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论文范文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现象学对建筑理论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它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反思，即观照事物现象独特的显现方式，还原现象的真实状态。建筑现象学对建筑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回归了人类建造之初的原初意义。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和建筑类型学理论，对人的行为方式与建筑空间模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建筑理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的建构文化理论，回归建筑的原始动机即建造过程与体验，认为材料及建造方式能够表达文化的内涵，从而表现出建造的诗意和建构文化的含义。其次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提出了“诗意栖居”，对人类在大地上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思考。诺伯格•舒尔茨提出的建筑场所理论，就是受到现象学哲学的启发，对人的行为活动与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现象学还原，使建筑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类生存场所。史蒂文•霍尔提出建筑必须体现所在场所的独特精神，从而被锚固在该场所当中，与其融为一体。在场所理论的基础上，霍尔的研究扩大到建筑知觉与体验。他在著作《视差》中提出了“现象区”的概念。现象区就是人们在某一时刻感知到的感觉区域和要素。“前景、中景和远景的交叠是创造建筑空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把空间、光、颜色、几何、细节和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再次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具体分析了人类知觉的特征和形成过程，强调知觉的整合作用。由此导致了建筑领域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将建筑定义为一个全面的知觉体验过程，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以北欧建筑师为代表的注重建筑材料的肌理和细节处理、强调建筑的触觉感受的设计风格，被称为“瑞士学派”。通过极简的造型处理和精美的细部构造突出建筑材料本身的特点。“瑞士学派”的代表建筑师彼得•卒姆托，擅长运用特殊的构造工艺使某种材料焕发出耐人寻味的美感。在布雷根茨博物馆设计中，建筑表皮使用了磨砂玻璃这种材料，巧妙地运用其表面特殊的肌理和光学效果，光线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透明度和反射度，创造了朴素典雅的建筑形象。

二、结构与后结构主义———建筑系统及其复杂性理论

二十世纪语言学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学科领域，促进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就图1布雷根茨博物馆是运用历史建筑符号，以象征的方式传达某种抽象的意义。如文丘里的母亲住宅、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市政厅、纽约电报电信大楼等都是后现代建筑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存在的时间较短，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适于以象征符号实现转译过程。结构主义开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同一时期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研究扩大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范围。结构主义的重点概念是“结构”或“系统”，“结构”不考虑“主体”，只考虑结构本身的构造形式及其自主运动。结构主义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努力发现世界存在的客观规律，而尽可能不受主观意识和偏见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结构”的反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学，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差异性”进行了解构性还原与剖析。提出“延异”的概念，即延迟着的差异。在语言系统的网络中符号的意指永无止境，只能寻找它们不断变化的踪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和德勒兹的“生成”论都强调了结构的不稳定性，事物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和耦合性。建筑师们的设计理念也经历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转变。彼得•艾森曼的建筑思想与哲学家德里达有着很深的渊源，早期他尝试运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住宅设计，后期他试图摆脱文脉或文本的束缚，将设计者从设计中排除。他的设计经常“采用一组已知条件，然后任由它运行、交织、去求其是”。如心、脑电波或某种自然运动轨迹等。这样产生的形态可能是基于有机体的某种无意识活动，也可能是基于某种现象自主的规律性运动，但绝不是人为指定的规则。大哥伦布会议中心(见图2)就是由一组高低错落的条状体量随机组成。这些看似随机的形态反映了某种规则组织下的运动轨迹，而不与任何已有建筑形式和符号发生关联来传达某种意义。

三、多元论与“去中心”思想———生态主义与地域建筑理论

“他者”是伴随着语言问题而来的。主体不再是纯粹的内在意识，而是与生存世界发生着种种联系的多样性“他者”。承认“他者”的差异性存在，使后现代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对权威和等级的质疑体现了后现代哲学多元论的思想。同时，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与文化，支持一种没有边缘的多中心组织模式，与各种“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使建筑师们认识到人类与环境乃至于其他生物共存的现实和相互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和消耗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危害性。这些进步思想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促进了生态理论的产生。建筑领域生态理论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它包括绿色建筑、低能耗建筑、有机建筑、气候建筑等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建筑本身能源消耗与供给、物理环境的改善等。例如有机建筑理论认为建筑应该象有机体一样对环境作出反馈，通过表皮组织、器官的自动调节作用，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与环境进行持续的能量交换。建筑师格伦•马库特一直坚持气候建筑的研究，他认为建筑设计要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热量，还有海拔、纬度位置、太阳高度、主要的风向和山的距离、离开的远近等因素”。他设计的辛普森住宅，利用场地的自然环境和巧妙的景观设计改善建筑的微气候，如建筑入口处布置的水池，降低了建筑周围空气的温度，也有效改善了空气的流通。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主张发展多元文化，新地域主义建筑提出了民族的、地域的建筑设计理论与实践。“地域”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涵盖了该地区的一切自然和人文因素特色，不仅包括一个地区的历史文脉、民族习俗和生活方式等，还包括该地区的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新地域主义建筑理论提倡有特色的民族建筑风格和建造技术，如中国建筑师王澍、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印度建筑师柯里亚、印尼建筑师杨经文等，都是其理论的践行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重新赋予了“文本”重要意义，解释学的研究也确立了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鼓励读者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理解和再创作。在建筑艺术的审美过程中，空间及其使用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不仅是功能上的需要，而且增加了作品的多义性，为建筑作品的多元化解读提供了可能。建筑师柯林罗和罗伯特•斯拉茨基，提出了建筑空间的“透明性”理论，探讨了空间使用的模糊性和空间组织的灵活性。他们主张在设计中通过异质空间的交叠增强空间使用的适应性，丰富空间视域的转换，创造出建筑空间体验的“居间”状态。

