对资格刑的配置没有细化，如
没有区分政治权利、营业资格等。
3．1997年《刑法》总则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作出针对性的规定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猖獗，社会危害性巨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惩治该类犯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运用各种刑罚裁量、执行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国刑法在制裁其他犯罪时曾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1997年《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总则却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类似的针对性规定。
（二）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立法的建议
1．加大法定型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
目前，外国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刑法借鉴。例如，为了适应惩罚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意大利刑法典》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规模、成员的分工与作用以及武装情况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在第416条、第416条一2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其中，该法典第416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1—5年有期徒刑、3—7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如果集团成员的数量为10人或10人以上，刑罚予以增加。(21)该法典第416条—2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3—6年有期徒刑、4—9年有期徒刑、4—10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22)这种根据不同的情形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做法，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罚配置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可以考虑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设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很有必要。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过轻的刑罚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
2．增设财产刑，同时酌情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配置的财产刑都包括罚金型和没收型两类，其中尤以对前者的适用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时也应当配置财产刑。在刑罚的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规定对所有犯罪成员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至于罚金的数额，一般宜大不宜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43条第1款就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罚金刑，罚金总额依照犯罪人财产价值的总额为上限而宣告。不过，这一规定只适用于重大的组织犯罪，大多为集团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如伪造货币、贩卖人口、媒介娼妓、集团盗窃、洗钱等。(23)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越来越多，而这些犯罪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往往混合在一起，很难作具体的区分，要求公诉人举证证明哪些财产是可以追缴或没收的非法财产非常困难，因此，对诸如“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追缴或没收财产时，不宜采取传统的由公诉人举证的做法，而是应当特别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举证证明哪些财产属于免于追缴或没收的合法财产；否则，视为举证不能，其所有财产将被推定为非法财产而予以没收。
3．完善资格刑的配置
为了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利用其政治影响实施犯罪，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时，应当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同时应当将现行刑法对相关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单处”规定修改为“并处”规定。此外，对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以及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特别慎重对待，最好在适用资格刑时从严，可规定较长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防止其利用政治影响再次实施类似犯罪。
4．增设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学者指出：“一些有组织犯罪能够持续存在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对官方特别是对警方的腐蚀、渗透，并与其相互勾结，而主要手段是贿赂、收买官员，寻求保护伞。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决定了有组织犯罪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
。”(24)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文强、彭长健、张?|、乌小青、王西平等大批涉黑官员的落网也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撑腰，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彻底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应当将那些参与谋划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之提供帮助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并予以从重处罚。
5．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不少人都具有犯罪前科，因此，对之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裁量、执行制度要慎之又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课题组对重庆市发生的22个案件的统计，组织领导者有犯罪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7个，占31.8％。另外，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受过打击处理的惯犯为主，而其基本成员大多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25)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具有劣迹、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适用这些制度。当然，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隐蔽性高、组织纪律性强、侦破难等特点，为了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涉案犯罪分子也不宜一律从严。换言之，具有提供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利的事由，如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行踪及活动、提供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索、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状况或武器装备状况经查证属实的等，对行为人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⑵参见卢建平：《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⑶潘科峰、孙雪梅：《黑恶势力犯罪正处活跃期 扫黑除恶是长期任务——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详解〈纪要〉出台背景9，《人民公安报》2010年1月14日。
⑷参见胡裕树主编；《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2页。
⑸转引自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⑹转引自李芳晓：《国外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⑺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⑻(21)(22)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5页，第126页。
⑼参见于振华：《重庆惊现新“黑五类” 专家直言四大“死穴”》，http：／／nv．qianlong．com／33530／2010／02／25／1640@5525561．htm，2010—02—26。
⑽⑾参见康宇：《黎强庭审连说“对不起”》，《辽沈晚报》2009年11月1日。
⑿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⒂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⒃参见邓全伦：《重庆打黑风暴》，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820／zmmd awmdawmzmzmq．html，2010—06—11。
⒄卢建平、郭理蓉：《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规定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⒅参见罗锦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
⒆参见马长生、彭颖等：《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载《首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论文集》，河北廊坊，2009年10月，第33页。
⒇参见姚毅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附加刑之完善——以“反黑”司法实践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5期。
(23)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
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24)康树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其治理》，《法学家》2008年第3期。
(25)参见宋正发：《2010年法治蓝皮书披露重庆涉黑组织内幕信息资料》，http：／／www．suilinlawyer．cn／e—readnews id＝447，2010—06—13．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单位犯罪财产刑资格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犯罪率也急剧上升。与犯罪率急剧上升相对应，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日益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应该如何区分？怎样才能真正有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肯定会影响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鉴此，笔者下面拟结合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个案对这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与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界定
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笔者认为，该定义最大的缺陷是过于笼统，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描述过于抽象，特别是以“有组织”一词来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既违反了下定义的基本原则，也缺乏可操作性；（2）该定义没有充分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难以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之间的界线。（3）该定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过于简单，未能充分体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性质。