四、结论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后现代化过程，建筑理论的发展已经深植于后现代哲学的土壤。只有正确认识这一阶段哲学、思想意识领域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脉络，才能够明确建筑理论的发展方向，指导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把建筑的主体具体化、物质化，研究人体的感知体验特点等问题;第二，肯定使用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以及对建筑文本的再创作过程，要求建筑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第三，重新审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种群之间的关系，促成了生态主义、新地域主义多元建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现代哲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背景。在中国历史上，哲学曾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型：一次是从上古宗法封建社会到中古专制郡县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先秦“子学”形态转变为汉代“经学”形态；（1）另一次则是从专制社会到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理学”形态转变为“科学”形态。（2）在第二次大转型中，洋务派、维新派及后来民主革命派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最初的现代化转换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哲学”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其间的激烈思想斗争无疑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意义。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哲学，大致经历了以下三大历史阶段：

1．民国时期（1915——1949）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3），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现代哲学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思想文化斗争，当时激进人物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传统、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西化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为界，这些领袖人物之间发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4）和马克思主义者三大派别，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以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过，新文化运动本身并不是一场哲学运动，而是一场意义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它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6）但是科玄论战本身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7）论战的参加者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分化出来的三大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8）、以丁文江、胡适之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邓中夏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论战围绕着人生观问题、科学理性与自由意志问题进行，而以哲学的话语展开，其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经验主义与意志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其结果是科学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的传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是在这三大派别之间的论争当中展开的。

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都是西化派，在哲学上基本上是输入西方哲学、尤其英美哲学。自由主义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在政治哲学上，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哲学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上，他们信奉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留学美国，师事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Dewey），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起白话文运动，宣传个人主义的“易卜生主义”、发动“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共产党人展开论战。胡适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主张“好人政府”、类似美国政体的“省自治的联邦制”；其哲学的核心则是所谓“实验主义”（9），也就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10）他们以哲学话语来展开关于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主张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本位，“返本开新”，以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家已经过三展。民国时期产生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的“新孔学”，代表作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的“新宋学”，代表作即导致了那场科玄论战的《人生观》讲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代表作是《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代表作是《贞元六书》（11）；贺麟的“新心学”，代表作是《当代中国哲学》。贺麟发表于1941年8月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篇宣言，提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这个时期，就其哲学意义来看，有几次论战很引人注目。除上述科玄论战外，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胡适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紧接着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随后许多人参加进来，双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改良派之间的一场重大斗争，结果是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传播。二是1930?934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参战者主要有以人陶希圣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托派人物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动力派”和以马克思主义者王学文等人为代表的“新思潮派”。（12）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广泛传播。三是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战。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是授意作的”，宣言的要害之一，在于所提出的“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13）针锋相对的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本来是近代以来的一个老问题，但这场论战却体现了官方的理念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主张之间在文化哲学立场上的紧张。

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派别，还必须提到官方哲学。孙中山前期的“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人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1919年6月，孙中山发表了其《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系统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宇宙观和“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提出了“民生哲学”。后来，于1939年出版了《力行哲学》，发挥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不能承认唯物论，亦不能承认唯心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陈立夫提出了“唯生论”哲学，代表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和《民族生存的原动力》等，认为唯生论的宇宙观是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哲学根据，主张仁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是、陈独秀和。自1918年前后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突出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代表作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同时，陈独秀也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答适之》和《答张君劢与梁任公》二文中，他分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意志主义，宣传了被认为是同样属于“科学”的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最大代表，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人民民主》等一系列哲学著作。等人的哲学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的哲学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李达是个突出的代表，哲学方面除大量译著外，代表作有《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社会学大纲》等。艾思奇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代表作有《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他们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独具思想力的哲学家，如张东荪、金岳霖、朱谦之等人。张东荪的代表作有《科学与哲学》、《新哲学论丛》、《道德哲学》、《认识论》、《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他不仅是学界公认的最能透彻理解西方哲学的专家，而且其自己建立的“构架论”和“多元认识论”哲学，在当时的哲学界独树一帜，颇具影响。金岳霖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西方哲学专家、逻辑学家，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独创性哲学思想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知识论》、《逻辑》、《论道》、《论中国哲学》等。朱谦之的代表作有《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无元哲学》等，他所提出的“真情哲学”具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的色彩。这些人的工作是中国人试图建立自己独创的“现代哲学”的初步努力，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发掘。

2．共和国前期（1950——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结束的二十多年间，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哲学虽然在50年代前期曾经一度比较活跃，但总体上说则是日见消沉的。同时，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是相当沉寂的。而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其间值得一提的，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熊十力的《原儒》《体用论》和《乾坤衍》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大陆上的一枝独秀，其实也未结出应有的哲学果实。这个时期发表了一些哲学著作，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与此同时，港台以及海外的中国现代哲学还是比较活跃的。就现代新儒家来看，他们虽然流落港台，退居边缘，自谓“门庭冷落”，“花果飘零”，但是同时，他们却依然在坚持不懈地著述、讲学，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复兴而努力。1958年元旦，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新儒家宣言”，即《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张君劢有《新儒家思想史》；唐君毅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徐复观有《中国人性论史》；牟宗三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牟宗三的哲学达到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顶峰，近年发生了较大影响。

3．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以来）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崭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了长足进展，人们开始反思和摈弃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进行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主体性问题、“人学”、“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和近来“转向生活世界”的探索。自由主义思潮也较活跃，他们重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人的活动也很活跃。

回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各个派别之间的历史消长，有三个带“9”字的年头特别值得注意。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潮流的历史趋向，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向，这三次转向的共同特征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自由主义是“西化派”；权威主义则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文化派或中国文化本位派，二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转向的转折点，都是在带有“9”字的年头上发生的：1919，1949，1989（参见下图）。（14）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

一是从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全是自由主义者、西化派，可谓一派“西风压倒东风”；然而此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分成了三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玄学派，三是唯物史观派。其特点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崛起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故，乃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是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到“”结束的1977年，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是自由主义（当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占据思想界的主潮地位，此后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派”）占据统治地位。这次转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转折前后比较，有两个不同点：（1）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言，在发生这次转折前，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同盟，由此取得了长足进展，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时期问世的；而在转折之后，他们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只好在港台谋求发展。（2）就自由主义而言，则在转折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结成同盟，而在转折之后也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

三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1989年是其转折点：此前的80年代，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后来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激荡的时期；此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大陆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新儒家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这次转折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转折是极为类似的。

以上“三9现象”（参见上表）所蕴涵的历史意味是极为深长的，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一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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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12．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同处一个，同时在柏林大学执教，但两人互相攻讦，不过他们都深刻体验到统一性原则的意义。施莱尔马赫在神学领域创立了自己庞大的圣殿，成为德国新教神学的奠基者。黑格尔则在哲学领域建构起恢宏的哲学体系，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参见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古典神学的综合：施莱尔马赫”有关论述。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6]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二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24]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25]，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26]，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27]，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28]，“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29]，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30]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31]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32]。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33]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34]，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35]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36]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37]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38]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三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评论，并不限于熊、金、张三先生。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熊、金、张三先生为哲学家，是牟氏从早年就执定的看法。到后期，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例如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先生等人。至于冯友兰，尽管牟氏对他评价很低，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哲学家地位。牟氏对梁、唐都有很高的评价，不过，唐在哲学上的地位远高于梁。对于梁，牟氏主要肯定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独能生命化了孔子，是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39]，并认为这就是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贡献。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牟氏主要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肯定他的。对梁的这一肯定，牟氏一生没有改变。在获悉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牟氏接受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发表的讲话中复指出：

这（按：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40]

虽然梁先生本人很看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但牟氏则认为“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42]在牟氏看来，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按：指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43]

对于梁先生在中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牟氏深表由衷的敬佩之情。总之，牟先生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44]与此同时，牟氏也指出了梁先生思想的局限，指陈其“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45]，“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46]因之《乡村建设理论》虽为梁先生最用心的著作，企图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牟氏认为，它的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颇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48]然而，无论如何，因为牟氏的这一评价而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居于显赫的“当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成为当代“文化中国”的象征。同时，梁漱溟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了一个哲学家的地位。

无疑，唐君毅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居有公认的重要地位。作为共同事业上的最亲密的战友，牟氏对唐先生作了他所能作的最高评价，称之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49]在此，牟氏把唐与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并列，表明了他对唐的最高肯定与推崇。然而，牟氏并没有称唐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而特许以“文化宇宙中之巨人”，乃是站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立场上为唐作了历史的定位。换句话说，唐先生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大师。牟使用“文化意识宇宙”一语，乃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的价值领域，简言之，就是由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得之教”所开辟出来的价值领域。[50]牟又曾作了如下解释：

吾所谓“文化意识”乃即中国固有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识也。此一意识乃是孔孟成德之教所开辟，而由贲卦彖传简单辞语作代表。由此意识，吾人即可开辟价值之源。依此价值之源以作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即名曰“文化意识宇宙”。[51]

在牟氏看来，文化意识宇宙不仅高过科学宇宙与哲学宇宙，乃至特定的宗教宇宙，且能善成与善化这些宇宙。他说：

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至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52]

又说：

此种成德之教，使自己生命“文明以止”的智慧，除于中国传统外，乃无处可以发见者，即使哲学宇宙亦不能尽之，故此文明以止的文化意识宇宙乃高过哲学宇宙，而足以善成之，以彰其思辩之用，而使之为有所归者。[53]

由此可知，牟氏对唐的评价，不止是把他看成一般所谓的“哲学家”，而委实高过了西方的哲学家。就哲学上来说，这种“高过”是道德实践与智慧境界上的“高过”，而不是思辩意义上的“高过”。从中国哲学的标准来看，牟氏称唐君毅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对一位当代的哲人来说，乃是一种最高的评价和荣誉。

唐君毅作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虽然不是这一宇宙的开辟者，但他像宋明的大儒以及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一样，是这一宇宙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牟氏正是由此为他作了文化上与哲学上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当代的名哲学家中，唐君毅先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著作等身，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哲学原论》（四巨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两巨册），等等。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为调适而上遂矣。”可为其写照，并且此数语也就是唐先生的生命格范的如实写照。牟称唐的这些著作为“不朽之作”。[54]尽管牟氏对唐的学问也不乏微词，但他认为唐已经尽到了其时代的使命。这可以从他为唐君毅所作的挽联中明显地看出。其挽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浪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照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55]

牟氏相信唐君毅的“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分”将永垂不朽。

牟氏与方东美一向道路不同，两人数十年不相往来。方不大喜欢牟，但对牟的著作有过甚高的评价，牟对方也有微词，如前文所述[56]，但牟也接受过方对西方哲学的看法[57]。直到197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王阳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氏向牟提了许多问题，得到礼遇，二人之间长时期的僵局才打破，恢复了交谈。[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牟氏很少从正面对他作出评论，但对他的哲学家地位是毫不怀疑的。当牟氏读了吴森先生写的《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一文，──吴文称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为“三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并认为“以他们的才智、功力和在中西哲学的造诣，都足以和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学者并驾齐驱”，[59]牟并没有加以否定，或提出异议。[60]可见，牟认可了方东美与他（牟氏本人）和唐君毅并驾齐驱的哲学大师地位。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冯氏以儒家自居，以为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但是，牟宗三并不承认他是儒家。牟氏回忆：