鉴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定义存在上述明显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1997年《刑法》的规定相比，《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化、细致化，有利于打击我国港、澳、台地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到祖国内地的犯罪活动。但是，《解释》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要有保护伞’的规定”，⑴极大地制约了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甚至造成司法纷争。⑵为此，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与《解释》相比，上述立法解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明确规定“有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选择性特征；（2）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3）新增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控制性或影响性。
不过，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形式和手法发生新的变化，立法解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有学者指出：“在各级政法机关持续不断的严打高压下，黑恶势力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和组织形式以逃避打击。他们更多使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聚众摆势等‘软暴力’行为来达到目的，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伤、伤而不重的手段逃避打击。组织头目趋于‘幕后化’，不直接参与具体犯罪。一般成员趋于‘市场化’，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实施威胁恐吓行为。一些黑恶势力以合法的公司、企业等实体作掩护，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手法、新形式，都加大了政法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难度。”⑶特别是在我国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后，全国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普遍反映如何理解和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比较困难，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那么立法解释的缺陷又表现在哪里呢？以下详述之。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规定不妥当
这里所说的不妥当具体是指：（1）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明显欠妥。一般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密切合作、荣辱与共的关系，并且骨干成员比较固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重庆市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发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的假象，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并非基本固定，而是不定期的变换，这往往给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的性质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重庆市的女“黑老大”谢才萍在庭审中曾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提出了异议，在庭审过程中人们对谢才萍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立法解释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不妥当。从字面上讲，“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基本上稳固、确定，不经常变换，而这与“有骨干成员”的要求不同。“有骨干成员”是指只要拥有骨干成员即可，至于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是否基本固定可以在所不问。从“谢才萍案”看，虽然其骨干成员时有变动，但始终存在骨干成员，至于一般成员则趋于“市场化”。其实，只要有骨干成员就有可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骨干成员是否经常变换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由此可见，将“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不仅没有实质意义，反而给公安、司法机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带来困惑。（2）立法解释忽略了犯罪组织存在的期限性。稳定本指“稳固安定”，⑷侧重于揭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内在的关系，而并非期限本身。由于立法解释忽视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因此难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等区别开来。根据1997年《刑法》第25条的规定，犯罪组织具有稳定性以及成员具有固定性是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由此看来，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期限性很有必要。其实，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既是外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日本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暴力团是指有可能助长其团体的成员（包括这个团体的构成团体的成员）的集团性、长期地进行暴力型不法行为的团体。”⑸德国由司法界和警界共同组成的“组织犯罪的刑事追诉”研究小组的专家也认为：“有组织犯罪是追求利润或追求权势的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组织犯罪两个以上的参加者，长期或不定期在下列的情况下分工合作：（1）运用营运或类似商业的结构；（2）使用武力或其他足以使人屈服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公共行政、司法或经济”。⑹总之，不管是何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便是有组织，虽然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高低不同，但一般具有存在的持久性”。⑺从我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看来，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存续了一定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因此，如果不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期限性，那么很容易出现将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等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后果。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规定不科学
这里所说的不科学具体是指：（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来源的揭示不准确。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这种经济实力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的，这就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更大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排除在外，因而失之片面。从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结果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的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既可能通过实施、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又可能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此外，还有一些单位是在从事合法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再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如重庆市原大正集团董事长马当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属于此类。由此可见，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只要其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就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制过窄。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这一限定过于绝对。从司法实践看，获取权势等社会资源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抓获的“黑老大”黎强，原系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董事长。在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黎强所具有的头衔就非常多。其实，获取权势等非经济利益往往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这从外国的立法例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16条一2第3款规定：“当参加集团的人利用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从属和互隐条件，以便实施犯罪，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批准、承包和公共服务的经营或控制，为自己或其他人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意图阻止或妨碍自由行使表决权，或者意图在选举中为自己或其他人争取选票时，该集团即为黑手党型集团。”⑻由此可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的目标限定为“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利于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规定不合理
立法解释第3项本来是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可是其又在后面添加了结果要素——“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这样的解释既限制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又有画蛇添足之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再说也不是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都必须出现上述后果才能成立。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一些在非法获取公共资源和利益后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一方穷苦百姓以欺骗不明真相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几个特征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1）形成较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2）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或其他利益；（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如何区分
（一）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引发的困惑
目前不少人都感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暴力、暴力相威胁或腐蚀为手段，以一定的政治身份或背景为“护身符”，进行合法经营、非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活动，让人难辨“黑白”。有学者通过对重庆市22个涉黑案件（不含岳林涉黑案、龚刚模与樊奇杭涉黑案、王兴强涉黑案）进行分析发现，5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合法的公司。⑼由此可见，利用合法的公司作掩护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成为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最主要和最高级的犯罪形式。
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曾出现过是单位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而这样的争议则主要体现在“黎强案”中。黎强在庭审中辩称，“渝强公司”成立合法，根本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渝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矛盾属于经营纠纷；“渝强公司”所进行的车辆运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都有政府的批文，不应该算非法经营。⑽显然，黎强是在狡辩。黎强的辩护律师、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在辩护时曾提请法官注意四个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违法犯罪的界限、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组织经济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⑾虽然赵长青教授的辩护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也说明要准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可否认，“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国权威的刑法学家认为，单位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具备法定要件（单位主体与刑法明文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1）体现单位意志；（2）为单位谋取利益。⑿笔者认为，仅根据单位犯罪的上述成立要件，仍然难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由如下：（1）虽然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但体现组织意志、为组织谋取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因此，当合法成立的单位异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就很难划清。（2）合法的企业或单位等市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经济性等特征，而这一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具备。（3）单位是合法成立的组织，很容易利用或得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纵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很容易形成控制力量或重大影响，而这一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备。（4）根据1997年《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很容易造成单位犯罪与纷繁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混淆的局面。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认定本罪时，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公司、企业形式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活动掩饰犯罪活动与犯罪所得来源，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与基础，以贿赂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求得政治上的保护，具有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
由于“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要划清二者的界线就必须结合刑法、有权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其犯了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只能认定为其他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一般而言，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某一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1．看从事的犯罪活动是否具有长期性
如前所述，犯罪具有长期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依法成立的单位实施的犯罪通常带有暂时性。因此，如果某一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那就表明其经营活动主要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其合法经营已名存实亡或者沦为辅助形式，这样的单位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没有本质区别，将这样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名至实归。
2．看从事犯罪活动时是否具有暴力化倾向
虽然采用暴力手段并非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必备手段，但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正因如此，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在界定有组织犯罪时都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在该类犯罪中的作用。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31—13条至第431—21条规定了组织、参加或重建武装小集团罪。其中，第431—13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持有或掌握、得到武器、具有组织特征、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团体，均构成武装小集团。”⒁在我国，虽然暴力手段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唯一手段，但仍然是其重要手段。我国有学者指出：“在有组织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形式的有组织暴力，它们是一些分散的、零散的、粗糙的犯罪集团……一般来说，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完美，形成的权力越强大有力，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国家如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也如此。”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单位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那么即使其实施犯罪也很少借助暴力形式，更不会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因此，是否非法拥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凶器并体现出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
3．看实施犯罪成员范围的大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清楚自己参加的组织是何种性质的组织，也理解自己加入犯罪组织后将要实施的行为；而单位犯罪通常是由代表单位意志的决策者或执行者实施的，其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根据实施犯罪的成员范围的大小来区分单位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4．看犯罪分子追求的目标与危害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管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还是通过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凭借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非暴力手段实施，其目标通常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而是为了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而单位犯罪只是为了取得某一具体的利益或影响，不管其实施犯罪的次数有多少，都不会在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如何配置
（一）我国刑法在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类罪名，它集中体现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中，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我国当前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法在规定该类犯罪的刑罚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法定刑的幅度过小
从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都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显然，这样的刑罚配置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具体而言：（1）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具有不同犯罪规模、不同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进入高发期，形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市警方掌握的各种黑恶势力团伙就有104个。⒃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人数多达数百人，有的则只有数人、数十人。另外，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非法获利的数额也有很大的差异，少的仅数十万元，多的则达数十亿元。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大小、获利多少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在刑罚的配置上应该得到体现。（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程度非常严密，分工也非常精细，过小的法定刑幅度难以适应惩罚不同犯罪分子的需要。例如，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均是某公司、集团或夜总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而其手下的许多成员则在他们的授意下实施具体的犯罪。对这些分工、作用不同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时，过小的法定刑幅度显然难以体现量刑的公正性。（3）没有考虑对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别制裁。例如，重庆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揪出了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其社会危害性及影响不亚于首要分子，但是，1997年《刑法》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从重处罚条款，这显然是一大漏洞。