冯氏抗战期在成都时，曾与予谈，谓：“现实中国哲学只有两派，其余皆说不上，此如以前所谓程朱陆王，你们那里代表陆王，我们这里代表程朱。”吾当时即笑而不答。以此为比况，可也。若说儒家，则彼今日之程朱实非儒家。焉有非儒家之程朱乎？吾故不欲详论。[61]

由此可知，牟氏没有否认冯为一家哲学，但并不认为冯的哲学能够代表程朱，故亦不承认冯为儒家。冯自许为儒家的态度，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最后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把他自己的哲学与金岳霖的哲学看成是程朱理学在现代的代表，并与熊十力所代表的现代陆王心学相并列，即他所谓现代中国哲学的“两派”。但说金岳霖是儒家，恐怕除了冯氏以外，不会再有人附和。牟不以冯氏为儒家，还可以从他与熊十力对“良知”的不同态度与观点中见出，熊认为“良知”是呈现，而不是一个“假设”，冯却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假设。牟认为由此便可知冯氏的哲学与儒家不相应。[62]而冯氏在中的表现，则更是与儒家的精神完全相背离了。冯是否为儒家，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冯氏的哲学与为人评价均不高，甚至出言极苛。对此，也不免引起争议[63]。

上述牟氏所评论的四位哲学家与他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他，尤其是唐君毅对他有过直接的影响，而他与唐都继承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精神路向。冯友兰的《哲学史》，主要是其中论名家的部分，也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牟的镜鉴。[64]

注释：

1、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页38～39）；而在《哲学的用处》（1983）讲演录中，“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阶段。经过八年抗战的疲惫，在一转眼间，马克思主义的大浪潮控制了中国，这是另一个阶段。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页127。）为慎重起见，本文以牟氏后文（时间与次序均在后）所讲的为准，以他前边的为参考。

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页139。

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4、今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使用，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就颇成问题了（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何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可以参看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一文，收入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论》（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7（1978）年版。

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143。

7、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8、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9、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149。

10、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1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3。

1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13、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7年6月24日。

14、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6、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7、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对知识可能说，牟又称为“思想组织说”，即在知识领域内，指出思想之机构或组织的作用，首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8、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19、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第44期，1936年7月1日。

20、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2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4、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页30）

25、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6、牟宗三（原文署名“光君”）《略评金著〈逻辑〉》，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22期，1936年1月29日。

27、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28、请参阅：(a)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b)李继东《中国现代逻辑史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WernerMeissner,PhilosophyandPoliticsinChina:TheControversyoverDialecticalMatterialisminthe1930s,PartⅢ.12,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ford,California,1990.

29、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艾思奇先生第一次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演讲，公然反对形式逻辑，金先生在谢辞中智驳艾氏，说艾先生批判逻辑的话，句句都符合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对金先生的观点作出论证，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不正确言论”对待。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00～201。）

30、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1、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2、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3、牟宗三在1937年发表的《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一文中说：“这是真理论最近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金岳霖先生讲的很详细，但他还没有发表出来。”（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牟是否读到过，不得而知。至于金的《论道》一书，估计牟宗三读过，至少是部分地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年版，页382。

3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0。

3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页6。

38、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40、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页208。

41、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2、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3、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4、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5、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4，页113。

47、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8、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9、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4（1985）年修订版，页266。

50、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26。

51、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0。

52、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7。

53、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1。

54、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6，页264～265。

55、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5。

56、参见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民国85（1996）年版，页494。

57、参见牟宗三《康德与西方当代哲学之趋势》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5卷第8期（总第56期），1980年。

58、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页494。

59、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同上揭书，页185。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4～145。

6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18。

6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36。

63、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413～414。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1

21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1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中有1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1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1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1问题的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1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1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1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1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1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1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1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3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1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1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1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1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2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1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1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1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1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3种能力指向的3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1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1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他认为他1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4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4个、也就是最后1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4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4门学问：认识论，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1个角度看它都呈现1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1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1端、各据1偶。有人把康德看作1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1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1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1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1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1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1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1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1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1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4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4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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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1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1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1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1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1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3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3个小的阶段，这3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1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道德、（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1、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1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1，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1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2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1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1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1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1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1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1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1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1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这1思想发展线索是1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1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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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1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2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1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1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1方面是有所指，即指1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1方面又是1种表达，描述1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2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1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1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1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1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1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1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1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使人类的知识达到1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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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1。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1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1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2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1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1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1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1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1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1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

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1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1脉相通，他1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1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1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1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1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1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1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1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1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1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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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4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1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1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1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1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1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1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1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1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1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1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1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1个未知数x，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1无所信者仍是1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1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1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1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1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4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1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1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4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1转向将成为2101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1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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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3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0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学生书局印行，民国8103年9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12．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同处1个，同时在柏林大学执教，但两人互相攻讦，不过他们都深刻体验到统1性原则的意义。施莱尔马赫在神学领域创立了自己庞大的圣殿，成为德国新教神学的奠基者。黑格尔则在哲学领域建构起恢宏的哲学体系，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参见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古典神学的综合：施莱尔马赫”有关论述。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通识教育理念的历史演变及实施现状

首先，从概念的界定而言，通识教育是和专业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其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通识教育经历了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人文教育漫长的历史演变。虽然不同的时期这一理念被赋予了独有的时代特色，但其核心思想始终未变，那就是注重以人为本，在非功利的导向中“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人。”通识教育理念源自西方，从古希腊雅典式的博雅教育到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对自由教育的阐释，再到当今哈佛、耶鲁、芝加哥等国外名校对通识教育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探索，都为通识教育注入了活力，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革新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成熟的理论支撑。与国外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在通识教育理念上的探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令人欣慰的是，通识教育改革理念在我国一流高校初步成效已经显现。然而，在以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全面兴盛的同时，通识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着不小的困境和误区。在学者甘阳看来，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普遍做法是：“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片面追求不断扩大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似乎通识教育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因此可供选择的通选课门类越全、课程数量越多，那么通识教育就搞得越好。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351甘阳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一语道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实施的具体现状。总之，高等教育改革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批判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本质，因为批判出思想、批判出真知，高等教育研究对现存思想的批判意味着革新与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和谐的声音太多，批判的声音被湮没了。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要想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条路子来，首先要抖掉“鞋中的沙子”，了解现状，面对问题，吸纳、融入并创新其他前沿教育理论，方可走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只有敢于揭露并批判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中国特色下的通识教育才会真正地得以实现。研究发现，怀特海的过程教育哲学不仅与通识教育理念有着共同的教育本质和目标，而且其教育哲学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通识教育理念。

（二）过程教育哲学是发展变化、整合创造的有机教育观

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怀特海认为：“使知识充满活力而不是使之僵化，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人类走向伟大和崇高的每一次革命，无不是对各种僵化观念的反动。教育要承担起服务人类、增进自由的重任，就必须超越以被动的方式接受他人的思想，超越现代教育的僵化观念，加强首创精神。”需要指出的是，通识教育理念一味地重视培养学生的身心和谐和博雅精神，各类选修课程表面上开展得热闹非凡，但课程没有设置严格的阅读要求和评价机制，学生接触到的往往只是概论性的、过时的知识，老师照本宣科，学生随便一听，混个学分，最终“博而不精”，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这成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通识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思想主导下是理想化的，而过程教育哲学让通识教育理念成为现实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怀特海的后现代教育观颠覆了传统中机械的、被动的教育模式。在怀特海看来，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联合在一起，对学术展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生命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传授知识，但是它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25因此，大学不是生产合格毕业生的工厂，而是一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激发想象、自由思考、进行历险和创造的地方。后现代教育背景下要求通识教育在坚持培养目标的同时，注重学生自由思考、展现想象力和进行观念历险的教育过程。

（三）过程教育哲学是倡导多元、尊重差异的后现代教育观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是颠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多元化的视角去认知事物，感知世界。每一种教育理念都有其独特的教育目标，同时它们之间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怀特海更加信奉的是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差异性的教育原理：“在教学中，一旦你忘记了你的学生是有血有肉的，那么你就会遭遇悲惨的失败。”的确，在现代的大学课堂，教师参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评价标准进行授课，授课规模宏大，教学手段机械，模式传统，内容陈旧，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而过程教育哲学对尊重他者提出了要求和支持。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其中也体现了尊重他者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使得教师听到学生的心声，“看到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理解了他们的叙述，因而扩大了教育的视界，拓展了通达真理的道路。”总之，过程教育哲学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教育，这是一种有根的、整合的、和谐的、容他的、感恩的、创新的和审美的教育。”这种教育观和通识教育理念都是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的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兼容并蓄、和谐并存将有效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革新，顺应社会变革潮流，培育高质量人才，最终造福人类社会。

二、通识教育理念的有效实践路径

无论谈多么高深的理论，做多么复杂的顶层设计，后现代背景下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理念的革新与转型最终都要落实到教学模式、课程构建、教师队伍和校园文化建设上来。只有积极创新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打造一流教师队伍和营造校园人文氛围，通识教育的实践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一）创新现代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

众所周知，教育的基本模式一直沿用至今的是面对面的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近年来，国内外一流高校纷纷推出网络公开视频课，尤其是2012年发端于美国的“慕课”（MOOC）理念的来袭，“对我国高校教师、课程与教学等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甚至其运作模式已经开始从根本上触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根基。”因此，高校必须顺应教育科技化潮流，革新教学模式，构建核心课程体系，才能在变革的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各高校要充分利用“慕课”这一新兴的教学平台，结合各自高校的专业特色，整合优化教学资源，打造具有高校特色的精品课程和网络视频课程。通识课程不仅要向本校学生开放，同时要积极推向国家精品课程共享服务信息平台，使得优秀资源得以共享的同时，打造出本校的特色名片，提升其国内外知名度。另一方面，通识教育课程“不是没有任何教学要求，没有任何训练设计的‘通识教育大杂烩’”。通识教育实践的核心是各高校要花大力气构建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为本、以中西方经典著作阅读和讨论为重心的“共同核心课程”体系。无论各高校选定哪些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共同核心课程”一定是构成该知识领域最基本的、最不可或缺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主干课程。而且课程的本质目标一定是统一的，即培养学生具有“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