2．刑种的配置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这一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1）法定最高刑偏低。根据1997年《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虽然第294条第3款规定了“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这样的刑罚配置仍不合理。诚然，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实施了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等罪，那么依照数罪并罚有可能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但问题是，这种借助严重暴力实施犯罪的初级形态在当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所占比例已逐渐降低。目前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的是采用言语恐吓、电话滋扰等“软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这样一来，即使根据其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也很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事实上，较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借助“软暴力”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时由于组织程度更高、犯罪更隐蔽，其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减小。（2）财产刑缺失。1997年《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配置财产刑，应该说是一重大失误。目前，无论是《刑法》、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均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获取经济利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核心目标，而刑法对该类犯罪未配置财产刑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蔓延甚至持续猖獗，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仅仅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不足以从根本上给有组织犯罪以致命的打击，要想彻底摧毁有组织犯罪，必须从削弱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着手。”⒄其实，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配置财产刑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惩治该类犯罪的通行做法。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并没收犯罪全部所得；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根据1997年《刑法》第64条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之规定也可以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⒆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64条是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属于没收财产的刑罚；另一方面，如果说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暂称“黑色财产”）按该规定予以追缴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其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其强势地位和影响而敛财所得、组织者、领导者、成员自身积攒的钱财或合法经营获取的财物（暂称“灰色财产”）等，简单地归入“个罪”处罚并予追缴没收，这在法律与实践上并不可行。⒇（3）资格刑的配置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危害较重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反而是对危害较轻的其他参加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2）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3）对资格刑的配置没有细化，如没有区分政治权利、营业资格等。
3．1997年《刑法》总则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作出针对性的规定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猖獗，社会危害性巨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而惩治该类犯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运用各种刑罚裁量、执行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我国刑法在制裁其他犯罪时曾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1997年《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总则却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类似的针对性规定。
（二）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立法的建议
1．加大法定型幅度，提高法定最高刑
目前，外国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刑法借鉴。例如，为了适应惩罚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意大利刑法典》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规模、成员的分工与作用以及武装情况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在第416条、第416条一2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其中，该法典第416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1—5年有期徒刑、3—7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如果集团成员的数量为10人或10人以上，刑罚予以增加。(21)该法典第416条—2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有：3—6年有期徒刑、4—9年有期徒刑、4—10年有期徒刑、5—15年有期徒刑。(22)这种根据不同的情形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做法，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罚配置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可以考虑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设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很有必要。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过轻的刑罚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
2．增设财产刑，同时酌情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配置的财产刑都包括罚金型和没收型两类，其中尤以对前者的适用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罚时也应当配置财产刑。在刑罚的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规定对所有犯罪成员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至于罚金的数额，一般宜大不宜小，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43条第1款就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罚金刑，罚金总额依照犯罪人财产价值的总额为上限而宣告。不过，这一规定只适用于重大的组织犯罪，大多为集团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如伪造货币、贩卖人口、媒介娼妓、集团盗窃、洗钱等。(23)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越来越多，而这些犯罪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往往混合在一起，很难作具体的区分，要求公诉人举证证明哪些财产是可以追缴或没收的非法财产非常困难，因此，对诸如“公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追缴或没收财产时，不宜采取传统的由公诉人举证的做法，而是应当特别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举证证明哪些财产属于免于追缴或没收的合法财产；否则，视为举证不能，其所有财产将被推定为非法财产而予以没收。
3．完善资格刑的配置
为了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利用其政治影响实施犯罪，在设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时，应当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同时应当将现行刑法对相关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单处”规定修改为“并处”规定。此外，对于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以及作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特别慎重对待，最好在适用资格刑时从严，可规定较长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防止其利用政治影响再次实施类似犯罪。
4．增设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学者指出：“一些有组织犯罪能够持续存在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对官方特别是对警方的腐蚀、渗透，并与其相互勾结，而主要手段是贿赂、收买官员，寻求保护伞。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黑白勾结，警匪一家，决定了有组织犯罪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24)在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文强、彭长健、张弢、乌小青、王西平等大批涉黑官员的落网也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撑腰，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要想彻底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应当将那些参与谋划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之提供帮助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并予以从重处罚。
5．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特别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不少人都具有犯罪前科，因此，对之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裁量、执行制度要慎之又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课题组对重庆市发生的22个案件的统计，组织领导者有犯罪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7个，占31.8％。另外，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以“两劳”释放人员和受过打击处理的惯犯为主，而其基本成员大多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农民。(25)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具有劣迹、前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适用这些制度。当然，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隐蔽性高、组织纪律性强、侦破难等特点，为了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涉案犯罪分子也不宜一律从严。换言之，具有提供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利的事由，如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行踪及活动、提供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索、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状况或武器装备状况经查证属实的等，对行为人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⑵参见卢建平：《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⑶潘科峰、孙雪梅：《黑恶势力犯罪正处活跃期扫黑除恶是长期任务——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详解〈纪要〉出台背景9，《人民公安报》2010年1月14日。
⑷参见胡裕树主编；《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2页。
⑸转引自冯殿美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⑹转引自李芳晓：《国外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⑺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⑻(21)(22)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5页，第126页。