（二）打造一流的创新型教师团队，优化通识课程教学设计

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要想走向深入、走进核心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要拥有高素质的创新型教师队伍。在我国高校，教授离本科课堂越来越远，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日益严重。怀特海很早就指出了高校陷入一种错误泥沼的趋势———“根据署名发表的作品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价值。”目前我国高校以和主持课题的数量来评价教师价值的评职标准日益被强化，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高校一流的学者和教授需要回归课堂、回归教学，用智慧和博学去感染学生、激发其想象力，“他们需要和学生面对面，以讲座或是个别交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同样，在理查德·罗蒂看来，“一个后现代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应该经常能够提出一些原创的、可以选择的、超越了旧的传统模式的新观念，应该鼓励学生不要盲目地接受书本知识，并学会提出新的问题。”当前各高校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打造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师团队，激发教师智慧和才能，这是通识教育有效实施和深入实践的重要保障。一线的教授和学者需要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去践行通识教育理念。能否培养出符合通识教育目的的博雅人才需要教师精心设计共同核心课程，通识教育实施的成败关键在于通识课程教学设计的优劣。优秀的教学设计一定要立足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根基之上，同时要以中西人文经典著作阅读、讨论的方式进行授课，这也是通识教育的根本所在。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通识教育在一流的高校开展得颇有气象，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一直走在中国通识教育改革的前沿，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与它们培育的丰富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而对大部分高校而言，通识教育之所以难以走向深入，究其原因在于校园文化建设薄弱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校园文化和人文精神关乎学校的本质和灵魂，体现了一所高校的精神、教风、学风和传统。“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同化着校园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着校园文化的熏陶。”可以说，通识教育的高质量不仅来自严格的教学设计和要求的课堂，还来自高校开展的有思想深度的校园文化活动。“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而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培养学生形成品性或品格的教育。各高校通过开展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主题的论坛和讲座等文化活动，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开讲论道，这将极大地拓展学生的人文视野，激发学生去寻求一种有文学气质和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协助年轻学子塑造性格、养成品性。另外，高校要严格把关，提升校园文化活动质量，突出文化特色和专业特色，着重让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实践创造力，推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本科通识教育理念是相辅相成的。“本科教育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掌握科技知识，而且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打破人文与科技的畛域，强调文理交融，大学生对科学的探究和人生的探索在真正意义上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因此，无论是通识教育课堂，还是校园文化活动，教师和管理者都要发挥各自作用，唤起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对智慧和美的追求。总之，我国实施通识教育理念要走向深入、突出本质核心，必须要顺应潮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慕课”教学平台，紧抓“共同核心课程”体系构建和创新通识课程教学设计两条主线。核心课程既要体现人文社科核心内容，又要突出高校专业特色。在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识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各高校需要打造高素质教师团队、优化课程设计和深化教学内容。同时高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逐渐形成通识教育人文传统，立足文化传承，彰显大学的责任和精神，这也是我国实施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

三、构建和谐多元、尊重差异的后现代教育观

在一个注重多元、强调颠覆和建构新论的后现代社会里，通识教育难以独自芬芳。“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从来都不是一种理念在支配，而是由紧密关联的子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过程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有根的后现代教育观，并非对现代教育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扬弃中继承，在颠覆中建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通识教育理念。因此，需要建构一种有根的、和谐的、包容的后现代教育观，以助于我国高校走出当前改革的困境。首先，大学有着自由、宽松的教育土壤，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理想家园。在怀特海看来，学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因此，从宏观上说，高等教育必须实现由专业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的转变，“将人才培养重心从物转向人，体现个体价值的创造与社会生存相统一。”从微观上看，教学模式上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颠覆传统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注重学生的创造精神和自由发展，这与通识教育理念和过程教育哲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次，后现代教育观注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意识和问题意识，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而后现代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并尊重来自学生的不同声音和观点。同时，从学生的独立见解中老师同样会获得启发。最后，后现代教育观是注重以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有机教育和生态教育理念。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提出学校的功能不能仅仅着眼于研究，更应该为“生活做准备”，以生态文明为目标，为社会、人、自然的共同福祉服务，“要使学校成为学习集体合作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地方，应该教授学生与他人、自然界和谐相处”。

四、结语

总之，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创新与转变的根本使命，在于融合并发展各种核心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担当国家发展责任，服务人类社会；在于使学生的潜能得到挖掘，个性得到张扬，品格得到塑造，使其成为“自然意义上的健康生存、社会意义上的充分发展、精神意义上的独具个性的人”。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始终应该是注重学生内在品行的全人教育和品格教育，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价值之所在。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宗教哲学法治自由人文主义

一、人世的起点与人世基本范畴之天然秩序

人世是“人的世界”的简称，或者说：人所贯穿的整个世界，人所遍及的整个世界的简称。人世的起点是人，终点也是人，自始至终，身感体受，无处不在，见微知著，最基本、最崇高、最普遍、最特别，所有的所有，无上的无上，都是人。人世的基本范畴也就是对与“人”最接近的基本现象的抽象，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人、世界，物质、精神。对这四个基本范畴的最佳秩序（或者说天然秩序）的解释，构成了科学与文明的基石。

如果把“人世”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她的起点毫无疑问是人。“人世”、“人世”，先有“人”才有“世”，无人则无世，“无世”反而有可能“有高人”，相对于第一价值的“人”来说，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为人服务的观念或者寄托理想的工具罢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我”之上，“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这就是宗教的理想，这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理想。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世界”毕竟与人是两回事，能够左右人的东西太多了，世界、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哪一样都有其妙处，哪一样都有可能被一个人利用，剥夺、削弱另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有可能让人丧失自我，主动让渡自由；一个人的自由被另一个人剥夺，一个人的智慧与潜能被另一个人、另一种价值所压抑，自由被自由所害，等级无处不在。“人世”的起点是人，人的起点是世界，世界的起点不是人。残酷的现实破坏了“人世”的逻辑起点，人成了世界以下的东西。世界沉沦了！人性也沉沦了！！若没有一个合理的学说救世，将人的地位提升到世界之上，至少与世界平等，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各种宗教传说应运而生，外形荒诞而内质纯真，共同维护“人世”的逻辑起点，构建“人世”（而不是“世界”）四个基本范畴的理想秩序，或者说依靠逻辑思维来认识的另一种天然秩序，这就是：

物质：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其他非神秘力量

人世：人世界

精神：灵魂、鬼神、理念、理想、教条、学说、其他神秘力量

二、对宗教天然秩序本旨的违背与十九、二十世纪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错位

显然，宗教天然秩序的本旨是确保人的尊严与独立，确保每一个人的自由不被这个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伤害，确保“一个以人为第一价值取向的理想”在人世万古长青。宗教虽然借助神灵、上帝、仙真等等世外力量，但其本旨是利用这些力量来维护人的至高无上。宗教中的神秘力量从来就是一个与人同行的、不异化的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肉体成仙、佛教的立地成佛，还是基督教的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神灵异化，使神灵凌驾于人之上，冲击“人为第一价值”的人生与社会理想的。