⑼参见于振华：《重庆惊现新“黑五类”专家直言四大“死穴”》，http：／／nv．qianlong．com／33530／2010／02／25／1640@5525561．htm，2010—02—26。
⑽⑾参见康宇：《黎强庭审连说“对不起”》，《辽沈晚报》2009年11月1日。
⑿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⒂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⒃参见邓全伦：《重庆打黑风暴》，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820／ZMMDAwMDAwMZMZMQ．html，2010—06—11。
⒄卢建平、郭理蓉：《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规定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⒅参见罗锦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
⒆参见马长生、彭颖等：《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载《首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论文集》，河北廊坊，2009年10月，第33页。
⒇参见姚毅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附加刑之完善——以“反黑”司法实践为视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5期。
(23)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24)康树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其治理》，《法学家》2008年第3期。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中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方针之一，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3年8月开始第一次严打斗争到现在，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三次“严打”整治斗争（第一次“严打”时间为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底；第二次“严打”开始于1996月4月；第三次“严打”从2001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当前正在进行的“严打”，以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为重点打击对象，采取了“严打”与整顿市场秩序相结合、“严打”与查处腐败相结合的主要做法。此次“严打”开展以来，在“严打”的强大攻势下，一批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被摧毁，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社会治安形势开始有一定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了“严打”方针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效应。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严打”毕竟是在特殊时期针对某些特定的严重犯罪采用的特殊手段，如果过高地估计“严打”的实际效能，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乃至在根本上违背“严打”的初衷。
因此，从“严打”的政策意义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定位予以理性的分析和界定。从“严打”的司法实务贯彻方面，本文选取了“严打”中刑法适用的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进行重点剖析：一是“严打”中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选择此问题主要是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精神和灵魂，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指导、统帅。执行“严打”政策必须站在全面贯彻执行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法律界限的把握，着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与相关概念的界限进行了分析。这是因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而是否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是开展此项斗争的关键。科学、合理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对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及其相关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严打”的正确定位
“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从法理的角度，必须对“严打”的政策予以恰当的定位，既不能夸大其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又要处理好“严打”政策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关系。
（一）“严打”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的长期的方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是坚持人民民主的重要保证，它要求各政党、组织、国家机关与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严格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严打”作为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符合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它与刑事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国家法律实务部门的具体行动，刑事政策活动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为政府的活动预设了许多限制，政府不能突破法律、违背法律而另搞一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历次“严打”都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这种“从重从快”，不是可以突破法律的界限，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分子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可以超越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而草率行事、随意从快。这种“从重从快”，仍须以危害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对犯罪分子确定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各项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越是在“严打”期间，越应强调“依法办事”的重要性，越要重事实、重证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执行办案法纪，确保办案质量，使所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冤枉无辜，又不放纵犯罪，才能给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毁灭性打击，达到“严打”的目的。离开法律的准绳，不仅违法，也违背“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本身。
同时，也只有使“严打”方针的具体操作符合依法治国这一长远的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才谈得上“严打”方针是依法治国在现阶段贯彻实施的具体体现，也才能对依法办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本身有其局限性，它虽然在整体上设定了必要的框架，但其不可能告诉政法部门在特定时期犯罪的具体态势、应予打击的重点及具体的行动方案。政法部门如何有效地使用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有效地打击、预防犯罪，就不仅成为法律领域内的问题，同时也是刑事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方针，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现阶段的实施过程中所允许的。但在“严打”过程中，对这一方针稍有执行不当，即有可能背离依法治国的要求，甚至出现以政策代替法制而破坏法治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总结严打整治斗争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即曾明确提出：“只有在取得严打法律效果的同时，才能取得严打最佳的社会效果。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实际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是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的。”这一论断对正确处理“严打”与国家法治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二）“严打”与刑罚的功能和效益的关系
“严打”的基本内容就是适用刑罚的“从重”和刑事程序上的“从快”。这两项基本内容的正确实施，必须对刑罚本身的功能和效益予以恰当的认识。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是生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的，在某一时期可能表现为某种“症状”比较明显、严重，刑罚的抗制则如同强心剂，虽确有缓解阵痛之效，但因难免有负面影响而不能滥用，用之过多，其负面影响就显著。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主要的不在于其严厉性和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和及时性。因而贯彻“严打”政策必须坚决摈弃刑罚万能理论和刑罚工具主义，刑罚的功能及其发挥均是有限的，必须在坚持人权保障的理念下对刑罚合理运用。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刑罚就好比犯罪分子购买犯罪的支付价格，犯罪数量将随着预期刑罚的上升而下降，预期刑罚的强化将制止更多的犯罪。而“严打”在战略上具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罪犯”的特征，在战术上具有强化舆论宣传、发动群众参与的特征，兼顾了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提高了组织效率和犯罪侦破率，其取得的刑罚效益是巨大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取得的刑罚效益又不是无本万利的，而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在犯罪率由高到低的减少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却是递增的。当“严打”通过声势浩大的集中严厉打击活动使犯罪相对减少而使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削减犯罪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益；但当其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削减犯罪就会得不偿失。此时如果再一味地进行“严打”则是不利的，只有停止“严打”或降低打击力度、缩短时间、减少规模才是有利益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严打”初期犯罪率会显著下降，而到“严打”后期或“严打”持续很长时间时犯罪率下降趋缓甚至不降反增。由此得知，对“严打”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严打”并不是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只有保持以最小的刑罚成本将犯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内的“严打”才是合理的、科学的。
从刑罚的效益角度看，“严打”中的“从重”也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一律“顶格判处”。一方面，惩罚不断升级，往往会增强受罚者对重刑的耐受度，使受刑体验抑制受刑人再次犯罪的能力减弱，刑罚处罚的边际成本不断地提高；95一方面，过分严厉的刑罚会使公民对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怀疑，从而削弱了一般威慑的效果。因此，“严打”政策中的“从重”价值尽管不能轻易地予以否定，但也不宜予以过高的估计。