但是，依靠传说建立起来的宗教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宗教的不精确可能与其创始人不敢明目张胆触犯现世政权的权威有关，但也给自己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对宗教天然秩序本旨的违背基本上分成宗教自我异化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错位两个阶段。如前所述，宗教的创始人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构建的理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箭头倒转，世界异化为人之上的一种存在，但后来宗教成为一种势力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箭头倒转的现象，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宗教自我异化”。

“宗教自我异化”的特点是利用神灵崇拜把神灵至于人之上，在“人世”之外产生了高于“人世”的“神世”，使宗教创始人，出现了精神现象借助“神力”凌驾于“人”之上的箭头倒转现象，从而破坏了宗教与人生、人世的最高理想，图示对比如下：

图一：理想的宗教秩序-人至高无上

物质：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其他非神秘力量

人世：人世界

精神：灵魂、鬼神、理念、理想、教条、学说、其他神秘力量

图二：异化的宗教秩序-神灵在人之上

物质：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其他非神秘力量

人世：人世界

精神：灵魂、鬼神、理念、理想、教条、学说、其他神秘力量

神世：上帝、真主、仙真、天堂、神灵、地狱、鬼魅

异化的宗教秩序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反对，但却为教士积聚钱财、谋取权力，凌驾于普通人之上打开方便之门。受既得利益滋润的教士们开始违背其创始人的初衷，以暴力维护这种非理想的秩序安排。这一方面，以神灵崇拜为起始的基督教最厉害，“镇压异端和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纪基督教黑暗统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宗教裁判所存在500多年，光西班牙宗教裁制所在1483～1820判罚的异端分子就有38万多人，其中处火刑的10万多人。相比之下，不以神灵崇拜为起点的道教和佛教没有广泛的压制异端现象，但是，神灵异化造成的封建迷信对社会的阻碍作用也不可小视。

自然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日心说”、“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异化的宗教秩序遭到致命打击，并由此产生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与社会科学。他们虽然分为唯物、唯心两派，但分析世界的起点与方法都与自然科学相同，考察的范围也不是“人世”而是“世界”。进入十九、二十世纪以后，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与“人世”错位的现象，他们构建了另外一种非人文主义秩序，兹图示如下：

图三：唯物主义秩序-客观规律在人之上

物质：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其他非神秘力量

人世：人世界

（客观规律）

精神：灵魂、鬼神、理念、理想、教条、学说、其他神秘力量

图四：唯心主义秩序-精神规律在人之上

物质：宇宙、山脉、河流、金钱、美色、皇权、其他非神秘力量

人世：人世界

（精神规律）

精神：思维、理念、理想、教条、学说、其他神秘力量

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由于认识起点的不同，唯物唯心两派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这些争议都只存在于认识领域之中。在实践环节，唯物唯心其实是没差别的，他们都使得人文主义的箭头倒转，“世界在人之上”成为现代哲学隐含的共同教条，任何一个当权者都可以根据现代哲学的理论，以规律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凌驾在普通人之上。

三、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勃兴与二十世纪现代（物文主义）哲学的终结

现代哲学隐含的“世界在人之上”的共同教条，再次给人文社会造成极大灾难。许多发达国家在自由主义传统的保护下（德国、日本、意大利除外），率先发现了带“唯”字的现代哲学的不足，将它们斥之为形而上学与教条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人类社会的人文主义理想在这些国家得以自保。在不发达国家，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迎合统治者运用暴力统治他人、清洗异己与不同观点的权力欲，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广泛运用“客观规律在人之上，人应该服从、顺应客观规律”的现代哲学教条，使世界与人、社会与人、国家与人、政权与人、官员与人的关系“箭头倒转”，进而完全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竞争关系，再次给人文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军国主义、、计划经济、，形形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尽管不断变化，但只要本质上是违背“以人为第一价值取向”的人世理念的非人文主义，都会成为一种人世浩劫。

21世纪是人文主义勃兴和物文主义失去保护伞、全面溃退的世纪。实际上，无论是神权宗教还是现代哲学，都是一种与人世异化的理论。人既不是他们研究的起点，也不是研究的终点，更不是整个研究的目的；恰恰相反，这种理论只是把人看成实现某种目标的中间环节与工具。这决定了他们只会给人世带来灾难，最终必然被人们所唾弃。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人文主义的东西才是被人们喜闻乐见，与人世法律共生共荣的东西。或许，人文社会科学的勃兴最终会实现宗教创始人梦想的人世秩序，形成如下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新的宗教人文秩序：

图五：与现代法治文明相适应的新世界秩序-人、自由、人权至高无上

物质

人世：人世界

精神

人权、自由权法治政权保护

排除

显然，建立以上秩序的关键是：以人权、自由、法治组建政权，以法治、政权为保护，将人文主义理念与自由社会的崇高理想贯彻到各种物质、精神现象当中；同时，依靠法治、政权的强制力，有效排除各种非人文主义的邪恶宗教、邪恶政权、邪恶哲学以及其他邪恶社会科学理论、邪恶自然科学理论对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侵犯。这种以人权、自由权为核心的法治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奠基，《世界人权宣言》与《联合国》为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价值取向规定了明确的目标。遗憾的是，一部分签字国的当权者并没有切实履行他们的承诺，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9.11事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打破7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一个国家政权不能改造另一个国家政权的教条，开始从外部改造邪恶政权，打掉邪恶领导人的国家、政权保护伞，终于让邪恶无处藏身。这种颇招争议的正义行动受到人民欢迎的程度却大大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出现了伊拉克军队完全不抵抗，人民不逃离，巴格达市民鲜花欢迎联军，二十天不到邪恶领导人全部消失的新气象。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英文摘要】Thedevelopmentofatheoryisequaltoaconsciousrepresentationunderaconditionofthecontextmetathesis.OnlyundertheconditionsofthecomparativedialoguewiththemodernWesternphilosophy,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realisticworld,logicalworldandvaluableworld,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thehistoryandreality,thevalueandtruth,theidealismandtherealism,theemotionandtherationality,canMarxistphilosophybeconsciouslyrepresentedandalsocontinuouslybeenrichedanddevelopedintheconsciouslyconstructed“TensionNet”.