就“严打”中的“从快”方针而言，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及时地审理、审结案件，保障刑罚适用的及时性，则是值得肯定的。这完全符合刑法的公正和功利价值。刑法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即曾明确地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他认为，“说刑罚的及时性是比较有益的，是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的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因此，刑罚的及时性对于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的发挥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就“严打”中的“从快”方针来说，其对于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纠正长期存在的超期揭押、拖延办案，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但这种“从快”，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需要。对于法律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而规定的一些期限，司法机关不能任意突破，将其缩短。例如，不能将刑事诉讼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10天予以缩短，在1983年的“严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作出将几类重要犯罪的上诉期限改为3天的决定。在此种立法背景下，虽然对于司法机关而言，缩短上诉期限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这种决定本身的公正性乃至必要性，都是值得怀疑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此予以纠正。而且，这种从快“应当是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上的”从快“，要受到这两个条件的制约。
三、“严打”中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
维护公平与正义是作为保障人权、保护社会的基本法律-刑法的终极价值之一。为充分实现其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功能，我国刑法典不仅在总则中确立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等三大原则，而且明确了对于犯罪分子确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处的量刑原则。我们认为，“严打”政策应当切实贯彻刑法基本原则，即必须以维护刑法的实体公正为原则，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严打”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问题。
（一）“严打”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贵彻
作为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制度如类推定罪、重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定期刑、习惯法、模糊用语等，均绝对排斥。我国1997年刑法典摈弃了类推制度、重法溯及既往等一系列不利于人权保障的规定，于第3条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中国刑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了我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
“严打”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刑法的这一首要原则。为此，司法运作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必须严格遵守此次“严打”的对象要求，不能超出此范围而将不属于此次“严打”对象的犯罪作为“严打”的犯罪而予以从重处罚。前已指出，此次“严打”的对象只限于三类犯罪，即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当然，上述三类犯罪在具体外延上还存在不明确之处，至于除了爆炸、杀人、抢劫、绑架还有哪些严重暴力犯罪应包括在内，除了盗窃还有哪些犯罪属于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还需要结合本地情况具体划定。但这种不明确性正如同刑法条文中的有些规定一样难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包容性。关键是要从立法精神和“严打”的精神出发对之进行合理的界定。我们认为，对上述范围的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首先，过失犯罪不应包括在内。有的地方甚至将交通肇事犯罪也纳入“严打”范围，这是极不恰当的。其次，结合已经列举出的犯罪的法定刑及其行为方式特征等，从犯罪的法定刑方面加以考虑。严重暴力犯罪的范围，把握为该种犯罪在暴力性特征上、法定刑幅度上与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相当。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应注意从多发性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两个角度，对除盗窃之外的其他犯罪进行合理的界定。（2）刑法中一些具体的制度、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不能因为“严打”而突破法律的界限。例如对符合死刑缓期执行条件的，不能因为“严打”而一律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2刑法关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也必须严格执行；刑法中规定的减轻、从轻情节、免除情节必须得到贯彻。实践中，有的地方司法机关规定于某时间前向当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予以从宽处理3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将依法予以更加宽大的处罚。这种规定虽然对于在规定时间期限内自首者的处理，符合刑法的规定；但其言下之意甚为明显，即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及时投案自首的，刑法中的自首规定将不再适用于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就显然违法悖理。 （3）对具体犯罪的认定，必须坚持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将本属一般违法性质的行为认定为犯罪。（4）司法解释也不能因为“严打”而超越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甚至进行越权解释，作实质上的类推解释。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界定的司法解释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较好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此后文还将具体论述）。
（二）“严打”中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
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即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一般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同时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应当承认，虽然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要在刑事司法中切实贯彻却并非易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妨碍公正、平等执法的现象。在“严打”过程中，贯彻这一原则尤应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司法机关应坚持在量刑上平等地“从重”适用刑罚，避免同罪异罚、轻重悬殊的现象。
其二，由于“严打”是一项特殊时期的特殊刑事政策，该政策的贯彻执行应有一定的时限。就此次“严打”而言，自2001年4月开始，为期两年。因而上述三类犯罪发生在上述期间之前，而审理发生于“严打”期间，或者案件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却发生于“严打”期间结束之后，那么，对上述犯罪能否适用“严打”的政策呢？这主要涉及因审理时间的不同而影响到是否适用“严打”，从而涉及是否影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问题。对此问题，理论上和实务中存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严打”虽是一项刑事政策，但涉及刑法轻重这一关涉行为人的人权保障之重大问题。虽然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引申出来的“重法不溯及既往”是就新旧法律而言的，但从刑法规定这一原则的根本精神出发，对上述问题也应参照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根据此精神，只有犯罪行为发生在“严打”期间而且审理也发生于“严打”期间的，才能适用“严打”的“从重”精神。除此之外（包括行为发生于“严打”前、审理于“严打”期间和行为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发生于“严打”）的情形，均不应适用“从重”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按照上述处理方法，则有违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主张无论是行为发生于“严打”前，还是发生于“严打”期间而审理却发生于“严打”之后，均应适用“严打”的政策。
上述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出发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走向了极端而均有失偏颇。理由是：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我国刑法典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明确指出是就新旧法律而言的3而“严打”中的“从重”尽管也涉及实体的处罚轻重问题，但其毕竟不是法律，而只是政策，二者不能混同。在“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前后刑法本身并未作任何修改变化，打击犯罪的精神仍然一贯，因而没有刑法中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法律依据。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其不妥之处有二：首先，上述问题无论处理结果如何，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无必然的关联。因为即使不是“严打”政策，换作是法律，在行为时是重法而新法为轻法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中的一人因在重法适用期间被抓获、被审理，从而适用重法；但共同犯罪中的另一人因逃跑未能在重法适用期间被抓获，审理时恰巧轻法适用，则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后者则适用轻法。不能因为二人一起实施犯罪一人按重法处理、一人按轻法处理就认为是违背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次，有些案件虽然发生在“严打”期间，但案件的侦破、审理却发生在“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之后，此时已失去“严打”从重处罚的政策依据，因而若仍然按照“严打”的政策处理是不妥当的。再者，“严打”中“从重”、“从快”的方针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发生在“严打”期间的案件如果因为司法机关的工作关系而未能在“严打”期间及时审结，“从快”方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则“从重”的精神也难以合理、有效地得到遵守。
因此，我们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从“严打”政策提出的初衷和精神角度出发。“严打”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而作出的一项政策，“严打”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估计之后再作出决定执行的滞后性，但其提出却针对的是“严打”确定执行之日前以及在“严打”期间“顶风作案”的特定犯罪分子。因而只要案件的审理发生在“严打”期间，犯罪行为属于“严打”的对象范畴，则就应当执行“严打”的政策。再者，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工作流程的关系，到法院审判的案件，多数是在“严打”统一行动重点打击对象公布之前发生的案件，因而如果将发生于“严打”执行之日前尚未审理的上述特定犯罪排除在外，则“严打”的初衷就会落空。至于发生于“严打”贯彻执行期间而于“严打”期间过后才审理的犯罪，虽然这类案件也属于“严打”期间“顶风作案”的犯罪，但因“严打”政策执行的特定期间已过，失去继续执行该政策的依据，因而不能再执行“严打”政策而进行从重处罚。这时必须按照有关的法律标准对案件进行妥当的处理。不过司法机关也可将该类案件毕竟发生于“严打”顶风作案期间作为一种酌定考虑的因素，在罪责刑相适应的范围内，具体考察这种因素是否切实影响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决定是否酌情从重处罚。以上处理思路只是笔者的初步考虑意见，在此权作引玉之砖，希冀引起注意与研究。