【关键词】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理论张力/construction/marxismphilosophy/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ensionoftheories

【正文】

哲学创新正是基于实践的生成过程，才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生命冲动和理性自觉。只有自觉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张力网”，才能使其进一步走进现实语境，并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本质穿透与理性关照中得以丰富与发展。

一、比较对话：彰显理论特质

当前我国学界存在着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对话的观点，理由是质疑这种解读模式非但不能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注，反而可能将自己专业的“权力话语”当作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立足点，并武断认为，“比较对话”的方法实际上只能是以某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人物思想为圭臬或视野，“外在”地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意蕴，从而导致以现代西方哲学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窠臼，并指认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对话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无视现代西方哲学所张扬的科学实证精神、人文主体精神，不能无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整合的努力，否则就谈不上创新与发展。同时，这种比较对话也是可能的。在进行这种比较对话中，不必要一定找出一个超越二者之外的某个评判标准与沟通媒介，首要的是主体的自觉。

这种主体自觉具体而言，一是认识到比较对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代解读的一种方式方法，旨在建构而不是解构。在比较对话中注重吸收利于自身发展的合理因素。如果这样就不必担心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视野的遮蔽性而遮蔽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二是自觉尊重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方法论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都关注实践活动的主体性，重关系轻实体，重生成轻先验，重影响轻体系，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二者毕竟不是可以完全通约的，而是异质性的两种理论体系：在立场上，一个基于劳动者的立场，一个倾向于为资本所有者服务；在观点上，一个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在方法论上，一个是历史于实践中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一个是日常生活于实践中生成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些只有在对二者的深入比较与对话中，才能在理论上自觉地呈现；只有在以现代社会为共同视域、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以回归现实为特征的东方与西方、社会历史与日常生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两极对立的张力中得以实现，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发与思考。

二、体系建构：突现逻辑魅力

与上述反对对话的观点相呼应，有学者认为在反形而上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不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否则，势必带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之嫌。因而，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从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着手是不可取的。对此，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

我们认为，任何严肃的理论无不有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系哲学，但这不意味着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更不妨碍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建构新逻辑体系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是逻辑基项，实践是逻辑始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劳动群众等构成了逻辑中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是其逻辑终项。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了一个由实践基础上有机论的自然观、交往实践论的社会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集真、善于一体求美的自由观构成的十分严密的逻辑体系。

其次，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能否排除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哲学之嫌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崇尚任何超验的哲学实体。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及哲学范式，实现了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于实践中生成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来说，它不同于传统哲学(包括旧哲学和传统教科书)中的物质概念。旧哲学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一种实体，以此为基石的哲学体系在理论上是超验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思维方式上是追根究底的实体主义，在哲学范式上是世界论的、本体论的抑或是近代主体论的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集中通过实践概念体现出来。由于实现了哲学主题的历史性转变，所以以实践为本体的新世界观认为，社会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其着力专注于经验世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建立起关怀人的人类学哲学范式。

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种关系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和人类学的哲学范式的呈现，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以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型之间的互动为表征的，是以物质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对立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我们知道，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求真；范畴体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向善；模型则把概念与范畴按递归和合的原则整合起来，构成穿透现象世界的解释体系，趋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求真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则是向善的，自由观则是趋美的。它们之间的有机统一，是三方面对立统一的结果，呈现出规律、价值观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本质上，这是事实世界、意义世界与逻辑可能世界三极对立中所具张力的反映与观念呈现。而且，在这种逻辑体系构建中，主体越自觉，基于三个世界之上的理论越自觉，所形成的理论张力也就越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以此为切入点，不失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解读模式。事实上，改革开放20余年来，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科书的解读模式，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也逐渐占据论坛主导，并向教坛和讲坛伸展。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时期通过自觉建构合理的逻辑体系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必要的。同时表明，始终关注现实是自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理论体系的现实起点。

三、语境置换：展示现实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解读语境的话语，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回到马克思”，通过深入、完整、准确的返本溯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清理地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马克思走向当代”，通过关注当代、实际关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输血。

在我们看来，前者有重历史轻现实之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历史感，后者有重现实轻历史之虞，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现实感；前者强调以价值牵导现实，后者强调以现实规范价值。结果或者给人以空想主义的揣度，或者予以人以实用主义的直觉，不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有理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真理、理想与实际、情与理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两极对立中达到的。在这种两极对立统一中，一方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社会主义必要的导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与实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范。正是在这种导引——规范——导引的动态过程中，对象化地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

现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现在，我们回到“替换”这个词涉及到的哲学问题。在传统哲学看来，与“被替换的东西”相比，“替换者”是不真实的，是一种模拟，但是对网络中的精神状态而言，虚拟的空间就是当下的感受本身，就像爱尔维修和卢梭在前面例子中说的，是幸福本身。一种愿望状态是设计出来的，是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我把它叫做艺术的生存，想象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网络生活中更是如此，网络使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现象成为现实，网络不是替换而是创造了许多在网络之前人类感受不到的精神状态，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换句话说，有了想象力，人就能做从前认为做不到的事。这与中国哲学和艺术传统相去甚远，因为我们的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寡欲，言不尽意之说对启发创造性并没有太大用处。无中可以生有，问题是，从无中生出丰富的有，没有想象力不行。我把想象力解释为“想到的能力”，在语言上就是说出来的能力，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力度，缺少许多微妙精神。