（三）“严打”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由罪刑相适应原则演化和进步而来。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强调客观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曾力倡罪刑相适应的刑法观念。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一项进步的法律成果，罪刑相适应被贯彻于其刑法之中。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客观主义的犯罪观和报应主义的刑罚观为基础，机械地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的相适应，因而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倔起，其内容已逐步得到重大修正：从单纯的强调刑法与已然之罪相适应，发展为刑法之运用兼顾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同时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及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相适应。这样，罪刑相适应原则就演进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现代刑法思想和刑法原则的一项重大合理化变革。我国刑法典第5条对该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严打”期间要求“从重处罚”是否有违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呢？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认为，从刑事法治的要求看，即使在“严打”期间，仍需恪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对特定犯罪实行从重处罚，仍是责刑相适应的结果，不能造成适用刑罚的不公正。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做到这种相适应，刑法还专门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当然，罪责刑的相适应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刑罚之轻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形势的影响。具体到司法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在运用刑法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具体犯罪的量刑幅度内，考虑治安等社会形势变化对刑罚适用的要求，根据不同社会形势和社会治安的需要，确定对犯罪处罚的轻重。学界一般认为，刑法规定的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应当考虑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内容，实际包括了特定社会治安形势而给社会危害程度带来的影响这一因素。如有的学者指出，“量刑考虑形势需要，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如果量刑根本不考虑形势，无论治安形势好坏，量刑始终如一，这样机械地适用刑法，根本无法实现刑法的应有效益，也根本就谈不上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目的的实现。”从惩罚的根据角度，决定对某一犯罪轻重的主要根据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牵涉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而这种观念和意识必然要受到社会当时形势的影响。因而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也当然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系。“严厉的刑罚不是自在自为地不公正的，而是与时代的情况相联系的。”“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而非社会以法律为基础。”因此，对同一类犯罪、同一种犯罪，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尤其是治安形势，而决定对其处罚的宽严，是符合犯罪特征的。这也是我国“严打”政策提出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严打”确立的对特定犯罪从重的方针，也正是根据特定犯罪态势居高不下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的严峻形势作出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正确理解与合理限定的“严打”之“从重”方针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不违背。相反，从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
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密切相关，在执行“严打”“从重”方针时不能背离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众所周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同时，也是我国刑法所着力贯彻的重要原则。在执行“严打”“从重”方针的过程中，绝不能不考虑对犯罪分子宽大和教育的一面而一味地从重；相反，在“严打”期间，司法机关更应重视对犯罪分子的分化、瓦解和合理惩处，对具有自首、坦白。情节，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毫不犹豫地予以从宽处理，以达到迅速结案、提高司法效率之功效。
因此，“严打”方针中的“从重”原则，应当是在不背离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前提下的“从重”。对这里的“从重”，我们以为，应当作如下理解：（1）“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重而言的。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重”方针，而对于刑法明确规定的予以从轻乃至减轻的情节不予以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理。（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则应予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重处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重的处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重，也不能一概地顶格处理，即不能对犯罪分子一律判处该量刑幅度内的最高刑罚。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新要求新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六件大事、六件急事、六件难事”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全镇重点项目进程，为加快建设“五个”注入强劲动力。
（二）基本原则
1.围绕中心原则。实施“项目建设攻坚年”是全年的一场硬仗，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全员上阵、突破突围，在全镇形成“坚定不移抓项目、全力以赴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2.创新驱动原则。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乡镇机构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
3.保障运转原则。要通过聚力项目攻坚，强化发展支撑，切实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全力保障机关高效有序运转，全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实落地。
4.发展优先原则。要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引导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做到“一切为了发展、一切围绕发展、一切服从发展、一切服务发展”。
5.强化服务原则。要持续深化开展“三创四建”活动，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6.民生托底原则。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织密编牢民生保障网。
二、主要任务
认真对标县“三个六”工作安排，紧扣我镇“1333”工作布局，2020年重点攻坚“六类项目”。
1.资产盘活项目。梳理与天铁及其下属企业相关合同，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划拨建投等国资平台管理的国有资产强化管理，参照县隆盛公司、城投、水投等平台做法，搞好国有资产的开发和利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筹措资金，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全年刚性支出；加快东郊田园综合体建设进度，与周边又上、南池等未开发土地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力争打造县城郊野最休闲、最浪漫、最生态的“美丽田园”。
2.旅游发展项目。6月底之前完成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的景区打造；6月底之前实现江家龙观台对外营业；6月底之前完成后何、前何、江家等村景观节点的提升打造；9月底之前完成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南漫驼村的保护项目申报工作；加大张家庄花灯非遗申报、宣传、推介力度，让花灯产业尽快形成富民带动力；加强与新天钢天铁公司的对接，打造4A级工业旅游区；加大九峰山、南洞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吕祖祠管理，规范景区秩序，美化周边环境，提升景区品位。
3.基础设施项目。配合好234国道和将军大道东延建设；积极对接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交运等部门，全面落实征地拆迁政策，最大程度保障群众权益；按要求完成红线内拆迁任务，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4.招商引资项目。优化镇域营商环境；加大项目谋划、包装、宣传、推介力度；组织精准招商活动；帮助落地项目跑办手续、协调关系、解决难题；全年新落地项目不少于5个，新增规上企业不少于5个。
5.农业农村项目。完成春季、雨季造林绿化任务；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太行山高速绿化任务；完成美丽乡村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财政一事一议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扶贫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小流域治理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安全饮水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土地复垦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
6.民生民心项目。谋划实施好民生民心项目，解决好群众养老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就业难等问题；全年实施民生民心项目不少于10个；加大“扫黑除恶”力度，搞好“平安”建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保障机制
（一）建立领导分包机制。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总政委，政府镇长任总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总指挥部，切实加强对各个项目的组织领导。总指挥部下设六个分指挥部，相关领导任分指挥长，点对点、实打实推进项目进程，解决好项目谋划、项目推进、现场协调、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困难。
（二）建立工作下沉机制。各项目分指挥部要“挂图作战”，按照项目工作进度，把控关键节点，倒排月度工作计划。项目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强力推行“责任在一线压实、队伍在一线锻炼、办法在一线寻找、作用在一线发挥、服务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的“六个一线”工作法，全年在一线的工作时间不能少于三分之二。
（三）建立竞赛拉练机制。坚持“周调度、月观摩”。总指挥部要定期组织镇村干部对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观摩互评打分。项目和项目之间要进行横向比较，同一项目之间要进行纵向比较，着重看哪个项目推进快、措施实、成效显，哪个项目进展差、推动难、效率低，并将打分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通过竞赛拉练，在全镇范围内形成比学赶超、追赶跨越的浓厚氛围。
（四）建立“四色管理”机制。按照绿白黄红四种颜色，每月对各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即：建设进度较快、能够超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绿色；建设进度正常、能够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白色；建设进度较慢、未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黄色；建设进度非常慢或基本停滞、无法完成项目建设计划的项目为红色。总指挥部每月通报各项目“四色”管理结果，把黄色和红色的项目列为重点督导项目，逐一分析，查找问题，制定推进措施。
（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强化为创新者容、为担当者容、为实干者容的鲜明导向，营造宽容失误的干事环境。鼓励镇村干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对在项目攻坚中因缺乏经验出现探索性失误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对因大胆履职、大力推进出现一定失误的干部，镇党委、政府将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同时在年度评先评优上予以倾斜。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新要求新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六件大事、六件急事、六件难事”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全镇重点项目进程，为加快建设“五个”注入强劲动力。
（二）基本原则
1.围绕中心原则。实施“项目建设攻坚年”是全年的一场硬仗，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全员上阵、突破突围，在全镇形成“坚定不移抓项目、全力以赴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2.创新驱动原则。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乡镇机构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转型升级，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
3.保障运转原则。要通过聚力项目攻坚，强化发展支撑，切实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全力保障机关高效有序运转，全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实落地。
4.发展优先原则。要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引导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做到“一切为了发展、一切围绕发展、一切服从发展、一切服务发展”。
5.强化服务原则。要持续深化开展“三创四建”活动，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6.民生托底原则。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织密编牢民生保障网。
二、主要任务
认真对标县“三个六”工作安排，紧扣我镇“1333”工作布局，2020年重点攻坚“六类项目”。
1.资产盘活项目。梳理与天铁及其下属企业相关合同，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划拨建投等国资平台管理的国有资产强化管理，参照县隆盛公司、城投、水投等平台做法，搞好国有资产的开发和利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筹措资金，增加镇级财政收入，确保全年刚性支出；加快东郊田园综合体建设进度，与周边又上、南池等未开发土地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力争打造县城郊野最休闲、最浪漫、最生态的“美丽田园”。
2.旅游发展项目。6月底之前完成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的景区打造；6月底之前实现江家龙观台对外营业；6月底之前完成后何、前何、江家等村景观节点的提升打造；9月底之前完成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南漫驼村的保护项目申报工作；加大张家庄花灯非遗申报、宣传、推介力度，让花灯产业尽快形成富民带动力；加强与新天钢天铁公司的对接，打造4A级工业旅游区；加大九峰山、南洞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吕祖祠管理，规范景区秩序，美化周边环境，提升景区品位。
3.基础设施项目。配合好234国道和将军大道东延建设；积极对接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交运等部门，全面落实征地拆迁政策，最大程度保障群众权益；按要求完成红线内拆迁任务，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4.招商引资项目。优化镇域营商环境；加大项目谋划、包装、宣传、推介力度；组织精准招商活动；帮助落地项目跑办手续、协调关系、解决难题；全年新落地项目不少于5个，新增规上企业不少于5个。
5.农业农村项目。完成春季、雨季造林绿化任务；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太行山高速绿化任务；完成美丽乡村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财政一事一议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扶贫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小流域治理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安全饮水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完成土地复垦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和审计。
6.民生民心项目。谋划实施好民生民心项目，解决好群众养老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就业难等问题；全年实施民生民心项目不少于10个；加大“扫黑除恶”力度，搞好“平安”建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保障机制
（一）建立领导分包机制。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总政委，政府镇长任总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总指挥部，切实加强对各个项目的组织领导。总指挥部下设六个分指挥部，相关领导任分指挥长，点对点、实打实推进项目进程，解决好项目谋划、项目推进、现场协调、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困难。
（二）建立工作下沉机制。各项目分指挥部要“挂图作战”，按照项目工作进度，把控关键节点，倒排月度工作计划。项目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强力推行“责任在一线压实、队伍在一线锻炼、办法在一线寻找、作用在一线发挥、服务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的“六个一线”工作法，全年在一线的工作时间不能少于三分之二。
（三）建立竞赛拉练机制。坚持“周调度、月观摩”。总指挥部要定期组织镇村干部对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观摩互评打分。项目和项目之间要进行横向比较，同一项目之间要进行纵向比较，着重看哪个项目推进快、措施实、成效显，哪个项目进展差、推动难、效率低，并将打分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通过竞赛拉练，在全镇范围内形成比学赶超、追赶跨越的浓厚氛围。
（四）建立“四色管理”机制。按照绿白黄红四种颜色，每月对各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即：建设进度较快、能够超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绿色；建设进度正常、能够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白色；建设进度较慢、未按计划推进的项目为黄色；建设进度非常慢或基本停滞、无法完成项目建设计划的项目为红色。总指挥部每月通报各项目“四色”管理结果，把黄色和红色的项目列为重点督导项目，逐一分析，查找问题，制定推进措施。
（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强化为创新者容、为担当者容、为实干者容的鲜明导向，营造宽容失误的干事环境。鼓励镇村干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对在项目攻坚中因缺乏经验出现探索性失误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对因大胆履职、大力推进出现一定失误的干部，镇党委、政府将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同时在年度评先评优上予以倾斜。
一、突出政治站位，持续深化学习宣传
1.深入学习宣传法治思想。切实将学习宣传法治思想作为普法首要任务，持之以恒抓好学习宣传，强化教育培训，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通过关注“中国普法”、“普法”微信公众号的学习专栏，进一步拓宽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平台，带动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把科学思想转化为法治建设工作实效，推动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2.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制度建设，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题宣传，深化“宪法七进”。开展好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
3.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阐释好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引导全局干部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了解民法典、学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促进民法典实施。
4.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深入学习宣传关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对和准则、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的学习宣传。结合建党100周年，推动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5.深入开展专题普法。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服务保障“三重四创五优化”、“三基”建设年；围绕突发事件应对、疫情防控、优化营商环境、扫黑除恶、安全生产、国家安全、消防安全、交通行政处罚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题普法。
二、突出重点群体，充分发挥示范效应
6.组织和落实交通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刚性落实《关于推动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意见》，确保交通工作人员进行网上旁听庭审活动；同时结合交通工作实际，组织交通工作人员实地参加庭审活动，不断提升交通工作人员敬畏法纪、依法行政的法治素养。
三、突出智慧普法，不断提升普法成效
7.大力推进“互联网+普法”。充分运用“智慧普法”模式，提升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科技化水平。发挥好今日头条、普法微信公众号、交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和载体的作用，总结推广新媒体普法工作典型经验，培树新媒体交通普法品牌，巩固和扩大新媒体普法成果，。
8.全员关注“中国普法”、“普法”微信公众号，并指导和鼓励广大服务对象和人民群众关注，以法律服务人民为中心，充分利用这两个平台丰富的普法资源，提高全局干部职工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四、突出文化引领，建设交通法治文化
9.广泛开展各类健康有益的交通法治文化建设活动。引导、支持各类文化作品创作、文艺节目编演、微信视频传播等等，扩大交通法治文化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10.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宣传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推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不断提升法治素养和道德修养。
五、突出普治并举，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11.有序推进行业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开展普法与依法治理专项行动，不断夯实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基础。
12.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分业、分类、分众普法宣传工作，在执法全过程中开展好“以案释法”。认真研究创新普法宣传新机制新方法，积极培育交通运输行业法治文化，让法治成为全体交通运输从业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13.全面启动“八五”普法。总结表彰和宣传树立“七五”普法先进典型，制定全局“八五”普法规划，组织召开“八五”普法启动大会，确保“八五”普法开好局、起好步。
14.大力加强交通普法工作队伍建设。通过举办普法骨干培训班、加强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以及执法队伍管理、执法行为规范、执法信息化建设等多种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全局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